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檔案告訴未來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輕一代，對於那段“史無前例”的動蕩歲月到底還有怎樣的印象?那段曆史又意味著什麽?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歲月》中，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共黨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共元老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寫道：“我與有的年輕人聊天時發現，‘五一六’通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一月風暴’等這些在那個特定年代曾經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經變成了語焉不詳的詞匯。而講起‘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他們則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極度荒謬而難以置信。”
正如巴金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初衷是“不讓曆史重演”，陳小津希望，他的回憶能夠對那些不甚了解這場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幫助。“使他們再遇到大風大浪時，少一些單純、多一些思辨，少一些驚詫、多一些黨性，使他們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麵……”
而在被70後、80後們問及：“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來避免悲劇的重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教授略作斟酌後說：“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檔案館首次對外公開文革期間的檔案，正是為社會公眾通過公開途徑了解那段曆史，打開了一扇窗。
經濟主義盛宴：1966-1967
經濟主義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
這是一個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兒子羨慕父輩青年時期的“壯遊”：“那麽多人一起大串連，遊山玩水，豈不是一次免費旅遊?”
父親遲疑了一會說：“你們這一代永遠不能體會我們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隻是從旅遊的角度去看，就太淺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討論過同樣的話題。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實質。而對這位父親來說，他感覺受到了傷害。因為他當初懷著那樣崇高的革命理想，卻被當成了遊山玩水。他們雙方都沒有考慮到，所謂的大串連，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
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假如沒有免費的午餐，學生是不是還有這麽高的熱情很難說。”串聯的三大任務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麽開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經驗，同時也順便看看祖國大好河山。而印紅標遠在東北撫順的表弟，當年就隻記住了最後一條。
看看解密老檔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別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國大好河山
“路費全免。外地學生來北京吃飯也不花錢，在哪個學校吃飯就按哪個學校的夥食。北京的中學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學是4角。”印紅標回憶說。
河北省大、中學生串聯外地，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是4角，吃糧標準補足1斤半。每天還發給政治宣傳費1元，雜費1元，購買長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學校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每天還有2角4分的夥食補貼。天津市的大專學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錢的補助。縣以上的中學生每人每日補助1角5分，縣以下的中學生則補助2角錢。(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外出進行革命串聯吃糧標準和經費開支的試行辦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步行串聯經費開支和糧食補助的試行辦法》)
據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待工作清理辦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統計，從1966年8月開始出現全國性的大串連，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萬革命小將，每天在京人數高達260萬人，一共花去了約1億元接待費，這還不包括免費乘車。
國家投入了大量物資用於接待。初步統計有棉布300萬米，棉花190萬斤，毛毯16萬條，棉毯27.7萬條，鋪墊和搭棚用的鋪草席子7000餘噸，此外還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資。在接待期間，還借出糧票5000萬斤，現金500多萬，棉衣1.5萬件，絨衣褲21萬件。
“整個國家的民用運輸非常擁擠，幾近癱瘓。當時紅衛兵在北京有乘車卡，他們也沒有目標，見隊就排。有一次我家門口的天壇西門公交站排起了長龍，我騎著自行車一路看，才發現這條隊原來是從天橋排過來的，整整一站路。當時我家裏也不算富裕，但我還是花了150元買了一輛自行車，就是因為擠不上車上不了學。”
當時北京已是落葉紛飛、寒風砭骨，據說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後都沒有還。林學院有學生去蘭州串聯，借了宣傳車、油印機、錄音機、照相機等，後將照相機據為己有。地安門中學也有一學生在上海借自行車1輛，油印機1台，棉被3條，也成了一筆爛賬。
從1967年1月16日開始，北京市要求學生串聯的個人夥食費和生活用品改為全部自備，宣傳活動費壓縮為5角，樂器、油印機以借用或自製解決，一律不要購買新的。中學師生市內串聯提倡徒步，不向公家報銷車費。各組織的袖章、證件的費用，一個人限報銷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財政局撤消了原來下發的《關於學校在校際之間進行串聯活動車費報銷問題的通知》。
但在原為上海總工會工作人員的旅美學者李遜看來，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與串連費及活動經費外，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提出過屬於自己的經濟要求，體現出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另一麵。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是合同工、臨時工掀起的“經濟主義風”。
“我們要複工!”
“經濟主義指的是(當年)以工人為主的群眾，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現了改變身份、同工同酬的經濟訴求。它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僅有一兩個月，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徐友漁說。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國大地上，為什麽會出現突如其來的“革命逆流”?徐友漁認為這源於“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1958年以後，中國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分，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之別。在這些身份差別的背後，是個人政治、經濟待遇的天壤之別。
全民所有製的國有大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的工人堪稱“工人貴族”，不僅工資高、鐵飯碗，還享有醫療、住房、養老等等一係列令人稱羨的福利保障。集體所有製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臨時工的條件最差，不僅沒有任何勞動福利、社會保障，工資水平也是極低，實行按日或者計件、提成工資製。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不能入黨、不能參加工會，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他們就出來鬧，說毛主席說中國社會有特權階層、不平等，號召我們革命。如果要社會公正，工人怎麽可以分貴族工人和底層工人?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當家作主，為什麽我們處在最糟糕的境地?我們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臨時工、合同工們隻是要求參加所在工廠的工會，成立戰鬥隊，報銷經費。但隨著當權派開始退讓，工人們就開始加碼主張起經濟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業1961年全麵推行了提成(計件)工資製度。據說是因為廣大職工在學習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覺悟之後，從1964年以來強烈要求改變“前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到了1966年，宣武區的職工白天要寫大字報，東城區的也是每晚有活動，每周還要安排八小時;崇文區是半天加晚上進行“文化大革命”活動，繼續靠計件提成怎麽吃得消?西城區樂器修理門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餘元，6月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資可能會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業管理局關於社員達不到基本工資擬酌情解決的請示報告》)於是據西城區修管處報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鍾表的，兩家修鞋的，兩家修自行車的，一家修理樂器的和一家彈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國營企業一樣的月工資製度。有些單位自作主張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計件提成發放，就將工資退回。
上海是“經濟主義”最主要的陣地。除了共有的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上海在大躍進之後曾有18.3萬職工被動員回鄉“為國家分擔困難”，從城市戶口轉為了農村戶口。但在1963年經濟情況好轉後，讓他們回廠複工的許諾並沒有兌現……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簽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這些內容，全部是政治性訴求。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的代表簽字同意他們的六條要求，就在政治內容之外，涉及到用工製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臨時工來到全總，要求支持他們造合同工、臨時工的反。經過7天的協商，全總起草了6條意見，其中有兩條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以及合同工製度的徹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發送“支持合同工、臨時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函》)。
如果說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的隻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產業工人則直接指向了經濟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搶人事檔案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局裏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巨大的示範效應，導致各單位職工一擁而上，尋找種種理由要求發放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單位甚至挪用預算經費、預算外資金、企業管理費、工會經費購買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電視機、電影放映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家具、自行車、高音喇叭、電唱機、鍾表、大型或高級樂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中，可以看到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工資總額隻有33萬元，而1月5日卻去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接近四個月的工資總數。不少生產隊連生產資金都分了。
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開門，300多人衝向自行車櫃，甚至連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務局的同誌說：“我以前的工資是40元，現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補發工資300多元。現在我隻當沒有增加，沒有補發。”
雨打風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如果照這麽發展下去，‘文化革命’就會和它的初衷越走越遠。從客觀而言，‘經濟主義’是工人很正當的一個要求，但在當時會加劇國家經濟上的負擔和動蕩。”印紅標認為。
上海僅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達百分之十。僅上海港每天就積壓70多艘貨輪無人裝卸。1月4日，有一艘希臘船應在5：30啟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纜，船長揮旗抗議。
1966年12月31日，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中央要你出來工作，妥善解決上海麵臨的嚴重問題。在陳丕顯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文匯報》全文刊載，並將這場運動稱為“經濟主義妖風”。兩天後，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這股“經濟主義”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風吹去。但一個誰也預料不到的結果是，工人自發地想要改變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張，最終卻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為他的進身之階，這恐怕便是曆史的吊詭之處。
“西方學者很早就認為，8億人幾乎沒有例外地卷入了這場運動中去，這種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學者不願意隻從思想層麵解釋，更不願解釋成最高權力之爭。他們認為這麽多人卷入，一定跟群眾的切身利益有關，最後果然發現‘文革’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派別鬥爭是有規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員都是黨員、幹部、勞模、老工人。
造反派則是完全另外一批人：臨時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類分子這些社會上受歧視的人。他們喜歡造反，非常願意改變現狀，‘文革’反映了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每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經濟地位和待遇不一樣，決定了政治態度的不同。百姓實際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號。利用毛澤東自己製造的天下大亂的局麵，組織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漁說，是否如楊小凱所論，有一個人民群眾的“文革”，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但他本人對此並不完全讚同。“我認為第二個‘文革’純粹是第一個‘文革’的派生物，經濟主義這麽快土崩瓦解，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從1967年2月6日開始，北京市擴大範圍給冬季職工發放的取暖補貼從被陸續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控製集團購買力，加強資金、物資和物價管理的若幹規定》，要求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等單位全體職工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各單位行政經費、事業經費和企業管理費，除正常的工資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預算指標節儉20%。一律不允許自行招人、晉級加薪、亂發獎金、福利費和附加工資。除非國務院特批，工資總額不準超出8月的實際水平。更嚴格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幹擾和衝擊財政、銀行、稅收、商業和糧食等單位。
由於在經濟主義之時“集團購買力”異常之強勁，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財政、商業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聯合發布通知，將綢緞呢絨、家具、大型或高級樂器、半導體收音機、信托公司、廢品公司出售的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和照相機等明確列入了禁購商品的範圍。
至此，“經濟主義”如雨打風吹去。
回首“紅八月”改名潮
有人說，“文革”期間隻有兩樣東西未停止正常運轉，第一是原子彈的研製，第二就是廣交會的舉辦。
1966年8月的北京城，空氣中彌漫著令人不安的躁動。
“港式的發型不許理!港式的衣裙不許做!”“此令即日生效!”這是北京二中的紅衛兵18日發給各理發館、裁縫鋪和商業管理部門的最後通牒。六十六中高二(2)班的學生則聯名給崇文區百貨管理處寫了一封信：“限期72小時之內，把前門大街盛錫福、王麻子、張一元等有封建性的牌子換掉!”就在19日晚，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的上千名紅衛兵闖入全聚德老鋪，將掛了102年的牌匾砸爛，換上了他們事先準備好的一塊長木板，上書“北京烤鴨店”……
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財貿辦公室向市人委打了一份《關於群眾對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標、商品和服務方式提出的意見的緊急報告》(以下簡稱《緊急報告》)，反映“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革命師生和財貿部門的革命職工群眾，用派人送信、口頭抗議、貼大字報等各種方式，對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標、商品和服務方式提了大量改革意見，有的並限期執行或答複”。
雖然革命小將一陣風似的形式主義主張，被認為並未帶來更大的實質性破壞，但這正是日後給中國社會文化和人民生命財產帶來“滅頂之災”的紅衛兵運動的“代表作”——“破四舊”風暴的序曲。
通常認為，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了來京大串連的紅衛兵。正是由於林彪在大會上煽動：“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所謂“忠不忠，見行動”，第二天北京二中的革命小將便率先在市內主要街道貼出大字報《向舊世界宣戰》，隨後“千千萬萬的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像“天兵天將”下凡一樣，衝上街頭“砸爛一個舊世界”去了。
徐友漁認為：“雖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炮製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標，但如何破，中央並沒有說明。8月下旬，北京一些激進的學生開始自發地衝出校園、殺向社會，摧毀文物古跡，焚燒藝術品工藝品。由於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代表毛澤東講話時大加稱讚，給予了支持，《人民日報》在8月22日一天同時發兩篇文章，大叫‘好得很!’‘破四舊’運動才愈演愈烈，並借助廣播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
“自本月20日起，全市紅衛兵小將們……迅速地砸爛了舊地名、舊牌匾、一切行業的陳規陋習，也在橫掃形形色色的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氣息，其中也包括商標名稱及裝潢圖案。兩三天以來，對各商店陳列商品的商標，凡具有反動、封建、迷信、資本主義色彩的一律禁止出售。這一偉大的革命行動，也進一步激發了廣大革命職工的革命熱情，紛紛起來自發清理商標及裝潢圖案，自動收起了帶有不良影響商標的商品。”據北京市工商局調查，截至8月26日，北京已經自動收起了包括王麻子刀剪、張小泉刀剪、龍虎仁丹、飛樂收音機、敦煌口琴、玉姿、晚香等51種商品(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局《關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商標方麵的反映和我們意見的請示》)。
《緊急報告》也指出，“某些基層商店的職工，認為過去受盡資本家的壓迫剝削，現在還頂著資本家的招牌做生意，是一種恥辱，堅決不要資本家舊招牌。琉璃廠戴月軒的職工，自動把舊招牌摘下來，改成‘北京湖筆徽墨店’。而花市一個鍾表眼鏡門市部，職工們連夜把很高的水泥抹的舊字號砸掉了。”
由於改革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在當時被認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麵”(7月22日，《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為了交流經驗，財貿辦公室、國家經委、國務院文教辦公室、一輕部、二輕部、紡織部、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單位，專門組成了一個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小組。
激進年代的“現實主義”
在今天看來，當年那場“觸及到人們靈魂”的浩劫，不啻為一場比荒誕派戲劇還要黑色幽默的“活報劇”。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關本市商標問題反映的情況》中，詳細記錄了來自山東、安徽、陝西、四川、湖南、遼寧等全國各地的“人民來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來指定為國宴用酒。但在銀川市房修聯社的馮雪虎看來，五星啤酒的商標圖案涉嫌“政治不良影響”。“五顆金星必然同國旗一樣代表黨和四個階級，不應該使用藍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個，與國民黨國旗一樣;商標下部‘北京’兩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開火?一對夾子夾住了五星，代表我國要變顏色。”
河北承德供應社李國才注意到在三星鉛筆的腰封圖案上，“貓形獸”居然占據了顯要位置，五角星不僅相形見絀，還使用了黑底色汙蔑國徽。更可惡的是，這隻貓的尾巴彎成了2字形，顯然是在影射全國第二屆運動會及運動員。
鸚鵡牌火柴遭炮轟，理由是因為鸚鵡是地主豢養的動物，用色象征“青天白日滿地紅”。而這隻不知死活的鸚鵡，腳下還踩著一片黃。數數12個角，不用說代表了國民黨黨徽。本來這未必是件壞事，但不幸的是“黨徽”的左下方還有一片紅，問題的性質立刻變得嚴重起來。
在北京市熱力公司管理處兩位職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狀足有5條之多：“天安門、燈、彩旗、國徽應為紅色，用灰綠色，是否意味著我國已變了顏色?天安門下很不整齊，似水或霧，是否意味著水淹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萬歲(繁體)被掩蓋，隻剩下“艸止”，是否影射建國二十年下台?首都人丹四字用白邊像孝服。靠近天安門是‘北京公私合營同仁堂’，是向黨中央示威。”
北京牌鏡子背麵的牛郎織女七夕相會、天仙配、梁山伯與祝英台、農女新裝圖無疑有封建迷信及資產階級色彩。熱水瓶上的壽星、小兒騎魚圖案，茶盤上的心心相印、鴛鴦戲水、美滿家庭，以及茶具、麵盆上的喜字花也難逃一劫。
在舊字號招牌中，徐順昌服裝店、吳裕泰茶莊、烤肉季均以資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順表示資本家合夥經營，連升三元飯館、天寶藥房、內聯升鞋店帶有封建迷信色彩，億兆百貨店、金山照相館寓意資本家發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馬凱(英國人名)食堂無疑屬於半殖民地遺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則被歸入“資本家吹牛”。還有一些配匾，如樂家老鋪、馬家老鋪、田家餑餑，以及國藥店的靈蘭秘授、金液銀丸，食品店的洋酒罐頭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還有“尖頭皮鞋、港式(瘦腿)褲子、高級化妝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種工藝品，以及供有閑階層玩賞的鳥籠子、絲綢、翻毛大衣、皮大衣等。”
有些群眾還提出不許理飛機頭、無縫青年式、螺旋寶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頭，不許燙發，不搞上門服務。不加工和出售奇裝異服，如港式連衣裙、牛仔褲，飲食行業取消送菜上門。浴池行業取消搓澡、捶背、捏腳等三種服務。
據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印紅標教授回憶，不僅是改商標、改店名，當時北京的工廠、學校、醫院、公園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資、修”的，無不被“破舊立新”。長安街被改名為東方紅大街，王府井大街改為人民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友誼醫院改為反修醫院，宣武醫院改為東方紅醫院，北海公園改為工農兵公園，頤和園改為首都人民公園……
有心人注意到，這股“改名風”甚至波及到公交線路。1967-1968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線路路牌都不標起訖站名，線路號也隻是配角，非常革命的線路名才占據顯著位置。比如無軌電車的1路被稱為紅衛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東方紅路……公共汽車的1路叫長征路，3路叫葵花向陽路，5路叫紅衛路……當年鬧出乘東方紅路電車，經東方紅大街，到東方紅醫院的笑話並不奇怪。
“短短幾天之內，無數商店、街道改名換姓，給人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方便，但在當時，對革命而言，這些都是小問題。”徐友漁說。
對於那些明顯的“反動政治意義”的商標，北京市工商局建議：“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業部門集中向生產企業退貨。對一般宣揚封建迷信、資本主義的商品，凡紅衛兵及職工群眾提出收回的，應一律收回暫不出售。對於能經過塗抹去掉的商標，在不影響使用的原則下，可以進行塗抹後再出售。對某些商標的性質一時不好確定的，群眾有意見要求收起的，可以暫時收起不賣。”
盡管他們也承認，在那些反映意見中，不無“牽強附會、證據不足”之處，但依然給出了這樣的處理意見：“對於沒有政治影響的商標，但紅衛兵提出意見要改革的，將原商標，包裝加以塗抹，打×後出廠。”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係主任江曉原的母親，在“文革”前負責機關圖書室的購書工作。在那個時代，她竟能輾轉托人從越南買回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許多越南人都能讀中文，而且很喜歡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江曉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時我們這裏已將這些‘毒草’徹底嚴禁，卻仍然出口到‘同誌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裏的人民。”
而在如何處理那些“毒商標”的問題上，我們也不難發現這種內外有別的“現實主義”態度。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抄轉的《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文教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關於商標、圖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問題的通知》中，記者看到，對於出口商品，“應當認真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7月22日‘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規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顯的反動政治內容的，必須立即改變以外，目前一般不要變動;以後的改革，也要充分考慮到國外市場的需要。對改革以後的新商品，外貿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向外推銷，打開國外銷路’”。
這恐怕與外匯短缺的壓力不無關聯。出口創匯在當時既是一項經濟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使命。有人說，“文革”期間隻有兩樣東西未停止正常運轉，第一是原子彈的研製，第二就是廣交會的舉辦。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國政治經濟的非常時期，廣州的“武鬥”正處於高潮。為了保證廣交會不受衝擊，毛澤東親自簽發《關於開好春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幾項通知》，周恩來趕赴廣州，連續開了四天的會，終於說通造反派把展館裏貼的封條拆掉了，讓廣交會如期開幕。然而增加外匯儲備的努力卻未見成效。直至1972年，我國每年的外匯儲備都在5億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現了“零的突破”。
據餘世存《1840-1999的中國話語》所載，1974年4月，中國派出了以鄧小平、喬冠華帶隊的赴聯合國代表團。當時什麽都安排好了，突然發現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得用美元。於是中央緊急下令全中國的所有銀行將美元收集起來。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個中國，竟然隻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當時赴聯合國唯一的現金經費。以至於代表團住進了美國的豪華酒店，我們的工作人員給不起小費。
收藏在民間：張大千究竟有沒有破壞過敦煌壁畫?
帶著這一從民國時起便眾說紛紜的謎團，幾天前一位張大千的研究者特意找到京城收藏家、最大的舊貨買主之一趙慶偉，磨著非要看一看“文革”時期劉力上揭發張大千的材料。
劉力上與夫人俞致貞同為張大千眾多弟子中的佼佼者。這份材料描述了陪同張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臨摹古代壁畫的前前後後。外界隻知道一同前往的共有15人，劉力上則詳細記錄了這一行人的姓名與身份，其中有從青海西寧塔爾寺請的四個畫畫的大喇嘛，有他侄子張彼得、劉力上本人、學生蕭建初、朋友謝稚柳、二夫人黃凝素、兒子張心智、民間藝人李馥、工友宋好功、敦煌縣警察竇占彪、大師傅傅某等。
張大千另一位弟子何海霞曾為本師辯護說，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殘缺的五代壁畫上。從中隱約可見下麵還有一層壁畫，似為唐人衣履。由於外麵這層壁畫已經破損得根本沒有價值，才給揭掉了。而劉力上則回憶說，那幅五代壁畫隻是一角有些剝落，因為唐代壁畫太有吸引力，張大千便決定打掉外麵的一層。
“像這類文化名人在‘文革’時期寫的交代材料，我這裏幾乎全了，足夠100人同時寫傳記。我接觸不少人找我要當時的檔案、資料、老照片，他們給家人寫自傳，繞不開‘文革’那一段。”
有人要寫《中國揭發史》，正拚命搜集這些材料，但趙慶偉卻將它們束之高閣。“我也嚐試過，比如說我有一個忘年交，也是一位文化名人，我就把他的材料單抽出來還給他了，至於是毀是留是他的事情。而且告訴他我沒照相，也沒複印，並且馬上就忘記。沒想到人家從此不再理我。這種事我以後就再也不幹了。這些材料到我手上之後，基本上都被冰封。”
老趙的“文革”收藏品大多來自於潘家園。
近10年北京機關單位搬遷，流出來大量“文革”時期的檔案、文獻、手稿、信件。老趙認為在他的所有“文革”收藏物中，最有意思的還是這些“紙片類”。
他說，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16位教師，自發組織起來在全國征集和整理天安門事件中悼念周恩來的詩詞。他們給這個小組取名為“童懷周”——取“共同懷念周總理”之意。那些曾經留存天安門詩稿的人，紛紛將詩稿送來。有些詩直接針對四人幫：“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搖，請問總理，是拆還是燒。”這在當時是一個危險的壯舉，這個組織的成員之一白曉朗還因此而被捕。而我10年前恰好買了一批，一共4麻袋，都是原信，總共花了200元。我還買到過北京市革委會的紅頭文件，大約有7成的原件都在。
“文革”檔案、文獻的買主中有不少學者。印紅標經常騎著自行車，到潘家園買小報。當初5毛錢一份，而他一個月的工資隻有50多元。“1990年以後，特別是1992年再一次強調改革開放以後，興起了星期日舊貨市場。我就在中關村體育場的星期日市場，買到北京礦業學院裝訂成本的全部‘文革’小報，10元3本。因為礦院主體搬到徐州去了，這全是他們圖書館處理的。
“其實都是外國人買的多。別人說笑話，潘家園有三個crazy(資料瘋子)，一個是漢學圈以研究‘文革’曆史而著名的瑞典學者沈邁克，一個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圖書館主任南希，他們都是見了資料就沒命的。還有一個據說是我。”
“沈邁克是1974年最早從歐洲過來的留學生，曾與梁曉聲是舍友，後來開始研究“文化革命”問題。據說他在潘家園，注意的不是小販，而是買主。
“我曾買過一批小報，原主是個細心人，按日期編得很好，每個上麵都寫有編號。有人就猜測這是不是趙一凡的收藏。
“趙一凡在‘文革’中有一個非常活躍的地下文藝沙龍，他從‘文革’一開始便致力於收集各種各樣的民間小報、傳單。‘文革’中抄他家，據說拉走了四小車的資料，‘文化革命’結束後又都還給了他。
“他病逝後，保姆把這些都當廢紙賣了。那時候我注意到這件事，就跑到收廢品那邊去要，自己還幾次去北沙灘的垃圾山去找，但真正有收獲的還是在潘家園。”
潘家園原本不應該是檔案出沒之地，但讓印紅標不解的是，大量“文革”時期的檔案卻跑到那裏去了。“本來國家對紙製品的處理有一個保密的渠道，我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是保管檔案的人知道能賣點錢就中飽私囊?還是垃圾處理廠和造紙廠給賣出去了?”
趙慶偉解答了他的疑問：原來檔案館確實有監銷製度，公安幹警到有監銷資格的造紙廠，監督被處理的檔案打成紙漿。打爛後還要撈一撈，看看有沒有隻言片語。而現在多數單位都是直接把廢品打包處理給有監銷資格的廢品站。你想一想，收廢品付9毛錢，打成紙漿賣3塊錢，現在給他30元一斤還銷嗎?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這些檔案最後都跑到潘家園去了。普通的造紙廠，連好點的報紙都賣到舊貨市場去。
“雖然不符合保密的有關規定，但確實讓史學者得到了一些原始資料。”印紅標說。一些民間收藏家，也給了給他不少幫助。
“於光遠就把他的個人收藏全部送給我了。還有一個姓何的人，‘文化革命’期間是北師大一附中的學生，那時候就開始收藏小報。對我們這些學者來說，看重的主要是文字的內容，有個複印件、拍個照片就夠了。但他作為收藏，很講究品相，報紙都用大紙殼裝著，到他家給我看的時候還要把窗簾拉上，免得陽光直射到報紙上。國外出版的一套非常影響力的140多本‘文革’資料匯編，至少有一半都是複印他的材料。他後來移民到加拿大去了，這些材料的原件沒法運出去，外國人不相信他能搜集那麽多，也鮮有問津，它們現在都堆在東城區的一座樓裏麵。 ”
印紅標說，紅衛兵“破四舊”給全國造成很大的災難。一直以來人們認為“破四舊”是林彪策劃、煽動的。北京大學有一次組織匯集“文革”期間的各種紅衛兵資料，會上有個專門收集傳單的人，給我看了一份北京二中的傳單，上麵明確寫著“18日淩晨3點”。而林彪是當天中午在天安門城樓講的話。
“後來我又訪問了參與破四舊的學生，了解到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紅衛兵的幾個頭頭聚在一起起草了《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他們形成了一個初稿，有關領導同意用中國青年報的印刷廠把他們的傳單鉛印出來，全市散發。”
北京女師大附中卞校長被打死一事，與宋彬彬有沒有關係?“她沒有發表過東西。但是我們看到過傳單。她說有些傳單是以她的名義發的，她自己根本不知道。”
1966年8月18日給毛澤東戴上了第一個紅衛兵袖章的北師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因“宋要武”這個名字，後來變成了紅衛兵暴力的一個符號。現已定居美國的她沉默多年後，終於接受了一部紀錄片的采訪。她澄清說：“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給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麽怎麽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製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
印紅標總在希望有大款能給他捐點錢，或者貸點款，因為檔案這東西等不起，會壞的。“潘家園現在還有大量的檔案，成麻袋裝，但是很貴。”
“文革的收藏品太浩瀚了。以至於有人向我炫耀，連計生用品上都印著毛主席語錄，說明‘文革’思想在當時是無孔不入的。”趙慶偉說。
在北京的旅遊紀念品市場上，如今最走俏的是《毛主席語錄》。香山、八達嶺、頤和園附近的攤點上，擺放著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這些“小紅書”身價大大超過尋常書籍，每本要價三五十元人民幣，個別珍本達數百元。
在北京的星期天“跳蚤”市場中，“文革”物品奪人眼目。1967年的一幅林彪錦緞像賣800元人民幣，刊載江青拍攝的林彪學毛選彩照的《人民畫報 》賣500元一本。上海、杭州也有類似的市場。
一般來說玩檔案的人不多，玩立件的比較多，比如毛主席像或者“文革”時期組像。藝術品中比較貴的還是名家的，比如李可染的“萬山紅遍”，有6到7張，張張都是幾千萬。“文革”手稿追的人也比較多。趙慶偉說，如果有毛澤東寫給朱德的一封信流出來，因為從來沒有出現過，可能會有人花1個億來追。
此外，海報、老照片、郵票、門券、煙標之類帶有“文革”標記的紙片，蘆葦、貝殼各種材料做的掛件，甚至玻璃絲編鉤出來的毛主席像，都有人收藏。更不用說像章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有機會參與，20年前有人已經收了30萬枚了。趙慶偉說，像章的門道也特別深，那些真正好的都是幾萬、十幾萬一套，不止是因為成套、精美，材質也多為玉質、翡翠或者貴金屬，甚至有純金的。“我手裏有1萬多枚，一般搜集軍章，主要是總參、總政、總後、北海艦隊以及帶編號的軍隊各軍兵種發行的紀念章。”
“當初我花了幾千塊錢買了一個小電扇。工廠裏麵的高手做得真是有點意思。毛主席在中間，葉片轉起來之後會放光芒。‘文革’時期物資匱乏，他能找到最好的材料都用在那上麵了。我認為是八級工自己做自己擱在家裏炫耀用的，絕對不是用來賣的。”
“文革”瓷，最好的是7501，基本上接近官窯。老百姓也用，所有帶“文革”重要標誌的都有人收。重要的雕塑也是寶。那個時候所有的機關大院門前全都立著毛主席像。基本上是兩種造像。數以萬計，現在去找全中國可能不到100尊了。有一個美國人，可能是中國搜藏最多的，據說他院子裏麵就立著好幾百尊這樣的造像。
普通人家的毛主席像，夜光的、塑料的、好點是瓷的，再好點是半透明牛奶狀玻璃的，或者站像，現在這些都進了潘家園市場。
趙慶偉說，有一次總政搬家，好多家具被處理，好多櫃子都鎖著。搬出來的人倒了收舊貨的一手，收舊貨的又直接倒了我一手，這班人倒的時候發現有響，撬開之後發現卷著成套的鍍金像章，“那個人在潘家園原來是玩舊書的，外號香油，他給我打的電話。他們知道這個紀念張在潘家園一個能賣2-5元，可是這個要價是一枚8元，剛剛學舊貨也不懂。他們現場看著不敢拿，他們都不敢買。商量了一下給我打了電話。我一看嶄新成套的，毫不猶豫地拿下。後來他們才知道，像這種成套的，一套就是幾萬。”
“最讓他們懊悔的是，又過了這麽多年，就再也沒有第二回碰到這樣的紀念章。他就天天想著賣給趙哥這章。”
火了，假貨自然就多。“文革”收藏品裏，凡有利潤的都有人造假。海報真的每張100元，假的就在旅遊點賣給外國人和旅遊者。紀念章大多是假的，那些工廠還在，模具、工藝都是現成的，叫“仿文革”，普通的說法不叫假，稱為“新工”。行家從氧化的程度能區分真假，剛入門的就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