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親共”外交官謝偉思的風雨人生

在毛澤東接觸過的美國人當中，最為人們熟悉的是以《西行漫記》蜚聲世界的斯諾，而約翰·Ｓ·謝偉思，年輕的美國外交官，也應當是其中的一位。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謝偉思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派駐延安期間，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重要談話，談話的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到國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戰後中國的發展等重大問題。這些理應對中美兩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講話，謝偉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國政府作了報告，並提出了與中共開展全麵合作的建議，但並未得到美國最高決策層的重視。謝偉思本人反倒因為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良好關係，遭到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嫉恨，被排擠出中國。在其後的２０多年間，謝偉思一直受到美國反華勢力的攻訐與陷害，經曆十分坎坷，但他始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真摯的感情，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致力於中美兩國的友好交往。

　　謝偉思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製區派遣美國觀察員的建議

　　謝偉思是出生在中國的美國人。他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１９０５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辦基督教青年會。謝偉思是家中長子，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於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１１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於那裏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後，謝偉思在國內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青年謝偉思立誌從事外交，１９３３年通過國務院的資格考試，１９３６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先後供職於上海的領事館和重慶的大使館，成為活躍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

　　１９４３年８月，謝偉思到史迪威將軍任總司令的駐華美軍總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軍方雙重身份的有利條件，深入中國的鄉村和邊遠地區，作廣泛的社會考察，體驗中國普通百姓的生存環境和狀況，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他還廣泛建立社會關係，與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馮玉祥和國民黨的達官顯貴、社會名流都有交往，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保持著經常聯係，是美國外交界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多年在中國的經曆，令謝偉思痛感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對蔣介石的個人品行多有詬病。

　　與共產黨人的直接接觸，讓謝偉思無法繼續相信國民黨宣傳機器的陳詞濫調，也激起了他強烈的好奇心。他意識到，為了真正了解和認識共產黨，為了共同抗擊日本的事業，美國人應當到那個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去。為此，他在１９４３年１月寫給國務院的題為《國共形勢》的報告中，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製區派遣美國觀察員的建議。然而，這份報告卻被國務院的遠東事務高級顧問霍恩貝克批上“荒謬可笑”的字樣而束之高閣。

　　半年後，謝偉思的同事、另一個“中國通”戴維斯再度提出了向延安派遣觀察員的問題。１９４４年１月，戴維斯在給史迪威將軍的報告中重申了派遣觀察員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史迪威對此表示支持，並把報告直接送達白宮。羅斯福總統於２月９日親自致電蔣介石，正式提出向中共控製區派遣觀察組的要求。最不願意看到美國與中共建立官方關係的蔣介石，尋找各種借口搪塞和阻撓這一計劃的實施。直到６月下旬華萊士副總統訪華，當麵向蔣介石提出要求，蔣介石才勉強表示同意。華萊士訪華期間，謝偉思利用擔任陪同的機會，進一步向華萊士說明了派遣觀察組的理由。他說，一個美國使團可以減少美國完全依靠國民黨的程度。由於美國的支持，共產黨人或許能夠起到把中國變成一個有生命力的親美盟國的作用。華盛頓必須迅速表示，它願意援助中國的任何決心抗日並答應與美國合作的集團。

　　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謝偉思與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共九人飛赴延安。謝偉思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麵，是在７月２６日晚八路軍總部為觀察組舉辦的宴會上。毛澤東出席了晚宴，謝偉思就坐在他身邊。席間，兩人很自然地交談起來。毛澤東對謝偉思參加觀察組表示高興，說他從周恩來和董必武那裏知道謝偉思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朋友。毛澤東問謝偉思，美國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謝偉思回答說，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毛澤東解釋說，他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抗戰一結束，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那將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時刻。謝偉思不失時機地表示，他有許多問題想與毛澤東探討。毛澤東聽了之後笑了起來，答應以後會有充分的機會交換意見。觀察組第二批人員抵延安後，《解放日報》於８月１５日正式公布了美軍觀察組全部到達的消息，並發表《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改定的，標題上的“戰友們”幾個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７月２７日，謝偉思拜訪了周恩來，兩人進行了約三小時的談話。當謝偉思詢問在中國設立盟軍最高統帥的可能性時，周恩來的答複是，時機尚未到來。談到美軍觀察組擴大活動範圍時，周恩來表示，為走向積極合作而實行的擴大，自然會受到共產黨人的歡迎，但必定會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反對。現在門開了一條縫，隻要遵循漸進的、謹慎的方針走下去，向著有限的合作前進還是有可能的。從８月３日起，謝偉思與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等聽取中共軍隊領導人介紹敵後戰場的情況。葉劍英參謀長從總體上介紹了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彭德懷分三次講述了華北戰場的情況。林彪、陳毅、聶榮臻、賀龍等也分別介紹了八路軍一一五師、新四軍和晉察冀、晉綏根據地的曆史和概況，介紹了八路軍在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謝偉思是觀察組中最忙碌的人。身體頎長的他，總是穿一身沒有軍銜的美國陸軍軍服，活躍在各種場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謝偉思在延安的一個意外收獲是，他結識了眾多的四川籍“同鄉”，每當謝偉思與朱德、吳玉章、陳毅、聶榮臻聚在一起時，大家就用四川話擺起“龍門陣”，鄉情濃濃，分外親切。性情豪爽的陳毅少年時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會念過書，每次見麵，總是風趣地稱謝偉思為“我老師的兒子”。８月２３日，在謝偉思對延安的情況有了初步認識後，毛澤東邀他正式談話。談話的地點是在棗園毛澤東住的窯洞裏。毛澤東知道謝偉思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什麽，話題圍繞如何避免國共之間的內戰展開，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說到國共關係、中共與美國的關係，而且還談到了戰後中國的經濟建設。

　　對於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毛澤東說，我們以前不會提出美國承認中共的問題，時機還不成熟。我們現在隻是要求，美國政策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會有內戰的威脅。但是如果國民黨不實行改造，那時就必須提出美國對共產黨的政策這個問題……美國把武器給予一切抗日部隊，包括共產黨的軍隊在內，這樣做不是幹涉；美國隻把武器給予國民黨，其後果將會是幹涉，因為它將使國民黨能夠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意願。

　　當談到雙方的合作時，毛澤東指出：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美國無須害怕我們不願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援助。我們不能冒險與你們迎頭相撞――不能冒險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在繚繞的煙霧裏，兩個人的興致越來越高，不知不覺間談了６個小時。

　　謝偉思明白談話的重要性，他詳細記錄了談話的內容，並於８月２７日發出有關這次談話的報告，華盛頓在兩個月後收到報告。正如戴維斯所說：“這次談話……較諸羅斯福以及華萊士和蔣介石的所有談話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但是，“毛澤東為了和美國達成一項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議，被美國政府忽視了。且不說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連華盛頓也極少注意到毛的主動的表示。於是，中美關係中富有曆史意義的瞬間就這樣未受注意而被忽略過去了”。直到１９６９年中美兩國為關係正常化開始秘密接觸的時候，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的報告才首次被公開發表。

就在謝偉思致力於中共與美國關係時，羅斯福對蔣介石作出了讓步

　　觀察組成員向重慶美軍總部和華盛頓發回大量報告，到９月２７日止，兩個月中就發出各類報告１１２份。作為觀察組的政治顧問，謝偉思撰寫的政治性報告數量最多。

　　在８月３日的報告中，謝偉思認為中共執行堅持統一戰線、避免內戰的政策是真誠的。他個人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共產黨人把他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放在真誠希望在中國實現民主製度的基礎上，在民主製度下，經濟可能有秩序地增長，通過私有企業階段最終進到社會主義，而無需經過劇烈的社會動亂和革命。因此，中共的政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將不會違反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共產黨應該盡可能受到美國的同情和友好對待。

　　在８月２９日和９月３日的報告中，謝偉思指出中共及其軍隊在對日作戰中的重要作用，建議美國政府把軍事援助擴大給予中共軍隊，並充分說明這樣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好處。

　　在９月４日的報告中，謝偉思這樣描述了對中共領導人集體的印象：“他們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於崇高的原則，並且有傑出才幹和堅毅的領導素質。”“把他們排列在現代中國任何一個團體之上，這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就在謝偉思充滿激情地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時，一個不祥的消息傳到延安：羅斯福已經有意對蔣介石作出讓步，將在軍事指揮權問題上與蔣介石僵持不下的史迪威將軍調回美國。１０月２４日，羅斯福總統正式免除史迪威的職務，由魏德邁接任駐華美軍總司令。高斯大使隨後也辭職回國。

　　１０月底，謝偉思奉命回國匯報工作，並參加任何可能進行的對華政策討論。在重慶，他與戴維斯交換了意見，他們都認為美國政府把自己同國民黨綁在一起和屈服於蔣介石是犯了嚴重錯誤，美國的對華政策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回到華盛頓後，謝偉思得知赫爾利一直在謀求駐華大使一職，便直言不諱地對羅斯福總統的助手霍普金斯說，任命赫爾利繼高斯出任大使，會是一場“災難”。然而，白宮並未理會謝偉思的警告，應蔣介石的請求，對中國情況懵懂無知的赫爾利於１１月１７日被正式任命為駐華大使。

　　幫著蔣介石擠走了史迪威後，急於表現的赫爾利，把美國與蔣介石及其政府緊緊地綁在了一起。他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３１日給國務院的電報中這樣剖白自己的心跡：“在我與共產黨的所有談判中，我都堅持，美國不願將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或反對國民政府的叛亂者而向它提供物資供應或給予其他援助。美國對共產黨的任何援助都必須通過中國國民政府給予該黨。”甚至還在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期間，赫爾利便讓蔣放心，“等到對日戰爭結束，你那些裝備精良的師、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共軍了”。

　　赫爾利無條件支持蔣介石的政策，遭到了大多數美國駐華人員的質疑。剛愎自用的赫爾利，把國共和談未能取得進展的原因歸咎於與其意見相左的美國在華人員特別是延安觀察組成員，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排斥和打擊，戴維斯和包瑞德相繼離開了觀察組，包瑞德眼看到手的準將軍銜也被赫爾利一手攪黃。

　　赫爾利采取一係列嚴厲措施，加強對美國在華人員的控製和對延安的封鎖。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赫爾利向使館工作人員宣布，美國人呆在中國是為了確保一切軍事和政治派別都團結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他說，今後美國的政策由他說了算，而他的原則是不準發送任何有損美國政策的函電。除非經過他簽字，否則任何材料不得上報。也就是說，此後任何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利的報告都不得發往華盛頓。

　　謝偉思再次來到延安，準備考察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

　　１９４５年初，謝偉思被重新派回中國。赫爾利的專橫跋扈激起了美國駐華人員的憤慨，在他與魏德邁回國述職期間，發生了“２月２８日長電事件”。在華的外交官和軍方人員認為，赫爾利沒有把中國的情況如實地報告給國務院，對美國最高層的決策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主持使館工作的代辦艾奇遜提議，草擬一封關於中國形勢的電報，實事求是地反映大多數駐華外交和軍事人員的意見。謝偉思是電報的主要起草人。

　　電報幾經傳遞，赫爾利在國務院看到後暴跳如雷，先是埋怨遠東司不該收下這份電報，接著破口大罵：“我知道是誰起草的，是謝偉思！我豁出命來也要幹掉這個狗娘養的！”與遠東司官員激烈爭論一番後，赫爾利與魏德邁兩次造訪白宮，在兩個問題上得到羅斯福總統的支持：努力維持和改造蔣介石政府；除非經蔣介石認可，不給共產黨援助。４月２日，赫爾利在華盛頓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美國政府隻支持國民黨政權，不承認也不援助其他的政府或政治勢力。赫爾利回到中國後，對駐華人員進行了清洗，凡是與“２月２８日長電事件”有關的官員都被調離崗位。

　　１９４５年３月８日，謝偉思經魏德邁批準再一次來到延安，準備考察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中共領導人對這位觀察組中最重要的成員重回延安感到高興。３月１３日，毛澤東再次約謝偉思作長時間談話。毛澤東先是詢問了謝偉思最近美國之行的情況，並對美國官方和美國輿論對遠東戰爭，對中國的總的情況，特別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表示興趣。

　　毛澤東認為，戰後中美合作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他指出，中國戰後最大的需要是發展經濟，但它缺少單獨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資本主義基礎。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可以互相補充，他們將不會發生競爭。美國不僅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唯一最合適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參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唯一國家。由於這些原因，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決不應有也不會有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毛澤東向謝偉思表示，不明白為什麽美國的政策在有了良好開端之後又搖擺了。蔣介石如果不是得到美國的支援，他或者早已崩潰，或者已經被迫改變政策。現在唯一能夠挽救形勢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希望美國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實現它。

　　兩天之後，毛澤東把自己親筆簽名的照片贈給謝偉思留念。

　　３月３０日，謝偉思突然接到要他盡快回國的命令，中共領導人以為這可能是美國決策層重新研究中國問題的跡象。４月１日下午，毛澤東與謝偉思進行了告別談話，周恩來、朱德也在場。談話在毛澤東的主導下進行。毛澤東特別強調，一旦中國發生內戰，希望對國共雙方采取不插手政策。４月１日的談話，是毛澤東與謝偉思的最後一麵。事後證實，謝偉思回國是赫爾利在背後搗鬼的結果，他向國務院告狀說謝偉思去延安是把美軍在中國登陸的秘密計劃交給中共，迫使國務院下令召回了謝偉思。４月４日，謝偉思離開延安。謝偉思的離去，切斷了美國與中共之間僅剩下的一點聯係。

謝偉思沒有想到，回國後等待他的將是一場災難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０日，謝偉思返回美國。謝偉思結束在中國的任務後，魏德邁在給國務卿的信中這樣評價：“他精通漢語，對中國的風俗習慣了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澤東、朱德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並保持融洽的關係。在他長時間居留延安的過程中，他寫了有關共產黨控製地區軍事、經濟和政治狀況的大量報告，而在這方麵，美國政府以前是幾乎根本得不到可靠情報的。他寫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政治形勢分析，因為政治形勢影響著中國政府的作戰潛力，連帶地也影響著在中國的美國部隊的作戰潛力。”然而，謝偉思沒有想到，回國後等待他的將是一場災難，也就是６月發生的“《美亞》雜誌事件”。

　　《美亞》雜誌是創刊於１９３７年的一份雙周刊，主要刊登有關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的文章。雜誌的主編和所有人菲利普·賈菲曾與拉鐵摩爾等於１９３７年訪問過延安。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６日的那一期《美亞》雜誌中，刊載了一篇有關泰國局勢的文章，內容與戰略情報局的一份機密報告有相似之處。３月１１日，雜誌在紐約的辦事處受到戰略情報局官員的查抄，一些與雜誌有關的人也被調查和監視。正在國務院等待新的工作安排的謝偉思，曾應賈菲之邀與他見過幾次麵，並把自己在中國寫的幾個報告的副本借給了他。６月６日，謝偉思與賈菲等六人一起遭到聯邦調查局的逮捕。聯邦調查局搜查了謝偉思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沒收了他的全部文件。８月１０日，謝偉思被大陪審團宣布無罪。此後，謝偉思被派往東京，在麥克阿瑟的占領軍總部外事處工作。

　　９月下旬，赫爾利返回美國。眼見中國的形勢陷入僵局，心灰意冷的赫爾利在１１月提出辭職。杜魯門總統立即批準並任命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處國共矛盾。赫爾利在辭職信中危言聳聽地說：“職業外事官員與中國共產主義武裝政黨和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站在一起，後者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國分裂以便來反對它。”在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赫爾利對謝偉思、艾奇遜、戴維斯、埃默深等人進行指責和攻擊。從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８年，國務院對謝偉思作過四次調查，每次都證明他並沒有過失。

　　馬歇爾將軍的使命同樣沒有取得成功。隨著蔣介石在內戰中的徹底失敗和新中國的建立，在美國國內發生了一場“誰丟掉了中國”的爭論。

　　１９５０年初，以參議員麥卡錫為代表的右翼勢力掀起了迫害在華外交官的惡浪。謝偉思被指控為“眾所周知的共產黨同夥與合作者”。被派往美國駐印度大使館擔任參讚的謝偉思，赴任途中在海上接到召他即刻返回華盛頓接受國務院忠誠審查委員會訊問的電報。麥卡錫得到消息，得意洋洋地嚷道：“他們把謝偉思召回來了，這一下我可把他們和他都逮住了！”

　　美國著名外交家喬治·凱南負責審查謝偉思１９４２年５月到１９４５年５月所寫的１２６份報告。他寫道：“我沒有發現什麽跡象足以說明這些報告帶有出自任何不良動機，或聯係或產生於任何衝動的性質，要說有什麽衝動，那不過是提出報告的官員願意國務院知道他所看到的事實以及他所作的闡釋罷了。我沒有發現什麽跡象足以表明這些報告所報告的不是他向國務院直率闡述的最明智的判斷。恰好相反，報告到處表現出深思熟慮，才思敏捷。在我看來，它不可能是一個心地狹隘或懷有偏見的人的手筆。”

　　謝偉思當年的上司高斯大使在國務院忠誠委員會為謝偉思作證時稱讚說：他是傑出的。在我整整３９年的工作中，我不知道有任何官員給我的印象比約翰·謝偉思更好……他是真正的美國人，不偏不倚。他對我們所遇到的所有政治問題的態度是客觀的。

　　忠誠審查委員會據此作出對謝偉思有利的裁決。

　　１９５１年秋，謝偉思又一次收到忠誠審查委員會的傳票。１２月１４日，由賓厄姆任主席的這個委員會給謝偉思增加了一項新罪名，作出“對他的忠誠是有理由表示懷疑的”的結論。幾小時後，謝偉思被開除出國務院。

　　為了謀生，謝偉思不得不到一家製造閥門的公司工作。善於鑽研的謝偉思甚至設計出一項新產品並取得了專利。但他從未停止過對自己所受不公平待遇的申訴。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７日，最高法院作出對謝偉思有利的判決。７月３日，謝偉思恢複１９５１年被開除的職位。９月，謝偉思重新回到國務院工作，不過再也沒受重用。

　　時隔２６年後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

　　１９６２年５月，５３歲的謝偉思決定提前退休，回到伯克利定居。１９６４年謝偉思取得文學碩士學位，接著進修哲學博士的課程。不久，他受聘擔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館長。１９６９年春，研究中心決定把謝偉思提升為正式專家，著名中國學家費正清教授親自寫了推薦書。“我想向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推薦，但是我料想你會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卻把他列入全國性的坐標與文化上的英勇戰士的一級。”謝偉思如願得到提升，他欣慰地對朋友說：“用中國話來說，我是得到了一點麵子。”

　　１９７１年的金秋時節，謝偉思夫婦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國。９月２６日，謝偉思抵達北京，在時隔２６年後重新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六個半星期的行程中，謝偉思先後訪問了南京、上海、杭州、廣州、重慶等城市。當然，最能勾起這位老人回憶的是對出生地成都和延安的訪問。他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包括當年曾為之輸血的喬冠華副外長，並且會見了第二次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在結束訪問的前一天，謝偉思受到周恩來的單獨接見。周恩來對謝偉思所經曆的艱難表示關切，並問起他們共同的老朋友包瑞德、戴維斯、埃默深、文森特等人的情況。周恩來還對謝偉思說，如果蔣介石願意放棄在台灣的政府，北京將樂意在它的政府裏給他安排一個光榮體麵的位置。或許是擔心給主人增添不必要的麻煩，謝偉思沒有提出會見毛澤東的請求，這也留下了謝偉思此行的最大遺憾。

　　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鬆總統對中國作曆史性訪問的前一周，謝偉思應邀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聚會上發表演講。謝偉思感慨良深地說：“我最近對中國的訪問證明——至少對我本人來說是這樣——中國今天的許多情況能夠從我們於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在延安的中共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及我們從那裏發回的報告中找到根源。我以為，我們在越南的卷入，我們堅持有必要遏製中國，以防止我們所認為的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乃基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缺乏對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以及對他們的領導人的意圖的真正了解。我們‘確信’他們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國家。然而，我卻認為他們向來沒有向外侵略的傳統。因此，我想我們之所以陷入越南泥沼，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我們這種對中國的誤解和庸人自擾的恐懼。”

　　一位研究中美關係的美國學者說得更加直截了當：“如果華盛頓的決策者哪怕僅僅是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後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那麽，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鬆１９７２年去北京，而是早在２０年之前，艾森豪威爾可能就到那裏去了，而不是去朝鮮。”

　　１９７３年１月３０日，美國外交協會舉辦了盛大的午餐會，專門宴請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在華的外交官。會場選在國務院大廈最高層八樓，富麗典雅的富蘭克林大廳裏人聲鼎沸，國務院的高官和社會名流２５０多人齊聚一堂，外麵還有６００餘人通過閉路電視觀看這一盛況。謝偉思當年的同事柯樂布、埃默深、林沃爾特，還有文森特的遺孀，都出席了午餐會。當謝偉思被介紹給大家時，受到了長時間的起立歡呼。在這一瞬間，這位老人似乎感受到，幾十年來所受的坎坷和屈辱得到了最終的補償。《紐約時報》專門為這次午餐會發表的社論說：“這實際上是為‘老中國通們’平反洗雪的最後一個步驟，這些‘老中國通們’的前程之所以被斷送或被玷汙，都隻因為他們準確無誤地預言了中國共產黨人將會戰勝蔣介石無能的國民黨政府。”

　　１９８４年，謝偉思再度訪華，受到胡耀邦總書記和李先念主席的接見。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謝偉思在接受中國學者采訪時，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感：“我出生在中國。我把中國當成第二故鄉。我愛中國和她的人民。我衷心祝願中國人民幸福，他們的國家繁榮昌盛。”

　　１９９９年２月４日，９０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結束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