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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的幫會的背影:沒有黑幫就沒有辛亥革命

(2011-08-04 20:08:37) 下一個
三點暗含革命宗,

入我洪門莫通風,

養成銳勢複仇日,

誓滅清朝一掃空。

反詩一首吟罷了,射雕英雄,書劍恩仇,深山密林,街巷阡陌之中,又多了幾條劫富濟貧不怕死的好漢?

一句“反清複明”,振臂一呼,應者雲集。清代曆史上,多少次農民起義,和天地會(俗稱“洪門”)有關?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杜潯天地會首領盧茂起事反清失敗,官府抓捕天地會會員365人,盧茂等43人被押赴市曹斬立決;清道光二十年,湖南水災,米價驟貴,官商勾結盤剝,民不聊生,湖南新寧天地會首領李沅發率眾起義,殺貪官,砸監獄,清兵圍攻,李沅發負傷跌落崖澗,被俘解京就義;太平天國時期,廣東天地會陳開、李文茂等攻克廣西潯州府(今桂平),改潯州為秀州,府城為秀京,國號“大成”;而最著名的,則是天地會分支小刀會在上海的起義……

至辛亥革命,洪門兄弟和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也曾親密合作,有錢的捐錢,沒錢的衝鋒陷陣慨而慷,拋頭顱灑熱血的,不僅有革命誌士,也有這些古道騰駒、危巒快劍的幫會兄弟。

不論是以雇傭軍的方式,還是自發自覺投身於革命熱潮,在推翻清朝統治、建立民國可歌可泣的曆程中,幫會扮演了極其隱秘而又極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沒有幫會,就沒有辛亥革命!

但是,這又是一群被遮蔽的人。民國成立後,無論民國政府還是革命黨,都迅速與幫會撇清關係,曾經的同誌加兄弟,倏忽竟成路人,亦可謂中國革命史上一段由愛生恨的秘辛。

曆史悠悠,如白駒過隙,東方大白之時,群雄佇立的身影,依舊蒼涼。

驚回首,倒海翻江卷巨瀾,血鑄辛亥!

(河 西)

幫會射雕英雄傳

同盟會總章中寫得非常清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會員。”如何否認得了幫會作為辛亥革命主力軍的地位?

民國八年(1919年)1月9日,蔡元培和張相文致信孫中山,要求其公開會黨秘史。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大鑒:

頃接方兄寰如來函,欣悉國史征集,荷為先生允為間日演講,逖聽於餘,至為佩慰。蓋以民國成立以來,群言淆亂,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來茲?且飲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來,故元培與編撰諸君公開斟酌:擬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諸黨會,仿司馬公通鑒外紀之例,輯為一書,名曰國史前編,所以示民國開創如斯其難也。唯茲諸黨會既屬秘密組織,迄今事過情遷,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閱數十年間,竊恐昔年事跡不免日益湮沒,滋可懼也。所幸先生以創始元勳,不吝教誨,征文考獻,皆將於是賴之矣。手此,即頌

勳安

蔡元培、張相文謹啟

對此,日後的逆骨李敖如此點評:“國民黨革命成功,本來是靠著黑社會的幫助,所以老同誌蔡元培、張相文寫信給孫中山,說我們寫曆史,對黑社會的幫助‘飲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來’。”

一個以共和革命元勳自居的領袖,怎麽能與幫會扯上關係?孫中山回信矢口否認同盟會與幫會之間有什麽瓜葛:“至尊函主《國史前編》上溯清世秘密諸黨會,文於此意,猶有異同。以清世秘密諸黨會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義雖甚溥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製,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庶界劃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蔡、張二人接信後又強調,秘密幫會“乃與共和有直接關係,然固亦秘密黨會也,且亦多吸收各會分子,此中離合之跡,戲未易分明。”蔡元培一介書生,還要“飲水思源”,孫中山是政治家,想法就有所不同了。

不過曆史就是曆史,終會留下蛛絲馬跡,連國民黨右派元老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山先生鼓吹革命之始亦以洪門會館為對象”。同盟會總章中就寫得非常清楚:“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會相同,願聯為一體者,概認為同盟會會員。”如何否認得了幫會作為辛亥革命生力軍的地位?

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

1906年,同盟會會員劉道一回到長沙後準備發動萍瀏醴起義。這一年,正遇荒歲,萍瀏醴各縣,米價連創新高,民眾苦不堪言。天時俱備,尚欠人和,同盟會會員蔡紹南、魏宗銓廣為聯絡幫會,以為革命主力。不想風聲走漏,倉促應戰,終於敗北。孫中山總結經驗,覺得雖敗,但革命高潮可能近在眼前,乃慷慨陳詞:“義憤的火焰大有燒盡愛新覺羅殘骸之勢,如不乘此時機氣勢,我黨又何能以陳、吳之救國?”陳、吳者,陳勝、吳廣也,可見此時的孫中山先生,腦海中浮現的,不是華盛頓的美國模式,終逃不脫中國農民起義的精神感召。所以孫中山在之後的起義中倚重幫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是時,孫中山令旗高舉:“即將傳檄十八省會黨,聯絡聲氣,立即舉事。”1906年,三合會領導人許雪秋加入同盟會,擔任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負責潮州起義。他一到潮州,就拉來幫會兄弟——潮州三合會首領餘醜、餘通,在起義中擔當骨幹。幫會渙散,軍法難以約束,早年殺人越貨的老賬,百姓可沒忘記,以為又是飛賊大盜亂我中華,隻可旁觀,不可近玩,終不能以一點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這也是武昌起義之前曆次起義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欽州防城起義的領導人是流亡越南的前廣西三合會起義首領王和順,原芒街幫會頭目梁少廷和梁瑞陽為副手(而這二梁素來不睦,為日後黃興欽廉上思起義的失敗埋下了伏筆)。1907年9月1日,起義軍500人在欽州壬光山起兵,5日得清軍內應,攻占防城,在城內發布公告《告粵省同胞書》:“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長懷四海之誌……奮入洪門,奉其宗旨,以反清複明為職。”已經清楚表明了他的階級出身。

幫會的性質,就是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欽州起義失敗後,王和順部退入越南。鎮南關起義時,王和順這支有生力量自然是起義的首選,可是當時他在當地發展的幫會頭目黃明堂竟不聽他的調度,王和順隻好又退回越南,而黃明堂孤掌難鳴,鎮南關起義的結局,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8年,黃和順在越南休養生息後卷土重來,連克河口、新街、萬河等地,以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名義出榜安民,本來也算形勢喜人。不想孫中山派了個同盟會二號人物黃興空降黃部,任命他為雲南國民總司令,想要把軍權掌握在革命黨的手中。麵對欽差大臣,黃明堂可不吃這一套,於是就出現了這樣尷尬的一幕:“黃八(明堂)既據有械藥,又不聽調度,克兄(黃興)乃如客矣。”沒有革命黨人的堅強領導,一幫舊式幫會嘍羅,能成什麽氣候?最後,黃和順部也沒成勢多久,就被清軍擊敗,退居越南,又被越南法軍繳械,押送新加坡遣散了事。

逼上梁山,改朝換代

幫會終究是早期革命中的生力軍,至少在傳播聲勢的意義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談到幫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然不得不提四川哥老會。

哥老會者,活躍於長江中、上遊的秘密宗教幫會組織,雖然沒有“反清複明”的夙願,但也是一支重要的不安分力量。1906年初,同盟會四川支部主盟人黃樹中請四川哥老會首領佘英於日本加入同盟會,孫中山委任其為四川大都督。佘英回到四川後,積極舉事,此時的哥老會和同盟會,不分彼此,同盟會會員熊克武,就加入了哥老會,同盟會方麵還製定了《革命黨入會意見書》:“茲聞貴會提倡大義,正與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閣下介紹入會,如承允許,貴會所有條規情願遵守,倘有虛偽,任從處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實也為日後其他政黨加入國民黨提供了一個先例。

1911年8月,四川同盟會與哥老會商議,將保路運動引向革命,當時川東、川南、川西地區的負責人都是哥老會首領。9月7日,哥老會首領秦載庚、侯寶齋率領的部隊在郊外與清軍激戰,而另一路由哥老會張捷先率領的部隊則在圍攻成都,哥老會羅子舟部攻打雅州府城,再加上各地新軍、共進會、孝義會的起義軍四處開花,四川風雨飄搖,11月2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宣布自治,幾天後,趙爾豐被斬首示眾,四川光複。

當時革命黨並未統一,除同盟會外,1907年在東京成立的共進會,其實就是一個幫會組織。發起人的身份,大多為長江流域幫會成員,兼具同盟會身份,既然與幫會淵源頗深,自然會想到利用幫會進行革命活動。共進會入會的方式也很幫會化:開堂、燒香、結盟、入夥,不像革命,倒像是上梁山,其流程,和哥老會入會時幾乎一模一樣。湖南革命黨首領正是共進會的焦達峰,他很重視幫會的力量,1909年他在瀏陽普跡市大開山堂,10月進攻廳城的戰鬥吸收了哥弟會的勢力。

陝西則是又一個會黨幫會勢力盤根錯節的省份。當時陝西軍隊中很多人都參加了哥老會。1910年7月9日,陝西同盟會的井勿幕、張鈁等人與哥老會首領張雲山、劉世傑、萬柄南等在西安大雁塔秘密碰頭,歃血為盟。1911年10月22日陝西新軍起義,其成員幾乎都來自哥老會。西安光複後,各地的哥老會風起雲湧,臨潼、富平、榆林、潼關等地,哥老會連戰連捷,哥老會兄弟用他們的鮮血,染紅了民國的開國國旗。

但幫會終究是幫會。佘英的哥老會還沒起義,坊間已經在風傳:“佘大哥要當皇帝了。”毫無革命的規劃,還是改朝換代的老觀念。1909年3月的起義之前,佘英手下的一些幫會人員逼他發放每天要發的400文餉銀,又泄露了起義大事。佘英所部在小規模的起義後,迅速失敗,在敘府豆沙關被俘遇害。

上海青幫:改變民國曆史

這些會黨,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衝著錢而來的雇傭軍?

當時,在不能發動群眾,又策反不了多少新軍的背景下,幫會的亡命之徒幾乎是革命黨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魯迅而為我們熟悉的王金發起義之初,依仗的其實也是浙江幫會。在上海,青幫大字輩李征武和同盟會關係密切,日後臭名昭著的軍閥張宗昌就拜在他的門下。哥老會天目山聚義堂當家三爺、青幫通字輩劉福彪在辛亥上海起義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馬功勞,劉本人也被炸彈炸去左腳踝骨。1911年11月 3日,劉福彪率領300位敢死隊隊員猛攻江南製造局,並在次日光複軍的支援下一舉拿下製造局。3天後,在推舉滬軍都督的會議上,原本定陳其美為軍議長,不想劉福彪突然拔出手槍,猛地拍在桌子上:“陳其美昨天吃了苦頭,現在給他做一個軍議長,太不公平,不足以響應起義。”結果硬生生將陳其美推上滬軍都督的寶座,亦可見兩人關係之鐵。

而影響了日後中國曆史進程的還不是李征武、劉福彪,另一位青幫大字輩——應桂馨——即將登上曆史舞台。上海起義前,陳其美幫助應桂馨擺平了寧波強占民房事件,應桂馨則投桃報李開始幫陳其美搜集情報。

民國成立後,陳其美全力支持應桂馨籌建青幫、洪幫及哥老會公口聯合組織——中華國民共進會,應桂馨任會長。沒想到應桂馨竟吃裏扒外,1912年密會袁世凱和國務總理趙秉鈞後,應桂馨就成為埋在國民黨內部的一顆定時炸彈。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滬寧火車站的幾聲槍響,將徹底改變民國憲政史的曆程。受到趙秉鈞密令,應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將宋教仁暗殺於上海火車站。應桂馨自認有功,結果被滅口,死於北上京津鐵路的頭等客車中,兔死狗烹,應桂馨也沒有好下場。

至於陳其美本人,盛傳其也加入了青幫,但是他的侄子陳立夫在《風雲掃蕩中國》一書中卻否認了這一臆測,不可否認的則是當時青幫分子在革命黨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民國成立後,幫會成員自由散漫、山頭林立的局麵亟待整治。不論是袁世凱一方,還是革命黨一方,都覺得此風不可長,遂采取取締、打壓政策,引起幫會成員的反感應該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應桂馨在接受庭審時也抱怨說:“因同盟會自合並國民黨後,即將從前分子之青紅幫等置之腦後。”也反映了當時幫會成員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陳其美及其副手韓恢先後遇刺,革命黨改造青幫的計劃隻能擱淺。直到1919年,蔣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裏當掮客時,通過虞洽卿結識了黃金榮,成為其門生,國民黨與青幫的聯係才變得更為密切。黃金榮的弟子黃振世回憶說,當時蔣介石想要籌一筆路費,好去廣州追隨孫中山,隻是囊中羞澀,隻好求助黃金榮了,雖然那時候黃金榮還沒有加入青幫。這一說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記載,當屬事實無疑。蔣本人是否是青幫成員有爭議,但是一本青幫手冊中,記載有青幫興武六悟字輩成員、奉化人蔣德政的名字,這被認為是蔣介石在青幫中的名字。

蔣介石的時代,上海青幫三巨頭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權傾一時。1951年,《黃金榮自白書》在《文匯報》刊出後,“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呼聲響徹上海灘,這個80多歲風燭殘年的老流氓此時隻好“順應潮流”,掃起了大街,而青幫的氣焰與勢力,也隨著這位大佬的掃帚一起付之東流了。

沒有幫會就沒有辛亥革命



三大亨

任何幫會都是一把雙刃劍,這是革命黨在革命時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時期又意欲滅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會的會黨,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們一夜之間棄暗投明談何容易。

在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見到邵雍教授時,他正在為博士開題提供意見。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邵雍教授是中國研究秘密社會的權威之一,那些遮蔽已久、被刻意隱瞞的曆史事實,逃不過邵雍先生的眼睛。他的《中國幫會史》下編、《中國會道門》、《中國秘密社會第六卷&#·民國幫會卷》、《民國綠林史》等重要著作讓那些綠林好漢亡命之徒重見天日,黑暗社會中的英雄與流氓,不再屈服於帝王將相之下,走入我們的視野。

上海,也曾經是流氓大亨呼風喚雨之所。清末的上海,幫會林立,在黃金榮、杜月笙成為帶頭大哥之前,青幫、洪門不好惹,連奉賢肖塘一帶都有南橋幫:“有的是全國性係統,比如青幫、洪幫、哥老會。南橋幫屬於地方性幫會,就和上海當時的小刀會是同一種性質的幫會。南橋幫也很可能是江南青幫活動的分支,對於清朝統治是一種巨大衝擊。所以說這是一把雙刃劍,既傷害了民眾,也破壞了清政府的統治。”

任何幫會都是一把雙刃劍,這是革命黨在革命時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時期又意欲滅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會的會黨,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們一夜之間棄暗投明談何容易。

眾所周知,中國幫會,肇始者,天地會也。金庸先生的一本《書劍恩仇錄》,將天地會與清廷作鬥爭的故事鋪陳得蕩氣回腸,令人心向往之。雖小說家流,但也不可一笑置之,邵雍先生說:“金庸寫的天地會,有一定曆史根據,就是天地會的傳說故事——火燒少林寺,編造了一個不是我負朝廷而是朝廷先負我、造反有理的故事。有幾個和尚在北京揭了皇榜幫助朝廷擊退一個西虜的入侵,但是出家人並沒要皇上想給予的賞賜。奸臣時不時在皇帝耳邊講這幫家夥是有野心的,他們什麽都不要那就隻是想要你的皇位了,最後皇帝聽信讒言派人一把火燒掉了這座寺廟。有5個人逃出來了,在廣東惠州於萬雲樓碰頭,歃血為盟,反清複明,是天地會的雛形。”

可以說,沒有幫會就沒有辛亥革命。幫會,作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馬功勞,但是因為其多少具有黑社會性質的背景,不論是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黨還是解放後的正史,都對這段曆史及其相關人物諱莫如深。好在曆史就是曆史,發生過的終究無法抹去。

從反清複明到反滿興漢

《新民周刊》: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幫會,為什麽清朝沒有能力斬草除根將其徹底清除幹淨,反而使其成燎原之勢?

邵雍:清朝政府其實一直想把幫會鎮壓下去的,但是幫會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反映,而且在清朝末年有了新的現象,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如孫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設法利用幫會,與一些幫會首領建立聯係。幫會獲得前所未有的生機,有一部分幫會革命化,並且同情革命,有了新的苗頭。幫會和革命黨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反滿的民族革命,因為反清複明就是共和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滿族皇帝。反清複明口號隨時間推移內涵有變化,清初的時候這個口號激動人心,但是時間長了之後複明是絕對不可能的了。所有明朝皇室後裔都被趕盡殺絕了,名號保存其實是漢民族的標誌,就是等於反滿興漢。

《新民周刊》:自立軍起義、惠州起義、萍瀏醴起義等早期革命黨武裝鬥爭,其實質是否都可以視作是“反清複明”的幫會起義?

邵雍:曆史是多重因素合理的結果,這些起義大體上來講是受到資產階級革命派、維新派的影響。本體還是舊時的幫會,基本群眾還是原來的成員,雖然領導者有新思想的灌輸,並且新思想是主流,但是思想還是不能統一,惠州起義中既有孫的旗號也有秦(大秦國)的旗號,類似這種情況在自立軍中也有。

《新民周刊》:致公堂是怎麽幫助革命黨海外籌款的?

邵雍:美國致公堂,是華僑努力下維護自己利益的組織。同革命黨建立關係是孫中山的開發,他是靠基督教會得到支持,經過人介紹在檀香山進入致公堂,後來就去美國發展了。他設計的製度是雙贏策略,重新登記致公堂,親自修訂致公堂章程,提出的綱領和後來的同盟會十六字綱領是沒有什麽兩樣的,另外帶著致公堂的領導去各地登記,召集演說,表達自己的革命道理,收取經費,這樣提高了凝聚力也提高了經濟實力。到了後麵要武裝起義暴動的時候,在大陸籌錢是不可能的,隻有在海外,大多數都是靠致公堂籌集的,真正有錢的人對這種革命也不是很感興趣,感動的是中下層人民,很多礦工把自己的工錢捐出來也不求回報,所以孫中山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洪門籌餉局在加拿大就已經有了,中下層民眾商量把致公堂的會所公產抵押出去,支持孫中山革命,美國致公堂和加拿大致公堂貢獻率在 70%左右。

《新民周刊》:日本黑龍會曾經幫助過孫中山嗎?

邵雍:跟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是有聯係的。這與從1895年清政府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日本政府對華政策改變是有關係的。割台灣和巨大賠款引起民眾的反抗仇恨情緒,為了防止中國的崛起,控製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實行兩手政策,就故意聯絡孫文,利用孫文和清政府作對。民間還是有同情中國革命的人,比如宮崎寅藏,寧願自己餓肚子,也要資助革命。但是日本政府財團軍閥對中國革命的支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幫會與革命黨:利用與鎮壓

《新民周刊》:幫會和革命黨之間是否也有矛盾和意見分歧?

邵雍:分幾種類型。革命黨本事比較大的,比如孫中山在檀香山參加致公堂的時候,由於當時有些威望,致公堂讓他擔任紅棍,所謂紅棍就是三合會的第一把手——三個主要職位是紅棍、白扇(軍師、參謀長)、草鞋(聯絡官)——是對孫中山的承認。還有一種是互相參加,比如說陝西的哥老會成員參加到同盟會,同盟會的人參加到哥老會,實質上就是兩套係統同一幫人,這種係統在美國也搞過,同盟會的人參加致公堂,這種情況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因為致公堂屬於下層社會,同盟會都是青年學生,以前都是互相看不起的,然後大家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拋棄以前的成見,這是比較好的情況。比如在上海,在市區可以做到這一點,在郊區就不可能深入大規模發動群眾,所以整個辛亥革命在農村中波瀾不驚,毛澤東說辛亥革命沒有成功是因為沒有一個農村大變動。

《新民周刊》:革命黨是如何處理與幫會之間的關係的?馮玉祥也是哥老會成員,賀龍的姐夫穀績廷就是湘西哥老會的首領,在國共的高級將領中,與哥老會關係密切的也非常多嗎?

邵雍:從當時的整體態勢來看,革命黨當時力量特別弱小,很多人膽小都是不敢參加的,隻有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人不以為怪,所以說是相濡以沫,大家都有共同目標,這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實際合作階段,孫中山在西南地區發動的幾次大規模的起義,采取雇傭軍的方式打仗,出現了很多問題,往往都是思想教育不夠,還有個別人不聽指揮,換了黃興親自指揮也不聽。還會帶來負麵作用,本來革命軍堂堂正正的,但是和會黨合作,以前騷擾老百姓印象不好的人現在也變成革命軍了,胡漢民是深有體會,以前群眾基礎很好的地區,現在門都不讓進了,就是說他們和會匪合作。還有一個全國性通病,組織紀律性、保密性極差,往往一些很好的行動就被幾個不負責任的人在喝醉酒的情況下說漏嘴了,沒有造反就被政府的眼線發現,被破壞了。大致在1908年之後,工作重心就轉移了,認為會黨發動容易,但是要控製很難,所以重點放在搞新軍的工作上了。後來廣州起義武昌起義就是由新軍為主力了。流氓無產者是很難處理的,引導得好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引導得不好就隻能成為革命的敵人。

賀龍也是哥老會的,沒有哥老會,賀龍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之下乘輪船回到家鄉。回到家鄉之後靠他姐姐賀英的家族武裝,還是哥老會的武裝係統。國共高級將領與幫會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比如說辛亥革命時期的湖南都督焦達峰就是共進會的領導,他代表窮苦人的利益,所以當權不久就被立憲派暗殺掉。還有陝西省,除了第一把手是同盟會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哥老會的成員,使陝西同盟會的一幫人在抱怨,起先是他們在幹革命到後麵就成哥老會的革命了,有點失控了。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之後,為什麽許多軍政府對幫會采取了鎮壓政策?幫會又是如何應對的?

邵雍:比如說孫中山頒布了一些法令進入哥老會,曆史又進入另一種循環。產生分化組合,還沒有到袁世凱鎮壓的時候,陝西軍政府就已經下手了,把原來的同道者鎮壓下去,想建立革命新秩序。二次革命的時候,發現勢單力薄,在袁世凱武裝進攻麵前,一觸即潰,形成錯綜複雜局麵。當然袁世凱自己也鎮壓的,各個層麵的統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統治管轄區能達到穩定。所以幫會的日子都是不好過的。

新民周刊:陳炯明後來成為中國致公黨第一任總理,他之前和致公堂及洪門的關係是怎麽樣的,為什麽當時以海外洪門為主的致公堂會推舉陳炯明為總理?

邵雍:早期跟致公堂沒有關係,1912年,美國、加拿大致公堂回來了,他們要求在國內發展,要合法化。但是孫中山不同意,根據資產階級民主法製的理念,這種秘密幫會顯然是不符合章程的,又不好直接回答,就讓他們去找陳炯明、胡漢民,互相踢皮球。孫中山答應致公堂革命以後會回報他們,但是沒有下文。致公堂有怨恨之心,等到孫中山和陳炯明鬧翻之後,自然擁護陳炯明,這是符合曆史邏輯的。

關鍵詞:暗殺

新民周刊:在袁世凱當上總統以後,幫會是不是也發生了一些分化,比如應桂馨這樣投靠了袁世凱是不是也占據了相當的比例?

邵雍:袁世凱就是利用自己的軍事政治實力,最終掌握民國的霸權。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講需要穩定,秘密社會要禁止,在普遍鎮壓的同時個別收買。最成功的一招就是收買青幫的應桂馨,應桂馨以前是同盟會的人,陳其美以前幫應桂馨解決了一些個人問題,應桂馨就報答陳其美,主要表現在諜報方麵,在酒樓、飯店、妓院、賭場等都有很多眼線,情報很快。孫中山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武裝護衛就是應桂馨負責的。民國臨時政府也要糾正不符合資產階級民主法製的東西,也希望把原來的幫會改造成一個現代化的社團,應桂馨這些人就會有想法了,革命成功之後你們拋頭露麵我們卻什麽好處沒有撈到,產生離心力,這一點被袁世凱利用。通過一個特務頭子洪素祖進行個別策反,帶他去見江蘇省的軍政府都督,委任為稽查長,每月給1000塊大洋幫政府做事,這還不夠還去麵見袁大總統,為了利用他,爽氣地給了一個頭銜——全國駐滬的一個稽查長,費用升至為3000元,這樣一來,應桂馨就成為潛伏在革命黨內部的最危險的敵人,就是通過密電向國務院總理報告,所以宋教仁最後還是死在應桂馨所收買的槍手的槍下。

新民周刊:蔣介石刺殺陶成章與陳其美,與幫會是怎麽樣的關係?

邵雍:有很大關係,這個成為一些電影的重要情節,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革命黨和幫會合作當中誰影響誰。應該說是交叉影響,革命黨讓幫會革命化,幫會在某種程度上讓革命黨幫會化。最明顯就是反映在陳其美身上,他在攻打上海製造局那一天,想說服製造局負責人和平解決,但是卻被扣押,是其他武裝力量比如說光複軍把他救出來的。後來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麵,幾天之後進行選舉上海軍政府都督,主持會議的李平書說,論功勞應該給李燮和,陳其美的手下青紅幫的頭頭就不舒服了,拿出手槍為陳其美抱不平,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很不情願地選了陳其美做了上海軍政府都督。這樣上台也是很不光彩的,用這種流氓行徑來掌權,這是對於革命隊伍的輕視。對於處理革命黨內部關係方麵,幫會也起了很壞的作用。可以講孫中山是革命黨,陶成章也是革命黨,由於陶成章對孫中山的經費問題產生分歧才重新回到光複會。後來第一任浙江都督湯壽潛被調到南京去,這個位子就讓出來了,章太炎講了論威望資曆應該是陶成章。但是陳其美也想要這個位子,采取流氓手段,通過蔣介石收買光複會叛徒王竹卿在醫院暗害掉陶成章。這個事情是早於袁世凱的刺宋案,陳其美可能是跟青紅幫打交道慣了,身上都是流氓做法。周恩來說陳其美等等是造成上海大買辦資產階級流氓政治的源頭,這個話是非常正確的,這是對辛亥革命的副作用。

流氓政治走向滅亡

《新民周刊》:我看過中統大特務鄭蘊俠的紀錄片,說到他也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之後,國民黨中的幫會勢力是否仍然很強?

邵雍:中統軍統中幫會勢力很大,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笠和杜月笙之間的關係。國民政府是不能在公共租界隨意活動的,通過杜月笙在法租界鎮壓共產黨至少是如魚得水的。中統也是一樣的,拜青幫洪幫為老頭子,青洪幫有龐大的組織係統,通過基層成員搜集情報,效率高成本低。

新民周刊:這種幫會的流氓政治對民國的混亂狀態以及國民黨最後的敗北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邵雍:馮玉祥的回憶錄裏麵記載,決定支持蔣介石時,蔣介石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把子換八字庚帖。蔣介石這套東西也是從孫中山中華革命黨那兒學過來的,入黨進來要按指模,黃興覺得這是非常荒謬的,但是有一幫人是絕對支持的,比如說陳其美、蔣介石等。這些不是由革命政黨影響幫會,而是幫會負麵影響革命政黨。陳其美被暗殺跟幫會沒有關係,是北洋軍閥幹的。

《新民周刊》:1949年後,幫會是怎麽走向滅亡的?

邵雍:幫會基本上屬於遊民,1949年後從根本上下手,就是解決工作問題。當時采取低工資廣就業,最主要的是保證人人有工作。另外一方麵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時,在工礦企業開展民主改革,對一些欺壓工人群眾的把頭進行鬥爭法辦,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有幫會背景的。當時共產黨並沒有大肆宣傳幫會這樣的名稱,而是命名為惡霸、曆史反革命、特務等等。通過這些非常迅速地解決了城市的問題,後來通過建立全方位的戶口製度就全麵解決了這個問題。共產黨在解決幫會問題上還是很拿手的,民間社會壓縮到最低點。

致公黨是一個特例,也是致公黨的一個新生,在抗日的時候香港總部就已經停止了活動,但是保存了一些檔案和海外的關係,後來參加了民主運動,為蔣介石所不容。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周恩來發現致公黨領導人可以變成自己人,就說服主要領導人,重新啟用香港總部的組織關係。最重要的標誌是響應1948年共產黨提出的五一口號,核心內容是要召開沒有國民黨反動派參加的新的協商會議,致公黨是最早響應的民主黨派。與此同時還是有很多分支,比如說從美國回來的就組織了一個叫民治致公黨,現在美國加拿大也還堂而皇之地掛著致公黨的牌子,已經在國外合法化了,這些是海外的一支,估計廣東福建人比較多。國民黨敗退,幫會中的人在台灣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說武聖山。台灣黑社會現在帶有本土性草根性特點,杜月笙的洪幫青幫在台灣已經是強弩之末了,蔣經國組織政黨合法化的時候也有幾個洪門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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