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之謎

他的整個軍旅生涯就是日本侵華史的縮寫版，當他的同僚一一受到法律嚴懲的時候，他卻活著回到了日本。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點，伴著起航的汽笛，美國輪船維克斯號駛離了上海黃浦江。經過數日的顛簸，維克斯號抵達日本橫濱港。船上那位65歲的老頭兒在上岸之前，請同船的理發師替自己梳理了一番，還換上幹淨的襯衣和西裝，然後他強打精神登上了碼頭。等待他的是手持鮮花的小學生，以及他在中國作戰時的舊部下。老頭兒向迎接者們致以親切的微笑，心裏卻比哭還難受，畢竟他剛從戰俘監獄出來沒多久，並鬼使神差地撿回了一條性命。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時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七年前在碼頭歡送岡村寧次去中國幹壞事的東條英機一幹人等，隨著二戰結束，已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戰爭罪行的岡村寧次，如何能在二戰結束後的第四年活著回到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於此前一直避免與日軍主力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軍還大多集結於四川、貴州一帶的大後方，不可能迅速趕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軍的投降。另一方麵，八路軍、新四軍等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在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聲明以後，已經發起了戰略性的大反攻。新四軍迅速收複了大江南北的十幾個縣城，主力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漢等地。蔣介石望著進攻到大城市邊上的新四軍、八路軍，感到國民黨中央軍是如此鞭長莫及。


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形勢一樣微妙。德國已經投降，美國的海陸空軍從太平洋上攻到了日本的家門口。為了敦促日本投降，美國於8月6日向日本廣島投下了剛剛研製成功的原子彈，死傷數十萬人，日本仍然沒有投降的表示。美國不得已在8月9日再次向日本長崎投下一枚原子彈。同一日，蘇聯紅軍三個方麵軍共計160萬人跨越中蘇國境，強渡額爾古納河、黑龍江和烏蘇裏江，迅速突破日本關東軍的防守工事，向滿洲腹地挺進，關東軍第一梯隊30萬人被擊潰，其餘部隊向縱深地帶潰逃。至此，“大日本皇軍”已經萬劫不複，如果堅持抵抗，隻會被盟軍攻入日本本土，招來像德國那般的毀滅性打擊。日本裕仁天皇這才在激烈的內閣爭吵中，出麵規勸主戰派們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無條件投降。


鑒於當時美蘇積極爭搶勝利果實的形勢，東京大本營給“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發來密電：“此際莫如將紅色勢力引進中國本土，使之與美方勢力發生衝突，引起東亞之混亂，從而日本可坐收漁翁之利。”也就是說，東京暗示岡村寧次應該放手讓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接收，使其實力進一步增強，往後與國民黨爭奪天下，最終導致美蘇反目，甚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倒是符合作為戰敗者的日本統治集團當時的報複心態：事態於己不利索性先把水攪渾，日後伺機而動。


但是，東京指示並不符合“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的個人願望。他認為：一則共產黨人的反日情緒明顯高於國民黨人；二則國民黨在國際上直接和美國打交道，代表中國政府，順從國民黨的旨意或許能使自己在戰後的審判中撈些好處。


8月16日，蔣介石致電岡村寧次，命其繼續堅守崗位，並負責維持秩序，所有武器裝備必須移交給國民黨中央軍，決不可擅自移交給其他軍隊。


岡村寧次立即複電蔣介石：遵令執行。同時命令所屬部隊：在原地等待重慶政府軍隊來接收，對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可采取武力自衛。兩天後，岡村寧次親自給在華日軍起草了《和平後對華處理綱要》，綱要指出：“皇軍停戰後，切不可鬆懈鬥誌，要繼續堅持不屈不撓的氣魄和鬥誌，加強對重慶政府的支持，要促進重慶中央政權的統一，協助中國的複興建設。關於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重慶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地交付重慶政府軍隊。”曾經在中國戰場上不可一世的岡村寧次，如今為了個人考慮，已經成了蔣介石委員長的馬前卒。換作一年前，他每天做夢都在琢磨著怎樣把國民黨中央軍一舉圍殲，怎樣把蔣介石的重慶陪都炸個稀巴爛……


8月中旬，新四軍軍部曾派馮少白等到南京與日軍總司令部聯係受降事宜，岡村寧次得知後，采取敷衍態度搪塞，同時，又派參謀主任橋島等到盱眙縣黃花塘新四軍軍部，以種種借口拒絕向新四軍投降。八路軍的談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莊等地也遇到同樣的拒絕。


岡村寧次對共產黨非常不合作，對國民黨卻是另一副嘴臉。8月27日，國民黨“陸總”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中將抵達南京時，岡村寧次派小林淺三郎總參謀長率領百餘名高級軍官前往機場迎接。當晚，小林淺三郎代表總司令在新街口福昌飯店宴請冷欣。席間，小林對冷欣說：“我們盼望著由你們來接收。這幾天，我軍在前線仍在與八路軍、新四軍對峙。他們要受降，我們命令部隊抵抗。上海中共地下黨準備組織10萬工人大起義，與新四軍蘇浙軍區裏應外合攻占上海，這一行動被我們製止了。”冷欣對此表示感謝，稱：“如果沒有貴軍的大力協助，許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產黨的天下了。”接著，雙方相互敬酒，場麵十分親熱。更有甚者，岡村寧次一改“上將按例不拜中將”的驕狂態度，主動以自己的上將身份拜會了中將冷欣。


二戰結束初期，200多萬日軍、日僑很快就順利地返回國內，幾乎未受到人身傷害。這在人類戰爭史上恐怕都堪稱奇跡。自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欠下中國人民累累血債，從旅順大屠殺，到南京大屠殺，到七三一部隊的細菌戰……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身為階下囚的日本人進行肉體報複或是流放關押，但是中國人沒有這樣做。一是因為我中華民族之寬厚仁義的本性，二是當時國民黨內部掀起了一股所謂的“中日合作親善”的潮流。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為了“不刺激對方”，對投降日軍，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


當然，蔣介石對岡村寧次個人的處置，就不完全是寬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舉行過投降儀式後，10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率一些高級將領，與岡村寧次舉行了“親切會見”。雙方就反共合作問題進行了密談。何應欽等人聲稱：“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盡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此時的所謂“中日合作”，無非就是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果然，何應欽提出：“對日戰事結束了，國共戰爭就要開始，我們對共產黨作戰困難不少，蔣主席說要請貴軍協助。”


岡村寧次點頭讚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國投降，就應該忠實地為中國政府效勞。”


中秋節那一天，何應欽派人給岡村寧次送去了月餅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親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岡村寧次“突蒙蔣介石委員長召見，遂去總司令部作短時間麵談”。一見麵，蔣即對他在接收過程中給予的合作表示感謝，並躬身問安：“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請不要客氣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我們會盡量給予便利。”岡村寧次後來回憶當時情景說：“蔣介石和藹之情溢於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國共兩黨的戰爭全麵爆發。在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建議下，岡村寧次被秘密聘為國防部高級軍事顧問，以發揮他所謂的“軍事天才”。此前，岡村寧次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時根據對八路軍作戰的經驗而編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譯成中文後大量印發給國民黨軍各級指揮官。


在這個敏感的時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在東京正式開庭。1946年8月和10月，遠東軍事法庭兩次發出傳票，敦促中國政府把岡村寧次送到東京審判。中國八路軍延安總部公布的日本侵華戰犯的名單中，岡村寧次同樣被列為一號戰犯。


麵對國際軍事法庭的敦促，麵對全國人民和共產黨方麵的責難，國民黨方麵完全棄之不顧。1946年年底，為了藏匿岡村的行蹤，國民黨當局把他從南京薩家灣原日軍總部大院遷居到鼓樓以西金銀街四號——一座非常隱蔽的別墅。岡村寧次在這裏一住就是一年多。當然，他並沒有閑著。俗話說“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國民黨如此大的恩惠，他更應當努力地工作。隱居期間，岡村寧次著述頗豐，它們是《毛澤東的兵法及對付辦法》、《圍點打援是共軍的作戰特點》、《從敵對立場看中國軍隊》、《以集中兵力對集中兵力殲滅共軍》等等一係列協助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的文章。同時，國民黨軍事當局每策劃一次新的作戰計劃，其作戰廳總會有人來造訪岡村寧次，拐彎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關於戰事的看法，甚至後來岡村寧次被內定“無罪釋放”臨回國之前，負責死守大上海的湯恩伯還去追問他對長江防禦的“高見”。


此時的岡村寧次已經是年過六十的老人，當他的同夥們已經一一受到懲罰的時候，他卻在積極參與著中國的內戰。其原因，就是他對中國有著豐富的侵略經驗。這些經驗讓國民黨軍官們對岡村寧次產生了迷信，以為憑借岡村寧次一席點撥，可以扭轉國共戰場上的頹勢。岡村寧次自己曾寫道：“我自少佐時代經常來中國，相當通曉中國內情，又屢與中國軍隊交戰，對其缺點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國民黨）囑托，又願為改善中國軍隊略申己見，故直言不諱……”


1948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派人來到南京政府國防部，聲稱要把岡村寧次帶走，因為整個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即將結束，再不送人過去，國際軍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國民黨在左右為難中作出這樣的決定：對外稱岡村寧次因肺病被監視居住，待病好送回國。然後出具了岡村的病曆證明，把來人打發回東京。6月，國民黨當局以“岡村並未參加日本侵華的中央係統組織，其行為僅與在中國戰場上發生的事實有關，因此不須送往東京處理”為由，決定在中國國內審判岡村寧次。7月7日上午，岡村接到國防部軍事法庭的傳票，要他於12日到上海市商會禮堂接受中國政府的審判。岡村寧次再次變得惶恐不安。


8月9日，負責審判岡村寧次的石美瑜庭長向國防部提出“岡村寧次應扣押於戰犯監獄，於該處就醫”的申請，終獲得批準，岡村寧次才被送進上海高境廟戰犯監獄。也就是說，抗戰勝利結束已整整三年了，岡村寧次才真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囚犯。


岡村寧次被送回監獄後，典獄長孫介君前來監室“慰問”，點撥道：“先生前在塘沽協定時和在停戰投降時，均未采取對中國不利的措施，中國有識之士均甚嘉許。蔣總統本無意使先生受審。但絕不會處以極刑。至於無期也好，十年也好，結果都一樣，請安心受審。”並點撥他“在受審時，對中國民眾所受災難，要以表示痛心為宜”。岡村寧次心領神會，表示理解國民黨政府的苦衷。


審判還在進行中，庭長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來電，說岡村寧次案子暫緩判決。這個案子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拖了下去。期間，湯恩伯麵見蔣介石，力陳岡村寧次在停戰時有功，應對其判無罪，蔣大致同意。原本，蔣介石對無罪釋放岡村寧次還是存有一些顧慮的，國民黨內部對此也頗多爭議，但經過湯恩伯的一番勸說，蔣介石終於下了放岡村寧次一馬的決心。在這件事上，我們很難判斷蔣介石是頭腦發熱還是太重感情。


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庭在擱置六個月後，對岡村寧次的案子進行最後一次公審。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蔣介石署名的電令：“據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呈請，將岡村寧次宣判無罪，應予照準。”石美瑜不敢違抗，所以開庭前就寫好了判決書，審判隻是走個形式。


對岡村寧次的判決書如下：


“被告岡村寧次無罪。理由為：本案被告於民國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會戰中日軍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粵，鬆井石根、穀壽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等，均係被告就任以前發生之事，與被告無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綜上論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


審判結束後，全國上下群情激憤，有的民間武術團體甚至聲稱要“手刃戰犯岡村”。1月2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發表聲明，向南京方麵提出強烈抗議，譴責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重新逮捕他，並以此作為與南京方麵進行和平談判的一項先決條件。中共中央的聲明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得到了國內輿論的廣泛讚同。但是此時蔣介石已宣布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為爭取和談，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淞滬警備司令湯恩伯卻將命令扣壓不發。就在新華社廣播這項聲明的同一天，湯恩伯當晚即派副官來到岡村寧次在上海臨時借住的寓所內，通知他於次日晨6時30分之前到戰犯監獄集合，與獄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國輪船回國。就這樣，戰爭罪犯岡村寧次在中國人民憤怒的聲討中，踏上了駛向日本的輪船維克斯號。


回國以後，岡村寧次於1955年擔任了日本舊軍人組織“戰友聯盟”副會長，後改任“鄉友聯盟”會長、名譽會長，從事複活軍國主義的活動。1966年死於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