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的謎底

錢學森之問的謎底

千古一罪在教育－－百年中華血淚祭（五）

錢學森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曾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也許是先生不願明點要害，原因十分簡單，中共根本就不懂教育，也不搞教育，隻會玩政治。中共曆來的教育政策中，隻有毛澤東的德智體全麵發展還算入門，卻沒有被很切實地執行下去，其他人根本就是瞎搗亂。此其一。其二，用其利必害於其弊。當年玩階級矛盾竊取了民心，許多僅對具體時間和特殊情境合理的理念被奉為永恒真理，而這些完全違悖理性的理念在執政黨內部無法清除，這導致中共六十年教育宗旨的錯誤。

教育的目的必須是提高人的理性與道德水平，這是相對籠統而近乎信仰層次的理念，而絕對不能是階段性的有形的物質成果。中共曆來的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理念就是一個反麵典型。其中有兩個邏輯錯誤。其一，如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破滅了，那麽你培養的所謂接班人 不 就是廢物了？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預言家是肯定正確的。用九州大地做社會主義實驗田，拿中華民族做馬列主義的實驗品，這可是史上最大的賣國行徑。所以物質層麵的東西作為教育目的是錯誤的。這種教育對民族對人類是一個巨大的冒險，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來看，這種教育是將 不 成熟的意識形態淩駕於民族之上，實在是對民族的坑害。其二，如果被教育者對你們政府的理想 不 感冒，而是認同君主政體或者資本主義，你是否應該剝奪他受教育的權利？也就是說政治正確是否是教育權利的前提？更進一步，教育到底是政府實現自己目標的手段，還是一種從人類曆史長河中繼承下來的政府義務？教育更靠近於信仰，而不是更靠近於實現人的物質需求。教育所能達成的目標，必須是國民素質的提高，包括信仰，理性，智慧，謀生能力，等等。提供教育服務和保障教育服務是政府的職責。解析信仰和理性對人類的價值是超出任何政府的能力的，人類數千年的文化精華，政府可以 不 理解，可以 不 知道這些東西有什麽用途，但傳承這些文化卻是政府義 不 容辭的責任。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教育更切近於信仰，政府在教育上隻有義務。政府絕不能將教育當成培養勞動力的工具，更不能蹂躪作統治手段。隻有這樣，這個政府在投入了幾十年後才能得到應有的人才來進一步完善這個政府並延續這個政府的道統。一心宣稱自己順天應人的政府，將教育事業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十惡 不 赦之罪。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質，至於人的素質提高以後會站到哪一政治派別去，絕對不是教育要關心的事情，政治傾向絕對 不 是教育的前提。人的素質的提高和充分理性的增加（不是片麵理性），必然導致道德的提升和社會環境的進步。如果某個政治派別將人類正義獨攬在自己的政治派別宗教派別之下，必然會推論出其政治宗教觀點之外的理性的增加是邪惡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得出這樣的結論並 不 能證明其他派別的邪惡，反而從側麵反映了這一政治宗教派別本身偏離了人類價值正軌。歐洲中世紀教會對異端的數百年迫害，中國文革時期對誌士仁人的短暫卻殘酷的折磨，都是典型的案例。政黨必然有派別，但理性道德與民生永遠沒有派別。以瞬間的政黨利益淩駕永恒的人類價值，焉能成為國策？理性和道德是一致的，充分發展的理性必然導致最完善的道德。當某個政治派別在教育上排斥理性恐懼理性的時候，你完全可以斷定這個政治派別是 不 道德的。

問題核心還在信仰上，自從中國被辯證唯物主義占領後，在信仰層次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不能領悟的精神文化都被扣上封建迷信和反華勢力的帽子。信仰層次的井蛙之見導致政府在文化與精神方麵的導向大幅轉向形而下，信仰成為物質建設的輔助，而信仰之下的教育事業更 不 可能逃脫物質化的噩運。 曆史教育成了政治權術的手段，教育成了愚弄民眾對後代洗腦的方式。喪失信仰，隻求物質利益；拋棄原則，唯有派係立場。這造成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的紊亂，可謂禍患無窮。

中國教育方針的荒謬也集中體現在教育和就業方麵對殘疾人的歧視上，其根源在於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辦教育和設置各種崗位的目的在於強國，身體殘疾和病症顯然會降低人對國家的貢獻，這與國家主義的目標 不 吻合。堅持國家集體優先的策略似乎支持這種對殘疾人的歧視，其實這種邏輯極其粗陋淺薄。國家的強盛來源於社會中每個人的力量。單就教育而言，殘疾人與弱體質的人通過教育所達成的個人生產創造能力的提升，並 不 比相對更健康的人通過教育所得到的能力提高小，很可能會更大。從更根本的角度說，國家教育的目標 不 能是國家強盛那樣的急功近利，而必須是提高民眾素質，優化民眾人性，進而改善每個人每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再調和以些許國家運作的元素，最後的結果就是國家整體的強盛。更長遠的影響是，如此的歧視政策敗壞了社會風氣，毀滅了古來的人性道德。人的自然屬性注定了人類社會隻有在仁愛和關懷的基礎上才能健康發展。每個人都有付出仁愛的能力，每個人也都有獲得愛護的需求。當社會歧視並傷害殘障人的時候，這些人必然要從另外的途徑獲取補償。這造成了兩個惡果。首先，因為社會對殘障人的傷害和教育歧視，整個一個家庭都需要努力予以彌補，而且這種彌補往往難以達到社會關愛所能達成的效果。這就象在寒風中一個人想用自己的一件衣服裹住兩個人一樣的困難。所以這 不 單是對殘障人的傷害，更是對整個家庭的傷害。反過來又會嚴重影響這個家庭的生產能力和對社會的貢獻。二來，可能是更長遠的，這種歧視性政策與人性嚴重對立，人在麵對自己家庭成員中的殘障人所自然發生的愛，與國家政府所體現出來的冷漠和邪惡形成巨大的對比反差。這樣的政府在人民心中無法形成正麵形象。

人民為國家之本，固本是國家強盛的首要策略。這種策略在中國最強盛的幾個朝代周朝漢朝和唐朝都被奉為最根本國策，當代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也同樣如此。魏征曾經簡明地論述了這個道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君 …… 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以此觀之，曆來的國家主義無 不 是伐根以求木茂的荒謬之徒。

教育是培養人才，絕對不是挑選人才。急功近利者有在基礎教育中榨取人才的做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目標導致中國的各級教育部門盡力榨取人才。老師更看重學習好的孩子，因為好學生獲得最佳考試成績中的最後一分，將成為判定人才大小的依據，而差學生學習成績裏的前六十分無足輕重。學校成了競技場，而不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這完全錯了。教育的目的隻能是提高全民的素質，而不是獲得某種獎杯。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節是錯誤教育理念的最典型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