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日本主流傳媒的報道焦點集中在讚許某些中國人以新思維的曆史觀去解讀戰爭——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們是軍國主義的犧牲者，戰爭雙方都是受害者。換句話說，它們十分欣賞《南京！南京！》 “新的曆史評價”之征兆。
4 月22日公映的《南京！南京！》一片，還未公映之前就已敲鑼打鼓，觀眾也對此片期待頗高。導演陸川一再強調此片的主題是“中國人的抵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南京！南京！》在票房上可以說是旗開得勝，但評價卻是毀譽參半，引發了不小的爭論。爭論焦點之一是此片的主角：角川--一個有良知的日本士兵。陸川導演的解釋是：“在過去的教育中間，在過去的很多比較民族主義的渲染中間，把他們渲染成魔鬼。我要表現出的，他們就是正常人。”在接受鳳凰台的《名人麵對麵》訪談時，陸導演還進一步強調道：“讓這部電影去影響到日本人對這段曆史的一個接受。”
可以讓陸導演欣慰的是，此片在日本媒體確實受到了很高的關注。《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都先後對其進行了報道。日媒為何對此片情有獨鍾？他們對《南京！南京！》是怎樣看待的？要回答這些問題，關於此片報道的幾個關鍵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喜聞“反日”色彩削弱
第一個關鍵詞是“反日”。
4月22日公映後，隔日《產經新聞》就對此片進行了報道：“此片主要刻畫了一位年輕的日本士兵--‘軍國主義’的受害者，被迫服從上級命令而進行屠殺。這一情節的安排一反‘反日’一邊倒的敘事結構。在影片的結尾，這個日本士兵放走了中國人然後自盡。”
4 月26日《讀賣新聞》以“描寫南京事件的電影在中國公映 ‘日本兵的苦惱’褒貶不一”為題對此片進行了報道。報道稱：“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中國電影，一直以來都強調日本軍的殘暴。雖說此片也有很多殘暴的場景，但在影片結尾卻描寫了一個日本兵釋放了中國俘虜，然後自殺身亡。”
5月15日的《朝日新聞》也以“擺脫‘反日’南京屠殺電影”的醒目標題來報道此片。報道稱：“與以往中日戰爭的電影中清一色的反日傾向不同，此片著墨於日本兵的人性描寫。”
6月10日的《讀賣新聞》上刊登了標題為“日中雙方的視點肯定評價——促進相互理解的契機”的文章。此文對這部電影給予了“高度評價”：“1949年建國以來，共產黨一直宣傳‘戰勝外來侵略’，所以可以強調舊日軍的殘暴。……電影《南京！南京！》作為超越固有的戰爭觀，透視日本兵內心的電影，成為打破舊有的劃一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契機。”
可見日本主流媒體對《南京！南京！》擺脫“反日”的基調十分讚賞。正如《產經新聞》北京支局局長伊藤正所言，過去的戰爭電影，將“很多日本人都描繪成窮凶極惡、慘無人道的侵略者形象，這種不符史實與誇張的描寫手法屢見不鮮。”（《產經新聞》5月2日）故而，角川這一“有良知的為戰爭而苦惱的日本兵的形象”被認為是中國電影中對於日本兵描寫的一個新的突破。
不過，以往中國電影的所謂“反日”所指的是“日”，是“日本帝國主義”還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反日” 一詞背後有怎樣一段侵略的曆史？本片刻意塑造的“有良知的為戰爭而苦惱的日本兵”在當時的日本，特別是被派往亞洲各地戰場的日本兵當中究竟占有幾成？是 20%、10%或近乎於零？沒有一家媒體對這些問題做出明確的解答。
關鍵詞之二是“新的曆史評價”。
具體來說日媒更關注的是中國年輕一代曆史認知的轉變。同時，日媒也一再渲染陸川導演的“良苦用心”及各界的支持聲音。日本傳媒喜聞樂見的是不少中國年輕人對該片的反響：
“看了這部影片的白領陳維蔚（29歲）一邊哭一邊說：‘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麵。’”（《產經新聞》4月23日）
“在上海市電影院剛剛看完此片的大四學生袁雷波（22歲）等5人一致認為‘我們可以理解作為普通人的日本士兵的苦惱。雖然我們不能忘記曆史，但是這和我們今天對日本人的感情沒有任何關係。’”（《讀賣新聞》4月26日）《讀賣新聞》還引用了陸川導演的觀點：“日本人不是惡魔，是人。他對於戰爭的反省，代表了我們人類對於戰爭的反省。”
該報還引述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的觀點：“中國一直都從被害者的角度來強調日本人的殘暴行為。我希望此片可以作為一個契機，就是從固有的思維方式中跳出來，從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度一同來思考戰爭。”
北京重評曆史征兆？
5月2日的《產經新聞》更以“重新評價南京事件的征兆？”為題再次對此片進行報道。文章中寫到：“陸川導演認為，我們應該憎恨的是軍國主義，士兵也是軍國主義的犧牲者。”這家一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保守派報章在結論中還寫道：“中國的媒體幾乎一致給予很高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還將此片列為建國六十年紀念電影的第一推薦影片。雖然其意圖還不甚明確，但是可以看出對於南京事件的評價開始有所變化的征兆。”
《朝日新聞》（5月15日）辟一專欄著重報道了陸川導演的觀點：“我認為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戰爭，以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戰爭，這兩個角度都很必要。70年前日本軍隊的內部一定有人在反省戰爭，一定有人熱愛和平。……非常希望日本人也看這部影片。這與以往的中國的電影不同，我想描寫的是普通的日本人。”
另一方麵，文章還引用了中國一位官員的觀點：“除了玩弄戰爭以外，沒有什麽禁區。描寫什麽、怎樣描寫要尊重作者的意思。思想解放已經30年了，《南京！南京！》是一部有著公正世界觀的電影。”同時，一位日本通也對此表示讚同：“戰爭已成為遙遠的曆史，在年輕人領導電影界的今天，用新的視點來描寫真實的時代到來了。”
《讀賣新聞》還將此片解讀為“民意的多樣化，超越被害者視角的戰爭觀誕生了。”（6月10日《讀賣新聞》）
盡管日媒對於中國媒體中批判的聲音也有所反映，但僅僅隻是以“美化日本人”、“美化日本”、“親日”等詞一筆帶過。或者稍作解讀：“不滿主要來源於在電影中善與惡，戰爭的勝利者與失敗者並不明確。”與支持聲音的報道力度相比有關批判的聲音的介紹顯得十分微弱。
從以上的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日本主流傳媒的報道焦點集中在讚許某些中國人以新思維的曆史觀去解讀戰爭——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們是軍國主義的犧牲者，戰爭雙方都是受害者。換句話說，它們十分欣賞《南京！南京！》 “新的曆史評價”之征兆。
間接否定“大屠殺”
第三個關鍵詞是“南京事件”。
在提到這部電影的主題時，日本主流媒體采用的概念是“南京事件”，或“所謂的‘南京屠殺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殺”。
《產經新聞》在前述“重新評價南京事件的征兆？”一文中就清楚指出：“南京事件是1937年12月，日本攻占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時，殺害眾多軍民，並瘋狂強奸、掠奪的事件。中國叫做‘南京大屠殺’，認為死者在30萬以上。中日之間對此存有爭議。”
同樣的，《朝日新聞》也強調兩國之間存有的爭議，它寫道“1937年12月，日本軍攻占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俘虜中國人，屠殺許多市民的暴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審判）以及BC級戰犯法庭對責任者進行了審判。中國政府稱死者達30萬人。但對於死亡人數及被害情況，曆史學者間仍存有爭議。這也是 2006年中日共同研究的焦點之一。”
第四個關鍵詞是“促進相互理解”。
5月15日的《朝日新聞》借一位“日本通”之口說：“通過爭論而看清曆史，這部電影或許可以成為中日相互理解邁出新的一步的契機。”敘述更為直白的是前述《讀賣新聞》題為“日中雙方的視點／肯定評價 ——促進相互理解的契機”的報道：“由於長期的教育和信息統治，導致（中國人）對日本存在著很多歪曲的認識。作為一部電影，我們不能期待它可以立即消除相互理解的障礙，但至少為雙方麵對麵交談提供了一張談判桌。”至於 “相互理解”的障礙物是什麽，如何看待日本教科書事件，靖國神社問題對“相互理解”所造成的障礙，日本傳媒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從日本主流媒體對這四個關鍵詞的報道中，不難看出他們喜聞中國年輕一代的導演對於“南京事件”有新的曆史認知，並期待中國人的史觀有進一步的變化。盡管如此，日本國內也有一些媒體對此片仍感到“美中不足”，理由是片中仍不乏屠殺場麵和殘酷的鏡頭。6月18日的《周刊新潮》和6月21日的《產經新聞》甚至有文章將此片定位為“反日電影”乃至“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反日電影”。其弦外之音是，隻是一改過去的基本原則但仍保留部分殘暴鏡頭的“苦心”策劃，未必就能輕易贏得日本的票房。
總體來講，日本主流媒體的基調還是給予此片以熱烈的掌聲和支持。一句話，不談侵略戰爭的本質，不談日本兵在戰場中怎樣從“人”變成“鬼”，而是塑造與突顯侵華戰爭中個別日本兵的“人性”與“被害”，也許正是某些日本媒體高度關注此片及存有好感之原因所在。
4 月22日公映的《南京！南京！》一片，還未公映之前就已敲鑼打鼓，觀眾也對此片期待頗高。導演陸川一再強調此片的主題是“中國人的抵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南京！南京！》在票房上可以說是旗開得勝，但評價卻是毀譽參半，引發了不小的爭論。爭論焦點之一是此片的主角：角川--一個有良知的日本士兵。陸川導演的解釋是：“在過去的教育中間，在過去的很多比較民族主義的渲染中間，把他們渲染成魔鬼。我要表現出的，他們就是正常人。”在接受鳳凰台的《名人麵對麵》訪談時，陸導演還進一步強調道：“讓這部電影去影響到日本人對這段曆史的一個接受。”
可以讓陸導演欣慰的是，此片在日本媒體確實受到了很高的關注。《產經新聞》《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都先後對其進行了報道。日媒為何對此片情有獨鍾？他們對《南京！南京！》是怎樣看待的？要回答這些問題，關於此片報道的幾個關鍵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喜聞“反日”色彩削弱
第一個關鍵詞是“反日”。
4月22日公映後，隔日《產經新聞》就對此片進行了報道：“此片主要刻畫了一位年輕的日本士兵--‘軍國主義’的受害者，被迫服從上級命令而進行屠殺。這一情節的安排一反‘反日’一邊倒的敘事結構。在影片的結尾，這個日本士兵放走了中國人然後自盡。”
4 月26日《讀賣新聞》以“描寫南京事件的電影在中國公映 ‘日本兵的苦惱’褒貶不一”為題對此片進行了報道。報道稱：“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中國電影，一直以來都強調日本軍的殘暴。雖說此片也有很多殘暴的場景，但在影片結尾卻描寫了一個日本兵釋放了中國俘虜，然後自殺身亡。”
5月15日的《朝日新聞》也以“擺脫‘反日’南京屠殺電影”的醒目標題來報道此片。報道稱：“與以往中日戰爭的電影中清一色的反日傾向不同，此片著墨於日本兵的人性描寫。”
6月10日的《讀賣新聞》上刊登了標題為“日中雙方的視點肯定評價——促進相互理解的契機”的文章。此文對這部電影給予了“高度評價”：“1949年建國以來，共產黨一直宣傳‘戰勝外來侵略’，所以可以強調舊日軍的殘暴。……電影《南京！南京！》作為超越固有的戰爭觀，透視日本兵內心的電影，成為打破舊有的劃一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契機。”
可見日本主流媒體對《南京！南京！》擺脫“反日”的基調十分讚賞。正如《產經新聞》北京支局局長伊藤正所言，過去的戰爭電影，將“很多日本人都描繪成窮凶極惡、慘無人道的侵略者形象，這種不符史實與誇張的描寫手法屢見不鮮。”（《產經新聞》5月2日）故而，角川這一“有良知的為戰爭而苦惱的日本兵的形象”被認為是中國電影中對於日本兵描寫的一個新的突破。
不過，以往中國電影的所謂“反日”所指的是“日”，是“日本帝國主義”還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反日” 一詞背後有怎樣一段侵略的曆史？本片刻意塑造的“有良知的為戰爭而苦惱的日本兵”在當時的日本，特別是被派往亞洲各地戰場的日本兵當中究竟占有幾成？是 20%、10%或近乎於零？沒有一家媒體對這些問題做出明確的解答。
關鍵詞之二是“新的曆史評價”。
具體來說日媒更關注的是中國年輕一代曆史認知的轉變。同時，日媒也一再渲染陸川導演的“良苦用心”及各界的支持聲音。日本傳媒喜聞樂見的是不少中國年輕人對該片的反響：
“看了這部影片的白領陳維蔚（29歲）一邊哭一邊說：‘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麵。’”（《產經新聞》4月23日）
“在上海市電影院剛剛看完此片的大四學生袁雷波（22歲）等5人一致認為‘我們可以理解作為普通人的日本士兵的苦惱。雖然我們不能忘記曆史，但是這和我們今天對日本人的感情沒有任何關係。’”（《讀賣新聞》4月26日）《讀賣新聞》還引用了陸川導演的觀點：“日本人不是惡魔，是人。他對於戰爭的反省，代表了我們人類對於戰爭的反省。”
該報還引述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的觀點：“中國一直都從被害者的角度來強調日本人的殘暴行為。我希望此片可以作為一個契機，就是從固有的思維方式中跳出來，從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度一同來思考戰爭。”
北京重評曆史征兆？
5月2日的《產經新聞》更以“重新評價南京事件的征兆？”為題再次對此片進行報道。文章中寫到：“陸川導演認為，我們應該憎恨的是軍國主義，士兵也是軍國主義的犧牲者。”這家一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保守派報章在結論中還寫道：“中國的媒體幾乎一致給予很高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還將此片列為建國六十年紀念電影的第一推薦影片。雖然其意圖還不甚明確，但是可以看出對於南京事件的評價開始有所變化的征兆。”
《朝日新聞》（5月15日）辟一專欄著重報道了陸川導演的觀點：“我認為從中國的視角來看戰爭，以及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戰爭，這兩個角度都很必要。70年前日本軍隊的內部一定有人在反省戰爭，一定有人熱愛和平。……非常希望日本人也看這部影片。這與以往的中國的電影不同，我想描寫的是普通的日本人。”
另一方麵，文章還引用了中國一位官員的觀點：“除了玩弄戰爭以外，沒有什麽禁區。描寫什麽、怎樣描寫要尊重作者的意思。思想解放已經30年了，《南京！南京！》是一部有著公正世界觀的電影。”同時，一位日本通也對此表示讚同：“戰爭已成為遙遠的曆史，在年輕人領導電影界的今天，用新的視點來描寫真實的時代到來了。”
《讀賣新聞》還將此片解讀為“民意的多樣化，超越被害者視角的戰爭觀誕生了。”（6月10日《讀賣新聞》）
盡管日媒對於中國媒體中批判的聲音也有所反映，但僅僅隻是以“美化日本人”、“美化日本”、“親日”等詞一筆帶過。或者稍作解讀：“不滿主要來源於在電影中善與惡，戰爭的勝利者與失敗者並不明確。”與支持聲音的報道力度相比有關批判的聲音的介紹顯得十分微弱。
從以上的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日本主流傳媒的報道焦點集中在讚許某些中國人以新思維的曆史觀去解讀戰爭——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們是軍國主義的犧牲者，戰爭雙方都是受害者。換句話說，它們十分欣賞《南京！南京！》 “新的曆史評價”之征兆。
間接否定“大屠殺”
第三個關鍵詞是“南京事件”。
在提到這部電影的主題時，日本主流媒體采用的概念是“南京事件”，或“所謂的‘南京屠殺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殺”。
《產經新聞》在前述“重新評價南京事件的征兆？”一文中就清楚指出：“南京事件是1937年12月，日本攻占當時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時，殺害眾多軍民，並瘋狂強奸、掠奪的事件。中國叫做‘南京大屠殺’，認為死者在30萬以上。中日之間對此存有爭議。”
同樣的，《朝日新聞》也強調兩國之間存有的爭議，它寫道“1937年12月，日本軍攻占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俘虜中國人，屠殺許多市民的暴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審判）以及BC級戰犯法庭對責任者進行了審判。中國政府稱死者達30萬人。但對於死亡人數及被害情況，曆史學者間仍存有爭議。這也是 2006年中日共同研究的焦點之一。”
第四個關鍵詞是“促進相互理解”。
5月15日的《朝日新聞》借一位“日本通”之口說：“通過爭論而看清曆史，這部電影或許可以成為中日相互理解邁出新的一步的契機。”敘述更為直白的是前述《讀賣新聞》題為“日中雙方的視點／肯定評價 ——促進相互理解的契機”的報道：“由於長期的教育和信息統治，導致（中國人）對日本存在著很多歪曲的認識。作為一部電影，我們不能期待它可以立即消除相互理解的障礙，但至少為雙方麵對麵交談提供了一張談判桌。”至於 “相互理解”的障礙物是什麽，如何看待日本教科書事件，靖國神社問題對“相互理解”所造成的障礙，日本傳媒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從日本主流媒體對這四個關鍵詞的報道中，不難看出他們喜聞中國年輕一代的導演對於“南京事件”有新的曆史認知，並期待中國人的史觀有進一步的變化。盡管如此，日本國內也有一些媒體對此片仍感到“美中不足”，理由是片中仍不乏屠殺場麵和殘酷的鏡頭。6月18日的《周刊新潮》和6月21日的《產經新聞》甚至有文章將此片定位為“反日電影”乃至“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反日電影”。其弦外之音是，隻是一改過去的基本原則但仍保留部分殘暴鏡頭的“苦心”策劃，未必就能輕易贏得日本的票房。
總體來講，日本主流媒體的基調還是給予此片以熱烈的掌聲和支持。一句話，不談侵略戰爭的本質，不談日本兵在戰場中怎樣從“人”變成“鬼”，而是塑造與突顯侵華戰爭中個別日本兵的“人性”與“被害”，也許正是某些日本媒體高度關注此片及存有好感之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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