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大小姐

19 我的家 （5） 光鮮靚麗的大姐和姐夫，以及他們的兒子一起來了。大姐夫還是老樣子，見到我隻淡淡地打了個招呼。我一直對這個混跡於官場的姐夫有些看不慣，加之他在我們家作威作福，不尊重我父母的行為都讓我很不滿，但礙於大姐的麵子，我也隻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大姐看起來是提前過上了小康生活，渾身散發著雍容華貴的味道。我們家的三個女孩子無論是長相還是性格都相距甚遠。大姐雖然溫柔敦厚，但是對待自己的親人有點缺心少肺，似乎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在她的心裏占有一席之地，平生最喜歡的事就是睡覺，甚至連自己的兒子，她也不像其他的母親那樣付出心血去栽培。 作為長女，大姐的出生和降臨對父母來說是非常開心和重要的，再加上她的脾氣很溫柔和乖順，深得父母尤其是媽媽的喜愛。其實我剛出生的時候，爸爸非常不喜歡我，因為我已經是他們的第三個女兒了，做為家裏的獨子，我讓他傳宗接代的最後一絲希望也破滅了，而且媽媽在生下我之後就做了絕育手術。是後來在成長的過程中，由於彼此相近的氣質和脾性，父親變得越來越喜歡我，以至於現在我成為他最關心和掛念的小孩。但是媽媽一直喜歡大姐多一些，除了她是長女之外，我想還因著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大姐的右上臂幾乎被一個很大的傷疤全部覆蓋著，第一次看到的人也許會受到不小的驚嚇，所以即使在最熱的時候，大姐也必須穿著半袖的衣服來遮住傷疤。這個疤痕是大姐五歲時留下的。那時父母還是兩地分居，母親帶著大姐住在廣饒。一天中午母親回家吃完午飯，燒了一壺開水灌在暖瓶裏就去上班了，大姐和她的小朋友在家裏玩，因為小朋友說口渴想要喝水，大姐就幫他去倒水。可是母親把暖瓶放得太高了，大姐拿不到卻又努力想拿，結果不知怎麽搞得暖瓶倒了，一整瓶滾燙的水全部澆在了大姐的右前臂上。 我從來沒有聽母親和大姐詳細地說過這件事情，也就是大姐被燙傷之後，整個痛苦的治療過程。隻記得有一次一個非常愛嚼舌頭的母親的同事對我大姐說，在廣饒治療了一段時間之後，母親不知道為什麽竟然帶著大姐回到了缺醫少藥，環境惡劣的老家。如果不是由於母親這個非常不明智的決定，說不定大姐的疤痕也不會像現在這麽嚴重。我很不喜歡母親的這個同事，每次到我們家，她的兩隻小眼睛會放射出像一百瓦燈泡似的強光在我們家來來回回，仔仔細細地探照。如果被她發現哪怕有一丁點兒的不同，她也會追著你打破沙鍋問到底。我想母親也是不喜歡她的，可是卻從來不肯和她鬧翻，估計是怕鬧翻了之後，她的那張嘴裏還不知道能說出個什麽故事來。對於這麽明顯的挑撥母女關係的惡毒語言，母親竟然保持沉默，不肯為自己辯護。而大姐雖然小的時候沒覺得自己和別人有什麽不同，但長大之後，特別是有了愛美之心，對媽媽便有些不滿。有一次當她從雜誌中看到國外有人因為小時候父母的失職而造成了殘疾，長大之後把父母告上了法庭的報道，還半開玩笑地對母親說，其實我也可以告你的。對這樣的埋怨，母親總是默默地無言以對，還主動陪大姐去美容醫院谘詢能否做植皮。但是醫生認為沒有做的必要，因為大姐的傷疤根本不影響其功能，更重要的是植皮的過程會非常痛苦，既然完全可以通過穿衣服來遮蓋，就不要受那份罪了。自己做了母親，真正地體會到了母親對兒女的心之後，雖然有時候大姐看到我和二姐穿著漂亮的無袖衣服，心裏還會有些不舒服，不過她再也沒有說過埋怨母親的話了。 在任何一個集合裏，我都應該算是個寡言少語的人，更多的時候我喜歡默默地觀察別人，做出一些自己的判斷。對於大姐的這件事，我想我可以理解母親為什麽會離開條件相對較好的縣醫院，而把大姐帶回到了姥姥家去治療。試想一個年輕的母親看到自己的孩子被開水燙的麵目全非的手臂，聽到每次換藥時孩子淒慘的哭聲，而這一切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時候，她的心裏會是多麽地痛苦，多麽需要親人的幫助。但是她不能找父親，因為她覺得自己根本無法麵對丈夫責怪的眼神，丈夫把女兒交給了自己，可是自己卻讓孩子受到了這麽大的傷害，她根本沒有臉麵和資格去請求丈夫的原諒。而這個時候唯一不會埋怨她，並且能夠給她以心靈上的支持和諒解的就是她自己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姥姥。所以盡管老家的條件不好，她還是毅然投奔自己的母親去了。 20 我的家 （6） 大姐是典型的過敏體質，許多有過敏體質的人在藝術方麵都很有天賦，大姐也不例外。小時候她非常喜歡畫畫，而且還有鼻子有眼很象那麽回事。父親發現之後很高興，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特地給她買回來一些關於繪畫方麵的書籍。大姐剛開始還有些新鮮，但是照著描了幾張之後就完全失去了興趣，束之高閣。倒是鄰家有個男孩，叫老虎，對畫畫也很感興趣，可是由於家境的原因，買不起繪畫的書。後來父親就把給大姐買的書送給了他。十幾年後，已經成為了一名服裝設計師的他，趁著出差到青島的機會，特地到我們家來拜訪，感謝父親當年的善舉使他終生受益。大姐這種懶散的性格使她後來吃了不少苦頭。 大姐高中是在我們大學的子弟學校讀的，本來我們這所子弟學校是很不錯的，每年高考的總成績在市裏都是前幾名。不幸的是，從大姐上高一開始，由於學校在給教職工分房的過程中有不公的現象，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許多老師，甚至包括一些帶畢業班的老師，紛紛罷課，還有一些著名的老師也調到別的學校去了。整個學校的氛圍有點像在鬧文化大革命，牆壁上也經常有老師貼的大字報，揭發領導的黑幕。老師無心上課，可憐學生成了一群無人看管的羊兒。我記得大姐已經是畢業班的學生時，還經常和她的同學去野炊，踏青，爬山，玩得比我還歡。結果那年高考，整個年級全軍覆沒，甚至連個大專也沒有。雖然後來也有幾個有識之士轉到其他學校複讀，但是大部分都像我大姐一樣，心早已經玩散了，哪裏還願意再拿起書本。母親倒是征求過大姐的意思，願不願意複讀，大姐一口回絕了，而那時父親正在大連進行封閉性的日語強化訓練，不能回家，所以最終大姐參加了招工。為這件事，父親日後沒少埋怨母親，常常感歎地說，如果當時他在家，是硬逼也要逼著大姐去複讀的，因為大姐真得非常的聰明。尤其是她的數理化，在班裏總是第一，第二名。古話說得真對，女人啊，就是頭發長，見識短。 大姐的整個參加工作的過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點我始終不太明白，照說大姐雖然沒有考上大學，但是成績也應該不會差到哪裏去，誰知一來二去，她竟然隻找到了一份國棉廠紡紗車間的工作。那時候還是計劃經濟體製，雖然百般不願，卻也不能放棄這份工作，因為如果放棄就意味著隻能呆在家裏閑逛，那時候更本沒有從社會上招工的事情。從踏進國棉廠的那一天起，從小嬌生慣養，備受嗬護的大姐終於看到了生活殘酷的一麵。紡紗車間的環境，怎是她這樣柔弱的女孩子所能承受的。從開工的那一分鍾起，直到下班，除了吃飯的半個小時，都要不停地在自己負責的機器之間走動，巡視。那時候雖然已經是八十年代了，但他們廠用的還是日本人三十年代留下的舊機器，稍有偷懶，線頭就會斷掉，織出次品來。像大姐這樣從很好的中學出來的學生，還是非常聽話的，而且也努力要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所以那份累就可想而知。有一次母親給大姐買了一雙涼鞋上班的時候穿，結果僅僅三個月那雙鞋就被磨透了，母親捧著被磨透了底的鞋子，傷心地哭了，心痛自己的女兒竟然要做這樣辛苦的工作。除了超負荷的勞動強度，工作環境也是另外一個讓大姐無法忍受的因素。整個紡紗車間都被巨大的機器轟鳴聲籠罩著，想要和旁邊的同事說句話，也要用喊的。工作八小時下來，就像在迪廳裏玩了一夜，會出現暫時失聰的現象。而且車間裏漫天飛舞的花毛，讓敏感的大姐的鼻子一天到晚都癢癢的，噴嚏打個不停。更難以忍受的是，到了夏天，車間裏的溫度基本都是在三十五度以上，那幾年，年年夏天，大姐的頭上都會長滿痱子。除了這些硬件條件，最讓母親擔心的還是車間裏的人文環境。由於工作非常單調和枯燥，工人們平時隻能靠互相開開玩笑來調劑一下情緒，而由於有限的教育程度，開出來的玩笑的水平就可想而知，基本都是圍繞著第二性征展開。而有的小媳婦也真的會在鬧得惱了時，三五個聯合起來扒掉某個男同事的褲子。從大姐的口中得知一切之後，母親就決定要把女兒從這個苦海中拯救出來，如若不然，說不定哪天自己溫文爾雅的女兒就變成了一個潑婦。一個方法是調動到另外一個單位，但是我們家無權無勢，調動個工作簡直比登天還難。那就隻剩下最後一個方法了，上學，拿到個學曆，至少可以從車間裏調出來。所以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大姐就通過了成人高考，開始在醫學院的夜間部學習。至於為什麽要學醫，我想母親是準備為了大姐犧牲自己，如果最後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的話，至少母親還可以提前搞個內退，讓大姐頂替自己的崗位。 我現在已經想象不出，那幾年大姐是怎麽熬過來的，因為紡織廠是三班倒，而上學的時間卻是固定的，所以有時候大姐下了班就要趕去上學，經常在上課的時候就睡著了。有的老師一開始不了解情況，還對大姐頗有微詞，得知內情之後，也不免對這個瘦弱的女孩產生了同情。我想命運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像大姐，上學的時候，需要她全身心投入學習的時候，她沒有珍惜，現在卻要付出雙倍，甚至更多來彌補。但是命運有時僅僅讓你付出這些還不夠，當大姐費盡千辛萬苦得到了大專文憑之後，廠裏並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把她從車間裏調出來，於是另一輪艱苦的戰鬥又打響了。如果說上一場戰役是和自己的體力和意誌作戰，那麽這一場戰役會更艱苦，是要和人，而且是能決定自己命運的人鬥，首先從氣勢上就輸掉了。母親還是奉行先禮後兵的原則，隔一段時間就搜刮一下家裏的好東西，和父親和姐姐到廠長家裏去了，真情告白，肺腑之言，眼眶泛紅，低聲下氣地請求，連石頭都應該被感動了，卻始終無法感動那個鐵石心腸的廠長。大姐拿到文憑一年多了，還是無法脫離車間。後來父親和大姐都放棄了，父親是因為覺得每次都這樣畢恭畢敬地給人家送禮，盡管人家都招收不誤，卻就是拖著不給你辦，你還能怎樣，再繼續送禮，還不是自取其辱。而大姐覺得自己的一生似乎永遠也無法脫離開這個苦海了，變得非常頹廢和沮喪，經常在家裏痛哭。這個時候隻有堅強的母親還沒有放棄，她依然自己一個人拿著好煙好酒去廠長家，說好話，希望廠長哪一天能被她的這份真誠所打動，改變心意。但是或許母親也沒有想到，事情最後的解決是通過另外一種途徑。因為當時都有一種傳說，大姐他們將是最後一批終身製的職工，以後都要改成合同製了。那時合同製還是新名詞，被視為洪水猛獸，所以像大姐這樣匆匆忙忙地找個工作就幹的人也不在少數。後來當母親意識到隻依靠自己力量無法解決這件事情時，她找到了幾個和大姐同樣情況的女孩子的母親。經過一番商討之後，幾位走投無路的母親終於製定出了自己的作戰策略，那就是每個周末都上廠長家去，也不拿禮物了，到了廠長家就不走，和廠長談心，有的時候，甚至撇下廠長，幾個母親自己聊起來。廠長既不敢趕母親她們走，可是母親她們這樣老呆在他家裏，他的家人也受不了。其實廠長對母親她們的心思非行明白，幾個回合之後，就答應把大姐她們幾個調到化驗室工作。結果在紡紗車間工作了五年之後，大姐最終苦海脫身，從車間裏出來了。雖然化驗室緊挨著車間，但是機器的轟鳴聲已經遠離，空氣中也沒有了令人討厭的花毛，而且還有空調，夏天再也不會張痱子了。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走來走去了，每天上班隻要去車間采兩次樣檢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值夜班，還可以睡上一覺，那時大姐真的感覺自己像從地獄到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