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張雄文/1958年5月，從1938年開始，有近20年時間走著順路、“風光”無限的粟裕，運道截然而斬，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鐵盧”，受到彭德懷、聶榮臻、陳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者”。
先小會再大會，定調子再擴大，這是一個整人的“潛規則”。幾次小範圍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會議，參加者有鄧小平、彭德懷、聶榮臻、陳毅、賀龍、羅榮桓、葉劍英、林彪、黃克誠、譚政、蕭華（10位元帥中朱德、劉伯承、徐向前未參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注1）。發言最激烈的是陳毅、彭德懷、聶榮臻、鄧小平、黃克誠5個人。
準備功夫做足後，批判小會轉為有1400人規模的大會，參加人員也擴大到全軍各大單位的負責人。原華東野戰軍的高級幹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與會。
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實際的最高指揮員，三野將領過長期在他的指揮下浴血沙場，早將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麵旗幟和自己的光榮。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觸。
三野將領不過關，批粟行動就卡殼，搞不下去了。
辦法總比困難多。彭德懷於是開始組織有力人物做三野幹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輪番上陣，個別談話，要求人人過關，與粟裕劃清界限。
陳毅過去是三野名義最高負責人，現居外交部長，以口才著稱，又有領銜批華東局最高領導人饒漱石的經驗，自然成了出麵做工作的首選。他除了找人個別耐心談話外，還在千人大會上做了長篇專題發言。
彭德懷很滿意陳毅的講話，高興地說：“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注2）劉伯承、粟裕、肖克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批判對象，而隻有粟裕的罪名是“個人主義”，劉蕭是另外的“教條主義”。陳毅大批個人主義，無疑針對的是粟裕。
同時，如果陳毅隻是一般隔靴搔癢地發言或者如有人所說的“明批暗保”，那麽絕不會獲得指責粟裕“陰”的彭德懷如此興奮不已的評價。
因為陳毅出麵和彭德懷等人的巨大壓力，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起粟裕來。
原南京軍區政委傅奎清回憶說：“那時批判粟裕，我們華東局的同誌不發言，還批評我們，說我們的態度不端正，因為華東局的同誌都知道，粟裕二讓司令，什麽個人主義、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實。”
原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回憶說：“那次會議，說到粟裕同誌的個人主義，我就不同意，我找過黃老（黃克誠），說粟裕同誌不是那種人，我就不發言了吧，黃老點頭說，也好。可後來軍委領導還是指定我表態，我沒辦法，隻好說粟裕同誌過去在華東勝仗打的多，是有些驕傲的，總參千頭萬緒，總長不好當，算是表了態，但領導還是不滿意，說我軟弱，還點了我的名，後麵發言的幾個同誌看到我被批評，說得都很重。”
後來有些戴著有色眼鏡的淺薄者認為，批粟時三野將領不敢出麵給粟裕說話，說明粟裕威望不夠或者本身就該批。
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內心陰暗。
批粟裕的時候，他的嫡係老部下葉飛、王必成、陶勇成為重點“攻關”對象。
比較好玩的是陶勇：“首長，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貧寒，八代祖宗不識字。我自己呢，當了團長還不認識自己的名字。這樣吧，就請你的秘書寫一篇揭發材料，我來念吧。”
果然，陶勇發言前就鄭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識字不多，這篇稿子是xxx首長的秘書xxx寫的。但這裏筆劃多的字實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錯的地方，請x秘書補充……”
結果，陶勇的發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則另有辦法。他不拿講稿，即興“揭發”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發大陰謀家粟裕。粟裕的大陰謀，有兩點我體會深刻，那就是‘大’和‘謀’”。
接著，他講了濟南戰役未結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議打淮海大戰，一役基本解決殲滅蔣軍的主力問題。“中央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我們取得了決戰淮海的勝利，提前兩年解放全國。這個謀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評論，也沒資格評論，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後說：“粟裕陰的一麵，我沒有體會，請知情者揭發出來，讓我們受教育！”
他的話一出，四座皆驚。與會的賀龍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這種肝膽相照的仗義，他很是讚賞王必成，說：“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態度，也就成為1979年在昆明軍區任上，被重掌大權的鄧小平臨陣換將，改為武漢軍區司令員（不久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閑職），不能參與指揮對越作戰的由頭之一。他最後隻得讓兒子、懷孕的媳婦和女兒上前線，悲壯地說：“我不能參戰，但我們家有三個半人參戰，此願可遂，此誌可明了。 ”
批判的導火索是彭德懷。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粟與彭在對未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問題上，存有分歧，有時粟還與彭據理力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國防部，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哪些不用，又無明確規定。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下發的命令、文電，常常因署名問題受到批評。為此粟裕提過希望加以明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 16日軍委會議決定，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
因這些問題，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軍委預備會議（亦稱小型會議）上，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後，會上強加給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等罪名，迫使粟裕在會上進行檢討。
老毛在批判粟裕問題不太可能是主謀，除了同意彭德懷擴大會議規模的要求外基本上沒有參與。並且，同意擴大會議的原因是要“解決問題”，看來老毛著這時候就開始迷信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的大民主思想，直到死也沒有覺醒。粟裕作第二次檢討，把別人強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認了下來。最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到了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見到粟裕的時候當麵對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們那個千人大會上 搞的。粟裕至死也把毛澤東當作一個知己。
先小會再大會，定調子再擴大，這是一個整人的“潛規則”。幾次小範圍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會議，參加者有鄧小平、彭德懷、聶榮臻、陳毅、賀龍、羅榮桓、葉劍英、林彪、黃克誠、譚政、蕭華（10位元帥中朱德、劉伯承、徐向前未參加），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注1）。發言最激烈的是陳毅、彭德懷、聶榮臻、鄧小平、黃克誠5個人。
準備功夫做足後，批判小會轉為有1400人規模的大會，參加人員也擴大到全軍各大單位的負責人。原華東野戰軍的高級幹部自然有不少人奉命與會。
粟裕是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實際的最高指揮員，三野將領過長期在他的指揮下浴血沙場，早將粟裕看作是三野的一麵旗幟和自己的光榮。他們對突如其來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觸。
三野將領不過關，批粟行動就卡殼，搞不下去了。
辦法總比困難多。彭德懷於是開始組織有力人物做三野幹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壓力。他們輪番上陣，個別談話，要求人人過關，與粟裕劃清界限。
陳毅過去是三野名義最高負責人，現居外交部長，以口才著稱，又有領銜批華東局最高領導人饒漱石的經驗，自然成了出麵做工作的首選。他除了找人個別耐心談話外，還在千人大會上做了長篇專題發言。
彭德懷很滿意陳毅的講話，高興地說：“陳毅同誌的發言對我們有很大教育意義，對我們反個人主義有很大作用。”（注2）劉伯承、粟裕、肖克是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批判對象，而隻有粟裕的罪名是“個人主義”，劉蕭是另外的“教條主義”。陳毅大批個人主義，無疑針對的是粟裕。
同時，如果陳毅隻是一般隔靴搔癢地發言或者如有人所說的“明批暗保”，那麽絕不會獲得指責粟裕“陰”的彭德懷如此興奮不已的評價。
因為陳毅出麵和彭德懷等人的巨大壓力，絕大多數三野將領不敢為粟裕說話，有人甚至跟風批起粟裕來。
原南京軍區政委傅奎清回憶說：“那時批判粟裕，我們華東局的同誌不發言，還批評我們，說我們的態度不端正，因為華東局的同誌都知道，粟裕二讓司令，什麽個人主義、野心家？根本不符合事實。”
原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回憶說：“那次會議，說到粟裕同誌的個人主義，我就不同意，我找過黃老（黃克誠），說粟裕同誌不是那種人，我就不發言了吧，黃老點頭說，也好。可後來軍委領導還是指定我表態，我沒辦法，隻好說粟裕同誌過去在華東勝仗打的多，是有些驕傲的，總參千頭萬緒，總長不好當，算是表了態，但領導還是不滿意，說我軟弱，還點了我的名，後麵發言的幾個同誌看到我被批評，說得都很重。”
後來有些戴著有色眼鏡的淺薄者認為，批粟時三野將領不敢出麵給粟裕說話，說明粟裕威望不夠或者本身就該批。
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內心陰暗。
批粟裕的時候，他的嫡係老部下葉飛、王必成、陶勇成為重點“攻關”對象。
比較好玩的是陶勇：“首長，你是知道的，我家境貧寒，八代祖宗不識字。我自己呢，當了團長還不認識自己的名字。這樣吧，就請你的秘書寫一篇揭發材料，我來念吧。”
果然，陶勇發言前就鄭重其事申明：“我文化低，識字不多，這篇稿子是xxx首長的秘書xxx寫的。但這裏筆劃多的字實在太多了，怕念不好，錯的地方，請x秘書補充……”
結果，陶勇的發言被取消了。
王必成則另有辦法。他不拿講稿，即興“揭發”粟裕：“我，王必成，奉命揭發大陰謀家粟裕。粟裕的大陰謀，有兩點我體會深刻，那就是‘大’和‘謀’”。
接著，他講了濟南戰役未結束，粟裕就向中央建議打淮海大戰，一役基本解決殲滅蔣軍的主力問題。“中央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我們取得了決戰淮海的勝利，提前兩年解放全國。這個謀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評論，也沒資格評論，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
王必成最後說：“粟裕陰的一麵，我沒有體會，請知情者揭發出來，讓我們受教育！”
他的話一出，四座皆驚。與會的賀龍早年行走江湖，佩服的是這種肝膽相照的仗義，他很是讚賞王必成，說：“王必成可信、可交，可深信、可深交！”（注4）
王必成“又臭又硬”的不合作態度，也就成為1979年在昆明軍區任上，被重掌大權的鄧小平臨陣換將，改為武漢軍區司令員（不久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閑職），不能參與指揮對越作戰的由頭之一。他最後隻得讓兒子、懷孕的媳婦和女兒上前線，悲壯地說：“我不能參戰，但我們家有三個半人參戰，此願可遂，此誌可明了。 ”
批判的導火索是彭德懷。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粟與彭在對未來戰爭的認識和戰爭準備問題上，存有分歧，有時粟還與彭據理力爭。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國務院設立國防部，為了體現國防部的領導，許多原來由中央軍委和總部頒發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國防部署名。但哪些文件以國防部的名義發，哪些不用，又無明確規定。總參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和總參下發的命令、文電，常常因署名問題受到批評。為此粟裕提過希望加以明確，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 16日軍委會議決定，責成總參起草國防部與總參職責條例。
因這些問題，在1958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軍委預備會議（亦稱小型會議）上，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作檢討。27日，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後，會上強加給粟裕“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等罪名，迫使粟裕在會上進行檢討。
老毛在批判粟裕問題不太可能是主謀，除了同意彭德懷擴大會議規模的要求外基本上沒有參與。並且，同意擴大會議的原因是要“解決問題”，看來老毛著這時候就開始迷信所謂的真理越辯越明的大民主思想，直到死也沒有覺醒。粟裕作第二次檢討，把別人強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認了下來。最後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粟裕總參謀長職務”，並決定將他的“錯誤”口頭傳達到軍隊團一級、地方地委一級。到了1960年1月，毛澤東在上海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見到粟裕的時候當麵對粟裕說：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們那個千人大會上 搞的。粟裕至死也把毛澤東當作一個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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