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5年的巴黎伊斯蘭青年騷亂
在巴黎街頭抗議的穆斯林青年正在做祈禱，發動對法國的聖戰
2005年10月27日，一群在巴黎北部郊區克利希市的少年結束了一場足球賽歡天喜地回家，15歲的巴努與17歲的齊亞德身在其中。不巧的是，他們在路上遇到一群警察，少年們立即如臨大敵一般地逃往四麵八方，但警察們還是逮住了6個少年，並把他們帶回警署審問。而躲在發電站變壓器下的巴努和齊亞德則不慎觸電身亡。當天晚上，巴努和齊亞德的死訊一下子傳了開來，年輕人群起焚燒車輛、砸毀窗戶與汽車站，延續至今的巴黎騷亂就此拉開了序幕。
克利希市2.8萬居民中多數為非洲穆斯林移民，民眾大部分生活在貧困當中，失業率為法國全國平均失業率的兩倍，青少年失業率尤其高。他們中的很多人早早輟學，以偷竊、搶劫、販賣毒品為生，難以融入法國社會。據法國內政部統計，類似於克利希這樣的治安敏感郊區目前在法國多達751個。高人口密度，移民眾多，高失業率，使這些地區逐漸成為貧困、犯罪、吸毒、被遺忘者與被損害者的代名詞，從而也使得法國一直以來尋求的種族、民族、文化同化政策反而加深了對立。這恐怕是此次巴黎騷亂的深層原因。
伊斯蘭教興起後不久，穆斯林便開始進入歐洲。後來，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大肆擴張，伊斯蘭教及其文化也一起傳入歐洲。而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土耳其和巴爾幹半島也被伊斯蘭化了，現在東南歐的伊斯蘭信仰就是那時的曆史存留。此外，穆斯林越過了高加索山脈,使東歐部分地區伊斯蘭化，現在俄羅斯車臣地區的居民就是那時接受伊斯蘭教的。而目前歐洲包括法國的大多數穆斯林，是 1960年代來到歐洲的，當時正值西歐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明顯不足，迫切需要移民補充。
為了整合本國穆斯林人口，歐洲各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模式：第一是客籍工人模式，此類移民隻是臨時工作身份。采取這種模式的主要是德國；第二是同化模式，移民已經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必須融入居住國的文化，不得組建移民公社。法國就是采取的這種模式；第三種是少數民族模式，此類移民可以保留自己的本國文化，並允許某種程度的多樣化，這種模式的代表是英國。
從理論上講，法國的這種模式沒有多少值得指摘的地方，政府在解決城市貧富差距和失業等問題上已投入了大量資金，法國的穆斯林還由於前總理拉法蘭政府中的兩個北非裔內閣成員而獲得了更高的政治參與度。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沒有特別技能的移民群體，被迅速擠到主流社會的邊緣。久而久之，他們自己以及同樣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對福利製度變得越來越依賴，甚至變成了社會的累贅。20歲以下的第二、第三代北非移民，30%到40%的人處於失業狀態，很多家庭在貧民窟掙紮。受限於虔誠的宗教生活、固有的文化歸屬感以及自成一格的生活方式，這個移民族群與世俗的、現代的和開放的法國社會格格不入。而社會上的隔離與歧視心態，使少數、弱勢的族群逐漸被圈置在“貧民窟”一類的社區與地帶。
當然此次騷亂並不純屬偶然,已經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法國移民政策的失敗. 筆者也讚同此觀點,在下還想稍微再論述幾句. 北非人二戰後移民有三個浪潮: 法國經濟起飛時 (1946-1962)因缺勞動力而引進的工作移民;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1962) 傾向法國一邊的“黑腳”移民;深哏條約批準後,歐盟內的居民容許自由往來,卻缺乏統一的移民政策導致非法移民的湧入. 60-70年代為安置移民蓋了許多高樓林立的“衛星城”,因當時經濟發展良好,失業率低,這類經濟住房對移民來說是各得其所,足以安居樂業.
法國不是民族性很單一的國家,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有外國血緣,6200萬人口的法國有近500萬的外來人口,已為法第二大宗教的穆斯林就有500到600萬的信徒. 持有天主教傳統的法國近十多年來感受到伊斯蘭教的咄咄逼人,盡管他們主要生活遠在郊區外的“衛星城”. 此次事件中有人向穆斯林寺廟投了棵手榴彈,無疑為矛盾激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法國本土人和移民的衝突還帶有宗教碰撞的因素,這是法國人所不願承認的. 法國是世俗無宗教的共和製,可是三十來年的移民政策卻讓我們看到市內的天主教群和郊區的穆斯林區的隔離. 法國經濟長期萎靡不振,整個管理階層還普遍帶有歧視觀念,北非移民找工作就象有一道無形的玻璃擋住了他們,失業惡果主要是由他們來嚐. “衛星城”的弊病越來越明顯,一般都有20%的失業率,有的甚至高達50%,這些地方是小流氓和毒品販賣的天然地盤,成了連警察都不肯介入的國中之國. 移民邊沿化所帶來的心理不平衡,享受的教育資源也不盡理想,還有人把法國對他們母國的殖民曆史聯係在一起,出生在當地的移民第二代都難以融入法國主流社會,給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泛濫留有可乘之機.
法國早在1995年就受到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襲擊,後來美國主動對恐怖主義發源地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而法國極力主張二戰前期張伯倫的“不幹涉主義”,惟恐引火燒身. 當全世界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把注意力聚中在伊拉克、阿富汗時,法國有過一段時間的平靜. 多數政界人士還是保持清醒的頭腦,等中東局勢緩和下來後,法國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決不會等閑置之,矛頭最終還會掉轉回來,盡早消除隱患才是當務之急.
在巴黎街頭抗議的穆斯林青年正在做祈禱，發動對法國的聖戰
2005年10月27日，一群在巴黎北部郊區克利希市的少年結束了一場足球賽歡天喜地回家，15歲的巴努與17歲的齊亞德身在其中。不巧的是，他們在路上遇到一群警察，少年們立即如臨大敵一般地逃往四麵八方，但警察們還是逮住了6個少年，並把他們帶回警署審問。而躲在發電站變壓器下的巴努和齊亞德則不慎觸電身亡。當天晚上，巴努和齊亞德的死訊一下子傳了開來，年輕人群起焚燒車輛、砸毀窗戶與汽車站，延續至今的巴黎騷亂就此拉開了序幕。
克利希市2.8萬居民中多數為非洲穆斯林移民，民眾大部分生活在貧困當中，失業率為法國全國平均失業率的兩倍，青少年失業率尤其高。他們中的很多人早早輟學，以偷竊、搶劫、販賣毒品為生，難以融入法國社會。據法國內政部統計，類似於克利希這樣的治安敏感郊區目前在法國多達751個。高人口密度，移民眾多，高失業率，使這些地區逐漸成為貧困、犯罪、吸毒、被遺忘者與被損害者的代名詞，從而也使得法國一直以來尋求的種族、民族、文化同化政策反而加深了對立。這恐怕是此次巴黎騷亂的深層原因。
伊斯蘭教興起後不久，穆斯林便開始進入歐洲。後來，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大肆擴張，伊斯蘭教及其文化也一起傳入歐洲。而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土耳其和巴爾幹半島也被伊斯蘭化了，現在東南歐的伊斯蘭信仰就是那時的曆史存留。此外，穆斯林越過了高加索山脈,使東歐部分地區伊斯蘭化，現在俄羅斯車臣地區的居民就是那時接受伊斯蘭教的。而目前歐洲包括法國的大多數穆斯林，是 1960年代來到歐洲的，當時正值西歐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明顯不足，迫切需要移民補充。
為了整合本國穆斯林人口，歐洲各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模式：第一是客籍工人模式，此類移民隻是臨時工作身份。采取這種模式的主要是德國；第二是同化模式，移民已經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必須融入居住國的文化，不得組建移民公社。法國就是采取的這種模式；第三種是少數民族模式，此類移民可以保留自己的本國文化，並允許某種程度的多樣化，這種模式的代表是英國。
從理論上講，法國的這種模式沒有多少值得指摘的地方，政府在解決城市貧富差距和失業等問題上已投入了大量資金，法國的穆斯林還由於前總理拉法蘭政府中的兩個北非裔內閣成員而獲得了更高的政治參與度。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沒有特別技能的移民群體，被迅速擠到主流社會的邊緣。久而久之，他們自己以及同樣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對福利製度變得越來越依賴，甚至變成了社會的累贅。20歲以下的第二、第三代北非移民，30%到40%的人處於失業狀態，很多家庭在貧民窟掙紮。受限於虔誠的宗教生活、固有的文化歸屬感以及自成一格的生活方式，這個移民族群與世俗的、現代的和開放的法國社會格格不入。而社會上的隔離與歧視心態，使少數、弱勢的族群逐漸被圈置在“貧民窟”一類的社區與地帶。
當然此次騷亂並不純屬偶然,已經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法國移民政策的失敗. 筆者也讚同此觀點,在下還想稍微再論述幾句. 北非人二戰後移民有三個浪潮: 法國經濟起飛時 (1946-1962)因缺勞動力而引進的工作移民;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1954-1962) 傾向法國一邊的“黑腳”移民;深哏條約批準後,歐盟內的居民容許自由往來,卻缺乏統一的移民政策導致非法移民的湧入. 60-70年代為安置移民蓋了許多高樓林立的“衛星城”,因當時經濟發展良好,失業率低,這類經濟住房對移民來說是各得其所,足以安居樂業.
法國不是民族性很單一的國家,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有外國血緣,6200萬人口的法國有近500萬的外來人口,已為法第二大宗教的穆斯林就有500到600萬的信徒. 持有天主教傳統的法國近十多年來感受到伊斯蘭教的咄咄逼人,盡管他們主要生活遠在郊區外的“衛星城”. 此次事件中有人向穆斯林寺廟投了棵手榴彈,無疑為矛盾激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法國本土人和移民的衝突還帶有宗教碰撞的因素,這是法國人所不願承認的. 法國是世俗無宗教的共和製,可是三十來年的移民政策卻讓我們看到市內的天主教群和郊區的穆斯林區的隔離. 法國經濟長期萎靡不振,整個管理階層還普遍帶有歧視觀念,北非移民找工作就象有一道無形的玻璃擋住了他們,失業惡果主要是由他們來嚐. “衛星城”的弊病越來越明顯,一般都有20%的失業率,有的甚至高達50%,這些地方是小流氓和毒品販賣的天然地盤,成了連警察都不肯介入的國中之國. 移民邊沿化所帶來的心理不平衡,享受的教育資源也不盡理想,還有人把法國對他們母國的殖民曆史聯係在一起,出生在當地的移民第二代都難以融入法國主流社會,給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泛濫留有可乘之機.
法國早在1995年就受到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的襲擊,後來美國主動對恐怖主義發源地采取先發製人的手段,而法國極力主張二戰前期張伯倫的“不幹涉主義”,惟恐引火燒身. 當全世界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把注意力聚中在伊拉克、阿富汗時,法國有過一段時間的平靜. 多數政界人士還是保持清醒的頭腦,等中東局勢緩和下來後,法國的極端伊斯蘭分子決不會等閑置之,矛頭最終還會掉轉回來,盡早消除隱患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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