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正文
文革亂世，恐怖肆虐，人人自危。誰都無法準確預測明天會發生什麽事情，將給自己的命運帶來什麽改變。在那種形勢麵前，極少有人敢挺身反抗。即使有些年輕時曾像梁山好漢一樣不憚報仇，殺人放火後參加革命的血性漢子，也都屈辱地俯首貼耳，任人擺布。
無心反抗，卻要自保，於是百態人生演繹出來，千種麵目陳列排行。回首望去，感慨萬千。立此存照，聊供後人賞析。
文革時，最大的反抗舉動，大概是自殺。與其說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不如說大部分屬於以死向黨明誌宣誓。它所表白的不是憤怒，而是委屈；不是背叛，而是效忠。導致自殺的諸多因素中，周圍環境彌漫的冰冷、漠視、鄙棄，甚至落井下石等人情寒氣占有很大比重。
共產黨的幹部在進城之初，帶著清新氣息，彼此間的關係還比較融洽，舊官場的陳腐習氣還不太濃厚。比如羅瑞卿，那時他已是權力炙手可熱的大官，但仍然和普通幹部混住一院，出來進去，互打招呼聊天，彼此逗弄孩子，不像後來那樣高高在上，身居深宅高院，與人隔絕（他家附近的百姓稱羅家大院為“大廟”）。及至從供給製改為工資製，確定了行政級別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得淡化、不和，甚至對立。記得小時候沒少聽到一些大人們抱怨定級不公，怨恨的情緒往往撒向出自不同山頭的同事以及往昔的戰友，怎麽都想不通為什麽當年平起平坐或者以前的下級，如今比我高一級兩級。因此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不僅不來往，還在工作中掣肘添堵，看笑話。更有甚者，每當運動來臨，瞅不冷子便放個冷箭，下點絆子。他們以知情人的身份出麵，出手就帶來傷人的結果。文革時發展到相互揭發，彼此構陷，以求撇清自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這樣一些人，麵目可憎，人品低下。其中最讓人寒心最讓人惡心的是文革初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劉少奇率眾圍鬥八十歲的朱德。從流傳的記錄看，攻擊最猛，語言最惡毒的不是林彪、康生等人，反倒是後來被樹為典範的陳毅，句句剜心，極具殺傷力，別說一絲友情了，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不久即被打翻在地的劉少奇在會上也表現積極，毫不手軟。那場景和後來造反派的批鬥會沒什麽兩樣，一點看不出高尚、神聖的色彩。老一輩如此，晚輩還能怎樣？那個年代裏，親生子女也會翻臉不認人。不少人舉過聲討父母大旗，貼過揭發大字報，當眾打過老子的耳光，以示自己革命，劃清了界限。惡濁時代使然，潮流風氣，慘不忍睹。當然，敢於藐視高壓的血性之人不是沒有。有兄弟倆是我聽說的唯一一對敢在批鬥會上站在父母身邊護衛的漢子。我想他們的父母即使在此後受到更大的報複，心中一定也是無比驕傲，無比欣慰。
在官場中，黨內有黨，黨內有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澤東晚年屢屢流露出“井岡山”情結，把一些人劃歸“井岡山派”。林彪則特別重視“雙一”（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人所共知。早年同生共死的情誼是日後結幫組派的自然基礎，而幫派在權力鬥爭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是偶爾也有因為陰差陽錯，避禍得福的，也算官場和文革逸事吧。有位某省政協副主席，曾在黃克誠任師長的新四軍三師做過幹部。黃當總參謀長時，曾有意讓他去領一個軍。但他舍不得正在工作的地方，沒有去。五九年後，他安然無恙。文革時，正受審查之苦的他寫信給吳法憲，有心借助聲勢鼎盛的鍾馗幫他打鬼，請這位當年朝夕相處的政治部主任證明他的清白，吳卻沒有回音，躲開了。九一三後，他自由了。但他哭笑不得，不知道應該感謝誰，抱怨誰。子遊主張與上級的“君”和平級的“朋友”保持距離，以免招來辱慢，這既是他的切身體會，也成為後世官場的座右銘，不能不說是華人的悲哀。其所以悲哀，不在於規避的結果，而在於造成不幸的根由，培育出無數心靈扭曲，刻意掩飾，缺乏真情的人來。
用躲避，劃清界限來對待出了問題的人以求自保，是文革中大多數人采取的方式。一般人這樣不足為奇，大官也擺出類似嘴臉乃是當時社會的一大景觀。文革後期，在西直門組織部招待所，人們見了院中散步的一位白發老太太，如同白日見鬼，無不大驚失色，避之唯恐不及。老太太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那時楊的問題毫無鬆動跡象。由此可見公卿將相們的道德水準。薄一波後來也住那裏，七六年地震，他蹲在院中自家蓋的防震棚裏，無人過問，寂寞無聊得隻能跟幾個別人家的不懂人事的學齡前兒童顫巍巍地玩過家家消磨時光，與當副總理時，門庭若市的情景，天差地別。文革前曾聽一位與薄同在閻錫山處做八路軍聯絡官的人說起他到“一波”家拜訪的情景，講述時那副受寵若驚的神態，讓人不解一位本身也是高級幹部的人何以在權力麵前喪失本性。我真想知道文革時他又是怎樣解說與“一波”的關係，可總也聽不到，原因大概不言自明。一位副部長落難時感慨世態炎涼，五十年代，手下一個司長曾下跪磕頭為他母親拜壽，如今見了他，連眼珠也不轉一下，昂首而去。大概讀了點魯迅，知道怎樣表達“最高的輕蔑”。趙國廉頗失勢時，門下賓客全作鳥獸散。及複職，跑了的人又都回來了。廉頗厭惡他們的人品不欲收留，那些人反而恬不知恥地列舉史實證明這是老規矩，怪老將軍少見識。《史記/汲鄭列傳》記載了太史公的一段話：
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入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毛澤東在文革中曾為鄧小平複出一事專門引用了這段，他深知趨炎附勢乃人性弱點，世態醜惡，自古如此，他的子民包括高級幹部也不例外，並沒有比千百年前的封建士大夫高明多少，所以他借風展翅，有恃無恐。而造成這一切的罪責，恐怕共產黨的幹部無人能推卸幹淨。
俠肝義膽的人不是沒有，但很少，說他們屬於鳳毛麟角決不為過。曾有兩位長輩，也是僅見的兩位長輩主動向我伸出了手，他們是我一位朋友的父母。陳伯伯風度儒雅，謙謙君子，對我這個晚輩也待之以禮，不曾輕怠。伯母慈祥溫婉，有一顆博大的母愛之心。文革中，我經常泡在他們家，伯母從未厭煩，到時間總要招呼我一起吃飯，視我如同本家子侄。後來我在陝北插隊，回京探親時，伯母告訴我，如果我同意，陳伯伯說願意給我安排工作。這句話對我的意義，不在什麽工作上，而是那份無比珍貴的情意。我們兩家曆史上並無淵源，我僅僅是他們兒子的朋友，他們也清楚，我家問題嚴重，正關在獄中。別人緊躲還躲不過來，他們卻不避禍害，坦然迎上。在我眼中，他們就是孔子推崇的“仁者”，是毛澤東盛讚的“純粹的人”，是佛家敬仰的救苦救難的菩薩。這樣善良仁厚的人，在文革時期，舉世罕見，是混濁世界裏獨秀的奇葩。聽著伯母懇切的言辭，看著伯母真誠的笑臉，一股久違的溫暖從心髒蔓延全身，感動得真想撲到伯母懷裏大哭一場。麵對這樣義薄雲天，胸襟坦蕩，熱心助人，完全不計後果，不圖回報的長輩，我決心再苦再難絕不能連累他們，不能再給已經岌岌可危的陳伯伯增加罪名，便婉言謝絕了。回到陝北，伯母知道我沒有經濟來源，特意托人給我捎來二十元錢。那二十元在我心中的分量何止千百萬！我放在枕頭下，好幾年都舍不得動用。每當遇到難處，才會掀開枕頭看上兩眼，回味人間大愛，汲取生活勇氣。如今兩位好心的老人家都已仙逝，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對我的滿腔真情，將永遠留在我的心中。皓月當空，我焚香敬拜，祈禱二老冥福。在天堂裏，他們一定會受到上帝的尊崇，也一定會一如既往慈愛地關注著我們。
在以往的歲月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階級、等級、種族、民族、親疏、遠近主導著，冷漠、嫉妒、猜忌、歧視、排擠、欺淩、仇恨、迫害成為常態，占據主流。溫暖、仁愛、尊重、互助、理解、信任、寬厚則屬於稀罕物，往往是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隻能存於書本裏、幻想中與少數人身上。已經被那種常態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們，難道還不需要深思，人類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
無心反抗，卻要自保，於是百態人生演繹出來，千種麵目陳列排行。回首望去，感慨萬千。立此存照，聊供後人賞析。
文革時，最大的反抗舉動，大概是自殺。與其說這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不如說大部分屬於以死向黨明誌宣誓。它所表白的不是憤怒，而是委屈；不是背叛，而是效忠。導致自殺的諸多因素中，周圍環境彌漫的冰冷、漠視、鄙棄，甚至落井下石等人情寒氣占有很大比重。
共產黨的幹部在進城之初，帶著清新氣息，彼此間的關係還比較融洽，舊官場的陳腐習氣還不太濃厚。比如羅瑞卿，那時他已是權力炙手可熱的大官，但仍然和普通幹部混住一院，出來進去，互打招呼聊天，彼此逗弄孩子，不像後來那樣高高在上，身居深宅高院，與人隔絕（他家附近的百姓稱羅家大院為“大廟”）。及至從供給製改為工資製，確定了行政級別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得淡化、不和，甚至對立。記得小時候沒少聽到一些大人們抱怨定級不公，怨恨的情緒往往撒向出自不同山頭的同事以及往昔的戰友，怎麽都想不通為什麽當年平起平坐或者以前的下級，如今比我高一級兩級。因此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不僅不來往，還在工作中掣肘添堵，看笑話。更有甚者，每當運動來臨，瞅不冷子便放個冷箭，下點絆子。他們以知情人的身份出麵，出手就帶來傷人的結果。文革時發展到相互揭發，彼此構陷，以求撇清自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這樣一些人，麵目可憎，人品低下。其中最讓人寒心最讓人惡心的是文革初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劉少奇率眾圍鬥八十歲的朱德。從流傳的記錄看，攻擊最猛，語言最惡毒的不是林彪、康生等人，反倒是後來被樹為典範的陳毅，句句剜心，極具殺傷力，別說一絲友情了，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不久即被打翻在地的劉少奇在會上也表現積極，毫不手軟。那場景和後來造反派的批鬥會沒什麽兩樣，一點看不出高尚、神聖的色彩。老一輩如此，晚輩還能怎樣？那個年代裏，親生子女也會翻臉不認人。不少人舉過聲討父母大旗，貼過揭發大字報，當眾打過老子的耳光，以示自己革命，劃清了界限。惡濁時代使然，潮流風氣，慘不忍睹。當然，敢於藐視高壓的血性之人不是沒有。有兄弟倆是我聽說的唯一一對敢在批鬥會上站在父母身邊護衛的漢子。我想他們的父母即使在此後受到更大的報複，心中一定也是無比驕傲，無比欣慰。
在官場中，黨內有黨，黨內有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澤東晚年屢屢流露出“井岡山”情結，把一些人劃歸“井岡山派”。林彪則特別重視“雙一”（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人所共知。早年同生共死的情誼是日後結幫組派的自然基礎，而幫派在權力鬥爭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是偶爾也有因為陰差陽錯，避禍得福的，也算官場和文革逸事吧。有位某省政協副主席，曾在黃克誠任師長的新四軍三師做過幹部。黃當總參謀長時，曾有意讓他去領一個軍。但他舍不得正在工作的地方，沒有去。五九年後，他安然無恙。文革時，正受審查之苦的他寫信給吳法憲，有心借助聲勢鼎盛的鍾馗幫他打鬼，請這位當年朝夕相處的政治部主任證明他的清白，吳卻沒有回音，躲開了。九一三後，他自由了。但他哭笑不得，不知道應該感謝誰，抱怨誰。子遊主張與上級的“君”和平級的“朋友”保持距離，以免招來辱慢，這既是他的切身體會，也成為後世官場的座右銘，不能不說是華人的悲哀。其所以悲哀，不在於規避的結果，而在於造成不幸的根由，培育出無數心靈扭曲，刻意掩飾，缺乏真情的人來。
用躲避，劃清界限來對待出了問題的人以求自保，是文革中大多數人采取的方式。一般人這樣不足為奇，大官也擺出類似嘴臉乃是當時社會的一大景觀。文革後期，在西直門組織部招待所，人們見了院中散步的一位白發老太太，如同白日見鬼，無不大驚失色，避之唯恐不及。老太太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那時楊的問題毫無鬆動跡象。由此可見公卿將相們的道德水準。薄一波後來也住那裏，七六年地震，他蹲在院中自家蓋的防震棚裏，無人過問，寂寞無聊得隻能跟幾個別人家的不懂人事的學齡前兒童顫巍巍地玩過家家消磨時光，與當副總理時，門庭若市的情景，天差地別。文革前曾聽一位與薄同在閻錫山處做八路軍聯絡官的人說起他到“一波”家拜訪的情景，講述時那副受寵若驚的神態，讓人不解一位本身也是高級幹部的人何以在權力麵前喪失本性。我真想知道文革時他又是怎樣解說與“一波”的關係，可總也聽不到，原因大概不言自明。一位副部長落難時感慨世態炎涼，五十年代，手下一個司長曾下跪磕頭為他母親拜壽，如今見了他，連眼珠也不轉一下，昂首而去。大概讀了點魯迅，知道怎樣表達“最高的輕蔑”。趙國廉頗失勢時，門下賓客全作鳥獸散。及複職，跑了的人又都回來了。廉頗厭惡他們的人品不欲收留，那些人反而恬不知恥地列舉史實證明這是老規矩，怪老將軍少見識。《史記/汲鄭列傳》記載了太史公的一段話：
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複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入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毛澤東在文革中曾為鄧小平複出一事專門引用了這段，他深知趨炎附勢乃人性弱點，世態醜惡，自古如此，他的子民包括高級幹部也不例外，並沒有比千百年前的封建士大夫高明多少，所以他借風展翅，有恃無恐。而造成這一切的罪責，恐怕共產黨的幹部無人能推卸幹淨。
俠肝義膽的人不是沒有，但很少，說他們屬於鳳毛麟角決不為過。曾有兩位長輩，也是僅見的兩位長輩主動向我伸出了手，他們是我一位朋友的父母。陳伯伯風度儒雅，謙謙君子，對我這個晚輩也待之以禮，不曾輕怠。伯母慈祥溫婉，有一顆博大的母愛之心。文革中，我經常泡在他們家，伯母從未厭煩，到時間總要招呼我一起吃飯，視我如同本家子侄。後來我在陝北插隊，回京探親時，伯母告訴我，如果我同意，陳伯伯說願意給我安排工作。這句話對我的意義，不在什麽工作上，而是那份無比珍貴的情意。我們兩家曆史上並無淵源，我僅僅是他們兒子的朋友，他們也清楚，我家問題嚴重，正關在獄中。別人緊躲還躲不過來，他們卻不避禍害，坦然迎上。在我眼中，他們就是孔子推崇的“仁者”，是毛澤東盛讚的“純粹的人”，是佛家敬仰的救苦救難的菩薩。這樣善良仁厚的人，在文革時期，舉世罕見，是混濁世界裏獨秀的奇葩。聽著伯母懇切的言辭，看著伯母真誠的笑臉，一股久違的溫暖從心髒蔓延全身，感動得真想撲到伯母懷裏大哭一場。麵對這樣義薄雲天，胸襟坦蕩，熱心助人，完全不計後果，不圖回報的長輩，我決心再苦再難絕不能連累他們，不能再給已經岌岌可危的陳伯伯增加罪名，便婉言謝絕了。回到陝北，伯母知道我沒有經濟來源，特意托人給我捎來二十元錢。那二十元在我心中的分量何止千百萬！我放在枕頭下，好幾年都舍不得動用。每當遇到難處，才會掀開枕頭看上兩眼，回味人間大愛，汲取生活勇氣。如今兩位好心的老人家都已仙逝，但他們的音容笑貌，對我的滿腔真情，將永遠留在我的心中。皓月當空，我焚香敬拜，祈禱二老冥福。在天堂裏，他們一定會受到上帝的尊崇，也一定會一如既往慈愛地關注著我們。
在以往的歲月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階級、等級、種族、民族、親疏、遠近主導著，冷漠、嫉妒、猜忌、歧視、排擠、欺淩、仇恨、迫害成為常態，占據主流。溫暖、仁愛、尊重、互助、理解、信任、寬厚則屬於稀罕物，往往是無法實現的美好願望，隻能存於書本裏、幻想中與少數人身上。已經被那種常態折磨得身心俱疲的人們，難道還不需要深思，人類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
祝福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