漸行漸遠的忠誠

忠誠曾是世界上大多數人認可的一種品德。它在中國至少流行了兩千多年，按其應用範圍，可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廣義的忠，首先被用於人際關係的許多方麵，從夫妻、朋友到一般人，到上級，到組織團體；其次也被用於做事的態度上。狹義專指忠君，四十多年前還掀起一股回光反照的宣傳高潮，家家貼著忠字剪紙，處處可見集體大跳忠字舞，每次集會三忠於、四無限的口號震天響。也許現在有的年輕人覺得好玩，以為可媲美街舞之類，但那時許多親身經曆者無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後來的事實證明，那時的忠是諂媚，是屈服，是被迫，是迷信，一旦周武王軍至，大多數人“倒戈”的速度決不亞於商紂王的“前徒”們。

 一般認為，忠是從“孝”演化來的。孝是在血緣的天然紐帶聯係中，由愛而產生的感情與責任。當血緣是人們唯一的社會關係時，對長輩和家長的敬愛、尊重、服從是極其自然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與其它血緣集團的來往日益頻繁，孝的局限性就突出了。於是可以處理更多關係的準則“忠”便應運而生。

 忠與“孝”相同的是都有感情因素，不同在於沒有天然的血緣紐帶聯係，靠的是強製的外部環境，與內心的認同。因此，它的穩固性無法與“孝”相比。

 在封建社會（專指西周、春秋戰國），血緣關係的狹隘性有所打破，相對獨立的大小封君很多，人們不愁出路短缺，所以無論父母、兄弟、夫婦，還是朋友、君臣之間的關係都是有條件的，允許變動的。這一點，先秦古籍多有論述。如夫妻是“人盡可夫”，無可無不可，再婚甚至濫交，司空見慣，沒有嚴格的三從四德。隻有一個的父親則不是以“嚴”而是以“慈”的麵目立身，感情色彩較濃，“父慈”和“子孝”既是關係準則，也是互動條件。君主如果不把臣下當人看，那就別怪臣下將你視為仇敵。因父兄被楚國殺害，伍子胥不但轉投吳國，而且帥吳軍攻破楚都，這樣還不解恨，又從棺材裏拖出老主子的屍骨猛抽一頓。這倒也罷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輿論幾乎一致偏向伍子胥，連孟子都認可這種原則。“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秦以後的專製社會，尤其是宋以後，人際間的依附關係日趨嚴格，不僅君臣，對父母、兄弟，乃至夫婦之間的關係中都是無條件的忠孝節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除非死，絕對不允許改變，形成旌表滿天飛，牌坊到處立的現象。

 近代以來，隨著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和人們對專製獨裁的憎惡，“忠君”最早從忠誠的品德中被剝離出來，理所當然遭到唾棄。與此同時，與忠相聯係的孝悌、誠、信、節、義等等雖不至徹底崩潰，也已全線動搖。過去我也認為這是一種道德的大滑坡，現在我則傾向於是新型人際關係確立前的迷亂。

 “阿拉伯之春”的現象表明人們對國和政黨領袖已做明確區分，對外國幹涉並不在意，傳統的忠於祖國的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假若中國發生類似情況，相信許多人也會這樣選擇，更多的人則會袖手旁觀。執政黨對這種可怕信號應該早就認識了，君不見不光是貪官、異見者往外跑，一般人甚至高層人士也都在尋找機會，望使館門而投止，誕外籍兒女於異域。古代已經強調“小杖受，大杖走”，現在要找打死都不走的，更難啦！共產黨執政幾十年，與國民黨一樣，血債累累，仇家遍地。可笑一些威風十足的官吏不思自省，依然迷信暴虐統治術，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這真是外麵的世界很精彩，我們這兒的世界很無奈。

 毫無疑問，忠不能簡單否定。在生活中，水性楊花、朝秦暮楚、左右搖擺、見風使舵、口蜜腹劍、出賣背叛的人絕對招人憎惡。忠表現在犧牲精神上最讓人感動，就像犧牲的本意是祭祀所選的純色與整身的完美牲畜，而不是隨便拉來充數的被淘汰老弱病殘，能夠心甘情願作出犧牲的人也是與眾不同，具有超強精神力量的烈士，值得世人敬仰。但是，單方麵的責任與義務肯定是不公平的，男人三妻四妾，女人從一而終；君王翻雲覆雨生殺予奪，臣下俯首帖耳唯命是從；所以人們稱為愚忠蠢孝昏誠亂信傻節憨義。有條件的規範，如西周、春秋戰國時那樣，以感情聯絡，投桃報李，比之秦以後要合乎人情些。最合理的是雙方共同具有責任與義務，享受對等的權利，比如上級不但要求下級服從，也要接受下級監督與批評，甚至罷免。人們不僅要愛國，國家也要愛民保民。夫婦、朋友更要平等，剃頭挑子一頭熱，長久不了。而這一切隻能在民主自由的製度和環境下才能培養並確立。那時，忠字在人們口中將有新的含義，或者會創造新的詞匯代替它，會更多地談論權利、責任與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