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之後是鬆弛

緊張勞作之後，一定是疲憊的軟癱。不可能越幹越歡實，越累越精神。

人體的生理現象，在人類社會運作中也有類似反應。自49年後，中國在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思想控製下，各種運動此起彼伏，最終引起全民厭倦。

建國初的運動中，一般群眾義憤填膺、深惡痛絕、爭先劃清界線自不必說，落馬的知識分子和幹部大多也自我感覺罪孽深重，無顏見人。真心實意地痛下決心要徹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這一切都基於對執政黨的絕對信任和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化。

文革將這種狀況推到了頂峰，但逆轉也出現在這一時期。幾度翻雲覆雨之後，特別是“九一三”曝光後，神聖光圈消失，一般人原有的是非觀念動搖了，香臭感覺模糊了，“罪人”不再深自懺悔，親朋好友以及群眾也不再橫眉冷對。

文革既塑造了至高無上的大帝，同時也打破了共產黨的神話。以前人們不敢也不願抨擊領導，甚至在三年困難時期，給四川、河南、安徽、山東造成巨大災難的李井泉、吳芝圃、曾希聖、舒同等人，也沒有按曆史慣例，被百姓冠以醜惡諢號。而文革時別說被打倒者，正在台上走紅的人也不能免於被嘲諷，如因食油減少而獲“陳三兩”別稱的遼寧革委會主任陳錫聯，因細糧不足而被貼上“王八斤”標簽的吉林革委會主任王淮湘，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在市民口中是“無德”。於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針、規定，不再有人認真執行，往往被陽奉陰違的“對策”化解於無形之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成為人所共知的慣例。這倒印證了孔子的一句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經過撥亂反正，各地顯現一段短暫的還鄉團報複熱潮，有些地方甚至發生號稱“二次文革”的現象後，人們進一步從“步調一致”分離出來。從清除精神汙染，到“六四”鎮壓，各單位普遍采取敷衍、淡化做法，開會照本宣科，會後煙消雲散。個別人蹦達幾下，群眾往往嘲笑，今日英雄，明日過街老鼠。遭牽連者，則廣受尊敬，被人同情，視為漢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四九年後，對黨和政府公開自由表達不同意見，除了部分知識分子，在普通群眾中幾乎不曾發生過，大多數人無條件擁護各項政策措施。但到八九年明顯不同了，一般人對共產黨的認同感減弱了，疏離感增強了。夾道旁觀的群眾常常鼓掌喝彩，對過往的請願遊行隊伍表示支持。那情景與“五四”時期仿佛。據人回憶，當民國政府開始抓捕學生，北大教員便結伴去拘留處慰問被捕學生。每次軍警押送學生前來，在拘留處前麵的空地上，不僅學生拍手呼口號支持，而且圍觀的群眾也“拍手相應”，有人竟至流淚，絲毫不憚顯露同情與援助。

八九年，許多單位裏，政府打擊的對象門庭若市廣受同情與鼓勵，積極執行上峰命令者則門可羅雀，告密者更遭到鄙視唾罵。我所在單位，正頭兒毫無動作。一個副頭兒表現積極，不但每次開會憤怒聲討，而且四處搜集證據編織名單，準備整肅一批人，大家背地裏都叫他“左棍”，路上見到都會繞著走，避免跟他照麵，明顯受到孤立。相反被他點名的人，在單位裏如受表揚，就連平日不太來往的人，見了也會主動打招呼。人心向背，涇渭分明。對比文革，我長長鬆了一口氣，知道躲過一劫，今後真要“換了人間”。


古代，人們的善惡觀並非隨政府風向轉變。為判刑流放者擺酒餞行，贈詩安慰，十分普遍。八九以後的現象，是曆史的回歸，還是前進？也許用不著跟古時候瞎聯係，還是說折騰後的鬆弛或逆反較妥當吧。當今主政者，恐怕對此也是哭笑不得，束手無策。傑米揚的湯再好喝，也不能沒完沒了的上啊。何況那湯並不對人胃口，味道無可稱頌者。

人類中的大多數偏愛安定平穩休閑的日子，不耐起伏；少數人衷情於衝鋒拚搶的生活，不滿平庸。兩類人的幸福指數天差地別，這大概是由基因決定的。少數人往往占據社會製高點，“君臨天下”，掌控著多數人的命運。於是愛折騰的少數和貪安逸的多數尖銳對立。好鬥的人雖然比例小，但是能量大，動力足，不折騰是不可能的。如何折騰出花樣，而又不傷及大眾熱情，這是天地間的大智慧，從古至今，沒有解決好。恐怕也不能寄厚望於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