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可殺亦可辱的年代

已故的羅繼祖先生是吉林大學曆史係教授。我與他素未謀麵，並不相識。然而，關於他的一件事，自耳聞後，三十年來，常常在我眼前閃現。那是一個令人心酸的鏡頭，一幅讓人冷到骨髓裏的畫麵：在一群不懷好意的年輕人包圍中，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中年人，被勒令隨著與獰笑一同發出的口令表演原地踏步。中年人機械地擺動手臂，木偶似地抬腿落腳，不停地重複著，重複著……無奈，不管怎樣努力，每次都糾正不了手足配合的顛倒錯亂。人群中開心得意的哄笑聲此起彼伏，“笨蛋！一順兒啦！重來！一二一！”一圈人，沒有誰在乎羅先生的內心感受，恣意享受著貓戲鼠的消遣，以及欺負人的快感和奴役人的滿足。不錯，在幹部整群眾，幹部整幹部，群眾整幹部，群眾整群眾，人整人，並且無所不用其極的文革年代裏，這是最輕的懲罰，最仁慈的羞辱！畢竟沒有隨之棍棒皮帶拳腳交加，但是對人的尊嚴的摧毀力並沒有因此而稍減，它仍然具有令人戰栗剜人心肺的恐怖殘忍。當時，羅先生仿佛失去了感覺，麵無表情，雙目茫然，臉色煞白，聽任欺侮。如果我是他，一定淚回流、腹悲鳴，心絞痛，內出血。猜想羅先生也會如此。

 

 

        士可殺不可辱，是古代對士的激勵鼓舞，也是對權勢者的限製規勸，它突出的是人的尊嚴。在士們梗著脖子說這句話時，心底裏隻印著一個字----死。辱與死相比，分量更重，寧死不受辱，尊嚴高於一切。但是在沒有人權，貶低人格，踐踏尊嚴，可以隨意又殺又辱的年代裏，既不讓人好死，也不讓人好活。同時，讓人既不能堅持威武不屈慷慨赴死，又必須逆來順受。

 

        羅先生沒有反抗的權利，也沒有不滿的能力。這才使那些年輕人有了肆意妄為的膽量。假如沒有尚方寶劍，不是人多勢眾，找一個年齡筋骨相當的人出來，未必敢發號施令。可歎的是，這個世界從來不缺玩弄別人的理由以及欺辱別人的權力，在專製成為社會唯一形態的中國，尤其如此。古代可以產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魯達，逼出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武鬆。現代則徹底搗毀了梁山的忠義廳，讓血性好漢們再無安身之地。於是，羅先生隻能任人擺布，任人恥笑，任人唾罵，任人宰割。

 

        年輕人自以為捏住了羅先生的把柄，按到了羅先生的死穴。保皇黨、大漢奸羅振玉的孫子，抗戰期間，躲在日本享福。可是這能構成被羞辱的理由嗎？且不說他當時年幼，沒有做過損害國家、民族的事情，就算有，也應該由法律處置。然而，文革時，到哪兒能講這個理？連想想都渾身發抖，仿佛自己真的罪孽深重。所以，羅先生不敢拒絕，躬身服從，隻能暗暗埋怨自己，為什麽這麽不中用，連個簡單的小學生動作都完成不了！

 

        羅先生自幼一直在祖父身邊，確實養尊處優，因此養成了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少爺胚子。這也不是他的錯。祖父甚至不讓他上學，而由自己手把手教。這是他的不幸，不懂學曆齊全者所受的完整教育；也是他的大幸，祖父傾心傳授了滿腹學問，使他沒有學曆卻能登上大學講壇，成為《廿四史》點校工程中《宋史》的點校人，遼史專家，成就顯著，至今為人稱道。這樣的學問家不會原地踏步操點，不丟人吧！

 

        不丟人的羅先生，不等於沒有感覺。他也許會比一般人冷靜，但是同時他的感覺細膩又應該是超乎常人的。否則，他如何成為書法家和曆史學家？

 

       其實，誰都知道， 拿別人的弱點取樂，和嘲笑人的生理缺陷一樣不道德。它根本不考慮被戲弄被侮辱者的感受，其殘忍邪惡的程度並不亞於淩遲活剮。然而從古至今，這不僅是喜劇、笑話的重要構成元素，還是許多人津津樂道、樂此不疲、百玩不厭的“遊戲”。不僅中國，外國也長盛不衰。它引起許多人關注，如尼采就曾討論過看別人受苦自己能獲得快樂，給別人製造痛苦，從而使自己獲得更大快樂的醜惡現象。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人性？是人類本質上固有的東西嗎？

 

 

       文革噩夢中，最可怕的不是肉體上的酷刑，而是精神上的淩遲。周圍普遍的冷漠、敵視、輕蔑、羞辱遠比鞭笞、大辟更具殺傷力。四九年後，曆次運動逐漸把精神迫害法發展到了極致。遊街示眾、掛牌批鬥、劃清界限、辦學習班無不是從精神上摧毀人的尊嚴。 那時以蔑視、踐踏別人尊嚴為樂，把嘲諷、貶損、歧視、蹂躪、摧殘等精神迫害的手段用得精熟，司空見慣。但是這不能完全用環境或思想影響來解釋，它似乎是與生俱來，潛伏在頭腦深層。許多人在幼童時期都有過欺辱弱勢者的行為，如嘲弄欺負殘疾人、少數民族、異教徒、孤兒寡母等等，在比對中稍微具有些許優越的人就習慣性地有了壓迫刁難別人的權利與衝動。當環境條件適合的時候，這些人類肌體上的病毒會迅速繁殖爆發惡疾。也正因為如此，文革一類運動才能在人類社會找到市場。正常人、善良人、追求美好的人若不詛咒抵製這種荒唐快感、低級趣味，由人向鬼的轉變也就在一瞬間，一念間。

 

       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 人們在糟踐別人尊嚴的同時，也玷汙了自己的人格。因為他唾棄了天地良心，降低了做人的標準。

 

        如果說讓當年的中學生為自己的行為道歉，有欠公允，有為點燃他們心中邪火的首惡減輕罪責之嫌，那麽這些當年的大學生已是成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不知道那些年輕人文革後是否曾向羅先生道歉，也許羅先生會大度地一笑釋懷，但是他們能原諒自己嗎？會告訴下一代要時時處處誠心尊重別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