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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曆史真實與模糊的人文思考－－關於六四
玄野
在六四問題上發言是有難度的。倒不是什麽明哲保身的考慮，主要是因為事件中許多關鍵的事實無法澄清，相關各方各有心機，又各有真實。事實的不清令人不敢妄評。但是，基於對自己的眼睛和記憶的信任，更通過常理來甄別各方所列舉的事件，再參照各方於事後二十多年來對此事的因應方式，暫且可以有一些模糊的認識出來。因為此事與這個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的前途關係甚大，這認識雖然模糊，卻也顯得很有意義。所以不揣冒昧，貼出來給大家批判一下。
政府那一方的態度一直緘默，而且意圖強製所有人緘默。鄧小平先生在當時的表態雖然強權，但還算坦白，雖然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樣子，但是麵對再無發言能力的死者卻沒有汙蔑抹黑的言辭。至於其下的某些人以至於基層的政工幹部，在上級那裏批發了反革命帽子和暴徒標簽到處強塞，就是人家糊口的營生與內心道德之間的平衡問題了。而求仁得仁，求善得善，一切全在自己。自那幾年以後，政府就開始了用強製緘默和酒肉麻醉的策略來達成民眾遺忘那個事件的幻想。既然沒有鄧公的敢於直麵道德譴責的魄力，也就沒有敢於直麵事實的坦白。先入為主地定論哪方正義哪方邪惡當然不合適，但基於事實與理性麵對慘痛的曆史卻是最低的必要。這樣，損失了的生命才能換來曆史的財富，國家的提升與民族的複興。
海外民運這一方則一直追求亢奮，而且意圖強製所有人亢奮。李娜和郎朗都要強拉進來表態，多少有點象道德綁架。人家有那個自由保持沉默，在人家沒有思考明白的時候總不能讓人即時表態吧。中國政府的偉光正很令人痛恨。這種思想上的強迫正是醫學實驗室中的甲醛，有著強烈刺鼻令人窒息的氣味，可以將鮮活的生命凝固成某種結構形式的蛋白質集合。而時下的道德綁架，也散發著同樣的氣息。對立雙方操持著同樣的政治主導一切的思維，頗耐人思考。
當年鄧小平先生出來給大家總結，說這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導致的事件。這不假，還算政治家的觀察力，但應對策略呢？應該算是政治家的手腕，而且是沒有信仰沒有宗教沒有哲學的政治家的手腕。這是中國的巨大遺憾，曆史的巨大傷痛。鄧公談到，犧牲幾百年輕人的生命換來安定團結的局麵，還有就是這次運動是文革流毒等等。怎麽說呢，這也的確是實在話，不象某些跳梁小醜那樣色厲內荏，我當時的感覺就是，既然是說犧牲幾百年輕人的生命，而不單純是十幾位軍人的生命，那麽這些生命的價值必然也都認同了。文革流毒的評價也的確不假，大字報，打倒某某，戒嚴令之後北京城依然是混亂不堪的運動狀態，這表麵上不正是文革的無政府主義嗎？鄧公隻知道痛恨文革，隻知道文革行為發生在對方身上是何等可怕，卻不知道自己的思維中和自己的屬下的思維中同樣有眾多的元素與文革一脈相承，而這些元素對中國的危害又是何其巨大。毀滅信仰，拋棄道德，假大空，為物質繁榮無所不用其極，從而最終發展到為個人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這些禍害本在共和國後的諸次運動中就已經有了，文革則集其大成。
為什麽當政者有不尊重生命的傾向？首先是信仰的缺失，人命關天是婦孺皆知的俗話，但是對傳統的否定導致這些最基本良知在國人心中的缺位。其次，決策者的軍旅生涯也可能導致對死生的司空見慣。造化弄人，抗日戰爭中國有兩千多萬的非正常死亡，朝鮮戰爭中國有近二十萬人的陣亡，而大躍進時期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三千萬左右（各方口徑不一，大致數字）。我懷疑，當年決策時刻他們內心裏是否在比數字，麵對數千萬生命換來的政治成果，幾百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大錯恰在此處。如果用數字來評價生命，那耶穌的死，蘇格拉底的死，布魯諾的死豈不更加微不足道？核心在於精神，無論殺人還是殉難，其價值首先要看其所秉承的精神。中國每年死刑犯都遠遠超過當年六四的死難人數，同樣是為了社會安定，為何一個殺得，另一個卻殺不得？關鍵要看生命的歸去所表達出來的精神與價值。當年的屠殺實際上是對中國人自強自愛的精神的否定，你可以批判當年別有用心的人，但必須明確民心的可嘉之處。當年的殉難者是為什麽死的？反革命嗎？沒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愛國熱情嗎？你咋不給點最起碼的撫恤和道義慰問？這象讓人窒息的沉悶，又象是扼殺精神的病毒，遠比薩斯甲流感流行得快又難以控製。從此以後，國人喪失了在當前體製下的一切愛國熱情與信心。當權者啊，你們這些廢物，咋就對假大空那麽崇拜，這點最基本的誠懇與智慧都沒有呢？耀邦先生主政組織部時期的良知大家就沒學會點滴？而你們這些人裏麵曾經受惠於先生的呢？也可以眛著自己的良知嗎？這沒有平反那麽複雜，也沒有低頭認罪那麽屈辱與危險，需要的僅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可以批駁他們的莽撞與幼稚，但是在良知與愛國熱情上你可能遠不及他們。要做的就是回歸普世的道德價值，緬懷逝者。為了一個偉光正，為了一套皇帝的新裝，你還要光著屁股在街上走多遠呢？
對於當時本已近尾聲的運動最後演變成血腥慘案，有這樣一點感觸：人民大眾和投機者意願截然相反。民眾希望事件平靜落幕，投機者則意識到不把局勢搞崩他們就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當時的某些高官是如此，學生方麵的某些投機分子也是如此。當然學生中的極端分子是傻子，局勢亂了隻對政府中的頑固者有利。具體在政府中有幾派，在學生運動中有幾派，而在工人中是否有成勢力的派別，在知識階層的支持者中是否有成勢力的派別，也需要曆史的澄清。
兩條路線不同軍令進京，南線的軍人吃了大虧，西線的市民死了很多。有這樣一點推測：北京人都會明白複興路和石景山路兩側都是什麽機構。國防大學就在玉泉路那兒。有兩種可能，一是政府內部很多人之間結了梁子，老鄧要搞他們一把。從當時老鄧的威望和其與部下的感情看，好象不可能。另一種猜測，南線小市民多，組織紀律性很差，根本就不聽政府吆喝，什麽戒嚴軍隊，都不管，就知道人民軍隊愛人民。一旦開槍，死傷數字要成十倍百倍的長。西線大部分是高知識高官階的人，政府的明令象放屁了，但是通過密令通知卻會奏效。推測起來，中央的人這點道德還會有的。事件的實際發展也的確如此。南線軍隊極其困難，圍堵的民眾可能比軍隊還多。許多小痞子不知在哪兒搞了自行車，直接抬起來扔到行進的隊伍中。很多士兵被衝散了，都被好心的市民走崇文區的迷宮給帶到了崗位上，幾位倒黴的哥們兒碰上了痞子，一命嗚呼了。這正中政府下懷，於是反革命暴亂的帽子可以鄭重其事地向下派發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讓西線士兵大白天跟百姓擠熱鬧，南線夜間殺入，結果很可能是將解放軍死亡數字的那個唯一的零掛到市民死亡數字上。那樣的話，不但反革命帽子發不出去，日後執政的阻力也會更加巨大。唉，這流氓當的很不徹底啊。政府耍流氓沒什麽稀罕的，奧古斯都耍流氓玩得元老院團團轉，依然偉大；漢高祖流氓成性，卻不妨礙其聖明。糟糕的是沒有流氓手腕卻要追求流氓效果，然後還要遮遮掩掩妄圖將曆史傷痕抹平，這卻是古今中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全是那偉光正害的，真以為自己是偉光正呢，搞點兒煤球還要外麵塗層雪，不知道那是六月天兒嗎。
誠如玄野兄所言：在六四問題上發言有難度，並不在於明哲保身，而在於強製沉默之下的模糊的曆史事實。
非常讚同玄野兄所指出的政府症結所在：信仰的缺失使生命不再受到尊重、黨的文化取代普世精神而至今崇尚皇帝的新裝，所以當權者至今不敢也不肯麵對那些逝去的生命。我也常常想，就算學生不可避免地莽撞與幼稚、就算這場運動確實存在著投機者，當權者也絕對不能徹底扼殺掉一個民族的良知與激情、向往與信心。而當一個民族失去了精神與活力，那是一件多麽悲哀而又可怕的事情！（難怪這裏的新新MM急得要從傳統的"士文化"中找活力。^^）
縱觀曆史，我們的民族雖然不乏古老智慧，但卻似乎並不善於吸取曆史教訓、也總是缺乏哪裏摔倒就哪裏站起來的追求實效的勇氣。所以六四至今是這個社會隱形的傷口，它雖不明顯、但卻一直敗壞著肌體、甚至令人迷惑症結之所在。因而也誠如玄野兄所言：基於事實與理性麵對慘痛的曆史是最低的必要。否則這個民族至今還被迫延續著自己的代價、勒令子子孫孫以不同的形式來買單，這真是一出綿延不絕的雙重悲劇。
麵對玄野兄的深層思考，一向鑒於學人的本分本能地提出反麵意見。可是這篇從標題到內容實在太沉重，真是令人一時無語、不知該說什麽好。隻好先存下來慢慢思考與學習，並且多謝玄野兄分享如此誠懇的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