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她說：“作為中國人，你們竟會幹出如此惡劣的勾當?”還要求“不要打我的臉，我不希望臉上有槍傷”。隨後按照對女犯執行的規定，讓她坐在一個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說法是：“一直老老實實地坐著”，旋即向她作了宣判，並從後腦處開了槍。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08年第4期
第一西比利亞門前的槍聲
1939年12月21日下午6時20分許，也是夜幕正降，華燈初上的時分，坐落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35—1137號的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門前，響起了連連的槍聲。
喧鬧而有序的靜安寺路陷入了一片混亂。槍聲響起的前一刻，一個從皮貨店裏衝出來的中年男子，正直奔對麵安登公寓弄口的一輛1936年型的別克(黑)牌轎車而去，機靈的司機見主人奔來，立即發動起車，幾乎與槍聲響起同一瞬間，那人鑽進了車門，轎車便急急地向東駛去，身後飛來的子彈撞擊在防彈玻璃和車身上發出 “卜卜卜”聲……
第二天，各報都以大同小異的文字，報道了這起真相不明的槍擊案。惟有汪偽集團的《中華日報》，刊以“靜安寺路匪徒槍擊黑牌汽車”的標題，使人意會定是抗日誌士的鋤奸行動。直到第十天，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大公報》等才以轉刊“香港電訊”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載了“丁逆默邨在滬被刺”的消息，並說丁已受傷，“生死不明”。
挨槍擊的確實是丁默邨，不過除了防彈玻璃和車身上留下的彈痕，丁本人則是毫發元損，虛驚一場。
丁默邨，何許人也?汪偽集團頭號特務頭子也。他是當時滬上令人聞名變色的殺人魔窟特工總部的主任，又是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社會部長和特務委員會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後改默邨，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湖南省立二師附小畢業後，於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當過常德地區團組織的書記。次年1月又來上海，加入了國民黨，投在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門下。1926年任職中央組織部調統科。1927年任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書。次年起任漢口特別市政府處長。1932年任調統科上海區直屬情報組組長和《社會新聞》主編，1934年任軍委會調統局本部秘書兼第三處少將處長，與分任一、二處處長的徐恩曾、戴笠同為三大特工頭目。但丁氏命運多舛，先是1933年春，調統科上海區區長馬紹武被中共特科狙殺，他以嫌疑而被捕，後總算由其密友、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力保得釋；1938年春夏際，他負責招待剛投靠國民黨的中共叛徒張國燾，又被戴笠在蔣介石那兒密告了一狀，說他貪汙招待費。結果，同年8月特務機構改組，分建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時，由徐、戴兩人分任副局長，主持局務，而他隻揀了一個軍委會參議的閑差，不久，雖被任命為漢口市政府秘書長，又因漢口淪陷而有名無實。一氣之下，便以肺病複發為由，跑到昆明養病去了。這一自忖不得誌的心態，正是他日後喪失民族大節的根因。
也就在這時候，先已投日的昔日部下李士群為組建特務機構派員前來遊說。結果，兩人一拍即合，丁便轉道香港到了上海。在日本駐華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的導引下，1939年2月，丁、李兩人來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麵謁日本特務頭子、對華特別委員會主腦人物土肥原賢二，提交了一份“以組織對組織，以特工對特工”的《上海特工計劃》。這一計劃，獲得了時任日本陸軍部軍務課課長影佐禎昭的大力舉薦，很快為日軍參謀本部批準，並規定其直接向參謀本部負責．還指派了土肥原的助手晴氣慶胤具體聯絡指導。5月，汪精衛由河內經香港抵滬後，丁氏在影佐、晴氣安排下，又在名義上歸入了汪的門下。專以汪工作為目標的梅機關成立後，影佐任主腦長官，即從參謀本部劃歸梅機關領導，晴氣擔任總聯絡代表，塚本誠和中島為常駐聯絡員。
從那年3月份起，丁默邨他們每月從日軍參謀本部領取30萬日元的經費，還裝備了500支手槍、5萬發子彈和500公斤炸藥。其據點也從原來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號先遷諸安浜路10號，最後遷入由晴氣親自選定的極司非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遂有了“七十六號”這個俗稱。憑著大把的鈔票和原來的關係網，76號很快聚起了一幫原中、軍兩統特務、幫會分子與各種社會渣滓，到11月份，已擁有1個警衛總隊，4個行動大隊，1支租界突擊隊，督察、專員、化驗、審訊和電務、總務、情報、機要以及對付軍統、中統等各方麵的4室8處，此外，還有以丁默邨的別名稱之聚川學院的警官訓練班與女特務訓練班、警犬訓練班等等，由此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特務機器。
極司非爾路76號，本是國民政府高級將領陳調元的住宅。其宅位於越界築路區，上海淪陷時被侵華日軍沒收。這是一塊長約百米、寬約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經丁、李自行設計，將第二道門改建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樓式鐵門，除陳氏大洋房用為丁、李等人的辦公室與臥室外，將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監所。將另一幢兩進三開間石庫門樓宇，改建為大禮堂，1939年8、9月間就在這兒召開了汪偽國民黨六大。此外，在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牆圈內，還大興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衛總隊的營房、審訊室、武器庫、印刷所、車庫，還有日本聯絡官臥室與會客室等等。同時，還將旁側的一條叫作華村的裏弄和極司非爾路對麵的一批住宅霸占，用為總部人員的家屬住所。可就是這樣一座倀鬼群集的魔窟，對外卻稱“昌始中學”，那些穿著草綠色製服的特務，憑著一張淡藍色的證件進進出出。
“七十六號”的正式名稱是汪偽“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不過，汪精衛曾對另一名大陳公博說過：“你今天還以為特工是我們自己的嗎?”確實，“七十六號”聽命的並不是這個集團的首腦汪精衛或擔任著特務委員會主任的周佛海，而是梅機關。具體地說是聽命於梅機關所派的總聯絡官晴氣，還有侵華日軍駐滬憲兵司令部特高課課長林秀澄，他們才是七十六號的真正太上皇。中島和澀穀，就是分別代表梅機關和特高課的常駐代表。就在“七十六號”的大門對麵還設有梅機關的一個分機關，實際監視著“七十六號”的行動。“七十六號”每個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報告”的名義向梅機關報告工作情況，根據筆者手頭掌握的檔案材料，在一份關於1939年12月份的工作報告中，內容不僅包括特工總部、特工總部化學室和上海黨務、青年、大學、新聞界、勞動、商人、農民、鐵路、社會團體、幫會、中國海員總工會、中華民族複興大同盟等方麵分報告，還附有該月上海重要新聞調查。除梅機關和上海憲兵司令部外，這份絕密級的報告還規定分送日軍參謀本部、陸軍省、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駐上海的第13軍(即登部隊)司令部、上海警備司令部、藤機關、華中憲兵司令部、南京憲兵本部、蘇州憲兵隊和杭州憲兵隊，而唯獨越過了汪精衛和周佛海。所以，說丁默邨是侵華日軍的鷹犬，那是絕不過分的。
中統下達密裁令
當時，侵華日軍雖然占領了上海的華界，卻還無法染指租界。華界淪陷之初，上海民眾抗日情緒繼續高漲，一些愛國人士在有“孤島”之稱的租界裏，或以報刊為陣地，報道抗戰消息、揭露日軍暴行、鞭撻投降活動，或以文藝的形式，大演愛國戲，《明末遺恨》、《文天祥》、《巾幗英雄花木蘭》、《木蘭從軍》等話劇、戲劇和電影紛紛演映，激勵著人們的抗日精神。兩統潛伏人員。按“殺一儆百”方針，製裁“下水”的，周鳳歧、顧馨一、尚德明，周柳五等，相繼飲彈斃命。對投降暗流也起了震懾作用。麵對租界中的抗日活動，侵華日軍當局一時束手無策。開始也曾利用閘北青幫頭目常玉清之輩，組織了安清同盟會、黃道會，製造了一些恐怖事件，然而收效甚微，反而激起如抗議誘殺司機事件的全市出租汽車司機大示威之類的大規模反抗。所以，當丁默邨他們捧出《上海特工計劃》時，影佐、晴氣之流大加讚賞，認為找到了解決的妙法。
於是，“七十六號”組建之始，就針對新聞、教育、司法各界，製造了一係列的恐怖事件，特別是兩統在滬組織更被破壞殆盡。丁、李及“七十六號”骨幹大多出身兩統，深諳其人事及活動規律，軟硬兼施之下，兩統元氣大傷，人員或被捕被殺，或反水投降。特別是中統上海區，1939年9月，副區長兼行動組長蘇成德反水，除區長徐兆麟、會計蔡均千及情報組外勤嵇希宗等少數幾人得隙脫逃外，全部被抓。1939年12月份，“七十六號”內共關押116人，除案由不明的27人外，其餘89人中，以暗殺、暴動、內奸、謀反、情報及三青團、中央情報員、CC為案由者62人。該月，“七十六號”“判決”殺害9人，僅1名為強奸搶劫犯，8人分別為軍統周希良、餘延智、徐阿梅、詹森、王祥生，中統朱承我，三青團趙子柏、趙炳生。雖然其中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工人領袖徐阿梅，實是中共黨員，但“七十六號”當時以兩統為主要對手，則是十分顯然的。
故而，早在1939年夏秋之際，兩統就相繼下達了對丁、李的製裁令，之後又多次催促。1939年12月，重建中統上海區後，即加緊了實施步驟。第一西比利亞門前的槍聲就是中統對丁的製裁行動，可惜沒有成功。
“原來是鄭蘋如幹的”
躲過了製裁者的子彈，丁默邨的座車直駛虹口，去赴一個高級的宴會。盡管曆經多年的宦海浮沉與特工生涯，丁默邨早已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了，梅機關的犬養健在回憶中就說他“愛低著頭，少言寡語”，“一直沒看到過他的笑臉”，但坐在車中的那段時間裏，他努力壓製和調節著自己的心情，可是陰沉鐵青的臉色還是告訴了別人，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
其實，在這之前，宴會的參加者中早已有人因他的遲遲未到而有了反應。宴會預定於7點鍾開始，在將近7點鍾時，周佛海就讓人打電話去詢問，電話是打到潘三省家去的，據說那天丁是在潘家吃的午飯。潘家回答說丁在6點鍾前就離開了，算算早該到了。
就在周佛海納悶不解之時，特高課長林秀澄已接到電話報告，說丁默邨在靜安寺路遭到了槍擊，還說當時丁與鄭蘋如在一起。林放下電話，馬上向上級匯報說，這事有可能是鄭蘋如幹的，丁恐怕也明白。
林秀澄為什麽立刻就有這樣的判斷?這個鄭蘋如又是誰?
鄭蘋如是丁默邨當時的女友。說是當時的，那是丁先前與一個專演《大劈棺》、《紡棉花》之類色情戲的女伶鬼混著，在滄州飯店開著專門的房間，林對此是一清二楚的。丁與鄭往來也已有幾個月了。這天，丁拉了鄭到潘三省家吃午飯，飯後又一直玩到將近6點鍾，丁說去虹口參加一個宴會，鄭蘋如嚷著也要去，丁說“這個宴會你去不得”，鄭便說要去南京路，於是，兩人就一起上了車。車過靜安寺，鄭向丁提出：“聖誕節到了，該送我一樣禮物了”，丁問她要什麽，鄭說想買件皮大衣。過了西摩路(今陝西北路)，那是上海高檔皮草行最集中的路段，自西向東排列著西人、蓋特那、佳克、西伯利亞、第一西比利亞、西比利亞等十多家皮草行。那時的交通規則規定車是靠左行駛的，轎車在安登別墅弄口停了下來，兩人下了車，挽著臂進了第一西比利亞店門。這是一家兩開間的皮貨店，本是一位名叫弗柳斯的俄籍猶太人於1930年開設的，這家商行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之譽，進出的都是當時上海中外人士中最富貴的一族。
丁讓鄭挑一件“最滿意”的，自己則掏出了香煙，點上了火，在店裏逛了起來。突然，透著櫥窗玻璃，他看到兩個脅下夾著紙包的人，也就是剛才穿馬路時見到的那兩個人，不住地向店內張望。丁警覺起來，搞特工的人警覺性都極高，丁更是一個疑心病極重的人，他住在鐵桶般箍著的“七十六號”裏，還總疑心會有人在夜間來暗殺，所以從不睡臥室。往往在浴缸上，放一張棕繃作為臨時床鋪。本來，他以為這事是上車後鄭蘋如臨時提出的，不過是敲竹杠而已，又是順路停下來，應該不會有危險，那才答應的。按照特工規律，在不是預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一般不會有危險。但出現了新情況。他立即走到櫃台邊，拿出一疊鈔票一丟，說了聲 “你挑吧，衣服做好了送到潘三省家去，我有事先走了。”轉身就從另一扇門衝了出去。槍手沒有想到丁會那麽快出來，一時不及，待到開槍，丁已鑽進車裏了。對於遲開槍一節，汪曼雲則另有一說，他講中統找了一個幫會的神槍手，此人一見丁默邨便猶疑了，原來丁也是幫會中人，他認識的，於是錯過了最佳射擊時機。汪還說此人回去，同他的上級還吵了一通，怪上級沒對他講清殺誰。不過，此說得不到其他佐證，因為那天現場指揮是陳彬，這是有檔案可憑的。還有一說丁有多輛車同行，槍手盯著丁平時的座車，但他卻在另一輛車上，故未打中，此說與報紙所刊不一，明顯不可信。但不管怎樣，反正丁默邨這天是逃過了一劫。
然而，林秀澄憑什麽說丁默邨一定明白“原來是鄭蘋如幹的”呢?鄭蘋如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上海灘出名的美女
1931年初的一天，呂班路(今重慶南路)萬宜坊67號搬入了一家新的住戶，一對中年夫婦，帶了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這家人，走進走出，和氣得很，特別是第二個女兒，十六七歲的樣子，非常漂亮，又十分機靈。
這裏的住家，大都獨幢獨戶，除了同學關係的小孩，相互間絕少走動。但不久，有些好事者，從守弄堂的司閽、買菜的娘姨，還有包車夫和臥車司機等人的口中，知道了這戶人家姓鄭，從太平橋菜市街(劊頃昌路)搬來，先生留學過日本，在高等法院做事，太太是日本人，那個漂亮的二小姐正在大同大學附中讀書。不久，大小姐出嫁了，在生了女兒不幾天就不幸死了。仿佛，這位先生似乎去外地做了一陣子官，後來又回來了。回來不久，大約是1934年春節剛過，他家又搬進了88號，為的是可以有一個汽車間。還是從司閽、司機的嘴裏，知道了鄭先生已榮升高等法院特區分院的首席檢察官了，那官可不小，本來上海特區法院的待遇就居司法係統之 首，首席檢察官又與院長平級，月薪就有800元大洋呢。後來又聽說兩個兒子去日本念書了，那個二小姐也進了法政學院。
鄭二小姐就是鄭蘋如，一個生性活潑，愛好廣泛，又整天笑眯眯的美貌女孩。根據她的妹妹鄭天如(今名靜芝)、堂弟鄭昭的介紹和所見史料，她對體育、文藝、攝影、社會活動都有興趣。喜歡遊泳，自行車車技很好，能倒踩而行，還向大弟學過柔道；會彈鋼琴，能唱京劇，喜歡演話劇。1931年3月12日《圖畫時報》上，就刊登了一幀她扮演話劇《父歸》中女主角珍娘的角色照，那時，她是大同附中話劇團的成員。她特別喜歡拍照，至今留下了數以百計的照片，1934年5月 3日《申報圖畫特刊》上，也刊有她為女友蔡潔麗攝影的照片。此外，還能吃點辣，這可是鄭家女性中的唯一。作為如此活躍的一個學生，自然獲得了各種不同的稱呼，有人謂之“校花”，有人稱是“學生領袖”，總之，是一名學生中的“活動分子”吧！1937年7月出版的第130期《良友》畫報，用她的巨幅照片作封麵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不過，那時隻標作“鄭女士”，可見當時編輯對她並不太知情，今天當然更無法確切地知道《良友》因何作此安排，又是怎麽得到那幀照片的。當時的編輯馬國亮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曾說：“我們刊登這封麵時並不知情”，“直到好幾年以後，我們才知道她是一個轟轟烈烈、獻身抗日的愛國烈士。她的全名是鄭蘋如。”“這在全麵抗戰軍興以後，才略有所聞。已故中國著名學者鄭振鐸先生和鄭蘋如的父親是素識，曾親口談過此事。在以後的年月中，《良友》也沒有機會表揚這位壯烈殉難的中華女兒。事隔五十年的今天，我認為仍應該把她的英勇行為，告訴我們過去的讀者，並表示我們對她的敬意。”對著那些照片中頗為華貴的衣服，鄭蘋如的妹妹說：“其實，她平時衣著是很樸素的，她不喜歡大紅大綠，除了桔紅色，學生時代常穿的也就是白襯衫和黑裙子，在社會上活動則多穿旗袍。照片上那些很華貴的衣服大多是充當伴娘時穿的，也是那時候照的。”
鄭蘋如自幼愛國正直，頗有俠氣。“九一八”事變之後，她與姐姐真如、大弟海澄用零花錢，買了許多紙張，印成抗日傳單，跑到浦東市鎮上去散發，還作演講。 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她與一些同學抬來了好些縫紉機，在家中縫製衣服，支援抗日。抗戰前夕，曾有一位平時相識的俞太太，請她靜忙營救被捕房抓去的先生，說是共產黨案。那位俞先生，鄭蘋如也認識，她馬上交代俞太太，通過接見時告訴他“堅決不要承認身份”，然後，又借了父親的名頭去找了捕房律師。俞先生終以“年幼無知，偶有偏激”，表示了“悔過”，就被保釋了。出來後，兩人去“西北”前，特地來向鄭蘋如道謝，也告訴她自己確實是共產黨。
庭訓有度
鄭蘋如這樣的性格與素養，是家庭教育的結果。要說鄭家的家庭氛圍，隻消看父親鄭鉞的習性便知一二了。這位一家之長，喜穿中式長袍，愛喝加點牛奶和糖的印度紅茶。所以，整個家風“既開明又傳統”。
鄭鉞，譜名柏蔭，字英伯，浙江蘭溪人。1876年生。鄭氏是當地的大族，明亡以降，這一鄭氏家族頗有反清意識，至清末都無一人赴考科舉。鄭鉞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與於右任等結交；縣衙得到消息，常來查詢他是否返家，意欲抓捕，為了打點衙役，家中花了不少銀子；後鄭鉞在日本結婚，妻子木村花子是日本人，生了第一個兒子，又以民族英雄鄭成功封號“海澄”作名。鄭鉞篤信佛教，讓妻子拜佛念經，木村說“中文佛經看不懂”，他便說隻要常念一句“阿彌陀佛”即可；大女之名“真如”就是佛經語詞，出自《成唯識論》；坐落於愷自邇路(今金陵西路)、淡水路口的關帝廟住持雲煙法師、功德林老板邵某等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的摯友。他還深受繼母蘭溪諸葛氏家族文化的影響，嗜好諸葛起課，也相信爻卦的結果。但在根本上，鄭鉞是一個愛國、正直的高級司法人員，看不慣邪道，除於右任外，政界的朋友隻有邵力子、王陸一等少數幾個。
鄭鉞以自己的信念治家，家人也以此為訓。孤島時期，汪偽集團為擴大投降言論的宣傳，辦了《中華日報》，免費送報上門，一日，一送報者上門，在鄭家幫傭了十多年的周媽拒絕收受，以至從爭執、推搡而扭打起來，引出了左鄰右舍，最後一起將那送報人轟走了。鄰居中有一對李姓兄弟，一為上海猶太富商哈同的賬房，一開珠寶店，似為珠寶弄假，引發了麻煩，開珠寶店的投江自殺了。有一天，李家的一個女孩邀請鄭蘋如去她家欣賞電吉他，鄭蘋如很想去，但父親冷冷地說了三個字“不許去”，不管女兒怎麽央求，就是不許，聽任女兒哭著上樓。在鄭鉞的眼中沒有正當職業或為人不正的人，是不應結交的。所以，對子女來往的朋友，他都要將此人家庭“審”個清楚，這大約也是一種職業習慣吧!不過，對於共產黨的看法，這位秉執司法者似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後來對共產黨嫌疑的革命青年多有周旋，以至50年代初時有受過他恩惠的幹部來找他道謝。正因為他正直得近乎古板，所以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始，於右任與居正專門議論過他的任用問題，兩人都相知有年，於右任更是刎頸之交和老上司，都深知其為人，他倆一致認為鄭鉞認理好爭，隻宜當司法官而不能當政務官，他不具備政務官需要的靈活與權變，一句話，他不懂得滑頭。這是鄭昭聽他的父親，也就是鄭鉞的弟弟、在中央黨部當總務科長的鄭傑講的。正是這樣的家教熏陶出了鄭蘋如那種認定目標便百折不回的韌勁。當然，也因為鄭鉞留過洋、開過眼界，自然也懂得在德、智、體、美諸方麵培養與發展孩子。幾個孩子都似鄭蘋如一樣愛國、正直而有教養，並且多才多藝。大姐真如拉得一手絕好的小提琴，寫得一手絕好的魏碑，她還是上海女子摩托車駕照的第一個領有者。大弟海澄，精日本柔道，樂於助人，好打抱不平。二弟南陽的名字是因敬仰諸葛亮而起的，他下得一手好圍棋，十三四歲時曾同寓滬北洋元老段祺瑞對奕。小妹天如愛好藝術，是大畫家、大雕塑家張充仁的人室弟子。
情報奇才
林秀澄沒有說錯，這事確實是鄭蘋如他們幹的。她是一名卓越的抗日情報人員。
說起鄭蘋如加入特工隊伍，純屬偶然，相中她的人名叫陳寶驊。
陳寶驊，又名肖賜，是控製國民黨組織部和中統局的兩陳(陳果夫、陳立夫)之堂弟。1937年9月，陳寶驊正任軍委會調統局一處駐滬專員，後來就是中統局駐滬專員，公開身份是新生命書局經理。駐滬專員雖不參與上海區具體工作，隻代表處局本部，與黨政軍警及租界捕房各方聯絡與協調，但舉凡上海區的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都有知情權和匯報之責。
1937年9、10月間，在一次友人聚會上，陳寶驊見到了光彩照人、洋溢著青春活力的鄭蘋如，立刻認出就是前不久《良友》封麵上的美女。接談後，發現是鄭鉞的女兒，大為驚異。八、九年前他就見過鄭蘋如，那時鄭鉞正任法官懲戒委員會機要科長，他則是組織部的科員，機關與居所大都在南京的大石橋、成賢街、三條石、雞鵝巷與會賓裏一帶，相互都認識，當時蘋如還隻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閑聊之間，知道她是上海法政學院的學生，也很快摸清了鄭的思想傾向與性格特征。望著這個懷著強烈愛國激情的大學生，端詳著她那天生的麗質，想著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親，又有日本血統的母親這種特殊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語的條件，陳寶驊立即產生一個大膽的設想。於是，便向鄭發出了“加入團體”的邀請，說是為了“更好地抗日，更好地報效國家”。鄭蘋如就這樣成為了中統的一員。
直到很久以後，鄭蘋如才向父親坦白了自己的身份，老父雖然也曾有過疑惑和察覺，可在這時才真正知道女兒在幹什麽；也就在那時，女兒再一次獲得了父親的“為了國家，什麽都可以犧牲”的教勉。
鄭蘋如果然不負所望，很快融入了侵華日軍駐滬各機關的中上層交際圈中，以半個日本人的身份和流暢的日語，八麵玲瓏地周旋在那些軍官和文職人員中間，她結交了上至首相近衛文磨之弟近衛忠麿、談判代表早水親重，與“宋子良”作過香港談判的今井武夫，陸軍特務部的花野吉平、三木亮孝、岡崎嘉平太，駐滬日軍報道部的花野慊倉，海軍諜報機關長小野寺信等等，從花野的回憶錄《曆史的證言》中還隱約顯現，鄭蘋如通過花野，與時任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負責人之一、日共黨員中西功也很熟識。
依靠這些關係，鄭自由地出入諸多日軍的機關與部門，成為了小野寺機關的翻譯和日軍報道部的播音員，獲取了大量的高端機密。晴氣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到過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二課和第三軍司令部裏的兩名年輕的參謀軍官，隻因為鄭向他們提供了一些經過了過濾的重慶消息和上海近郊遊擊隊情報，便在欣喜若狂之際，向鄭泄露了日軍最高機密，晴氣雖用英文字母隱去了他們的姓名，卻以嘲弄的口吻說這兩個年輕而單純的家夥，“做夢也沒想到”鄭會是重慶的間諜。但鄭曾以假的、過時的或無關緊要的情報，套取日軍高端機密事，竟有人信她是 “雙重間諜”，這實在是一種無知。鄭獲得的諸多情報中，最重要的當是從早水那兒獲得的汪精衛叛國的信息，那還在1938年8月早水告訴鄭汪將有“異動”，12月初再次告知汪將於“近日”異動，鄭獲悉後，都以急電向重慶報告，成為迄今所知預報汪精衛叛國的第一人。可惜，兩次報告都沒有引起重慶高層的重視，他們大概不相信一個小小的特工能獲得如此重大的情報。直到汪精衛經昆明出逃河內，並發出豔電之後，才對鄭特別重視起來，以至中統內部有鄭是局座們的 “掌上明珠”之說。抗戰後期，鄭天如到重慶，就受到徐恩曾的熱情款待，讓她與自己的女兒住在一起……
聯絡日本反戰人士
鄭蘋如開展了大量的聯合日本反戰人士的工作，以求從日本國內軍內發動鬥爭，達到製止日本侵華戰爭的目的。上世紀60年代中期，台灣中央調查局的一份材料中有鄭“深為日反戰派之賞識”，其“對敵工作，雖以刺探敵情為主要任務，然方式上則以中日共存、中日直接談和為餌，故其接近敵方人物，均為高級官佐及日方具有左傾思想者，實便於應用耳”一節，這是中統高層的指令，還是鄭主動為之，目前還不清楚，但她這樣做了，卻是事實。
在侵華戰爭問題上，日本國內軍內存在著目的與策略各有不同的反戰派。上海是國際大都會，存在著號稱中立的租界，具有廣泛接觸、聯絡國際與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條件，因此，日本國內各反戰派代表人物也都雲集上海。在鄭結交的日本友人圈中，花野和早水就持有反戰觀點。花野是日本北海道江別町(今江別市) 人，1912年生。紮幌商業學校、橫濱高等工業學校(今橫濱國立大學)畢業。1935年人“滿洲國”大同學院，後任職“滿洲國”民政部地方和社會科。 1937年日本全麵侵華，他憤而辭職，先後在上海、廣東、澳門、東北等地，暗中聯絡同誌，積極宣傳和組織反戰活動。1939年5月、1945年3月兩次被捕，戰後才得出獄。他於1937年10月到達上海，不久就與鄭蘋如一家人相識並結下了很深的友誼，並與鄭蘋如一起活動在日軍官佐中，進行反戰活動。這位花野，就是丁默邨在受審時，多次提到過的“被敵方拘押嚴辦”的“鄭之密友”、“日人花水”。
花野是一個堅定的反戰人士。在上海，他任職陸軍特務部。該部主持人為原田少將，下設經濟、總務兩部，由楠木和鹽澤兩名大佐分掌，總務部內設有“思想第一班”，主任管野謙吉中佐，班長三木亮孝，補佐花野與早水，後來畢生致力中日民間貿易與交往的岡崎嘉平太那時在經濟部。花野與岡崎、早水、三木等彼此交換反戰觀點，廣泛聯絡其它部門和部隊中的誌同道合者，並與國內反戰團體左翼轉向派、新國民同盟會以及日共黨員尾崎秀實、中西功等建立了聯係，也與幼時的友伴、時任近衛內閣秘書官岸道三互通信息。早水本是近衛文麿的親戚，後來成了近衛委托的在滬代表，使他們能與外務省、內務省中的反戰人士建立聯係，還能充分而及時了解國內高層的動向。在花野、早水、中西功等多方麵的推動下，以駐滬日軍機關內中層官佐中的反戰派為主體，組織了一個名為“思想經濟研究會”的團體，以具體研究新政治體製為該會任務，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這個研究會的一批成員，在日軍內部宣傳反戰觀點，甚至在一次參謀本部軍務課召開的會議上，公開提出 “從中國撤兵”，“及時肅清謀略軍人和戰爭擴大派”、“反對扶植汪精衛”等主張，明確要求改變對華政策，建立日本新的政治體製。當時，日本內閣首相近衛文曆出於某種需要，一度在對華問題上作出貌似溫和的誘降姿態，曾多方尋找與重慶接觸的渠道，先是派近衛忠麿到滬，並委早水為與重慶接觸的代表，後又讓自己的女婿兼秘書細川護直、兒子近衛文隆和海軍特務部的小野寺信等赴香港，尋找與蔣接觸的機會。筆者的一位日本友人研究發現，當時上海最大的日僑醫院——福民醫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分院)院長頓宮寬也曾受委，欲通過其好友上海私立南洋醫院院長顧南群，尋找這種接觸的可能。正是這樣的背景，使花野他們曾一度擁有活動間隙，也認為似有這種成功的希望。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鄭蘋如與花野、早水、三木等人相遇了，我們現在無從確切知道花野是怎樣認識鄭家的，但據花野回憶，他是鄭鉞在臥病家中期間所接待的僅有的兩個日本人之一，另一個是肥後武官。花野多次拜會鄭鉞，向他了解與請教諸如《新生》周刊案等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些曆史事件，他以坦誠的反戰立場博得鄭家對他極友好的接待，所以花野在步入老年後所編的《書簡》文集中，曾由衷地寫道：“我被鄭先生夫婦視為家人一樣對待，並從他們那裏得到了在中國社會中非常有用的教誨。”正是這一終身不渝的友誼與情感，令花野憤怒地譴責影佐對鄭鉞的誹謗，令花野一直深深悼念著為反對日本進行這場罪惡戰爭而犧牲的鄭蘋如，並在鄭犧牲後盡力保護鄭家。
鄭蘋如與花野他們由相遇相識而相知，在密切的過從中，積極推動日軍內部的這場反戰運動。他們之間互通情報。早在1937年底，鄭就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麵斡旋中日談判一事告訴花野。當然，這隻是日軍在進攻上海、南京的同時，策劃的一次對國民政府的重大誘降活動，而國民政府在軍事重壓下則視此為謀求擺脫危局的一條途徑，至少可以以談判爭取點時間。此事當時是在絕密情況下進行的，由陶德曼出麵溝通雙方談判的條件。花野聞知後，認為這或許是推動停戰撤兵的機會，便立刻去東京找岸道三、細川等人了解內幕與細節，隻因當時處於主導地位的參謀本部、特別是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力主軍事進攻，待花野他們稍有了解時，近衛內閣已發出了 “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聲明，即所謂第一次近衛聲明，陶德曼的斡旋宣告失敗，花野他們也隻能惋惜地作罷。雖然，花野他們的想法隻是美好的願望，根本不可能改變軍部為主流的日本軍國主義方針，但對這種願望和努力還是應當肯定。當鄭蘋如及時獲悉了汪精衛出逃的預謀和日軍謀劃建立汪偽政權工作的情報後，在急告重慶的同時，也將此信息在日本反戰人士中散布，以推動日軍反戰派和對此有不同主張的人士開展反扶植傀儡政權的活動。消息傳開後，給梅機關的對汪工作，增添了許多阻力。如小野寺並非反戰人士，他與參謀本部主流派之間隻是策略分歧，但該消息在他主持的海軍特務機關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應，為此進行了很多針對性活動，企圖力阻汪政府的建立。
隨著鄭與日本反戰人士關係日益密切，他們具有組織上聯合的傾向，至少舉行過一次會議。花野在《曆史的證言》中寫道：一天，在法租界的一家中餐館裏，他、三木、早水三人與包括鄭蘋如和一位“中央情報局訓練軍犬的官佐”在內的8位中國人舉行了會議，在這次熱鬧的酒宴中，花野他們表明了反戰立場，著重發表了三點意見：
一、我們深感日軍機關所屬的日本軍閥之墮落與日本的帝國主義色彩。我們這些雖身在日軍機關的人，卻很敬佩在座諸位，你們活躍在中華民族鬥爭的最前線，你們是民族的鬥士。我們不是想把你們當作，更不是想靠你們來維持現行體製，或是靠你們來獲取情報。我們的同誌也遍布軍部與民間，作為日本革命的戰士，我們有為實踐這秘策不怕死的覺悟。請你們明白我們的想法，並信任我們。
二、兩國的民族政治革命是要靠兩國實踐者的力量，在日本由我們的同誌行動，而在中國應由諸君的力量來實踐。我們也讚同中國民族統一的思想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所以，兩民族有必要團結起來形成同誌般的共同行動。
三、當前的現實是尋找能夠盡快停止這場殘酷戰爭的辦法，我們將挺身討伐日本軍閥的日本革命，希望在這方麵得到你們的協助。
關於這次會議，筆者從檔案中找到了兩份可資印證的材料。兩份材料都形成於五六十年代，一份是鄭南陽(鄭蘋如之弟)自寫材料，要點為：1938年的一天，在偉達飯店(原霞飛路993號，九十年代拆)，早水、花野和另一名日本人，中國方麵有上海新聞學校陳則高、鄭蘋如、鄭南陽等人參加一次聚會，內容是“如何可以避免戰爭，尋求和平”。另一份是鄭南陽那時的一位名叫何基華的朋友寫的，他曾是早水的翻譯，說約在1938年冬，鄭南陽對他講曾去偉達飯店為日本人當翻譯事，並說“有件大事要發生了”，據此可證確有此事。
花野、犬養健、晴氣、林秀澄等人，都談到過鄭蘋如曾安排過一個被稱為“戴笠”的國民政府特工代表與小野寺接觸過，兩人在南京路的一家飯店裏談判，當然那隻是個假“戴笠”。再據 2005年11月19日和2006年4月1日鄭靜芝電告，她曾跟了姐姐與哥哥去過貝當路(今衡山路)的一家飯店，那天是早水與陳寶驊會談，“我隻感到早水的學問很好，屈原什麽的都知道。”看來，在聯絡日本反戰派並與之溝通接觸諸方麵，鄭蘋如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當然，其中的詳情至今並不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在鄭蘋如與以花野為代表的日本反戰派的活動中，隱約顯現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的聯係和合作。前述所說的偉達飯店的那次聚會，實際上是新四軍為答謝花野、三木幫助援救了被捕人員而舉行的宴會。花野回憶道：中國通訊社的一位熟人帶了新四軍的代表，來到他們設在新亞飯店內的陸軍特務部機關，要他幫助營救被蚌埠日本憲兵隊逮捕的兩個人。三木便與蚌埠特務部機關長櫻庭進行了聯絡與交涉，說那兩人是本機關的，並由該機關涉川聯係的一位叫二村的人奔走經辦，兩人終獲釋放。花野說：“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但失敗的事也有。”可見花野他們與新四軍之間有著多次的聯係與合作。
這樣的答謝宴上，出現了鄭蘋如、鄭南陽，豈不發人深省?中國方麵的85個人中，除鄭氏姐弟外，目前隻知“上海新聞學校陳則高”和“中央情報局訓練軍犬的官佐”兩人，其他人的情況尚不得知。故丁默邨在受審時，反複辯稱鄭案“非常複雜”，鄭蘋如與共產黨有聯係等等，恐非空穴來風。當然，這些情況還很不清晰，看來欲全麵理清鄭蘋如的情報活動，將有待中日兩國及海峽兩岸檔案的進一步披露。
花野在1939年就明確主張日本應立即停止這場“愚蠢的殺戮”，應“從中國全麵撤兵”、放棄台灣、朝鮮和‘滿洲一’，實行“有條件投降”，並要“狠狠打擊戰爭責任者”。他的反戰觀點是健康的、進步的，表達了日本人民的願望，鄭蘋如與他們聯絡推動，無疑也是進步的和正確的。然而，迄今有關鄭蘋如的文章中，都沒有涉及鄭在這方麵的功績，筆者認為這是鄭最光輝的一章，千萬不要隻被刺丁的槍聲奪去了注意。為此，對鄭蘋如應當有新的認識和更高的評價。鄭蘋如被捕殺，某種意義上正是日本軍內上自東條英機下至影佐、林秀澄、晴氣這批謀略軍人和戰爭擴大派，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日本國內和軍內的反戰運動的需要，正如花野所說，影佐“很懼怕他的對手藍衣社及中共的特派員”，自然就更懼怕日本反戰人士與“藍衣社及中共”聯係。於是，便製造了一係列鎮壓行動。
鄭蘋如這些活動史料的發現，也將為抗日戰爭史研究開辟一個新的視角。
讓日本首相的兒子“與蔣介石談談”
1939 年，侵華日軍攻陷太原、武漢與廣州，但有限兵力與偌長戰線之間的矛盾日益顯露，中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近衛內閣的誘降因無重大收效，使那些謀略軍人和戰爭擴大派愈加不滿。在他們的積極活動下，1月4日，近衛內閣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沼內閣。然而，近衛文麿作為一股政治勢力的代表，在日本的國策之爭中仍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還不時地發出聲音和發揮著作用。麵對強硬的平沼內閣，重慶國民政府自然看好和懷戀曾經向他們揮動過橄欖枝的近衛文麿。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鄭蘋如鼓動近衛文隆偷赴重慶，想“與蔣介石談談”的事。
這件事極富傳奇色彩，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經過大體如下：
近衛文隆是近衛文麿的長子，1915年4月生。近衛文麿有心栽培他成為一名政治家，近衛文隆中學畢業後，便被送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讀書。這時的文隆已是一名體態高大勻稱，酷愛體育運動，性格爽朗，為人大方，極易接近的帥哥，一手精湛的高爾夫球技，令他躋身全美大學生一流選手之列。雖然學習成績不突出，但交際廣泛，是學生社團核心人物。為此，也帶來了花費過大的問題。普林斯敦與哈巴特、埃爾本是美國學費最昂貴的大學，但近衛仍然感到不安，便向老朋友、美國駐日大使館參讚尤金·多曼打探情況，竟發現文隆的花銷，是多曼兒子在哈巴特的五六倍，於是，文隆被召回了日本。為了培養他成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先讓他當了一陣自己的秘書，隨即派到了上海，在東亞同文書院當一名學生主事，並協助其叔近衛忠麿，繼續尋求與重慶接觸的可能。
文隆是那年2月23日來到上海的，半個月後的3月10日，他與鄭蘋如相識了。按照日本傳記小說作家西木正明據一些文獻與采訪資料寫成的小說，那天的相識很戲劇性。
大約在上午11時稍過，文隆與一個犯有過錯的學生談完話，剛回到辦公室，他的助手近藤向他報告，說有一位未經約會的女客來訪，反正當時沒什麽事，他便答應會見。按西木正明所寫，當鄭走進文隆辦公室時，“像微風中飄舞的一杆花枝”，文隆頓時“驚呆了”，鄭穿著一襲橙色的旗袍，雙叉略高於膝頭，無論顏色與款式都十分得體。小小的鵝蛋臉，寬寬的額頭，兩道弓形的眉毛，眼角略微上翹，雙眼皮，大眼睛，淡茶色的眼珠，一汪秋水。長長的頭發，於腦後紮成一束，自然地瀉在雙肩上。一雙白色高跟鞋，使她那5.3尺(日製1尺等於30公分)的身材略顯高挑。苗條的身體好像芭蕾舞演員沒有一點贅肉，右側一個淺淺的小酒窩，使充滿青春氣息的臉上春風浩蕩。她以一口流利的日語向文隆抱歉，她說：“盡管母親一再教育過我，未經約會的拜訪是十分失禮的，但您的朋友張偉珠告訴我，您很隨和，沒關係的。於是，我還是來了。”可是，文隆並沒有聽清她在講些什麽，在悅耳動聽的聲音中，眼前隻有潔白的皓齒和粉紅色的舌頭在翕動。他破例沒有叫近藤而是自己起身為她倒茶，卻在不自禁的慌慌張張中碰翻了杯子。
鄭所說的張偉珠，是文隆隨父親來上海時，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勞士酒吧認識的一名侍女，文隆這次來滬後曾去找過她。據鄭後來告訴文隆，張是上海一位家具巨商的女兒，戰爭爆發後，家人們去了內地，她則在舅舅開
設的西勞士內獨立謀生。那天，文隆大體知道了蘋如是中日混血兒，很想去日本留學，找他是為了了解和學習日本的貴族文化。文隆邀請她共進午餐，蘋如以下午要上班而婉辭了，但答應下班後再見。
那天晚上他們約在外灘沙遜大樓內的凱撒酒吧見麵，盡管下著雨，文隆還是坐了黃包車，於6時55分提前到達等候，而蘋如也按上流社會的禮節於7時過5分鍾進了酒吧。晚上的蘋如又是另一副打扮，換了一件十分亮麗的旗袍，化了濃妝，頭發也梳了起來，引得滿座注目。那天，他們在一起吃了晚飯，喝了酒，文隆邀請她一起跳舞，蘋如仍以次日要上班而推拒了。大約到10點鍾，文隆將蘋如送了回去，那是一處很小的民宅，在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附近。
小說中的這些細節描寫，西木正明既非目擊者，所見文獻也絕不會如此生動逼真，其中不乏想像和臆測，但卻深刻描寫出文隆對蘋如的一見鍾情。
那天，文隆回到同文書院，開始魂不守舍了，卻又無法與鄭蘋如取得聯係。一天下來，雖然談得很多，但仍知之甚少，隻知道她在一家日本公司當翻譯，問如何聯係她，鄭蘋如則說：“我來聯係你。”
度日如年地過去了兩天，第三天下午3時許，蘋如來電了，約他6時仍在凱撒酒吧見麵。那天晚上，吃完了飯，他們漫步在外灘江邊。從此，百樂門、仙樂斯等舞廳，凱司令、西勞士、D.D.S，等咖吧酒吧，帕拉馬溫夜總會，大光明、國泰、蘭心等影院戲院，華懋、禮查等飯店，還有新新、先施、永安等，當時上海最時尚的場所，都留下了這對俊男靚女的身影。
這段日子裏，這場戰爭自然也是談話的經常主題，文隆毫無顧忌地述說了他對這場戰爭的厭惡，蘋如也有意地引導他更深刻地認識這場戰爭的惡果，如4月2日，在蘋如的帶引下，他們去了南市，參觀了法籍神父饒家駒創辦的難民營，看到了難民們貧病交加的淒慘，聽到了傷殘者缺醫少藥的呻吟。雙方都認為應該立即停戰，應當談判，也談了對汪精衛的看法，蘋如說“扶持汪精衛沒有實際意義，隻會招致中國人民的反感，應該與蔣介石溝通”。文隆表示了同感。蘋如半真半假地慫恿文隆去重慶，與“蔣介石談談”，回去再向父親報告。文隆說很願意這樣做，本來就負有尋找接觸渠道的使命。4月8日，蘋如將文隆帶到了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上的一位名叫高恩博的人的家中，說他是一位輪船公司的老板。那位高老板表示可以幫助安排他去重慶。20日那天，文隆按照前一天的電話通知，去了英國領事館，一位接待他的人說，已通知重慶方麵，將安排他秘密赴重慶見蔣一麵。
與此同時，兩人的關係似乎也愈來愈親密了。5月7日星期天，在東亞同文書院運動會上，以“女友”的名義，文隆正式將蘋如帶到了同事麵前，還發了一封信給妹夫細川，明白地寫下要“娶蘋如為妻”的心思。
14 日，又是一個星期天，兩人先在大光明看了場美國影片《人猿泰山》，又逛了新新公司，文隆為蘋如買了一串珍珠項鏈，隨即來到了蘋如的“住所”。這是文隆第一次去她的“家”，那是位於拉都路(今襄陽南路)、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附近的一幢三層小樓，蘋如的住所隻是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就在那兒，蘋如向文隆表明了自己是“為盡快停止這場戰爭在工作”，接著告訴文隆：已接上峰的指示，立即送他去重慶，路上大約要一個星期，讓他帶些衣服。聽到這個消息，文隆很高興。隨即又不高興了，原來隻是他一個人去，蘋如因“另有工作”無法同去。“會有人來接應的”，蘋如安慰地說。
突然，有人送來了通知，日本憲兵隊便衣馬上就到，蘋如不得不立即離去。第二天，文隆被帶到了日本領事館。不久，被遣返回了日本。之後，影佐指使和堀場兩名下屬，一再向軍部告文隆的狀，檢舉他這種有損帝國的行為，給近衛家族形成了巨大的壓力。文隆終於被征發到中國東北去了，並成了蘇軍俘虜，在西伯利亞關押了十多年。1954年鳩山一郎組閣後，在蘇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談妥了將他放回，文隆卻在臨行前夕，突然病亡。
文隆返回日本後，依舊難於忘情，以需整理所遺物品名義回過一次上海。一到上海，他便去找張偉珠，打聽蘋如的下落。張告訴他“一年半載也不會碰到她的”。失望之餘，他留下了印有東京地址的名片，央張交給蘋如，希望蘋如能去日本找他，即使是在戰後。懷著永遠的思念與痛楚，文隆才真正地離開了上海。
那麽，鄭蘋如到哪去了呢?14日那天，她離開了拉都路小屋，很快閃人了高恩博的住宅，據日本憲兵隊密探的報告“一直未見出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就似從人間蒸發了一樣，上海的社交圈中看不到她的身影。
鄭蘋如鼓動近衛文隆潛往重慶事，由於居於主導地位的謀略軍人與戰爭擴大派的破壞而未果。但在後來各類回憶中，大多抽去了兩人於製止戰爭上的共識，變成了“綁架人質”而廣為流布。惟有文隆的嗣孫近衛忠大所著《太平洋戰爭中的近衛家族》和西木正明依據史實撰寫的近衛文隆傳記體小說兩書，較為如實地反映了這一事件的實質，也比較翔實地反映了鄭蘋如諜報工作的戰略價值。
受命刺丁
至夏秋之交，消失了足有三四個月的鄭蘋如又悄悄地出現了，這次出現的場合竟是“七十六號”主任丁默邨的辦公室。一項新任務又開始了，那就是密裁丁默邨。
如前所述，為打擊“七十六號”的囂張氣焰，並報地下組織的屢被破壞之仇，兩統曾多次發出製裁丁、李的密令。中統上海區經過研究，決定派鄭接近丁，創造機會，果斷製裁。
緣何讓鄭作刺丁誘餌?這有兩點原因，一是丁默邨好色，二是鄭不僅是出類拔萃的美女，且與丁可以扯上一點關係。丁的好色在敵偽圈中是著名的，據與丁頗熟的金雄白所說，丁雖瘦弱得似已弱不禁風，患著第三期的嚴重肺病，卻仍仰仗春藥不斷地與漂亮女子鬼混。丁曾當過民光中學校長，鄭恰在該校讀過書。但據鄭靜芝說“姐姐並不認識丁默邨”。筆者從檔案中發現：1933年9月，鄭插班民光中學高三，讀了一個學期便休學了，1935年9月才複讀；次年2月春季班畢業，又插班進了上海法政學院法律係二年級。丁是1934年1月任民光校董和主席校董，但同年12月前已離開民光，主席校董由吳醒亞接任。兩人確有可能“不認識”。附帶說一聲，從檔案上看丁默邨沒有當過民光的校長，從1932年民光創辦到1936年鄭蘋如離校，明光的校長先後為廖兆駿和湯增敘。盡管如此，名義上總可以拉一下師生關係吧!就這兩點原因，中統將釣丁上鉤的任務交給了鄭蘋如。
那麽，如何使鄭自然地去接近丁默邨呢?恰好熊劍東正關在日偽的監獄裏。熊是1939年3月7日被捕的，身份是軍委會別動軍淞滬特遣分隊隊長，兼忠義救國軍太 (倉)、昆(山)、鬆(江)、青(浦)、常(熟)、嘉(定)六縣遊擊司令，是軍統的一員大將。中統上海區讓熊妻唐逸君去找鄭蘋如，說鄭與丁默邨有師生之誼，熊劍東是新昌人，與蘭溪可算浙江大同鄉，不妨找鄭幫忙，或能通過丁救熊。熊妻一求，鄭就答應一試。至於鄭第一次如何去找丁的，說法就多了，晴氣的說法是“電車巧遇”；丁在法庭上稱是 “日本人介紹”給李士群，由李介紹見到了丁；中調局檔案說得更具體，是通過滬西憲兵分隊長藤野彎丈作“橋梁”，“謀與”丁、李諸人接近。總之，鄭蘋如是成功地進入了“七十六號”，成功地結識了丁默邨。
丁鄭相見之後，丁確實為之傾倒，兩人過從頓時密切起來，按晴氣的說法，鄭似乎已當上了丁的“秘書”，這當然是無據之說，但出入同車，約會頻頻，那全是事實。據特高課的監視記錄，兩人約會至少有50次之數。取得了丁的信任，中統開始了行動。按照副區長張瑞京的決定，擬在12月10日，趁丁送鄭回家，在鄭家後門處狙擊。不知那天丁確實有事，抑或警覺性高，不管鄭如何邀他“上樓坐坐”，就是不肯邁出車來。一計不成，這才有了第一西比利亞門前的行動。
黃雀步後
7 點鍾過了，丁默邨踏進了宴會廳。關於這次宴會是有不同說法的，林秀澄說是汪精衛歡迎石渡莊太郎任經濟顧問的宴會，汪曼雲、馬嘯天說是梅機關影佐慰問“七十六號”大頭目的辭舊迎新宴。地點也有兩說，林雲說在六三花園，汪、馬說在月迺家。不過，這無關大局，那天丁默邨是去虹口參加一個高級別的宴會，那是無疑的。
向主宴和在座者點頭致歉後，丁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座位在周佛海的下首，坐下後便向周低聲地說了許久，周側著頭聽著，現出了吃驚的表情，在周另一側的影佐也關注地聽著，吃驚著。丁講完後，又站起了身，走到宴會廳外的電話機旁，撥打了好幾個電話，都隻是幾句簡短的問話和吩咐。林秀澄也出來了，“受驚了吧?”林主動發了問。丁看出林似知道些什麽，便約略地將經過告訴了他。“這家夥如果沒有被捕，就會一次次地將我們哄騙。”這位特高課長恨恨地說。
“這家夥”，顯然是指鄭蘋如。原來，特高課早就在監視她了。還有日本駐滬領事館警察局，也對鄭進行了監控。按林的說法，1938年年中就知道她是重慶的間諜了。
他們對鄭的監控，起因恐怕還是她與近衛忠麿這些顯貴及花野這些反戰人士的交往。作為首相弟弟，憲兵隊和領事館警察局自然有保護責任；花野他們的反戰活動，也自然是憲兵隊梅機關取締的對象，1939年5月執行逮捕花野和三木的就是梅機關的塚本。因此，鄭早就不斷落在眾多日特機關的視野之中了。之後，鄭又與近衛文隆在一起，連他們自己都發現身後總有穿著便服的日本人跟著，對文隆而言這似屬“必要的保護”，不足為奇，對蘋如說來則完全明白被監視了。一次，在某舞廳跳舞，蘋如突然發現座位上的提包不見了，待她舞罷回座，提包又好好地在那裏了，打開一看，沒缺少什麽，但知道已被仔細檢查過了，也就是說被日特機關盯上了。
為此，鼓動文隆赴重慶失敗後，鄭馬上躲了起來，蟄伏在法租界的家中好幾個月，後來，並沒有受到通緝，她與她的上級又樂觀了，認為沒有破綻可被抓住嘛，便又複出了。然而，她與她的上級都忘記了，文隆事件失敗之日，正是花野他們被捕之時，聯貫思索一下，點點軌跡足以勾勒她的真實畫像。何況文隆在領事館裏受到了數天的質詢，交代了與她交往的每一天的情況。反之，領事館警察局也告訴了文隆，鄭領他去的那座小樓，是她與一個叫李寒烈的人一起租用的。總之，如果說林秀澄所稱1938年就知道蘋如的間諜身份是一種誇張，那麽，到1939年5 月日特機關對鄭確是一清二楚的。鄭蘋如被捕後，日本憲兵隊打過電話給她母親，說：“我們早就知道鄭小姐是重慶間諜，隻因為她身上有大和民族的血統，這才一直沒有抓她。”因為是“半個日本人”而不抓那是假的，花野、三木及後來的早水、尾崎、中西功，都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還不是照抓嗎?甚至迫害致死。暫時不抓顯然另有目的。
所以，鄭蘋如長期處於被監控之下，隻是她與她的上級漠然不覺而已。她與丁默邨的交往，林秀澄他們也同樣一清二楚，就像他們約會的次數，林那兒就有著精確的記錄。所以，槍擊事件發生後，丁還沒有到達宴會處，林卻已經得到報告了。
如果說林秀澄是在事發後最快得到報告的，那麽還有一個人在事發前就已了如指掌了，此人就是李士群。李是怎麽會知道的呢?源頭仍在唐逸君身上。原來鄭為營救被 “七十六號”抓獲的軍統特務熊劍東向丁說情後，丁也確向周佛海提議過，說熊是個軍事人才，不如為我所用。因汪偽集團多無行文人而少統兵大將，故周佛海同意采用軟化的辦法，以引為己用，於是，熊便一直關押不決。轉眼已到12月份了，唐逸君急了，認為八九個月過去了，金條也用去了一大包，為何不見放人?素聞兩統不和，為何中統會熱心幫忙?越想越懷疑被人耍了。於是，她又托人與李士群搭上了關係，並將中統讓她找鄭通過丁救熊的主意告訴了李，還按李的吩咐設下了誘捕張瑞京的圈套。12月12日，張瑞京如約來到了十三層樓(今錦江飯店北樓)內的一家酒家，一到便被逮捕。李、張本有舊交，張被捕後，和盤托出所知，包括鄭的身份和刺丁計劃。李一聽大喜，決定玩一場“螳螂捕蟬，黃雀其後”的遊戲。須知眼下的李士群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了。那時，自知籌碼不足，才拉丁入夥，還讓出頭把交椅。於今羽翼已豐，正待淩雲展翅，恨不得立馬將擋道障礙踢開。當時，汪精衛他們正醞釀成立偽政府，丁將出任警政部長，李妒火更盛。張提供的情況，無疑是天賜良機，中統成功，既幫他清除障礙，又可獲破案之功；中統失敗，則可借此攻訐，迫丁退出“七十六號”，獨攬大權，警政部長之職也可能入其囊中。思謀至此，李士群一邊封鎖消息，將張解南京另押；一邊布置親信，控製第一西比利亞周圍。
唐逸君出賣了張瑞京和鄭蘋如，想想不妥，又來告訴鄭，說“七十六號”已知道她的身份了，讓她自己“當心”；接著張瑞京被捕，鄭蘋如他們著實緊張了一陣。幾天下來，不見異樣，便認為機密未泄漏，又怕日久生變，於20日決定行動。21日，正好丁約鄭去潘家吃飯，鄭以事先商定的暗語通知嵇希宗，陳彬他們隨即前往伏擊。就這樣，出現了第一西比利亞皮貨店槍擊丁默邨的一幕。
密捕內幕
刺丁行動失敗了，鄭、嵇他們按預案到法國公園碰頭後，立即分散避匿。鄭躲到了虹口，那是“七十六號”的手伸不到的一個死角。當天晚上，她從虹口給滬西日本憲兵分隊長藤野打了一個電話。
鄭在電話中試探地問：“我做的事情是好事，還是壞事?”藤野因不知是什麽事，便模棱兩可地說了幾句。掛斷電話後，藤野就向林秀澄報告，林告訴了他丁被刺事，並對藤野說：現在鄭如想求日本方麵庇護，“隻有找你了”。林指示藤野，如果再來電，對鄭要“不即不離，不要斷絕關係”。這個藤野是比林晚一屆的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被林認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後來就是他接任特高課長。他會講法語，與鄭很談得來，有時也一起看看電影，算得上是相處不錯的朋友。可是，從未真正受過特工訓練的鄭蘋如，哪具備職業特工的對被偵查的洞察力與反偵查的手段，她根本沒想到這個藤野正是林安排專門接近她、掌握她動向的人，並且對她的行動一清二楚。
果然，不出林之所料，鄭不僅又打電話給他，還在幾天後突然闖到藤野控製的滬西憲兵分隊的一個聯絡點去了。那天，林秀澄接到報告，馬上發出逮捕指令，但又說由日方還是由“七十六號”執行，還需協調一下。至此，鄭蘋如已實際上被滬西憲兵分隊逮捕了。這一被捕細節是林在1974年3月30日接受口述史采訪時講述的，與以往流傳的各種說法頗有差異，但可信度較高。
鄭蘋如怎麽會突然隻身闖到藤野那兒去的呢?原來，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按照嵇希宗的安排，她打了一個電話給丁默邨，以觀察丁的反應。丁接電後先怒氣衝衝地說：“你算計我，趕快來自首，否則我殺你全家。”鄭馬上哭了起來，說自己都已嚇出病來了，“你還要冤枉我”。一聽鄭哭了，丁也立即改變了口氣，對鄭安撫了一番，還約了再見的日期與地點。對於這個電話，鄭蘋如他們進行了反複研究，曾讓鄭逃走，但鄭不願意，因為“趕快來自首，否則我殺你全家”這句話在耳邊反複地響著。自己一走了之，老父老母和家人將遭連累，刺丁的任務又沒有完成，於國於家都無法交代。再認為買皮大衣完全是臨時提出的，諒也抓不到破綻。
台灣中調局與鄭靜芝都說鄭是去自首的。“12月25日那天，吃了飯，姐帶了一把白朗寧手槍出了門，我還以為是聖誕大餐呢!”鄭靜芝如此地說。但中調局檔案又記載：“丁逆出言如鄭烈士不自首，決格殺全家為脅，烈士自思如此情況，乃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決心，決親往滬西偽特工總部，再謀覓取機會。”顯然是拚命去的。
聯貫考察上述史料，結合鄭蘋如愛國愛家、執著負責的個性，不難看出，自首之說是她對家人的安慰與告別，拚死一搏是她的決心與打算，到藤野那兒去是想利用他謀覓見丁殺了之機會。但是，以旋風般的愛國熱情從事諜報工作，卻又缺乏特工經驗的鄭蘋如，哪知對手的詭譎呢!12月25日的上門，恰恰是自投羅網。
林交代了藤野將鄭蘋如拘押起來後，便放下了話筒，驅車來到了“七十六號”。先找了李士群，李說：“我無法答複，這件事你還是問一下老丁吧!”找到丁後，丁馬上表態：“我們來抓。”再進行了一番商議，林就決定將鄭交給“七十六號”“處置”了。
“於是，我就到藤野少佐處來押解鄭蘋如，並在當日引渡給‘七十六號’。”“就把她關在一幢大宅院裏”，林秀澄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道。
至於“七十六號”派誰去藤野處押解鄭蘋如的呢，從李士群在逮捕問題上不肯表態看，應當是丁默邨所派。據1946年12月27日“七十六號”特務張振華揭發函中所寫：是由林之江，“出動汽車四輛，特務人員二十餘人”，將鄭“綁回”。據此，諸如什麽美琪門口被捕說；藤野陪同進入“七十六號”，澀穀支走藤野，李士群命吳四寶逮捕說；本人進入“七十六號”自首說等等，顯然都不可信。其實，晴氣也說過是日本憲兵隊逮捕鄭之後，再交給“七十六號”的。
被捕地點實際是在藤野的滬西憲兵分隊地下聯絡點，“綁回”的地點或是林秀澄所說的“大宅院”。前者可能就是張振華所說的“滬西舞廳”，後者或就是鄭南陽在法庭上所述的“潘三省宅”，即開納路(今武定路)10號。
被捕日期也有頗多說法，犬養健雲14日行刺，24日被捕；林秀澄道24日行刺，過年後某日被捕等等，都誤。事實當為1946年11月16日鄭母致法庭函所認定的1939年12月26日、鄭南陽在法庭上所述12月26日下午4時。如鄭靜芝的12月25日離家之說也不妄的話，則鄭被藤野逮捕，到由“七十六號”綁回之間隔了一夜，或許這就是林所說的“引渡時間差”。
堅不吐實
鄭蘋如被捕後，較長時間關押在憶定盤路(今江蘇路)37號，所以，在1939年12月份的總部監押的囚犯名單中沒有鄭的名字。負責看管的是林之江，負責審訊的是佘愛珍和沈耕梅等。
據金雄白說，鄭在審訊中“承認了為重慶工作，而且是奉軍統之命行事”。但此說並無佐證。根據汪曼雲、馬嘯天等所寫的材料，都說她隻承認情殺，因丁默邨變情別移，這才買凶出氣，要讓他知道“天底下女人不盡是可欺的”。對鄭極盡咒罵之語的晴氣也沒有提到過鄭供認了什麽。梅機關要員犬養健在其回憶錄中更明確地說： “在被丁審訊時，蘋如始終隱瞞真情”。嵇希宗、陳彬、李寒烈等人也都安然無事，看來鄭確屬堅不吐實。金雄白之說顯然不實，其實，他得之的是傳聞，又事隔多年，在他寫的文字中，連鄭的出生年份、所屬特工係統都搞錯了，更不要說是從林之江嘴中吐出的那些不實之詞了。那末，鄭蘋如是怎樣應對審訊的呢?又哭又鬧，呼冤叫屈，再就是大罵丁默邨。丁也去審過她一次，不僅同樣一無所得，鄭反而哭鬧得更凶了。
對鄭既無好辦法，遂作出“感化”的假象，以待最後發落。所以，鄭被捕後，表麵上沒有用刑，生活上也頗優待，讓她給家裏打過電話，接電話的是南陽，蘋如說： “在‘七十六號’裏很好，請父母兄弟等不必掛念。銀行領款的圖章請弟妥為保存，我的皮服請即拿來可穿。”還寫過幾封信，最後一封信寫於1940年1月16 日，這些信後來都成為了審丁的罪證，於今都保存在有關卷宗內。不過，據林秀澄說其中有兩封信是他們偽造的，大約是他們寫了之後，逼鄭抄的。某天夜裏，一個婦女來到鄭家，說是同獄難友，家住新閘路聚慶裏(478弄)20號，丈夫叫潘世榮，因丈夫案牽連被押，她帶來了一張紙條。這是從報紙上撕下的一張紙角，上寫：“爸爸：我很好，請放心!蘋。”這張紙條與《良友》畫報封麵上那張大照片，一起夾在一個大鏡框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時被毀掉了。據此推斷，鄭後期關押地點似乎變了，不像是憶定盤路37號了，而是在“七十六號”內；張振華也說過，鄭在憶定盤路隻關了一個月。
大約在關押的初期，一天，來了幾個女人，有負責審訊的佘、沈等人，還有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丁默邨的老婆趙慧敏等，據說是楊淑慧要看看“讓老丁神魂顛倒的女人究竟是怎麽個樣子”，這幾個女人一進來，其中一個就歇斯底裏大發作，大罵鄭是“妖精”，此人就是趙慧敏，真是“敵人加女人，敵意加醋意”。其他幾個在旁煽風點火，議論紛紛，之後，隻要她們聚在趙的麵前，就會撩撥煽動。金雄白說過，一次在周佛海家吃午飯，這批女人就稱：“此豸不殺，無異讓她們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膽胡為。”在蘋如之死上的有些說法，也許即緣於此。
從容就義
1940年2月15日後的一天，鄭家的電話突然響起來了，傳來了嵇希宗的聲音。自從鄭蘋如被捕以後，嵇、陳他們都銷聲匿跡了，昔日同誌一個電沒有來過，連電話也沒有。每說到這一點，鄭蘋如的妹妹鄭靜芝至今有氣。
這次總算來電了，聽到是嵇希宗的聲音，多麽希望是關於營救鄭蘋如成功的消息，可傳來的卻是噩耗，“蘋如已於前幾天殉難了，這是15日潘世榮出獄時帶出來的消息。”說完，電話掛斷了。
盡管，鄭的父母早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但總希望有關方麵會全力營救，早水也受鄭母之托，多次去找林秀澄。盡管近衛已下了台，對這位近衛的親戚和代表，林不得不表麵敷衍，但內心嫌煩得很。不久，早水也因反戰而被捕，釋放後又去找林，詢問鄭的情況，林就挖苦地說：“如果現在對鄭蘋如事情再說三道四，你又要被關進去了。”如今，一切努力都白費了。
鄭蘋如殉難後，家人一直得不到其被難的細節情況，連具體日子、地點、有何遺言、遺體何在，都不清楚。即使在時隔近60年後的今天，依舊撲朔迷離。
最早披露鄭蘋如殉難經過的是1946年12月27日張振華致《大同報》的檢舉函，當年國民政府審判檔案記載：因鄭女士不肯妥協，丁默邨命令林之江執行鄭女士之死刑。刑場在徐家匯過火車站(今凱旋路2115號，即凱旋路、中山西路口附近)之荒野地方。執刑時，行刑者不忍下手，由林之江親自射擊，二中頭部，一中胸部。當時鄭穿金紅色之羊毛內衣，外披馬皮大衣，佩有金項鏈、雞心掛件等，首飾與大衣均為林之江劫去，林以300元塞眾人之口。
據特高課長林秀澄1974年3月30日口述，執刑時，由他監刑。那天，以去看電影為名，騙鄭蘋如上了車。鄭當時很高興，穿了一雙金色的靴子，刻意打扮了一下，還灑了點香水。旁坐林之江和一名日本憲兵。經過繁華地方後，車又駛向了郊外，當車駛近刑場時，先已到達的林秀澄聽到了她的哭聲，顯然她已意識到是怎麽回事。林秀澄聽到她叫著“林先生、林先生”，那是在叫林之江。到刑場後，兩個人將她架下車，她講了一些話，事後才知道她是在抗議，她說：“作為中國人，你們竟會幹出如此惡劣的勾當?”還要求“不要打我的臉，我不希望臉上有槍傷”。隨後按照對女犯執行的規定，讓她坐在一個早已挖好的四方土坑前，按林秀澄十分肯定的說法是：“一直老老實實地坐著”，旋即向她作了宣判，並從後腦處開了槍。林還說，“對於鄭的死訊，我封鎖了一段時間，鄭的母親托人找到我時，我還故意說，鄭在汪機關中工作了，去廣州執行任務，但在那兒生了病，短期內回不來。”
然而，到了金雄白的筆下，那個殺人劫財的林之江卻變成了心慈手軟的同情者了，雖拒絕了鄭的再次“色誘”，卻“手顫心悸，下不了毒手”，隻得“背過臉”，“急忙走遠了幾丈”。這哪像沾有兩百多條人命的劊子手和殺人狂啊?金並不在場，當然又是林之江講的，金的“秉筆直書”又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
還有一個不在場的晴氣，也曾繪聲繪色地寫了鄭如何怕死，“不問是誰抱著就求救，聲嘶力竭地哭叫饒了我這一次吧!”“死死抓住車門不放”。因“無法把她帶到預定的地點，於是在沒有宣判的情況下就地槍決了她。”比照一下啃氣與林秀澄的口述，誰的可信，白癡也能分辨。晴氣所述錯處極多，如刑場移植到了他所熟悉的 “七十六號”通常選擇的蘇州河北岸的一個小樹林中，這是因為他於12月27日和29日在那兒監刑，那天殺了朱承我、餘延智、徐阿梅等人；執刑人也變了，變成了12月27日和29日的執刑的吳世寶及其手下了。
犬養健也不是目擊者，回憶中雖也有鄭蘋如“請求饒命”的文字，但對鄭的臨刑，他說：“當來到一座淒涼的紅土山包上時，蘋如發現距路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新挖完的深坑。蘋如對一切都死心斷念了。她雖然還在抽噎著，但還是順從地從車上走下來。”當最後問她“還有什麽要說的嗎?”蘋如用上海話簡短地回答說：“嘸沒個(沒有了)”。哪有什麽“死死抓住車門不放”，“在沒有宣判的情況下就地槍決”等情。根據犬養健所述，車是順著“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直朝西走去”，“開進了多是紅土的丘陵地帶，”也可證明刑場是在徐家匯西南亂墳地上。至於個中細節，各人陳述中矛盾之處極多，如有說看電影去，有說買東西去，有說換個地方，甚至解南京去等等。根據犬養健所說，在執刑前後還各攝過一幀照片。
關於鄭蘋如犧牲的日子，均無記載，隻能以潘世榮出獄的2月15日前推“幾天”，而斷為2月10日前後兩三天，具體時間似為午後4點鍾左右。有雲是“一個星月無光的晚上”，那是不正確的。鄭犧牲後，“七十六號”收起了她的遺體，電告了鄭家，要鄭家拿錢去贖，其時鄭家在銀行的存款早被凍結，實在無力籌措，所以，烈士遺體從此下落不明。林秀澄說歸還家屬，也記錯了。
最後提一下，被林之江劫去的財物還遠不止張振華看到的那些，應當是3克拉鑽石2粒，麂皮而不是馬皮大衣1件，金首飾3兩，這有鄭母致法庭函為準，中調局材料與胡蘭成對人所說也談到有林之江垂涎或劫掠鄭的鑽戒一節。
處死背後
鄭蘋如犧牲了。抗戰勝利後，在審判時，鄭的家人堅持起訴，在社會輿論的聲援下，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執行了死刑。至於劊子手林之江，於抗戰勝利前後又搭上了軍統，以“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而逃脫製裁。但終究因殺人太多，整日生活在被冤魂追索的幻覺裏，在恐懼中於上世紀50年代死於香港。這樣，事情似乎過去了，卻由於金雄白所寫的“丁默邨最初也餘情未斷，頗有憐香惜玉之心，並不一定欲置之死地”的一行文字，引出了究竟是誰要殺鄭的問題。
對於誰力主殺鄭同樣眾說紛紜。晴氣說“丁默邨堅持要求對害得自己被趕出七十六號的鄭蘋如處以死刑”，並說最後是汪精衛下的命令。中統局檔案上說“是林之江見財而起殺機，為的是覬覦鄭烈士所戴之鑽戒”黃美真先生等根據汪曼雲所寫材料，認定是“李士群示意馬嘯天，要他瞞著丁默邨下條子給林之江，將鄭槍斃”。其餘還有丁妻趙慧敏私下命林之江殺、李士群令楊傑殺害等等說法。此外，還有晴氣、李士群欲免鄭一死的說法，晴氣說：“我不知為什麽，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也許因為她是日華的混血兒吧；在她身上流著日本人的血。”“為了那位日本籍的母親，也想請求饒她一命。我與李士群商量，設法尋求一條可免一死的活路。”接著他又說：“但是，李士群哭喪著臉說：‘其實，我也想盡了各種辦法，但都行不通’……我已是無能為力了。”又是一大堆彼此矛盾的敘述，真實的情況究竟怎樣，在處死鄭蘋如的背後又隱藏了什麽玄機。
玩政治的人慣於說假話，即使在數十年之後有人還是如此。鄭蘋如之死，實在是這批日本謀略軍人、戰爭擴大派與汪精衛集團骨幹們聯手的行為，是為催生汪偽政權而向祭壇供上的一份犧牲。晴氣就說過：“我雖然可憐她，但一想到汪兆銘政府會發生動搖，也隻得無能為力了。”林秀澄更直率，他說殺鄭是為成立汪精衛政權的“血祭”，是為汪偽政權立威。
其實，就在抓捕鄭蘋如的那天，林秀澄、丁默邨、李士群他們已就如何處置鄭蘋如的問題達成了默契與一致——要殺害鄭蘋如。
那天，在丁表示了由他們捕鄭之後，林就接著詢問“如果交由貴方處置，你們會作出何種判決?”未等回答，就以一種明顯的語言施加壓力，說：“如果交由軍法會議處置，我想那多半會判死刑，不知貴方意下如何?”其實，林自己也知道，“如果提交日本的軍法會議審判，按理說是不會判處死刑的”。這大約是幫助謀刺未遂的性質，加上鄭家具有早水這樣的背景的緣故。接著又直逼丁默邨，怕他因好色而手軟，說什麽“丁先生與鄭蘋如至今仍接觸頻繁……”，遂迫丁作出“理當嚴懲不貸”的承諾。行刑通知書送達憲兵隊後，林又認為“如果單由汪政權方麵處死鄭蘋如的話，他們也許會放跑她，所以有必要讓(日本)憲兵將校親眼確認。”因藤野、琢本不肯去，隻得自己前去監刑。
30多年後，林秀澄曾反躬自問：判鄭蘋如死刑似乎是“我的主張，不知是否過分了”!比較起晴氣一貫以“重慶的白蛇”、“娼婦”、“藝妓”等惡毒字眼謾罵鄭蘋如，又不惜生造事實汙蔑與誹謗鄭蘋如和鄭家，而最後卻要說一番“很想救她”的假話，林秀澄還是一個對曆史敢於承擔責任的人。
特高課在殺害鄭蘋如問題上居於主導地位，是否表明丁默哪不想殺鄭了呢?否。晴氣說得很肯定，“丁默邨堅持要求對害得自己被趕出七十六號的鄭蘋如處以死刑。”
其實，鄭案前後，李士群對丁步步緊逼，丁默邨招架不迭，實也沒有憐香惜玉閑心情之可能。下麵是從周佛海日記中摘出的有關內容，很可洞察那段時間丁的心情：
1940年2月14日，旋約士群來，談至下午二時，調解其與默邨之感情，並加以撫慰。下午午睡未成，默邨來，與之詳商如何使二人感情融洽。餘提議，警察與特務分開管，特務而由餘直接指揮之。
2月18日，默邨來，表示同意特務獨立，渠不問事，由餘直接指揮。正見其深識大體，惟不知士群方麵有無其它額外要求也。
2月19日，十時晴氣、琢本來，謂餘之方案，以李士群專管特務，丁默邨任警察，士群不同意，不禁煩惱，因托其再往一談。
2 月20日，蘇成德、彭年先後來，均係談丁李之事，各有所偏袒。前有高陶之出走，後有丁李之爭執；麵子丟盡，氣亦受夠矣!下午，默邨、思平來，談兩小時，默邨表示辭警政部長，餘與思平大為感動，默邨此次受盡委屈，而能如此讓步，實為顧全大局，殊可感佩。……琢本、晴氣來，告以默邨自願辭警政部長，二人亦表欽佩。
周的日記明白反映了在殺鄭前後，丁、李之間環繞警政部長一職與特務工作權屬兩大問題，鬥得不可開交，鄭案是丁被李點中的死穴，丁高調殺鄭以解危局猶恐不及，豈會放過鄭。何況對於而言，隻要有了權，漂亮女子多的是，何必在乎區區一鄭蘋如。所以，金雄白之說，絕無可能。至於其它各說，更是無稽之談。判死刑不是實行暗殺，胡均鶴在法庭上也說過，就手續上言，“七十六號”處死刑需要汪精衛批準，晴氣回憶中也講到這一點。所以，林之江謀財、丁妻私命均無可能。所謂李士群讓馬嘯天背了丁默邨下條子或私命楊傑殺鄭，都不可能。
愛情悲劇
與大多數女孩子一樣，鄭蘋如也有青春的夢，對愛情充滿了向往，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舉凡美貌活躍的女孩，都不乏追求者。“提親的人，不可勝數。連對麵震旦大學的一些學生，也常常帶做意徘徊在弄口，想碰上我姐姐搭腔交朋友。”鄭蘋如的弟弟鄭天如如此列筆者說。據說還有為宋家、孔家這樣的豪門年少來提親的，還常常有來電約她去騎馬、打網球。
在眾多的追求者中，一位空軍軍官有幸成為這位美女中意的白馬王子，他叫王漢勳。王，寅興人，1912年生。他們的相識，緣於鄭的同學與鄰居胡福南。福南住在 13號，是大同大學校長胡敦複的小女兒，是鄭蘋如在大同附中的同學。同學兼鄰居，雙方的父親又彼此敬重，於是，兩人便成了極要好的朋友。王漢勳是福南的哥哥新南的同學與好友，也是大同附中的畢業生，長得高大英俊、敏捷瀟灑。後來進了中央航校，是該校第二期的高材生，曾派赴意大利進修。歸國後任試飛員、訓練教官，繼為攻擊中隊中隊長(當時國民政府空軍僅有的兩個攻擊中隊)。據說他的駕駛技術特高，能試飛各種類型的飛機，宋美齡非常器重他，當宋赴美商談購買戰機時，總要選他當隨員。在大同附中校友的一次聚會上，由新南、福南兄妹的介紹，他們相識了，並且很快熱戀了。從此，鄭蘋如親昵地喚王漢勳為“大熊”。工的人品、才能和背景，自然順利地得到了鄭鉞夫婦的首肯，也很快得到蘋如弟妹們的歡迎與喜愛， “大熊”成了鄭家對王的專稱。
戰爭迫使這對戀人天各一方，可兩人心心相印。2007年元旦，一位署名古稀翁的王之故人，在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上著文回憶王漢勳，說他每天給鄭寫信，記述自己的思念，用筆向戀人傾訴娓娓情話乃是王的必修課。從今存為數不多的信函中，筆者曾發現一件趣事，原來在鴻雁傳情之餘，鄭還暗中布置了對未婚夫的考察，考察他是否另有花心，這足可表明她對王深深的愛，也反映她性格中的小小狡黠。1939年春，王漢勳曾兩次來信，約鄭赴香港結婚。但嚴酷的鬥爭形勢和肩負的重任，使鄭無法脫身，隻得相約於勝利之日，再步入婚禮的殿堂。
鄭蘋如犧牲後，天如輾轉萬裏來到成都太平寺空軍基地，將噩耗告訴王漢勳，王頓時悲痛欲絕，哽咽地說：“我不要她死，寧可是她變心別戀，也希望她好好地活著。”為了避免他過於傷心，天如並沒有將實情完全相告，隻對他說姐姐“病亡了”。從此，王整個人都變了，一天說不了幾句話。1944年8月7日，時值日軍發動桂林之役，王漢勳奉命駕機由靈南至衡陽運送軍需補給，因天氣驟變，於衡山撞山犧牲，時為空運大隊長，軍銜上校。
戰爭，這場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粉碎了鄭蘋如與工漢勳的愛情之夢，也粉碎了他們對未來生活的全部理想，使這對民族忠貞兒女的人生戀歌，以悲哀的音符作了句號，誠如台灣中調局那份半為事略半似祭文的材料結尾處所寫：“惟求彼倆能聚首來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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