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將領宣俠父被暗殺之謎 (圖)

作者:穆玉敏

　　二○○五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報刊、熒屏、網絡上等常見到和聽到抗戰中犧牲的英烈名字，左權、劉誌丹、楊靖宇、張自忠，等等，在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裏，沒有他——宣俠父將軍。在抗日將領英烈榜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然而，他的確是抗戰中死於國民黨之手的中共最高級將領之一，並且屍骨無存。

　　西安事變後，共產黨員宣俠父奉周恩來、葉劍英之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也就是人們慣稱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多鍾，宣俠父離開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後突然失蹤。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軍代表林伯渠馬上匯報給周恩來。周恩來斷定宣俠父遭了國民黨毒手，因為蔣介石一直視宣俠父“腦後生反骨”，便數次向蔣介石要人。蔣介石當然矢口不論，因為當時正值國共合作“一致團結”對外時期，承認殺了宣俠父，豈不等於承認破壞國共合作?這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直被國民政府長期嚴密封鎖。

　　直到新中國建立後的一九五一年二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據檢舉線索，抓獲了國民黨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佟榮功後，才破解了這個懸疑十三年之久的曆史謎團。因涉及胡宗南與中共的秘密交往等曆史秘密，這宗謎案一直沒被公開報道。在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之時，筆者願拂去覆在這宗曆史重案上六十七年的塵埃，以告慰宣將軍在天英靈。


　　凶手被挖出，宣俠父失蹤案大白，毛澤東欣然提筆批示：“北京的辦法很好!”


　　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遼寧沈陽皇姑區富貴街一百一十號的王記雜貨鋪，進來幾個便衣警察，對著雜貨鋪老板王子明喊道：

　　“佟榮功!你藏不住了!跟我們回北京!”

　　當時正處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高潮期，抓幾個國民黨特務不是什麽新鮮事。但是，王記雜貨鋪的老板可不是一般的小特務，皇姑區的百姓很快就都知道了，敢情王記雜貨鋪的老板不姓王姓佟，叫佟榮功，以前是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副處長，還擔任過戴笠的警衛長，鄭介民的隨從副官，逮捕過楊虎城將軍的參謀長等等。

　　早在三年前，佟榮功就被中共情報人員跟蹤了。佟榮功十八歲就做了軍統北平站的情報員，上司見他是幹特務的材料，第二年把他送到國民黨杭州警官學校。在特警班受過嚴格的訓練後，他被派往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從事軍統特務活動，後又長期在北平特務機構任職，罪惡深重，血債累累。北平城一解放，剛成立的北平市公安局就把他列入了抓捕對象的名單。但是，二十三年的特務生涯，使他僥幸脫逃。

　　佟榮功被押解回了北京。因為他的很多罪行都是公安人員事先掌握的，比如逮捕、迫害進步學生，秘密殺害三名共產黨員，指揮北平大搜捕，抓捕近千名革命者和進步人士，逮捕革命誌士餘心清等等。所以，預審員讓他著重交代潛逃和潛伏的經過。

　　因為佟榮功在上海、西安等地的活動大受軍統上司的賞識，他於一九四O年被派到北平做特工。佟榮功依仗自己是北平人，根基厚，情況熟，賣命效勞，從少校警衛組長一路升遷為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稽查所中校所長、上校督察長、上校副處長。一九四八年底，北平城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大小官員紛紛南逃，佟榮功奉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王蒲臣的命令潛伏下來。哪知道，他早就被中共北平城工部的情報員注意了，情報員首先動員佟榮功戴罪立功，把藏匿的大批武器和電台上繳。佟榮功認不清局勢，拒絕投誠，召集稽查處的特務們說：“現在時局危急，大家各自想辦法藏身吧!”然後，他把妻子兒女轉移到新住所，花錢買通關係，擺脫城工部情報員的跟蹤，搭乘空軍飛機逃往在國民黨控製之下的青島，又與保密局特務崔漢光、穀正文等同船逃到了上海，準備逃往台灣。

　　上海聚集了很多從北平逃來等候去台灣的大小特務。佟榮功身後沒有了中共情報員的跟蹤監視，卻察覺所有他認識的軍統特務看他的眼光都不對。終於有人告訴他說：“毛惕園要找毛人鳳告你的狀，說你投靠中共了。”

　　毛惕園是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佟榮功是他的副處長，北平被圍前，為了安撫人心，毛惕園不敢聲張自己也準備逃走。毛惕園逃走的那天，佟榮功帶人追到機場，攔住正在登機的毛惕園，指責他不管弟兄們的死活，隻管自己逃命，要他回去和大家同生共死。急於奔命的毛惕園拿出一百塊銀元，分發給佟榮功和弟兄，給大家請罪，又給佟榮功下跪，佟榮功才放他走了。看來毛惕園是要報胯下辱之仇。

　　佟榮功怕毛惕園惡人先告狀，就找到來上海向毛人鳳領命的保密局北平站站長王蒲臣幫助求見毛人鳳，他要搶在毛惕園之前，向毛人風揭發毛惕園擅離職守和貪汙等問題。

　　佟榮功和王蒲臣素日關係不錯。王蒲臣說，毛人鳳正患病，時局又正緊迫，勸他還是別告毛惕園了。佟榮功隻好作罷。

　　在等待赴台的時候，佟榮功在一個宴會上遇上了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楊清植和軍統局高級幹將白世雄。楊清植和白世雄是與毛惕園同機來上海的，佟榮功在北平機場攔截毛惕園那一幕，被已經登上飛機的楊清植和白世雄隔窗看了個正著。飯桌上，二人毫不留情地譏諷和挖苦佟榮功做事太絕，白世雄的內弟也趁機聲討佟榮功叛變。佟榮功害怕到了台灣後受楊清植、白世雄和毛惕園他們排擠陷害，被當成叛徒懲治，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放棄了去台灣的打算，匆忙返回了青島。

　　佟榮功到青島後，已經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份了，青島的國民政府官員也正忙著撤退，佟榮功覺得自己成了喪家之犬。台灣不能去，恨他的人太多，早晚會把他給殺了；青島眼看也被共軍占領了，看來隻能回華北了。他想，自己的家人和親屬都在京津，憑自己當了二十多年特務的本領，暫時隱藏在社會下層是不成問題的，等國軍反攻回來，自己還能升官發財。於是他打電話給在北平的妻子詢問情況，妻子說北平形勢很緊，不能回來。他讓妻子帶上孩子馬上到天津自己哥哥佟浩如的家裏去躲藏，自己也想辦法回天津。
　　佟榮功找到從上海回到青島的王蒲臣。王蒲臣剛被毛人鳳任命為保密局青島辦事處處長。王蒲臣給佟榮功出具了一份派遣證明，並在天津安排好了情報聯係人，把佟榮功派回天津潛伏。

　　佟榮功到了天津後，妻兒和母親都從北平到了天津。為了偽裝成為貧民，他把自己的高檔西服和妻子的水獺大衣等貴重品統統賣掉，更名王子明，蟄伏在家裏，極少外出。

　　盡管佟榮功像冬眠的蛇一樣，但還是被發覺了。開國大典剛過的一天，北京警察派出的眼線在天津的一個早市上發現了佟榮功的蹤跡。狡猾的佟榮功甩掉跟蹤的眼線，連夜攜家眷倉皇逃離了天津。花錢買了通行證後，十一月中旬輾轉到了沈陽，用特務活動經費買了房子，開了一個飯館，後又改成雜貨鋪，請了一個當地的人當幫工，自己躲在後邊不露麵。他心想，這回肯定安全了，沈陽沒人認識他，北京的警察也不會想到自己藏在這裏。沒想到，剛藏了一年零四個月，北京警察就出現在麵前。


　　佟榮功在交代曆史罪行時，提到曾被保密局派到西安當特務，這引起預審人員的注意。深挖後，佟榮功被迫交代了一九三八年七月參加暗殺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的罪行。

　　這個重大情況立即被上報到公安部。至此，曾任察哈爾抗日盟軍軍 委常 委和吉鴻昌精銳五師師長、浴血抗日從侵略者手中奪回察哈爾多倫的宣俠父將軍西安失蹤之謎才被解開。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佟榮功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製委員會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一月二十九日執行了槍決。北京市委把佟榮功等一批罪大惡極的特務人員被挖出、曆史罪行被肅清的情況報告給了中央。毛澤東主席閱後，感到很滿意，欣然提筆在報告上批示：“北京的辦法很好!”


　　蔣介石旨意：秘密製裁宣俠父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接到蔣介石的旨意：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高級參謀宣俠父秘密製裁。

　　蔣鼎文先是感到釋然，接著是一絲惋惜。釋然的是，總算能去掉宣俠父這個大麻煩了。惋惜的是，宣俠父既是自己的同鄉，又是自己黃埔一期的學生，並且還是個才子。

　　宣俠父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來之前，周恩來就明確告訴他，他在西安的任務就是協調國共的關係。所以，宣俠父在西安直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蔣鼎文。宣俠父是黃埔一期的學員，蔣鼎文在宣俠父的那個學員隊當過隊長，工作關係加上師生關係，外人看起來他們倆的關係很不一般。其實則不然，宣俠父是中共黨員，蔣鼎文是國共的忠實官員，二人政見立場迥然不同。

　　蔣鼎文對宣俠父來往穿梭於國民黨高級將領之間做統一戰線工作感到十分不安，勸宣俠父留學法國去深造。宣俠父卻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本人不敢奢求個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於腦後，還是等勝利以後再提此事吧!”蔣鼎文一直不給八路軍補充應得的武器裝備，因為上邊有命令，口頭上答應給八路軍提供應有的補給，但實際上什麽也不給。無奈，宣俠父隻好上門反複協商，搞得蔣鼎文頭昏腦漲，內心煩躁，表麵上還得笑臉相迎。

　　按照職責分工，蔣鼎文把秘密製裁宣俠父的任務交給軍統西北區區長張毅夫。張毅夫領導的軍統西北區與西安行營第三科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張毅夫同時也是西安行營第三科科長。接到命令的張毅夫心裏明白，這是自己匯報給軍統的有關宣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蔣鼎文特意吩咐張毅夫說：“宣俠父這人是共黨，狡猾得很，共黨派他來專門和咱們打交道，他很不簡單。他滿口為了抗日，百般要挾，和我爭吵，毫不客氣。他說我們不接濟八路軍，妄想借敵人之手消滅八路軍。他到處煽動，攻擊我們歧視八路軍，破壞抗戰，簡直是和我們搗亂，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亂子不可!你們要特別監視他的活動，把他的言行動態隨時報給我。”

　　張毅夫接到蔣鼎文布置的任務後，不僅對宣俠父嚴加監視，還動員軍統局西北區所有能用得上的情報力量和手段對付宣俠父，把他的言行舉止都整理成材料，報告給軍統局。軍統局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整理了宣俠父五條罪狀向蔣介石匯報：(一)宣俠父在西安與楊虎城舊部杜斌丞、趙壽山，以及趙壽山派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老共產黨楊曉初等，來往勾結，教唆杜斌丞、趙壽山等反中央、反蔣；(二)宣俠父與西安各方麵左傾人物廣泛接觸，打著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動西安學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宣俠父所在地成了左傾人物、青年學生聚集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學校學生思想混亂，學生不安心求學，學風敗壞；(三)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係為名，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係，散播共產主義思想毒素，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四)宣俠父在西安“公開指摘中央，誹謗委員長”限製言論、出版自由，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歧視共產黨，不補充八路軍武器軍用品，散布不利於中央的言論；(五)宣俠父在西安指揮共產黨地下組織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等等。

　　由於張毅夫剛剛接到戴笠的調令，正準備到武昌軍統局擔任代理主任秘書職務，所以，他把密令旨意又轉給了接替自己三科科長職務的徐一覺。


　　跟蹤四個月，秘密殺害宣將軍


　　徐一覺立即夥同情報組股長丁敏之召集行動組組長李翰廷，秘密協商暗殺事宜。李翰廷同時還擔任軍統西北區西安站站長、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長、偵緝隊隊長的職務。李翰廷帶著物色好了的三個隊員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來見徐一覺和丁敏之。

　　佟榮功是一九三八年年初被保密局從漢口派到軍統西北區的，西北區區長張毅夫安排他在李翰廷手下當行動隊員。行動組是專門搞逮捕和暗殺的，“行動”和“製裁”是特務們的行話，如果說誰被“行動”、“製裁”了，就是指被暗殺了，行動隊員個個是殺手。

　　徐一覺說：“奉行營蔣鼎文主任轉奉委員長來電，秘密製裁宣俠父。他是黃埔一期的，現在是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高級參謀。”

　　丁敏之接著說：“宣俠父住在西安北大街通濟坊五號，蔣鼎文主任說，明天上午，他陪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軍代表林伯渠到蔣鼎文主任的公館接洽公務。”

　　李翰廷指著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說：“你們三個明天去蔣公館附近監視，記住了宣俠父的模樣，以便下一步動手!”

　　徐一覺強調說：“切記不能貿然動手，製裁宣俠父是政治需要，一定要等他身邊無人的時候下手，不能讓第二個人看見，否則就可能引發政治問題。”

　　第二天一早，佟榮功、李俊良和丁善慶就到了蔣鼎文公館外，等候宣俠父到後識別他的相貌。約摸九點鍾左右，一輛小汽車駛到蔣公館門前停下，三個特務六隻眼睛立即盯住了小汽車。

　　身著便衣的林伯渠和宣俠父下了車，二人目不斜視，威嚴並迅速地進了蔣公館。三個特務看到的都是他們挺拔的背影，誰也沒看清宣俠父長得什麽樣。於是，三個特務又化裝成小商販和平民，埋伏在通濟坊五號宣俠父住處附近守候，等宣俠父外出時辨認。

　　可是，一連十多天，宣俠父要麽是被汽車接進接出，要麽就是閉門不出，三個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還是李翰廷主意多，他讓人拿來一身警察製服，讓佟榮功換上，跟在派出所一個戶籍警察身後，到宣俠父的住處“查戶口”。這才看清了宣俠父的相貌。宣俠父身材高大，紅臉膛，濃眉厚唇，英武中透著儒雅之氣，說起話來幹脆又儒雅，像文化人又有軍人風度，待人很禮貌。


　　接下來，就是找時機動手了。特務們監視發現，宣俠父的活動場所主要有三處：位於七賢莊的八路軍辦事處、蔣鼎文公館和西安北大街通濟坊五號自己的住處。

　　前兩處顯然不適合動手。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是個極為敏感的地點，它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的一個窗口，是國民黨特務監視的焦點，也是共產黨戒備最為嚴密的地方。蔣鼎文公館附近也不能動手，最好的下手地點是宣俠父的住處與八路軍辦事處之間的路上。

　　但是，由於宣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每次外出不是與人結伴，就是行蹤不定，一走數日不回。兩個月過去了，特務一直沒找到機會下手。

　　一晃，又過去了兩個月，一直等待消息的戴笠很惱火，直罵西安特務笨蛋!窩囊廢!罵完了，又命令軍事委員會西安別動隊增派了王寶元等三名行動隊員，又派了一輛小汽車，以盡快幹掉目標。戴笠惱是惱，但是，他還是告誡第三科，一定要秘密進行，不要引起破壞國共合作的風波。

　　特務們又進行了明確分工，丁善慶負責臨場指揮；佟榮功認識宣俠父，就在宣俠父住處外監視，負責指認目標；李俊良和王寶元藏在汽車上，隨時準備配合抓捕；另外一個特務負責跟蹤和交通聯絡，李翰廷則在附近指揮督導暗殺行動。

　　七月三十一日這天下午五點多鍾，佟榮功突然發現宣俠父騎著一輛自行車從住處出來，馬上用手勢告訴了丁善慶。丁善慶立即和一個特務騎車尾隨宣俠父，佟榮功上了汽車，跟在丁善慶他們後邊慢慢行駛。

　　宣俠父上身穿白綢汗衫，下穿土黃色西褲，蹬著自行車，穿過北大街，往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方向而去。

　　盛夏傍晚的陽光，已經不那麽烈了，宣俠父身上的綢汗衫在風中輕鬆歡快地飄動著，他的心情很好。國共達成第二次合作協議後，他被黨派到西安辦事處，協助林伯渠開展工作，他利用在黃埔軍校學員和國民黨高級將領中的威信和影響，宣傳擁共抗日，團結陝西地方名流，動員大批青年去延安參加革命，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實現著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為民族利益，為黨的事業大展宏圖……

　　宣俠父在八路軍辦事處門口下了自行車，一個年輕同誌歡快地跑過來：“宣將軍，我去練練車!”就從宣俠父手裏接過自行車，推到附近的革命公園練習騎自行車去了。宣俠父平易近人，和辦事處的同誌關係極親密，辦事處條件差，隻有幾輛自行車，大家都想學，所以，每次宣俠父騎自行車來，都主動讓小夥子們推去隨便練習。

　　尾隨的丁善慶斷定，宣俠父辦完事後，會到革命公園取車，然後再回住處。於是他示意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停在革命公園附近。

　　果然，十多分鍾後，宣俠父和兩名青年學生模樣的人從辦事處出來，一路說笑著向革命公園走去。那個練車的年輕同誌把車還給宣俠父，熱情告別後，宣俠父騎上自行車匆忙原路返回。

　　丁善慶做了一個準備動手的手勢。佟榮功乘坐的汽車加速，超過宣俠父後，停在了宣俠父必經的新城路西京醫院門前預伏。丁善慶和另外一個特務則繼續騎車緊隨宣俠父。

　　當宣俠父行駛到西京醫院門前時，佟榮功從汽車上首先跳下來，舉槍攔住宣俠父的去路。與此同時，藏在醫院門裏的李俊良、王寶元和汽車司機也躥了出來。

　　“你們想幹什麽?我是十八集團軍的!閃開!”宣俠父下了自行車，義正詞嚴地說。

　　這時，尾隨跟蹤的丁善慶也趕到了，一夥特務不由分說，抓住宣俠父就往汽車裏推。李俊良惡狠狠地回答：“早知道你是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的，蔣主任請你去講話!”

　　載著宣俠父的汽車飛快開走。佟榮功沒有上車，他騎上宣俠父的自行車迅速離開現場。

　　綁架行動在瞬間完成，來往路人甚至來不及看清發生了什麽事，現場就又恢複了常態。

　　汽車往東倉門西安別動隊隊部駛去。車上的宣俠父很鎮定，明白自己被綁架了，剛才李俊良的話，暴露出他們是蔣介石的人了，綁架他肯定也是蔣介石的指令，自己處境危急。他嚴厲地說：“蔣主任請我講話?謊話!他會和我有什麽話說?!你們放了我!胡宗南約我有事相談，耽誤了時間你們擔待得起嗎?!”

　　說話間到了西安別動隊隊部，李翰廷和丁敏之等已經等在那裏。

　　宣俠父被從車上拉下來，他知道這裏是別動隊隊部，也知道自己被弄到這裏生還基本無望。別動隊就是鬼門關，進來就別想出去，看來，自己這回難逃蔣介石的黑手了。當年，宣俠父和吉鴻昌等愛國誌士一起搞起了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失敗後，蔣介石曾下令通緝吉鴻昌和宣俠父，四年前，吉鴻昌死於蔣介石的暗殺屠刀。那時，國共還沒實現第二次合作。而在“一致對外”的幌子下，蔣介石剿共的氣焰依然囂張!

　　李俊良提著毛瑟手槍，把宣俠父推到院子東頭的一個籃球場上。他知道自己最後的時刻到了，不由想起了吉鴻昌臨刑時的詩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他轉回身，瞪著李俊良和他身後的特務們，義正詞嚴地斥責道：“你們是不是中國人?!有本事，你們去打日本人!”

　　李俊良的手槍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站著不倒。手槍又連著響了兩聲。宣俠父還是站著不倒。李俊良一連打了七槍，宣俠父才不甘地倒下。


　　欲蓋彌彰，製造宣俠父逃跑假象


　　當夜，別動隊的特務把宣俠父的屍體裝進麻包，扔進下馬陵東城根一個枯井內，用土填平。害怕事情敗露，別動隊派人在附近看守，防止宣俠父的屍體被共產黨發現。

　　發現宣俠父失蹤後，林伯渠立即派人多方查找無果，根據調查線索，斷定是國民黨所為。於是，林伯渠問國民黨軍 委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要人。蔣鼎文裝作無辜地說，現在正是國共合作一致團結對外的時候，我們怎麽能動共產黨的人?林伯渠明白，國民黨是絕對不會承認的，如果承認了綁架宣俠父，豈不是承認破壞國共合作，破壞抗日？

　　蔣鼎文唯恐宣將軍被軍統暗殺的真相暴露，引發國共雙方的政治爭端，命令西安警察全體出動，在整個西安城以“清查戶口”為名，尋找宣俠父的下落。同時，蔣鼎文叮囑李翰廷他們，吩咐手下，不能有任何破綻，否則就可能引起西北的政治問題。李翰廷命令手下嚴加看守宣俠父的屍首，並讓佟榮功把宣俠父的自行車拆成零件賣掉，徹底銷贓滅跡。

　　一個月後，蔣鼎文以為事態平息了。可就在這時，西安別動隊內部又出了亂子。參加暗殺宣俠父的別動隊隊員王寶元嫌領到的獎金太少，被隊長關了禁閉，從禁閉室逃跑後，給八路軍辦事處寫信，說自己知道宣俠父的下落，約辦事處派人和他在西安東大街的世界大舞台見麵實情相告。因為所有寄往八路軍辦事處的信件都被軍統郵檢處拆開檢查，所以，王寶元的信被發現查扣了。


　　蔣鼎文火冒三丈，命令務必抓住處死王寶元，別讓這小子壞了事。別動隊和第三科行動組出動大批人捉拿王寶元。狡猾的王寶元逃離了西安。

　　因為王寶元知道宣俠父遺體的埋葬地點，蔣鼎文讓別動隊立即轉移宣俠父的遺體，以免被共產黨抓到證據。別動隊於深夜把宣俠父的遺體從枯井內挖出，運往城外。不敢走大路，他們從城牆上用繩子把遺體遞到城外，城牆下接應的別動隊員抬到城南外的一個道溝裏掩埋。

　　蔣鼎文還是坐臥不安。因為，不僅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沒完沒了地找他要人，周恩來還親自向蔣介石提出抗議，要求非把宣俠父交出來不可。戴笠電令蔣鼎文，讓他必須處理圓滿，千萬不能讓蔣總裁承擔破壞抗日的罪名，最好讓共黨相信宣俠父沒死。

　　為了把假戲演到家，他們又自導自演了一場“宣俠父出逃”戲。從警察局挑選了兩名偵緝隊員，一個假扮宣俠父，另一個假裝重要案犯。佟榮功、丁善慶、李俊良和另一名特務扮作押解員，要把“宣俠父”押解到漢口。

　　當囚車在陝西商縣附近住進一個小村莊夜宿的時候，按照事先排練好了的，“宣俠父”和那名要犯把手銬扔在公路旁邊“逃跑”了。佟榮功等到商縣縣長那裏佯裝請求幫助，派人追捕“逃犯宣俠父”。縣長把他們送到了保安司令部預備第一師師長謝輔三那裏，謝師長見到佟榮功手裏持有蔣鼎文簽發的護照和押解公文，知道逃跑的犯人是蔣總裁手諭抓捕的要犯“宣俠父”，認為事關重大，馬上詢問蔣鼎文如何處理。蔣鼎文電令謝輔三師長把佟榮功等“押解”回西安，交行營第三科法辦。於是謝輔三派重兵把佟榮功他們押回西安。

　　佟榮功他們回到西安後就被放了，“演出”也就此結束。從此，中共再問蔣鼎文要人時，他便聲稱：“宣俠父在押解漢口途中逃跑了。”

　　逃到鄭州的王寶元也沒得到好下場，被鄭州的軍統特務抓住，押回西安行營第三科。佟榮功等奉命於夜間在第三科汽車庫裏，用繩子把王寶元勒死，裝進麻袋，運往西安南門外小雁塔附近，拋進公路旁的一口枯井裏。

　　一切都處理得天衣無縫後，戴笠特意到西安慶功，接見參加暗殺宣俠父的所有特務分子，每人發給獎金一百元。


　　蔣介石為什麽要殺宣俠父


　　中國共產黨在瓦窯堡會議上不失時機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後，國共雙方通過各種渠道，開始進行秘密接觸。為了表明誠意，中國共產黨公開放棄了反蔣口號，並於八月二十五日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以反共起家的蔣介石不會輕易與中國共產黨握手言和，打著武力會剿的算盤，調集重兵雲集西北，並親臨西安逼迫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全力進攻紅軍。於是，爆發了西安事變。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國民黨最高領導人不得不接受國民黨和愛國人士的建議，實現團結抗日。國共談判的步伐加快了。一九三七年八月，雙方達成將在陝北的紅軍主力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在國民黨統治區若幹城市內設立八路軍辦事處。九月二十二日，在共產黨的催促下，國民黨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了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第二次國共合作雖然是以兩個政權、兩個軍隊合作為基礎的，但卻沒有一個為國共兩黨所共同承認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綱領，沒有一個統一戰線的正式機構，所采取的，是沒有成文，不固定，遇事協商，臨時解決兩黨有關問題的特殊方式。宣俠父所在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承擔的就是這個任務。

　　宣俠父是共產黨員，代表的是“共匪”。這是蔣介石殺宣俠父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說是宣俠父的“原罪”。在蔣介石的骨子裏，國共是勢不兩立的，雖然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但是，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本意並沒有改變。抗戰前夕，蔣介石就在廬山訓練班提出，要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的五分之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發表的《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中，不承認國共合作，而把這種合作說成是政府“開誠接納”共產黨，“使其有效忠國家之機會”。他是要共產黨在他“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初的國共談判中，蔣介石拒絕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製定共同綱領、改革政治機構等各項建議，公然向共產黨表示：“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並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於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而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麽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

　　蔣介石殺宣俠父的第二個原因是，宣俠父“違抗師命”，屬於“宿仇”。

　　事情得從一九二四年宣俠父考入黃埔軍校說起。應該說，宣俠父被蔣介石真正認識，就是在黃埔軍校。宣俠父文武雙全，風流瀟灑，但在蔣介石眼裏，他腦後生反骨，是不可救藥的人物。宣俠父人黃埔軍校不久，就鬧出了“宣俠父事件”，這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甚至在曆史上少有記載，人們不知道宣俠父這個黃埔一期的學生曾經與蔣介石麵對麵鬥爭過。

　　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黃埔軍校開學僅二十天，便成立了特別黨部。這是孫中山根據蘇聯顧問鮑羅庭的建議，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具體體現。特別黨部作為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必須經選舉產生。選舉的結果，蔣介石、嚴風儀、金佛莊、陳複、李之龍五人當選為執委。

　　蔣介石對此既喜又憂，喜的是自己順利當選，憂的是五名執委中，除自己外，其餘都是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其中金佛莊是學生隊隊長，嚴風儀、陳複是副隊長，唯一人選的學生是李之龍。蔣介石很無奈，黃埔才興辦不久，廣州的蘇聯顧問和中共人士都大權在握，革命局勢正在向左看齊，蔣介石個人的權力和影響都還極其有限，他還不敢像以後那樣把民選結果視同廢紙。不過依他的個性，又不能強忍這口氣。

　　依照健全組織的程序，軍校特別黨部成立後，接著要成立各區隊的黨小組和學生隊分部，其幹部也應該通過選舉產生。蔣介石決定要在這個問題上擰勁兒。七月十一日，蔣介石以校長、軍校特別黨部執委、監委的名義，下文直接指定各學生區隊的黨小組長，並規定黨小組長要每周直接向校長書麵報告黨內活動及工作情況。

　　文件下發後，共產黨員宣俠父站起來抗議了。他十分正規地給特別黨部寫了一份報告，毫不客氣地把矛頭直指蔣校長。他認為校長此舉，是企圖以軍權代黨權，違背了孫中山“以黨治軍”的原則，把黨的基層組織變相地化做手牛的工具，成為強權下監督同誌的特務機構。他要求特別黨部應組織基層分部的選舉，並監督進行。


　　蔣介石看了報告後，氣得咬牙，恨不得立即趕走宣俠父。但考慮此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處理不好，會影響政治立場和形象。於是，他以老鄉加校長的雙重身份，召見了宣俠父。他認為，憑他們是老鄉，自己又貴為校長，宣俠父會馬上認錯。誰知乳臭未幹的宣俠父軟硬不吃。蔣介石命令宣俠父寫出悔過書，否則將開除出校。但是宣俠父不愧是堅定的共產黨人，拒不退讓，蔣介石以“違抗師命”的理由下令開除宣俠父。宣俠父昂首挺胸，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黃埔軍校，由此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唯一的一個被除名的學生。

　　蔣介石殺宣俠父的第三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軍統西北區給宣俠父列的五條罪狀。其中第三條最被蔣介石所不容：“宣俠父在西安以黃埔同學關係為名，與機關、部隊軍官拉關係，散播共產主義思想毒素，影響所及，勢將引起軍官思想動搖，部隊叛變。”

　　宣俠父離開黃埔軍校後，受中共北方區李大釗派遣，以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帶一批共產黨員到西北軍馮玉祥部當宣傳員，後又去張家口支持馮玉祥建立抗日同盟軍。馮玉祥十分佩服他的理論修養和雄辯才能，曾對部下說：“宣俠父的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一九三三年五月，察哈爾民眾抗日盟軍成立，宣俠父與“不打內戰”而與蔣介石決裂的吉鴻昌成為知己。抗日同盟軍失敗後，蔣介石下令通緝宣俠父，宣俠父秘密潛往天津與吉鴻昌會合，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後陪同吉鴻昌到上海，並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借機擠走東北軍、西北軍，西安軍界成了蔣校長的黃埔係天下。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是黃埔一期的隊長，帶兵大將胡宗南、董釗等是黃埔一期的學生。蔣介石深知槍杆子的重要性，本來，他想借國共合作之機，把八路軍和新四軍控製起來，卻沒得逞，八路軍和新四軍一直被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手裏。

　　中共也認識到，黃埔係是國民黨中央軍的核心與靈魂，隻要爭取到胡宗南，就可影響黃埔係，就可影響一大批國民黨將領，而且可以直接影響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為此，中共特意將原黃埔一期的宣俠父調來西安工作，在黃埔係中展開活動，對國民黨各派係展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周恩來和葉劍英親自和宣俠父談話布置任務，宣俠父也深知自己肩上的擔子沉重。

　　宣俠父初到西安的時候，向來視黃埔生為第一嫡係的蔣介石，本想“不計前嫌”，爭取宣俠父為國民黨工作，可是宣俠父早就看清了蔣介石的嘴臉。宣俠父有很好的口才，到西安不久就和黃埔係的國民黨軍官打得火熱，特別是與胡宗南關係更緊密。胡宗南聽說黃埔同學宣俠父參加過馮玉祥的古北口抗戰，特意請他介紹抗日經驗，為自己的部隊編寫抗日遊擊教材，製定抗日作戰方案，兩人私交越來越深。這讓蔣介石不能容忍，盡管胡宗南是蔣介石嫡係的嫡係，但他不放心胡宗南，他派去監視胡宗南的人報告說，共產黨把胡宗南作為了爭取對象，周恩來和毛澤東都給胡宗南寫過拉攏信。蔣介石正擔心失去胡宗南，又來了一個擅長做國民黨軍方高級將領工作的宣俠父，胡宗南是他的寵將，國民黨中央軍手握重兵的高級將領，萬一被共黨拉攏過去，豈不威脅自己的政權？!於是，蔣介石認為，宣俠父非殺不可。


　　宣俠父不為人知的一麵


　　宣俠父一生沒離開軍界，在他不長的生涯中，有一連串顯赫的頭銜：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中將政治部主任、二十五路軍總參議、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抗日同盟軍軍 委常 委、第二軍政治部主任兼五師師長、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等等。

　　可誰會想到，這個戎馬一生、一身英武之氣的國民黨中將將官，卻是文人雲集的進步文藝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秘密盟員。

　　宣俠父是一個智勇兼備、文武雙全的難得人才。一九二九年，他任二十五路軍總參議的時候，以“今秋”為筆名創作了《西北遠征記》。一九三一年初，宣俠父來到上海，得知左聯成立後，與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陽翰笙聯係上。陽翰笙讀過宣俠父的《西北遠征記》，評價它“文筆生動、流暢、感染力很強”。

　　陽翰笙第一次和宣俠父見麵，就感受到了宣俠父儒將的魅力。二人一見如故，談了很久，宣俠父從他的西北軍的經曆談到他的近作，當時，宣俠父正在創作自傳體小說《入伍前後》。他從陽翰笙嘴裏了解到當時左聯在國民黨文化圍剿的嚴酷歲月中處境極端困難，很多出版社和期刊社都被國民黨查封了，進步書籍出版很困難，就對陽翰笙說：“我願意支持你們，我可以想辦法搞點錢，辦個書店，出版左聯的書。”

　　宣俠父的義舉感動了包括馮雪峰、夏衍、田漢等在內的左聯的很多人。在籌辦書店過程中，宣俠父認識了夏衍、馮雪峰、樓適夷、杜國庠、丁玲等作家。丁玲對宣俠父的印象十分深刻，在她後來寫的《回憶宣俠父》一文中，詳細回憶了見麵時的情況：“很想見識一下我從來沒有見過、也無從見識的什麽國民黨軍隊的軍官。我一向對那些國民黨的軍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視的。對這位軍官，我隻知道他想開書店，願意和我們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們左翼的書，並且讓我們主辦雜誌。我們籌議創辦的左聯機關刊物《北鬥》雜誌將可以在這個書店出版了。”

　　丁玲是帶著極大的好奇心與宣俠父見麵的。她說：“我趕到旅館，找到那間住房的時候，屋子裏已經到了不少人。我認識的有左聯的陽翰笙、馮雪峰，可能還有別的人，我記不清了。我仔細看那位主人，三十多歲，黑黑的臉龐，長得五大三粗，如果穿上軍服，一定像軍官。可是現在看來，雖然身穿西服，卻像一個剛從鄉下來的中學校的體育老師，講一口不太好的江浙官話，聲音柔軟，與他的外貌極不相稱。”

　　經過介紹，丁玲知道他就是宣俠父。在與丁玲打了招呼後，宣俠父繼續與陽翰笙等談他一本書的構思。丁玲在一旁聽著，很吃驚地發現這位“五大三粗的軍官”原來也寫小說。丁玲以後說：“我用他的談吐對證他的職業，聽得出，他比我有多得多的經曆，我隻能總是聽著，看著，思考著。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個平凡的人，像一個鄉村中學校的體育教員。非常樸實、溫文、誠懇，是一個有思想、愛文學的以國民黨軍官為職業的人。這種印象是令人不得不思索的。後來有同誌告訴我，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是參加過北伐戰爭的共產黨員，一個在國民黨軍隊內做黨的工作的秘密黨員，這就解除了我的許多疑問。”事實上，當時左聯中有不少人起先也有很多與丁玲一樣的疑問。在與宣俠父接觸後，不僅消失了這些疑問，而且還增加了一些敬意。

　　經過宣俠父的多方奔走，並通過杜月笙的關係，最終在英租界的七浦路找了一個鋪麵，書店——湖風書局終於開張了。由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鬥》就是由湖風書局負責出版的。

　　書店開張後，左聯還需要辦一個內部指導性的刊物，苦無資金，又是宣俠父慷慨幫助。於是，由馮雪峰和樓適夷主編的左聯內部刊物《文學導報》辦起來了。

　　《北鬥》和《文學導報》成為當時左翼作家的重要陣地，魯迅、瞿秋白、茅盾等均在其中發表了大量文章。《文學導報》同時還刊載左聯的各項重要決議和行動綱領，成為當時左聯工作的指導性刊物。

　　湖風書局還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魯迅的譯作《小約翰》，以及郭沫若、丁玲、陽翰笙、夏衍、穆木天等人的作品。另外還有高爾基的《夜店》、《母親》、《我的大學》等。宣俠父的自傳體小說《入伍前後》也是湖風書局出版的。

　　湖風書局當時還是左聯的一個活動據點，左聯的同誌們經常在那裏碰頭，商討工作。據陽翰笙介紹，湖風書局“是左聯在白色恐怖的年月裏唯一的、自己出版的機構”。

　　這時，宣俠父向陽翰笙提出加入左聯的想法，陽翰笙說：“這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但考慮到宣俠父當時的身份是梁冠英二十五軍高級參議，公開加入左聯恐怕不妥。經左聯黨團組織研究決定，吸收宣俠父為左聯秘密盟員。這件事隻有左聯極少數領導人知道。

　　宣俠父，這個滿懷報國誌向、才華橫溢的年輕將軍，在抗日戰場硝煙正烈的時候，沒有死在對日作戰的沙場，卻倒在自己同胞的槍口下，在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裏，沒人知道他失蹤的真相，他的名字沒能被寫入抗日將領陣亡名錄。

　　盡管宣俠父的屍骨已無處尋覓，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忠骨就長眠在古城西安。西安，不僅是華夏的古都，更是在中國抗戰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地方。這，或許使我們能得到些許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