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中國民情

丁學良

昨天，是前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1周年。胡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麽？

胡是屬於被海內外很多人——既包括華人，也包括非華人——所紀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國領導人之一，因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見的素質。我覺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質，可以歸納為兩點，若用中國的當下的政治術語來套，可以稱為胡耀邦的“兩個代表”。大家馬上就會明白，我這說法是套用了中國的官方話語體係“三個代表”。我本人對“三個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讚同的。遺憾的是，“三個代表”在中國，多半留在紙麵，在現實中太少。

我為什麽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質稱之為“兩個代表”？我覺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說代表了一種更高的政治文明。這個比較級的“更”，是指與中國當代的政治現實相比，與人們在絕大部分時間所能觀察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行為相比，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個代表，在我看來，是代表了一種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義。下麵，我會以我的觀察，還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國國內的親身經驗，來解釋為什麽我要特別強調胡身上的這“兩個代表”。

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後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種原則、某種方向來界定。對這種取向和原則概括得最精煉的是林彪。他於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中提到：“什麽叫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中共中央批示》——有權力批發中央二把手講話的，隻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黨轉發林彪講話時強調，“這篇講話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麵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是活學活用的典範。”

林彪的這句名言，充滿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對身邊幾十年政治鬥爭的觀察，對毛“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全麵專政”的理論，以及在實踐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為主題的中國當代政治，做了一個實事求是、簡明扼要的概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前一半在毛領導下，全國就是持續的政治鬥爭的血淚戰場。每一波鬥爭所打擊鎮壓的對象，有交叉也有不同。開始時，是打擊和鎮壓所謂“老的階級敵人”。等到一波波的鬥爭把各種“老的階級敵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這部“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機器，就需要發明創造新的打擊鎮壓對象，才能夠繼續運轉下去。

所以“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這部機器，在毛近30年領導的時間裏，差不多把中國社會所有的階層，包括統治集團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殘酷的方式——有時是這兩種方式的交替，有時是兩種方式的完美結合，給打擊和鎮壓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擔任過中共中央幾個重要職務的胡耀邦，在其中一個職務上的作為，被當時和以後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期的平反冤案。

這段曆史，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有具體的描述。胡在那幾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力圖把1949年到毛去世為止，不斷把“階級敵人”單子拉得越來越長、擴得越來越廣的殘酷過程，停下來。不但要停止，而且要盡可能裁減“階級敵人”的單子。

胡耀邦在毛之後所做的事，其實在這之前有過一次預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鄧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短短二百天之內的事。最近，出了一本當年陝西省委秘書處負責人、現已去世的林牧的回憶錄。書中記錄了胡在陝西主政時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來了，還沒來得及做，有些是盡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議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轉在“四清運動”中的鎮壓勢頭及其後果——該運動由劉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別人的時候，劉理直氣壯；兩年之後，當劉本人也成為鎮壓機器對象的時候，他才知道“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種政治過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陝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緊問題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第二，“雙開”太多，就是開除人家的黨籍和公職；第三，奪權鬥爭過程中打擊麵太廣。

胡做的這個“善政”，在當時就遇到很大壓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對他這麽做，是他的頂頭上司，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嚴格講起來，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陝西的兩百天，真正工作的隻有一百天，還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劉是組織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後推手之一。而若幹年後，劉瀾濤則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被劃成“61人叛徒集團”的主要成員，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組部時期，他頂著那麽大的壓力、冒著那麽大的政治風險，推動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團”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沒有像很多中共幹部那樣，借機報複劉瀾濤——那是在黨內鬥爭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慣例——他不但沒有那麽做，還花大力氣為劉等人平反，在經濟上對他們家人予以支持。

這就是為什麽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種更高的政治文明。這個更文明的政治，就是盡可能的不讓政權有太多的鎮壓功能，就是盡可能的終止發明和製造“新的階級敵人”的荒謬進程，就是盡可能的對被鎮壓機器無辜傷害的人進行更正和關照。

1949年後，中國的官員從上到下，在開始的時候，大多數都是“政權就是鎮壓之權”主動或被動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為犧牲品的那天，從來不叫冤枉。隻有極少數高幹，才敢於冒著被這架機器碾碎的風險，盡早來阻擋這一殘酷的進程。胡耀邦是這少數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僅有的兩次，來主持黨政大事的時候（他當共青團第一書記不算，共青團是配角），他就顯得與芸芸眾官非常不一樣。第一次就是在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轉了別人挨批受整的錯誤，一百天是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台更高了，1970年代末開始在他所擔任的一係列中共中央的領導職務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專政為首要功能的政治機器盡可能的予以限製和扭轉。最後，在1986年底的那次學潮關頭，他作為總書記，拒絕發揮“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功能，而力求以法製、理性和寬容的方式來解決矛盾，為此他自己成為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對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個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為本的施政理想主義。這又可以從他成為黨政主要負責人的兩個階段來看。一個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陝西，那時中國經濟剛從三年大饑荒中喘過氣來，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經濟思想及其後果還繼續發威。毛的經濟思想，就是讓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民，成為不斷加碼、任意抬高指標的經濟機器的原料。陝西雖然餓死人沒有安徽、四川、甘肅多，但也受到重創。胡到陝西以後，除了對過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頭三項”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為本。比如，他請示國務院，把1965年陝西的糧食征購任務由17億斤減到14億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購目標退下來，讓農民休養生息，緩過氣來，今後他們會給國家做出更大貢獻。這對陝西省從大饑荒下恢複過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麵作用。所以在他被劉瀾濤批鬥時，下去視察工作的葉劍英有一句話，說“陝西肥了，耀邦瘦了”。這個“肥了”就是農民的收成好了，經濟有了恢複。

胡“以民為本”的施政理想主義，在他做了中共總書記、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後，就力圖在全國推行。在這一點上，我有一個與很多人觀點不同的觀察，我確實看到，在中共隊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義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義者越多；越往後來看，功利主義越主導。在這個從理想到功利的轉化上，最早指出這種趨勢的——當然不是對中國而言，而是從革命的整體趨勢來講，是德國的一位大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918年，俄國革命正處於進行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剛拿下政權，韋伯就明確指出——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種大革命在它的初期，當然會提出很多的理想主義來宣傳鼓動、爭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後，你不能老是指望這些革命者、組織了革命的團體，還會把理想主義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韋伯指出，理想主義很快就會轉向功利主義，因為參與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處。就像在古羅馬時代，你要讓軍團征戰的話，理想主義的口號是傳播羅馬文明、為羅馬爭取榮譽。越往以後，鼓動羅馬軍團的動力就是，你打下另一個城市、另一個王國，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塊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黃金、多少實際好處。所以韋伯就說，布爾什維克革命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他們穩固了政權、掌握了行政機關，他們將會越來越把為自己謀得實際功利作為最重要的激勵機製（incentive）。

韋伯的這個洞察，當然也適用中國革命。在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有許多理想主義者，而後來他們越來越成為次要力量，理想主義越來越被榮華富貴的動機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卻從來沒有消失，盡管越來越少，而胡耀邦是越來越少的理想主義者中一個堅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們，從一無所有的造反者變成領導人、手握國家機器大權，到了這個時候，就變成主要為自己和全家謀利。他還保留著早年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那種為普通中國老百姓、尤其是最窮苦的人謀利益，使他們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能夠當上自己命運主人的理想，他沒有淡忘，更沒有背叛。在這一點上，胡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從他觸及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之間的關係、認真推動對腐敗和特權的製約，發起“人道主義”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人”的政策討論，從他觸及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問題，每一樁他所經手處理的富有爭議的大事上，都體現出來他心中所信的社會主義理想，就是為更多的人帶來公正，給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參與。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理想，他同身邊的那些手握重權的功利主義者無法和諧、相安無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貴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報3月29日據此發表重要評論《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對胡進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會”上，鄧力群指責胡的富民政策違反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在毛主義者眼裏，富民是多麽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職，是中國執政黨裏的理想主義之重挫。他逝世引發的政治悲劇，不僅標誌著具體個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結，比如趙紫陽，而在更深的層麵上，它幾乎是終止了中國執政黨領導層中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的核心就是：掌權以後，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時的價值目標，也就是“與民之約”——要為建立一個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而努力。當然，這其中有烏托邦的東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價值成份。

那場政治悲劇距今已經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權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把攫取實際功利作為唯一的激勵機製。這樣的唯利驅動，在過去二十年中，滲透到國家機器的每一部門，進而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領域。

今天在紀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時候，為數不多的人還抱有真誠希望，在中國執政黨、中國的體製內，能夠還有人保留當年社會主義中的一些普世價值成份。雖然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政權、一個現實的政治過程，都不可能沒有實際利益的瓜分，但是一個有前途的政治、一個有明天的政黨，必須在執政過程中有一些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不能僅僅隻是為了做包裝，而必須是執政黨中一部分官員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兩個代表，能夠成為中國執政黨越來越多官員真信真做的，那麽，國家機器及其官員隊伍與民眾之間的緊張狀態才會遞減，執政黨的法統（legitimacy）才會從目前的稀薄狀況，越來越可能遞增和厚實。

□ 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