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報複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衝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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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係、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 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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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江西模式”。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裏，以“江西地方迅速複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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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複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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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複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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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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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派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徹底“消滅”紅軍，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敵人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敵人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敵人肆意屠殺蘇區人民，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敵人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敵人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敵人起初殺人以人頭計數報功請賞，後因殺人如麻，改以耳朵計數。殘殺蘇區人民的劊子手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了 。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敵人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敵人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敵人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於都的國民黨聯保主任舒育民將蘇區幹部尹清連逮捕後，對尹施以火燒、灌水、電刑、棉花塞口、四肢釘在樹上等酷刑，最後，又用刀將其割成4塊，投入河中。於都水頭區大惡霸邱潤璜對紅軍戰士朱昌隆連續用了2天2夜的毒刑後，又將朱昌隆捆在飯甑裏活活蒸死。石城縣豐山區的反革命分子周壽鬆捉住區委書記廖祖貽後，將其雙腳砍掉，眼睛挖掉，折磨致死。新坊鄉互濟會主任溫輝煌被捕後，敵人先割下他的耳朵，強迫他吃掉，爾後，又一刀一刀將他割死。
反動派和豪紳地主對蘇區人民進行前所未有的搶掠焚燒。據不完全統計，興國縣燒毀房屋16461間，搶走稻穀23500擔、耕牛7274頭，豬9274頭、衣服53048件，被帳15682床、食油201052斤、農具98425件、銀洋107349元；寧都縣燒毀民房24592間，搶走糧食28557擔、銀洋86520無、耕牛2361頭，奪走土地86542畝；石城縣被奪走的糧食7395擔、耕牛618頭、銀洋231755元；上猶縣被奪走糧食30820擔、農具3270件、銀洋10662元，焚燒民房243間，其中清湖圩就有80多間店房和20多間民房全部被燒光；會昌縣被搶去糧食3492擔、耕牛674頭、銀洋4956元，農具22844件，焚燒、拆毀房屋1293間；瑞金縣城、安治、陶朱等地被毀民房1500餘棟、武陽、瑞林被燒毀民房5000多棟，黃柏有408戶被搶光。 昔日繁榮的農村和墟鎮，一時變成了瓦礫成堆、斷壁殘垣、血淚斑斑的廢墟。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被某些人津津樂道的蔣某人從其當政時到潰退台灣，一直在4億多徘徊。除去抗戰期間被日寇殺害和犧牲的3500萬人不算，被蔣政權屠殺和瘟疫、旱澇、饑餓等原因死亡的人口達幾億人之多。蔣時代，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淹死89萬人，數千萬難民；紅軍長征後的3年時間裏，僅中央蘇區被殺的共產黨員和群眾達80多萬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20多萬，其中有的還是孕婦……。蔣政權屠殺時，連幾歲的孩子，像小蘿卜頭、楊虎城的小女兒也不放過。蔣政權殺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樣殘忍，像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孫炳文在龍華被腰斬。腰斬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卻未曾想到又被蔣政權用來屠殺共產黨人。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趙世炎被砍頭。國民黨劊子手將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按倒，以亂刀將他砍死。喪心病狂的劊子手殺害張叔平烈士時，用八寸長的鐵釘將其雙手釘在牆上,又用兩枚長釘穿過他的腳心深深釘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廣州起義時，女戰士遊曦等人被脫光衣服示眾，割掉乳房，屍體砍成幾斷。被槍殺的女學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樹枝（有當時留下的照片為證）。 1927年5月26日，沅陵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員、縣婦女協會副會長姚鑒雪不幸落入敵手。敵人連夜對她毒刑拷打，但她堅貞不屈。第二天敵人的軍事法庭判處她砍頭極刑，隨即押往沅陵縣城東關餘家橋河坪。在赴刑場途中，她昂首挺胸挺胸，神態自若，高呼口號。姚鑒雪犧牲後，敵人剝光她的衣褲裸屍示眾。但殘暴的敵人仍不解恨，為了泄恨，反動派指使劊子手割去姚鑒雪的兩隻乳房並在她小腹兩側各刺一刀，最後把一根木棍插進她的陰道。曾擔任過浙江省委書記的李碩勳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斷雙腿用籮筐抬出去槍殺。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釘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爛。蔡會文烈士身負重傷被俘後堅貞不屈，被國民黨兵按住，割斷喉嚨而犧牲。在老蔣的老家附近的明山地區，年青的女共產黨員李敏被捕後，被國民黨士兵刺了27刀犧牲，和她一起犧牲的同誌被刺30多刀。共產黨員的區長徐嬰犧牲後還被喪心病狂的國民黨頑匪剖屍挖心。陸定一的原配夫人唐義貞烈士，被凶殘的敵人破開肚子，倒地掙紮痛苦不堪而死，嘴裏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蘭，被捕後，敵人切開她的肚子，她犧牲後，還砍下她的頭顱掛在贛州城門上示眾。與劉少奇為同學的謝文卿烈士等人，被國民黨匪徒塞進裝有石灰的麻袋後，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盧誌英烈士被國民黨特務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後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產黨人，被白公館的特務用美國製造的電椅處死，結果一人死亡，兩人並未斷氣，國民黨特務劊子手楊進興說了一句:美國造的雞巴玩意兒也不一定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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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隊製造的慘案：馬家溝慘案
1947年農曆七月至八月，國民黨軍隊進占平度後，白埠、蓼蘭、吳莊、門村、田莊等地的地主還鄉團盤踞在馬家溝，一個多月的時間，殺害革命幹部和翻身農民400餘人（“煙台溝”100人左右，西大灣300餘人）。其殘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槍穿、鍘刀鍘、火燒、香觸、槍殺，慘不忍睹。當時屍體遍野，“煙台溝”內充滿屍體，堵住水流。 新河慘案 1947年,平度西北鄉辛安、張舍、灰埠、官莊、新河等地的地主還鄉團400多人，盤踞新河村。自農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僅20天時間，以大刀砍、紮槍穿、石頭砸、鐵鍁劈、槍殺等慘毒手段，殘殺革命幹部及翻身農民470餘人。有的被“大卸八塊”；有的哺乳嬰兒爬到被殺的母親身邊，竟被活活摔死；濰南一批烈、軍屬轉移回鄉，路經新河被抓，集體遭槍殺。殺人瘋狂時，膠河水一片血紅，新河大橋西頭屍體連片，野狗爭食，行人欲斷。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將領陳長捷在長城一帶製造對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殺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稱“三&S226;二六”事件。駐東勝的國民黨伊克昭盟守備軍總司令陳長捷、第26師師長何文鼎等，頑固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政策，無休止地敲詐勒索，掠奪牲畜、財物，排擠抗日的蒙古族武裝，扣發蒙古保安隊官兵糧餉，對蒙漢人民實行血腥統治。又以解決伊盟駐軍糧食為名，強墾蒙古族牧地，終於釀成“三&S226;二六”事件。事件發生後，陳、何軍隊對起義軍民進行血腥鎮壓，燒殺搶掠甚於土匪，暴行震動全國。被殺害的非共產黨人,也不計其數，國民黨左派鄧演達被蔣親自下令秘密槍殺，國母宋慶齡氣憤至極當麵罵蔣。浙江大學教授費凡在報刊上撰文痛斥蔣實行法西斯獨裁，蔣恨之入骨，下令將其秘密綁架，關進白公館集中營，後被槍殺，屍體拋入鏹水池中毀掉。被暗殺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楊杏佛、李公仆、聞一多……。黃炎培的大兒子(並非是共產黨員)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國民黨特務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時，非共產黨員的王振華、黎潔霜夫婦被押出白公館牢房，夫婦倆同戴一副手銬，各抱著一個在獄中出生的孩子，大的兩歲、小的一歲。孩子眼見劊子手的猙獰麵目，哭喊著叫媽媽。黎潔霜對特務說道：“多打我幾槍，你們把孩子放了！”“不行，斬草除根！”當著父母的麵，特務楊進興扼殺了兩個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國民黨橫征暴斂，浙江平陽縣江南爆發抗丁抗糧的農民大刀會暴動，遭國民黨政府武裝鎮壓，數百人被屠殺。國民黨縣長張韶舞將被害群眾頭顱擺成人頭陣陳列示眾，張還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謊報殺的都是共產黨。蔣政府予以嘉獎。蔣介石還有一嗜好，喜歡看死人照片。許多人被殺後，蔣介石都要查驗照片，就地槍決，拍照呈驗。瞿秋白、楊虎城一家、宋綺雲（小蘿卜的父親）一家等許多人被殺後，均拍成照片讓蔣親自過目。代表反動地主豪紳利益的國民黨當局，不但殘酷鎮壓這些反抗者，對他們的家屬也進行株連報複。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到陝甘蘇區采訪徐海東時，異常吃驚地聽到“國民黨軍一共殺了徐家66人”，他的“27個近親，39個遠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斯諾就此懂得了什麽是中國的階級戰爭。邱會作將軍的家族中也有十幾人被國民黨軍殺害。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並將新四軍高級參謀塗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６人活埋於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新四軍軍部機要員施奇在皖南事變中被抓，因國民黨十幾個獸兵輪奸致重病，她堅貞不屈，最後被劊子手活埋。活埋時，因土坑較淺，施奇在坑中掙紮泥土蠕動，劊子手發現後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後用腳踩實。在上饒集中營裏，國民黨看守使用各種酷折磨被俘的新四軍官兵，如使用電刑，女的將電線綁在乳頭上，男的則將電線綁在生殖器上。當有女“犯人”要被槍斃時，頭天晚上，國民黨看守中就會有人便將她押到自己的房內進行強奸蹂躪，第二天再進行槍斃，還恬不知恥的聲稱自己是“廢物利用”。
1946年6月，蔣介石挑起了全國規模的反革命內戰。同年11月23日，我軍撤離淮北，淮北根據地淪入敵手。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還鄉團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園遭到嚴重的破壞，他們扒墓劈棺，拋撒彭師長遺骨，拉倒紀念塔上的新四軍銅像，用機槍掃射紀念塔、紀念碑和烈士英名碑，致使塔碑上彈痕累累，使近千名烈士英名無法辨認。
1949年，“一一.二七”渣滓洞集中營大屠殺時，國民黨匪徒機槍對著樓八室掃射，兩個嬰兒的母親和難友們中彈犧牲，失去母親的兩個嬰兒在床下血泊中哇哇哭叫，此時，已中數彈倒下的羅娟華，聽見嬰兒啼哭，她強忍劇痛爬向床角，以自己的身體掩護孩子。特務們進房補槍時，用步槍將她勾出，並射擊她的頭部，她的頭破碎得血肉模糊，隨即兩個孩子也被刺死。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國民黨軍中則有“軍中樂園”…… 日本強盜屠殺中國人的手段蔣政權都幹過！因為日本強盜政權和蔣政權一樣都是代表有錢人集團利益的。
一、藍衣社別動隊的初步行動（1934年—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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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係、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2、“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 製”就開始了。
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
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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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江西模式”。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
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
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裏，以“江西地方迅速複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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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複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二、別動隊在大別山（1933年—1935年）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
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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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
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複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
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
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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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如果不是因為傳教士透露出來的消息引起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複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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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派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徹底“消滅”紅軍，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敵人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敵人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敵人肆意屠殺蘇區人民，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敵人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敵人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
敵人起初殺人以人頭計數報功請賞，後因殺人如麻，改以耳朵計數。殘殺蘇區人民的劊子手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了 。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敵人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敵人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敵人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
於都的國民黨聯保主任舒育民將蘇區幹部尹清連逮捕後，對尹施以火燒、灌水、電刑、棉花塞口、四肢釘在樹上等酷刑，最後，又用刀將其割成4塊，投入河中。於都水頭區大惡霸邱潤璜對紅軍戰士朱昌隆連續用了2天2夜的毒刑後，又將朱昌隆捆在飯甑裏活活蒸死。石城縣豐山區的反革命分子周壽鬆捉住區委書記廖祖貽後，將其雙腳砍掉，眼睛挖掉，折磨致死。新坊鄉互濟會主任溫輝煌被捕後，敵人先割下他的耳朵，強迫他吃掉，爾後，又一刀一刀將他割死。
反動派和豪紳地主對蘇區人民進行前所未有的搶掠焚燒。據不完全統計，興國縣燒毀房屋16461間，搶走稻穀23500擔、耕牛7274頭，豬9274頭、衣服53048件，被帳15682床、食油201052斤、農具98425件、銀洋107349元；寧都縣燒毀民房24592間，搶走糧食28557擔、銀洋86520無、耕牛2361頭，奪走土地86542畝；石城縣被奪走的糧食7395擔、耕牛618頭、銀洋231755元；上猶縣被奪走糧食30820擔、農具3270件、銀洋10662元，焚燒民房243間，其中清湖圩就有80多間店房和20多間民房全部被燒光；會昌縣被搶去糧食3492擔、耕牛674頭、銀洋4956元，農具22844件，焚燒、拆毀房屋1293間；瑞金縣城、安治、陶朱等地被毀民房1500餘棟、武陽、瑞林被燒毀民房5000多棟，黃柏有408戶被搶光。 昔日繁榮的農村和墟鎮，一時變成了瓦礫成堆、斷壁殘垣、血淚斑斑的廢墟。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被某些人津津樂道的蔣某人從其當政時到潰退台灣，一直在4億多徘徊。除去抗戰期間被日寇殺害和犧牲的3500萬人不算，被蔣政權屠殺和瘟疫、旱澇、饑餓等原因死亡的人口達幾億人之多。蔣時代，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淹死89萬人，數千萬難民；紅軍長征後的3年時間裏，僅中央蘇區被殺的共產黨員和群眾達80多萬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20多萬，其中有的還是孕婦……。蔣政權屠殺時，連幾歲的孩子，像小蘿卜頭、楊虎城的小女兒也不放過。蔣政權殺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樣殘忍，像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孫炳文在龍華被腰斬。腰斬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卻未曾想到又被蔣政權用來屠殺共產黨人。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趙世炎被砍頭。國民黨劊子手將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按倒，以亂刀將他砍死。喪心病狂的劊子手殺害張叔平烈士時，用八寸長的鐵釘將其雙手釘在牆上,又用兩枚長釘穿過他的腳心深深釘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廣州起義時，女戰士遊曦等人被脫光衣服示眾，割掉乳房，屍體砍成幾斷。被槍殺的女學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樹枝（有當時留下的照片為證）。 1927年5月26日，沅陵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叛變革命,，中國共產黨員、縣婦女協會副會長姚鑒雪不幸落入敵手。敵人連夜對她毒刑拷打，但她堅貞不屈。第二天敵人的軍事法庭判處她砍頭極刑，隨即押往沅陵縣城東關餘家橋河坪。在赴刑場途中，她昂首挺胸挺胸，神態自若，高呼口號。姚鑒雪犧牲後，敵人剝光她的衣褲裸屍示眾。但殘暴的敵人仍不解恨，為了泄恨，反動派指使劊子手割去姚鑒雪的兩隻乳房並在她小腹兩側各刺一刀，最後把一根木棍插進她的陰道。曾擔任過浙江省委書記的李碩勳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斷雙腿用籮筐抬出去槍殺。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釘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爛。蔡會文烈士身負重傷被俘後堅貞不屈，被國民黨兵按住，割斷喉嚨而犧牲。在老蔣的老家附近的明山地區，年青的女共產黨員李敏被捕後，被國民黨士兵刺了27刀犧牲，和她一起犧牲的同誌被刺30多刀。共產黨員的區長徐嬰犧牲後還被喪心病狂的國民黨頑匪剖屍挖心。陸定一的原配夫人唐義貞烈士，被凶殘的敵人破開肚子，倒地掙紮痛苦不堪而死，嘴裏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蘭，被捕後，敵人切開她的肚子，她犧牲後，還砍下她的頭顱掛在贛州城門上示眾。與劉少奇為同學的謝文卿烈士等人，被國民黨匪徒塞進裝有石灰的麻袋後，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盧誌英烈士被國民黨特務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後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產黨人，被白公館的特務用美國製造的電椅處死，結果一人死亡，兩人並未斷氣，國民黨特務劊子手楊進興說了一句:美國造的雞巴玩意兒也不一定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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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軍隊製造的慘案：馬家溝慘案
1947年農曆七月至八月，國民黨軍隊進占平度後，白埠、蓼蘭、吳莊、門村、田莊等地的地主還鄉團盤踞在馬家溝，一個多月的時間，殺害革命幹部和翻身農民400餘人（“煙台溝”100人左右，西大灣300餘人）。其殘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槍穿、鍘刀鍘、火燒、香觸、槍殺，慘不忍睹。當時屍體遍野，“煙台溝”內充滿屍體，堵住水流。 新河慘案 1947年,平度西北鄉辛安、張舍、灰埠、官莊、新河等地的地主還鄉團400多人，盤踞新河村。自農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僅20天時間，以大刀砍、紮槍穿、石頭砸、鐵鍁劈、槍殺等慘毒手段，殘殺革命幹部及翻身農民470餘人。有的被“大卸八塊”；有的哺乳嬰兒爬到被殺的母親身邊，竟被活活摔死；濰南一批烈、軍屬轉移回鄉，路經新河被抓，集體遭槍殺。殺人瘋狂時，膠河水一片血紅，新河大橋西頭屍體連片，野狗爭食，行人欲斷。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將領陳長捷在長城一帶製造對內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殺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稱“三&S226;二六”事件。駐東勝的國民黨伊克昭盟守備軍總司令陳長捷、第26師師長何文鼎等，頑固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政策，無休止地敲詐勒索，掠奪牲畜、財物，排擠抗日的蒙古族武裝，扣發蒙古保安隊官兵糧餉，對蒙漢人民實行血腥統治。又以解決伊盟駐軍糧食為名，強墾蒙古族牧地，終於釀成“三&S226;二六”事件。事件發生後，陳、何軍隊對起義軍民進行血腥鎮壓，燒殺搶掠甚於土匪，暴行震動全國。被殺害的非共產黨人,也不計其數，國民黨左派鄧演達被蔣親自下令秘密槍殺，國母宋慶齡氣憤至極當麵罵蔣。浙江大學教授費凡在報刊上撰文痛斥蔣實行法西斯獨裁，蔣恨之入骨，下令將其秘密綁架，關進白公館集中營，後被槍殺，屍體拋入鏹水池中毀掉。被暗殺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楊杏佛、李公仆、聞一多……。黃炎培的大兒子(並非是共產黨員)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國民黨特務活埋。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時，非共產黨員的王振華、黎潔霜夫婦被押出白公館牢房，夫婦倆同戴一副手銬，各抱著一個在獄中出生的孩子，大的兩歲、小的一歲。孩子眼見劊子手的猙獰麵目，哭喊著叫媽媽。黎潔霜對特務說道：“多打我幾槍，你們把孩子放了！”“不行，斬草除根！”當著父母的麵，特務楊進興扼殺了兩個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國民黨橫征暴斂，浙江平陽縣江南爆發抗丁抗糧的農民大刀會暴動，遭國民黨政府武裝鎮壓，數百人被屠殺。國民黨縣長張韶舞將被害群眾頭顱擺成人頭陣陳列示眾，張還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謊報殺的都是共產黨。蔣政府予以嘉獎。蔣介石還有一嗜好，喜歡看死人照片。許多人被殺後，蔣介石都要查驗照片，就地槍決，拍照呈驗。瞿秋白、楊虎城一家、宋綺雲（小蘿卜的父親）一家等許多人被殺後，均拍成照片讓蔣親自過目。代表反動地主豪紳利益的國民黨當局，不但殘酷鎮壓這些反抗者，對他們的家屬也進行株連報複。美國記者斯諾於1936年到陝甘蘇區采訪徐海東時，異常吃驚地聽到“國民黨軍一共殺了徐家66人”，他的“27個近親，39個遠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斯諾就此懂得了什麽是中國的階級戰爭。邱會作將軍的家族中也有十幾人被國民黨軍殺害。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並將新四軍高級參謀塗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６人活埋於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新四軍軍部機要員施奇在皖南事變中被抓，因國民黨十幾個獸兵輪奸致重病，她堅貞不屈，最後被劊子手活埋。活埋時，因土坑較淺，施奇在坑中掙紮泥土蠕動，劊子手發現後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後用腳踩實。在上饒集中營裏，國民黨看守使用各種酷折磨被俘的新四軍官兵，如使用電刑，女的將電線綁在乳頭上，男的則將電線綁在生殖器上。當有女“犯人”要被槍斃時，頭天晚上，國民黨看守中就會有人便將她押到自己的房內進行強奸蹂躪，第二天再進行槍斃，還恬不知恥的聲稱自己是“廢物利用”。
1946年6月，蔣介石挑起了全國規模的反革命內戰。同年11月23日，我軍撤離淮北，淮北根據地淪入敵手。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還鄉團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園遭到嚴重的破壞，他們扒墓劈棺，拋撒彭師長遺骨，拉倒紀念塔上的新四軍銅像，用機槍掃射紀念塔、紀念碑和烈士英名碑，致使塔碑上彈痕累累，使近千名烈士英名無法辨認。
1949年，“一一.二七”渣滓洞集中營大屠殺時，國民黨匪徒機槍對著樓八室掃射，兩個嬰兒的母親和難友們中彈犧牲，失去母親的兩個嬰兒在床下血泊中哇哇哭叫，此時，已中數彈倒下的羅娟華，聽見嬰兒啼哭，她強忍劇痛爬向床角，以自己的身體掩護孩子。特務們進房補槍時，用步槍將她勾出，並射擊她的頭部，她的頭破碎得血肉模糊，隨即兩個孩子也被刺死。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國民黨軍中則有“軍中樂園”…… 日本強盜屠殺中國人的手段蔣政權都幹過！因為日本強盜政權和蔣政權一樣都是代表有錢人集團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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