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帝以來,在中國發生的大小戰爭次數,不說是世界第一,也絕對在前三名之列。中國人的麻木不仁,除了曆史、社會與人性的原因外,戰爭是一種重要的洗腦致殘毒劑。隨便翻翻古書,一些記載著實駭人聽聞,勝利者殺人不眨眼,動輒坑殺數萬、數十萬;失敗者俯首就擒,明明有反抗能力,卻放棄反抗。將士們目無表情地引頸就戮,帶來的後果可能隻是一國一家的哀痛;而平民們目無表情地麵對屠殺作壁上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以後再看什麽都似乎被抽掉了反應神經,並遺傳給後代,成為中國人的標準像。
哦,我詛咒戰爭!天底下還有比戰爭更邪惡的嗎?“一切罪惡假汝而行”,所有道德被戰爭嘲笑踐踏。狡詐、殘忍、血腥、暴虐被戰爭頌揚,人類的優秀品質在戰爭中則成為缺點,孫子曾經指出作為將軍的五個致命弱點,其中有“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因為廉潔者都愛惜名聲,所以從敗壞其名譽入手,正是擊中了要害,肯定讓他不堪其辱,方寸大亂,諸葛亮罵死王朗就用了這招;而愛民則不會擾民傷民,利用這一點必可陷其於進退兩難左右失據的尷尬境地。美國講究人權,恐怖分子寓兵於民,美國的優勢武器立馬變成廢物。所謂“慈不帶兵”,正說明戰爭會泯滅善良的人性。以軍治國,軍頭參政,甚至領導人有軍人背景,都可能導致毀滅一國道德規範係統的情況出現,放眼世界,這種例子俯首即是。八十年代以來,流行以《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指導商業競爭、人際交往和社會生活,其結果眾所周知。古往今來,戰爭幾乎沒有間斷,人們或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或津津樂道,欣賞沉溺。冷血熱血在這裏都表現得變態瘋狂,相互殘殺。二戰勝利,英美軍隊針對平民的德累斯頓轟炸,蘇軍對兩百萬德國婦女的強奸,還有天理人性嗎?隻要戰爭一息尚存,人類就沒有脫離野蠻時代。
一般人對古代戰爭的認識,大概就是屈原大夫在《國殤》中描寫的情景: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淩餘陣兮躐餘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這種披堅執銳,短兵相接,奮勇衝殺是我們熟知的戰爭正常狀態。激烈、慘烈、酷烈、令人血脈忿張。
眾所周知,不管怎樣評價,都不能否認 春秋戰國之交發生了中國古代史上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這場變革觸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技等各個領域,軍事也不例外。在戰國之前,無論從軍隊的人員構成、兵種配置、武器性能、作戰形態,還是從軍事思想諸方麵看,都與此後截然不同。於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在當時屬於自然正常,而今天匪夷所思,或當時令人困惑,如今則會比較理解的戰例。比如宋襄公在打仗時強調的不殺老人,不先攻擊沒有排好陣勢的敵軍等原則,後世軍事家斥為“蠢豬似的仁義”,其實那是古代相沿已久的規矩,而自春秋以來基本不再被人遵循了。
公元前496年,吳越兩國間發生的槜李之戰是一個奇特的戰例,奇特到連如今的軍事院校講課時都未必願意提及。然而卻是古代社會轉變的一個重要關節點。
吳越兩國土地相連,利益相爭,勢不兩立。當時,越國的勾踐剛剛繼位,國勢較弱。而吳國的闔閭雄心勃勃,又有伍子胥、孫武等一流人才輔佐,已經具備稱霸的實力。闔閭聽到越王允常死訊,便乘勾踐立足未穩之機,起兵伐越。勾踐也不甘示弱,領兵主動迎擊,雙方在槜李擺開陣勢。吳國軍隊經過孫武訓練,比較正規,戰鬥力較強,曾經力挫強楚,迫使楚國遷都。十四年前,也曾在槜李打敗過越軍。戰前,闔閭信心十足,覺得毫無懸念,定將馬到成功。
按照春秋時期的常規,兩軍對陣後,各自派人代表國君致詞客氣一番,說些罵人不帶髒字的文明外交用語,一方講明興兵理由,另一方質疑。然後交戰,幾個回合定輸贏,各自收兵退回原地,消停一段時間。 然而,勾踐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知道強弱懸殊,依規則開打必敗。就組建了一支敢死隊。人數多少,沒有明確記載。但從排成三行,以及造成的驚人效果來看,顯然不是幾個,或者十幾二十個,應該更多,才能足以震憾千萬吳軍。他們人人握劍,來到陣前,並不衝鋒陷陣,而是站著不動,把劍放到自己的脖子上。一位代表獻辭說,兩國交鋒,我們對不起國君,所以不敢逃脫懲罰,情願赴死!有記載說敢死隊還一起大叫(也許是呼口號,‘為了越國,前進!’或‘為了勾踐,烏拉!’之類),然後集體在陣前抹了脖子。吳軍雖說是由古代第一軍事理論家孫武訓練的,曾經打過不少硬仗、勝仗,但是從沒見過這種場麵。估計孫子當時就暈了,其他將士更是全部呆傻,瞬時喪失了意識,從本來鬥誌昂揚的軍人一下變成看熱鬧的普通觀眾。勾踐抓住時機,一個突擊,吳軍崩潰了。吳王闔閭在此役中受傷身死。這仗之後,孫子痛定思痛,可能會感謝勾踐給他上了一堂生動的戰術課,一定會重新修改他的《兵法》,就算“兵無常勢”“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兵者詭道”不是因此添加的,也一定在最大程度上加深了對兵法的認識。
槜李之戰留下了一些疑點,主要集中在敢死隊上。這支隊伍的人員組成,有罪人說,敢死之士說和以死報恩者說。之所以有不同解釋,是因為他們行為怪異,不僅前無古人,後來者也不多見。
春秋時軍隊一般都是由各級貴族組成的,平民和奴隸包括罪人沒有資格充當戰士。商末,帝辛為了填補空虛的防務,曾經動用過罪人去抵擋周人的軍隊,結果“前徒倒戈”。原因很簡單,他們與國家之間沒有切身利益,不像屈原與楚國那樣從血緣到感情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趕都趕不走。《加裏森敢死隊》隻能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現實中是不可能作為主要依賴對象,並獲得成功的。司馬遷就不相信,所以他在《史記》吳、越兩《世家》中沒有采用《左傳》的“罪人”說,而代以含糊的“死士”。所謂敢死之士,說得難聽點就是亡命徒;他們與以死報恩者都能下決心“出不入兮往不返”。烈士視死如歸,如果是在英勇作戰中犧牲,“魂魄毅兮為鬼雄” ,不難理解。然而尚未殺敵先自殺,那可是要有很高覺悟才能做到的。以死報恩者或者可以,亡命徒則未必,罪人更不用說。少數人或許可以,一群人同時心甘情願地自殺,著實令人費解。於是,我不由佩服起勾踐做思想工作的本事,這得是什麽樣的洗腦功夫才能達到如此效果?主義,絕對談不上。宗教,有點沾邊,就像中東的人肉炸彈一樣。巫術,可能性很大。在古代,巫術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威脅,以家人安危要挾,不能排除。利誘,最具殺傷力。如同許願保證妻子兒女生活無憂,提高地位,便使專諸一類刺客義無反顧。無論哪一點,槜李之戰都反映出古代的戰爭規則從此被打破,變得更加詭異,更加殘酷,之後在戰爭領域裏,不管出現何種奇怪景象,都不會再讓人大跌眼鏡了。
勾踐使用的死士陣前大呼自殺攝敵的奇招,可以稱為恐怖戰術。它主要起到了從心理上摧垮敵人、震懾敵人、瓦解敵人意誌的作用。也許後世政治家和軍事家特別推崇,但在我看來實在不夠爺們兒,和村婦在爭鬥前擺出“你要打,我先死給你看”的撒潑架式相差無幾,有點下三濫的味道,散發著陰謀詭計的腐臭陰毒。就算大獲全勝,也無顏在人前吹噓。戰爭本來就讓人厭惡,這種戰法更讓人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