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看，也想
對細節的觀察常常是思考的起點
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深仇大恨從何而來?
2020-05-28 大海之聲
網上曾熱傳一個段子，一名蘭州的農民工老漢一麵吃著十元錢的燴麵，一麵和同桌不相識的小夥子分析著“天下大勢”，老漢最後斬釘截鐵地得出結論：疫後，美帝必將完蛋，中國將成為世界“老大”。其實，近來我們已經司空見慣的仇美情緒似乎日漸高漲，如同燎原烈火，你能隨時從空氣中感受它那灼人的騰騰烈焰。越是接近社會底層，就越能感受到仇美烈焰的炙烤。隨便轉幾個微信圈子，無論是同學圈、同事圈還是朋友圈、社交圈，裏麵仇美、咒美、懟美的言論比比皆是，其情緒的激烈堪用“深仇大恨”、“切齒大恨”來形容。我常常百思不解，這些底層百姓對美國的真實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這種發自內心的深仇大恨究竟是從哪裏來的呢?它的源頭究竟是什麽、在哪裏?
梳理一下現代中美關係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00年美國是八國聯軍之一，參與了對華作戰，但美國是這次侵華事件中傷害中國最輕的國家，且分兩次退還它獲得的庚子賠款;二戰中美國和中國站在一邊，可以說美國政府和人民全力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援和在太平洋戰場上殲滅了日軍大部分有生力量，恐怕中國的抗戰僅用八年是遠遠不能取得勝利的。二戰之後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兩大世界陣營開始形成，美國一開始顯然是希望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組建一個現代憲政民主共和國，並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了調停。然而調停失敗，兩黨終於爆發全國內戰，一開始美國是支援國民黨的，而蘇聯也在暗中支援共產黨。因為兩黨的政治立場分屬於正在形成的兩大陣營。後來美國雖然放棄了對國民黨的支援，但和中共的積怨或許已經種下。
中共建政之後，中美關係在國家利益上的衝突，有三大標誌性曆史事件為代表：一是中共建政初期的“抗美援朝”；二是美國對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阻止中共解放台灣;三是近兩年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而這一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的中美在病毒源頭和疫情國際蔓延的國家責任等問題上的互懟，是否能夠發展為中美關係衝突的第四大標誌性曆史事件，恐怕還沒有最後見分曉，但概率很大，甚至存在著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中美關係因“新冠疫情”中的“互懟”而全麵崩潰的極大可能。
那麽，由上述三大標誌性曆史事件所激發出來的中國國民對美國的仇恨，是不是一種民族仇恨呢?按中國大陸所推崇的“愛國主義”定義來說，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而“仇美、反美”似乎還是大陸愛國主義的第一要義，還在反日、反西方一般帝國主義之上。然而，民族仇恨、國家仇恨的緣起，所牽涉的大抵是國土被侵占、主權被侵犯、人民被蹂躪、“國格”被淩辱這樣的奇恥大辱，除此之外一般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盡管有時積怨甚深，但也不至於發展成深仇大恨。比如就拿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來說，當時傷害中國最深的有德國、俄國、法國、日本等國。以俄羅斯為例：事件發生後，俄羅斯政府認為侵華時機已到，除積極參加聯軍作戰，還趁機擴大事態，屠殺中國邊民，造成俄軍占領中國領土的既成事實：1900年7月16日，俄軍製造了海蘭泡慘案，居住在海蘭泡的數千名中國人幾乎全部被俄軍慘殺，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國侵略軍又先後將江東六十四屯居民萬餘人趕至黑龍江邊槍殺或用斧頭砍死，剩下的被趕入黑龍江淹死，隻有極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國軍隊占領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殉國;9月22日，占領吉林，28日，占領遼陽;10月1日，進入盛京(沈陽)。俄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因此，不管現在如何，至少在近現代曆史上，按侵占中國領土、侵犯中國主權、蹂躪甚至屠殺中國人民這三條埋下民族仇恨國家恥辱的“金標準”來衡量，隻有俄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夠格”。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在華也有不少相關劣跡，但和俄日對華的傷害而言，還遠遠夠不上“規模”。而美國，則離這三條衡量愛國主義和民族仇恨的“金標準”更遠了。其理由如下：當年的抗美援朝，是由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小兄弟”北朝鮮率先向以美國為首的敵方陣營發起軍事進攻的，美國組織聯合國部隊參戰，其目標是維係兩個世界陣營在遠東的現有邊界，抑或也會產生借機讓南朝鮮去“統一”北朝鮮的念頭，但恐怕絕對沒有借朝鮮戰爭侵占中國領土、剝奪中國國家主權的主觀動機和實際行動吧?因為美國上世紀初“出道”以來的整個對外擴張政策，都是建立在“門戶開放”主義這個戰略基礎之上的。何謂“門戶開放”?即我的資本在世界範圍擴張，隻要求各國對我開放門戶，開放市場，但我對你們沒有領土要求，沒有主權要求，不會將你們變成我的殖民地。至於美國對台灣政府的支持，阻止中共收複台灣，同樣是兩個世界陣營的對抗和衝突，就像當年中國支持北朝鮮抗美、支持越南北方抗美一樣，美國不會將台灣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中國也不會將北朝鮮和越南北方占為已有。至於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恐怕屬於兩國做生意中的利益衝突吧，盡管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大抵不屬於兩國之間的領土、主權之爭，至於這次新冠疫情中中美互懟，恐怕更與兩國領土主權問題無關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什麽樣的結論呢? 第一，近現代以來，美國對華沒有領土野心;第二，曆史以來，美國對中國主權雖有侵犯行為，但其範圍、規模、頻率、危害程度甚小，不可和日、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同日而語，同時和美對華的幫助相比也小得多;第三，美國軍隊或美國人在中國領土上從來沒有像俄、日以及其他歐洲列強那樣規模性地蹂躪、淩辱、屠戮過中國百姓。抑或有，也是極少數甚至個別案例。
如此，問題來了，既然美國對中國在領土、主權和人民這三大民族、國家根本利益上從來沒有構成實質上的侵害，為什麽中共建政之後中國人始終將“仇美”放在“民族仇恨”中的第一位呢?即便在和美國關係相對融洽的時代，這樣的反美口號仍然不絕於耳：“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帝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決不能讓美帝‘顏色革命’的陰謀在中國得逞”，等等。相反，對於俄國和日本這兩個曾經對中國的領土、主權、人民進行大規模侵害的國家，中國對其關係反而時好時壞、時親時疏、時遠時近。比如中共建政之初和蘇聯的蜜月期，後來的反目成仇決不是緣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間的衝突，而是緣於同一世界陣營中兩個國家在價值觀問題上發生的衝突。而對蘇聯的解體中共當局總有兔死狐悲之感，對其政治製度的崩潰尤感惋惜，總想從中吸取教訓。改革開放尤其是近十年來，中共當局和俄羅斯重新走得非常近，其根本的原因則在於雙方都有和美國對抗的共同意願。而對日本的關係，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有很大的鬆動，雙方在諸多外交場合都釋放過善意，改開後關係進一步密切，中國製造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對日本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大量引進。而中國民間這幾十年來對日本的民族仇視，大抵和國內影視界抗戰神劇泛濫成災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分不開的，而這些抗戰神劇的製作者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喚起民族仇恨和國恥，而是為了賺錢，為了能夠輕鬆通過審查關。
因此，對於中國舉國上下長達七十年、且始終放在第一位的仇美情結的源頭問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根本性的結論，即這種仇美情結並非源於中美兩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在領土、主權、人民這三個根本問題上產生的強烈的、大規模的衝突和對抗，而是源於兩國價值觀的衝突和對抗，源於意識形態上的撕裂和對立，源於兩國政治製度上的悖離和抵牾。比如1929年發生的中東路事件，明明是蘇聯對我國東北領土的大規模侵犯，但由於當時中共的蘇維埃政權要效法蘇聯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竟響應共產國際“保衛蘇聯”的口號，公然站在蘇軍一邊，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說，因選擇別國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而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關鍵是看你這種選擇是否符合國家、民族和人民的長遠的和根本的利益，如果是一種違背這些根本長遠利益的錯誤選擇，竟然還要將這種錯誤選擇和所謂國家民族利益強行捆綁，那就顯得非常卑鄙了。然而，要說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民族對立和國家對抗，不止美國一個國家和中國有衝突，幾乎整個西方世界和中國都有衝突，為什麽美國首當其衝呢?原因實際上非常簡單：其一，二戰以後整個以現代憲政政治為支點和方向的國際秩序，是由美國牽頭並擔綱的;其二，在整個冷戰時期，對抗共產主義的西方“自由世界”陣營，始終是以美國為領導的;其三，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依仗自己形成的全球戰略優勢，無論在冷戰之中還是在蘇聯解體為標誌的冷戰之後，始終擔綱著“圍、追、堵、截”任何性質的專製主義在全球擴張的趨勢，並付諸於實際行動。而“任何性質的專製主義”當然包括中國這樣列寧式的一黨專製主義;其四，美國無論就其製度模式還是政治實踐，都堪稱為現代憲政民主和現代政治文明的典範。
可見，中共建政以來之所以一直在骨子裏將美國視為頭號敵人，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兩種製度、兩種價值觀、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中，美國始終是敵方陣營強有力的擔綱者和領導者，而美國在國際上的“霸主”地位所顯示出來的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上的巨大能量，無疑是中共統治集團麵臨的最致命的來自外部的挑戰、威脅和壓力，而這種壓力針對的是中共統治的兩大軟肋：一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大國，它無法遏製自己向整個世界擴張自己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的欲望和衝動，而美國恰恰是遏製、阻擊這種欲望和衝動的最大勁敵;另一個，中共政治統治在國內具有顛覆力量的主要政治敵人，恰恰是現代民主的政治力量，而美國隨時可能和國內的民主政治力量形成呼應和聲援，從而顛覆中共的一黨專製統治。
中國具有兩千多年皇權主義教育傳統。皇權主義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國家主義意識在全體臣民中進行培樹的過程，是中國皇權道統力量的價值核心，兩千多年來它在民眾政治意識和心理記憶中產生了巨大的教化作用，導致了中國民眾“身處社會最底層卻具有統治階級思想”(據傳是林語堂語，但查無出處)這種奇特的政治現象。中共建政後接過了中國皇權主義教育傳統，並以現代國家主義意識的培樹這個新形式將上述傳統演繹得出神入化、爐火純青。而中共多年來對全體民眾進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力灌輸中，反美、仇美幾乎是一個不變的重大主題，而圍繞這一主題展開的國家主義教育的政治底色，卻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即將反美仇美教育和國家利益及“民族大義”牢牢捆綁在一起。也就是說，在對美國進行“妖魔化”的過程中，不僅宣傳美國是企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頭號敵人，而且要把美國描繪成企圖霸占我國領土、剝奪我國主權、奴役我國人民、將我國變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野心狼”。
應該說，這種妖魔化的宣傳是非常成功的。而這種宣傳在教育、文學、文藝、學術、理論等精神文化各個領域的強力灌輸所產生的思想和心理“合力”，足以形成一個巨大的精神磁場，可以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每一個人精神成長和“三觀”培樹過程之中。網名為孤獨的將軍的一篇題為《中文正在被毀，隻可惜無人在乎》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這種對美國的妖魔化宣傳，不妨摘引幾段：“前幾天在網上看到一本書，叫《2019中國最美詩詞年選》，看了一下裏麵的內容，著實有點辣眼睛。裏麵有幾首打倒美帝的讚美詩，是這樣的：‘美國搗亂。美國本性搞搗亂，搗亂失敗再搗亂。侵略朝鮮遭失敗，至今對多國侵占。美國陰險。美國野心特陰險，暗中大力幫台灣。大量供台灣武器，給中國製造危險。美國卑鄙。美國手段太卑鄙，強增收中國利息。單方挑起貿易戰，公開對華搞惡欺!美國破壞。美國肆意搞破壞，拚做全球反動派。反動本性太頑固，總想滋事搞破壞。……美國惡霸。美國是惡霸國家，強霸世界各國家，不讓中華超他強，用貿易戰搞欺霸。’”我不知道寫這組詛咒美國的詩的作者是誰，我羅列了一下這組詩中使用的咒語，可謂“妖魔化”用詞之大全，請看：搗亂，陰險，野心，卑鄙，破壞，威脅，欺負，惡霸，虛偽，惡鬼，欺騙，反動，凶惡，狡猾，殘酷，戰犯，狠毒，邪惡，渺小，奸詐。我不知道按此文作者所見，這樣的“詩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將中國傳統文字的“優美”惡俗化，而這樣粗鄙、惡毒的“詩歌”竟然入選《2019年中國最美詩詞年選》，但我能夠體察到這位“詩人”筆下流淌出來的那股對美國的刻骨的仇恨，體察到這股切齒大恨是如何經過強行灌輸而深入他的骨髓之中，溶化到他的血液之中。
顯然，反美仇美情結作為一種政治立場對中共統治的“道統力量”而言，已經成為最大的“政治正確”之一，而最為詭異的則是：中國大陸的廣大民眾對於中共的反美仇美宣傳有著一種海綿吸水般的內在呼應，有著一種“同仇敵愾”的情感共鳴，有著一種“正中下懷”的親和力。我的幾個同學、同事圈一提反美，大家立即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起來，爭先恐後地用各種語言暴力對“米帝”發動新一輪的狂轟亂炸。中國普通民眾對中共反美仇美宣傳的內在呼應和心理共鳴是有極深的民族心理積澱因素和傳統文化因子的：其一，由於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主義教育，普通民眾在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上素有以惟“皇上馬首是瞻”的習慣，即“皇上說什麽就是什麽”，從來不分真假，不辯是非，不問善惡，即“跟風站隊”，誰權力最大最高，就聽誰的。這是中國君主專製下長期的國家主義教育和絕大多數“臣民”從來沒有學會理性思考這兩根藤上結出的同一顆精神惡果; 其二，任何人的“三觀”，在遇到新事物或他不認同的事物挑戰時，都會本能地產生排斥、對抗情緒，這是人性中的共同弱點。而在中國這種長達數千年的君主專製體製下，由於知識階層對大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認知進程長期處於停滯和愚昧狀態，因而這種對新事物的對抗排斥情緒尤其強烈和狹隘。而這種情緒在政治上通常針對的是兩個目標，一個對內，即對各種社會、政治改革的排斥和仇視，另一個對外，舉凡“異族”那些顛覆國人三觀的東西，尤其是新事物，除了極少數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外，普羅大眾甚至知識群體中的大部分則一律采取抵製、排斥和仇視態度;這一點在晚清時代表現得特別典型、強烈;其三，人類具有社會意識，這是人類和動物之間本質區別的重要標誌之一。所謂社會意識，是指人類的個體對他所置身於的那個社會組織的感知和認同。而政治意識，則是人類社會意識中的核心。而所謂政治意識的軸心，則是人類對政治權力的擁有、運用及其話語權的欲望、野心以及各類政治情緒的宣泄和釋放。而對於中國中下層的普通民眾而言，由於中國數千年君主製森嚴政治等級的壓迫和窒息，他們長期在政治上處於被支配地位以及政治話語權被剝奪而積蓄起來的處於壓抑狀態的巨大政治“能量”，往往會找到兩個最佳宣泄口，一個是“奉旨造反”，另一個是統治者當局需要、允許、縱容民間“極端民族主義”和“瘋狂民粹主義”燃燒起來的時侯。對於後者而言，統治者“天朝上國，萬國來朝”的天下中心主義和底層民眾“非我族類，雖遠必誅”的虛驕民族主義是一體兩麵，血肉相連的。
我們看到，數千年中國君主專製體製下形成的中國“臣民”的上述三種政治潛質，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產生的義和團運動中被表現得入木三分，淋漓致盡。而中共建政後強勁的反美仇美教育和宣傳，則是對上述中國民眾長期積澱下來的政治潛質的高度迎合，這種集政治、精神、心理三重層麵的“神操作”可謂和後者“一拍即合”、“絲絲入扣”。七十年來，從幼兒教育就開始埋下反美仇美的種子。“解放軍，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一腳踢死美國佬”，這樣的兒歌，至少和我同時代的兒時夥伴至今仍記憶猶新，出口成誦。之後每一個年齡段，這樣的教育都在不斷強化。伴隨著共和國成長的一代一代人，他們接受的反美仇美教育可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綿綿春雨，將仇恨送進他們的心田深處：“仇恨入心要發芽”。如今，這些仇恨之芽已相繼長成大樹，並一代一代開花結果，我們微信圈裏那些不分年齡段的群友中反美仇美人士往往占壓倒性優勢，就是這些果實的明證。
那麽，中美兩國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製度之間的對抗，究竟是一種什麽性質的對抗呢?其實答案很簡單，這個對抗就是現代憲政民主“主義”和現代專製“主義”在思想理念和政治實踐上的對抗。而這兩種思想理念衝突的焦點在哪裏呢?這個焦點也極其簡單：對現代憲政民主“主義”來說，它的理念焦點立足在兩個根本問題上：一個，鑒於人類社會的政治權力具有公共管理和謀私作惡的雙重性，為了人類社會免受戰爭、奴役、迫害、屠戮等巨大災難，必須將國家政權裝進籠子，而迄今為止將權力裝進籠子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徹底廢除一切以暴力爭奪政權和維係政權的專製製度，由廣大被統治者選擇統治者;另一個，鑒於上述同樣的理由，必須由憲法賦予每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每一位公民以“人”的、平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對於現代專製主義而言，它的理念焦點同樣立足在兩個根本問題上：一個，執政黨作為勞動階級的先鋒隊，它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將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人類的最後解放，邁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因此，在理想社會實現之前的漫長過渡時期，執政黨必須始終執政，即始終壟斷全部國家政權;另一個，鑒於上述理由，對於執政黨領導下的廣大民眾來說，他們的政治訴求不是什麽爭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應該是聽黨話，跟黨走，跟黨鬧革命，求解放，為人類的最後解放貢獻自己的力量。
可見，所謂反美仇美的本質，並非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反對美帝對中國領土的侵犯，對中國國家主權的剝奪，對中國人民的蹂躪，因為這樣的事情根本沒有發生過，將來也不會發生，而是反對、仇視現代憲政民主理念，反對、仇視由被統治者選擇統治者的一人一票的普選製度，反對、仇視爭取公民“人權”的一切政治訴求。因此，當“把權力關進籠子”和“追求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兩個核心理念作為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普世價值，越來越獲得全球範圍的普遍認同時，估計中國大陸占多數比例的國民卻視這兩個核心理念為撒旦的咒語，為顛覆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禍水，為美國及西方世界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陰謀。
實質上，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在上述兩個核心理念之間進行選擇，即建立現代憲政民主製度還是建立現代一黨製的專製製度，不僅和國家領土、國家主權的維護沒有半毛錢關係，而且和美國的所謂“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陰謀”沒有半毛錢關係，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說，這樣的選擇歸結為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是否要走現代憲政之路?中國的人民是否應該享受作為“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如果將實現這兩條也稱為“顏色革命”的話，那麽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們早就從事這樣的“顏色革命”了，他們早就為這樣的目標奮鬥了，隻是這種“顏色革命”的夢想至今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罷了。
而目前在這兩種對立的核心理念之間進行選擇的全部關鍵所在，就是那些堅持中國繼續選擇一黨製政治製度的人們必須直麵和解答如下問題：第一，你承認不承認人類社會中的國家政治權力具有公共管理和尋租作惡的兩麵性是一個顛撲不破的鐵律?你承認不承認“權力導致腐敗、不受有效監督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是一條屢試不爽、不可抗拒的真理?你承認不承認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長久霸占國家政權的統治集團都不可能逃脫權力的腐蝕、內部的腐朽、抽心一爛的崩潰?你承認不承認任何長期霸占國家政權的統治集團都無一例外地將自己特殊的政治物質利益淩駕於人民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乃至於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如果你承認，就必須拿出你繼續堅持一黨專製而反對選擇憲政民主製度的正當理由;如果你不承認，就必須拿出你自已的實踐和事實證據來推翻上述鐵律和真理。
第二，其實，上述答案早已有了，中共建政以來，至少在毛澤東時代，頻繁發生的政治運動屢屢製造出巨大的政治禍害和人道主義災難，比如將數十萬知識分子打入冷宮的反右運動，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三麵紅旗運動，以及近億人受到各種政治迫害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是一黨專製下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有效監督、因而形成權力被高度壟斷、個人獨裁、為所欲為濫用權力局麵的鐵證。而改革開放之後中共的吏治腐敗愈演愈烈、不可逆轉則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個真理提供了另一個鐵證。試問，對於所有這些權力作惡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你們有過認真的反思、沉痛的懺悔、真誠的道歉、懇切的檢討，有過從根本製度上杜絕一切權力壟斷和權力作惡的源頭的思考和實踐嗎?如此，在你們自己的政治實踐及其自已製造的事實證據已經反複證明了上述鐵律和真理後，你們繼續堅持一黨專製主義的理由隻剩下一個：即你們隻是為了維係自己的各項特權和統治利益，而置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不顧，置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未來而不顧。
第三，以一黨專製的治國理念和政治實踐走進國際社會，必然產生這樣的國際政治格局：其一，你必須與國際上那些臭名昭著的專製國家為伍，否則你在國際社會找不到朋友，你的政治製度性質決定了你必須反對所有專製國家向現代憲政民主製度轉型的革命，甚至以各種明的、暗的國際政治手段支持幫助專製國家統治者對民主革命的鎮壓，阻撓這些國家的民主轉型，如此，你就成了對抗人類現代政治文明這股世界發展主流的反角，尤其當你所支持的專製國家的統治者製造出巨大的政治禍害和人道主義災難時，你扮演的角色就會顯得更加卑鄙和醜陋，你會遭到國際社會正義力量的譴責、抨擊和孤立，如此，你踐踏的是中華民族的國際形象、國際地位和國際榮譽;其二，一黨專製下的國內經濟無論怎樣向市場經濟靠攏，都不可能建成健全法製體係下的市場經濟，統治集團出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它必然要以權力幹預經濟過程，必然千方百計在經濟發展中尋求尋租機會，必然挖空心思為政府逐利。因此，這樣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模式不可能遵守或不可能完全遵守契約精神和法治規則。而國內的這種不守契約不守規則的惡習一旦進入國際經貿網絡和世界市場體係中，則必然生出諸多投機取巧、耍奸使滑、破壞規則等讓國際誠信體係不齒的行為來，如果長此以往，不思悔改，則必然受到國際經濟社會的譴責、製裁、孤立和拋棄，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中國經濟和國際體係接軌的路將越走越窄，國際信譽將越來越低，如果你因此重新回到閉關鎖國，那麽國內經濟離開了國際社會強大的科技力量和創新產品的支撐，離開了國際貿易的互動，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前途和結局，還用明說嗎?其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必然在國際社會中產生相應的影響力。作為第二大國，要想獲得和它的體位相當的國際影響力、國際地位、國際信譽和國際威望，必須向全世界輸出具有普世意義的理念、思想、理論和價值觀。而中國作為一黨製國家，在思想言論自由遭到封殺、精神文化領域受到層層禁錮的惡劣政治生態中，真的能夠產生和提供對人類具有普世意義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嗎?即便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搬出了孔子和儒家學說這樣的“存貨”，其“君權天授”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觀，能夠被現代文明世界接受嗎?而沒有這樣的思想文化的軟實力，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你何以在國際社會立足?你何以對人類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產生積極的影響?你何以建立相應的國際信譽和國際威望?而以你長期以來對國際社會中專製國家的支持和對它們向現代憲政體製轉型的阻撓，你是在推進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進步，還是在拖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後腿?這些問題，國際社會難道不會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嗎?
第四，中共建政七十年來，“培育”了以億計數的“毛左”和“反美鬥士”，製造了橫掃一切“異端”思想、“政見”的“思想真空”，你以為這是你執政成功的標誌?你以為這是你獲得“人民廣泛認同和擁護”的榮耀?你以為這是國家的榮幸和中華民族的驕傲?你以為這是你堅持“三個代表”、因而一以貫之“偉、光、正”的證據?錯了，大錯特錯也!如果一個文明國家現代民族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缺乏理性思考和現代文明素質的愚民，如果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知識群體中仍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匍匐於權貴腳下的奴才，那麽這兩個“百分之八十”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意味著什麽?意味著這個國家和民族人性的泯滅和奴性的張揚，意味著這個國家和民族最起碼的認知能力的嚴重滯後，意味著這個國家和民族作為人類的自由天性和思想機能被活生生地扼殺，意味著這個國家和民族大腦空置、靈魂墮落，最後，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當今世界中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創新能力的枯竭和消失。總之，所有這些“意味”都意味著“最後的危險”，即像蘇聯那樣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