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太原戰役中日本戰犯城野宏的懺悔錄 (圖)

戴眼鏡者為城野宏

（一）
　　城野宏，在日軍占領太原期間，曾任偽山西省公署顧問輔佐官，名義上是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應聘者，實質上是日本山西派遣軍司令部的政治要員和侵華日軍總部安插在汪偽政府內的代理人。抗戰勝利後，為繼續控製山西，確保並利用山西的豐富資源為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服務，他提出了日俘“殘留”山西的理論，誘脅日俘和日僑萬餘人“殘留”山西。這一謬論正好與閻錫山利用日俘維持其統治的想法不謀而合，故深得閻錫山重用，曾任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暫編獨立第十總隊少將總隊副、“合謀社”軍事組長等多種要職。從8年抗戰到3年解放戰爭，他在山西作惡多端，罪行累累。1949年4月24日，城野宏在解放軍解放太原時被俘。作為戰犯，他先後被囚禁於太原、撫順等戰犯管理監獄，為時15年。期間，他曾於1956年被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64年，城野宏在撫順監獄被赦，提前釋放回國。
　　
　　（二）
　　城野宏釋放後，要求來太原參觀，並希望會見老朋友。經撫順監獄管理處報經公安部批準並委托“紅十字會”派人陪同，於1964年3月間，偕另一戰犯富永順大郎(日滿間諜，蔣介石國防部二廳北平工作隊中校副台長)來太原參觀訪問。太原市公安局、外事辦公室、交際處組成一個接待小組，以紅十字會的名義出麵接待。根據上級“積極主動，多做工作”、“以禮相待，不得歧視”的精神以及“敢於同他們交朋友，爭取他們回國多做中日友好的工作，成為反戰力量的宣傳員”的要求，我代表外辦參加了這一接待工作。事先，我們對這些人的罪惡是有所了解的，因此對他們都極其厭惡。公安部文件通知：城野宏經過15年的改造教育，有一定的悔改表現，認罪態度較好，他表示回國後一定要為“中日世代友好、中日永不戰”而盡力。公安部要求我們的認識都要統一到黨的政策上來。我們經過學習，包括司機、服務員、廚師和所要去的“舊址”、工廠、人民公社及所要接觸的人員，都統一了思想，表示要認真負責地完成好接待任務。
　　公安部通知文件中，還提及“戰犯在山西的犯罪事實業經法庭做出結論，本人服刑期間認罪態度較好，獲得提前釋放，接待中不可糾纏和追究已往的罪行。”指出在太原參觀訪問期間，要特別注意他們的人身安全，說服幹部群眾以禮相待，避免發生辱罵、尾追、圍攻現象的發生。接待組按照安全保衛的基本原則，做了一些防範工作，教育大家不提及他們過往的罪惡。如果他們主動談到，我們可以接談。並將每天的動態、反映編寫成“外事簡報”，分送有關部門。
　　
　　（三）
　　城野宏等二人抵達後，我們接待組三人帶一“華沙”麵包車去車站接上，並安排他們人住並州飯店，他們沒有想到能“享受到貴客的禮遇”，再三表示：“我們是戰犯，中國人民的罪人，得到寬大釋放，這次是特來太原向山西人民謝罪的。”城野宏說，他年紀大了，回國後再來山西的機會沒有了，他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這一輩子，再加上子子孫孫也還不清。看上去，他十分傷感。他們希望通過一種形式、拜會有代表性的人物，表達他們向山西人民謝罪的意願，懇求我們協助安排。城野宏還提出要拜訪老朋友趙瑞(日偽時期，曾擔任山西省保安隊副司令)、冀貢泉(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城野宏的辯護律師)、孫鳳翔(曾擔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日語翻譯)；希望為解放太原攻城部隊的死難烈士敬獻花圈並致以哀悼；要求參觀東山太原戰役要塞牛駝寨、風格梁舊址，參觀原省公署、日軍司令部舊址和新民街舊居等。
　　接待組經過研究並報領導同意，答複他們所提要求可以基本上滿足：關於表達謝罪意願的方式，可以通過接待組來表述，接待組負責接受並處理；關於拜會老朋友，可以安排孫鳳翔等2—3位原日語翻譯會晤；關於憑吊死難烈士，擬安排在人民公園“革命烈士紀念塔”進行；關於看舊址、舊居和東山戰役遺址，均可安排進行。此外，接待組安排陪餐一次，在長風劇場看晉劇一次，增加遊覽市容一項，每人送一件禦寒布大衣，贈送一套太原活動照片。
　　通過參觀訪問和我們的友好接待，這兩個前日本戰犯深感中國人民的寬大胸懷，也進一步看到了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奮發進取的革命精神和建設成就，從而受到了深刻教育。城野宏說：“參觀太原後，我的思想又比撫順監獄大大提高了一倍，百聞不如一見，中國人民團結戰鬥的精神風貌和他們建設美好生活的成就真使我們難以置信。我在有生之年要全身心地總結曆史經驗，揭露軍國主義，現在我說什麽賠情道歉的話也是空的，我回去後一定要用實際行動反對戰爭，維護和平。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日友好的使者!”他還在一張白紙上用中文工整地寫下“今日的戰爭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兩句話交給我們。
　　
　　（四）
　 城野宏同意通過我把懺悔的意願記錄下來，告訴山西人民。他對參加侵華戰爭，操縱偽山西公署製訂和推行鎮壓、奴化山西人民的罪惡行徑，特別是對抗戰勝利後提出和協迫日偽“殘留”山西的動機和經過，幫助閻錫山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發動內戰等許多重大曆史事件都作了細致的敘述。但他畢竟是個戰犯，所談觀點、史料，我在編寫簡報時都進行了鑒別和分析。茲擇其“自供”要點如下。
　　“……過和平而幸福的生活，以自己的主權來治理自己的事情，這是人民的基本願望和當然的權利。而我卻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身份，毫無理由地拿起武器侵入神聖的中國領土，侵犯了中國主權並破壞了中國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以偽省政府顧問輔佐官的身份，製定全省施政大綱，使偽政府適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體製，擴大和加強保安隊來推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日本投降後，我又掀起‘殘留運動’，以便為日本軍國主義再次發動侵華戰爭作好它的前進基地，幹涉中國內政，違反中國法律來推行反革命戰爭。我是一個侵略罪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在山西的具體策劃者、組織者和執行者。
　　“宣傳戰爭是一種破壞人類的罪行。我領導偽省政府宣傳處，或發行日文新聞《周報》，或以講演來鼓吹、宣傳侵略戰爭，驅使中國和日本的人民走上了戰爭的道路。
　　“在作戰行動中使用俘虜或虐待俘虜，是違反國際法和人道主義的犯罪行為。而我就是用俘虜編成了保安隊直屬大隊，使用於日本軍的作戰……。
　　“強迫人民參加和本國敵對的作戰行動是國際法所禁止的事情。而我就違反了這個法律，強征4萬餘名中國人當兵，編人保安隊，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以中國人打中國人，以華製華)的這個惡毒的侵略政策的工具，驅使作戰行動中，讓他們去奢殺他們自己的同胞。
　　“我還利用偽保安隊和偽警察隊掠奪中國人民大量的財物。僅在1944和1945兩年中，在山西掠奪的糧食即達15萬噸。如1944年秋在忻縣掃蕩，不僅是糧食，而且還以收買物質為名，甚至連棉花、麻、古銅、鐵都加以掠奪了，並且在其它各縣也都是這樣的。另外，我還派遣直屬大隊協助掠奪了寧武的煤炭和定襄的鐵礦，掠奪了無數牲畜，破壞了生產，使無辜人民陷人饑寒交迫、以草根樹皮充饑的悲慘境地。僅1943年在高平縣一個地方，就有190餘名居民被餓死，有些人竟陷於吃人肉的悲慘境地。
　　“我進行侵略戰爭和反革命戰爭而殺害了無數的愛國戰士和和平居民。我在1948年的太原戰役中，指揮教導總隊違反國際法而施放了毒氣彈。僅在牛駝寨前麵，就殺死了1600餘名解放軍戰士。這件事我是負有策劃和指揮命令責任的，並且在東山一帶與偽三十軍、十九軍共同殺傷1．6萬人。因為掠奪和進行反革命戰爭的結果，市民以豆餅當飯吃，連豆粉也吃不上的市民餓死在南門外，野狗吃著丟棄的嬰兒和屍體。我犯下了這種人道上所不能饒恕的罪行。當我想到被我這雙手殺掉和迫害的人們的親人和同胞們的心情時，我心裏感到慚愧得抬不起頭來。我是中國人民的仇敵，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重大罪犯。我這樣的人都得到了曾被我加害過的中國人耐心而溫暖的教導，使我知道了什麽是正確的，並給予了我們這些侵略者溫暖的人道主義待遇。我穿的衣服，我吃的飯都是被我殺害了人們的妻子、父母或被我迫害過的人流著汗而辛勤勞動得來的!還有這次來太原，你們把我當賓客接待，路費要報銷、吃飯、住宿免費，這也是人民的血汗啊!中國人民是多麽偉大、多麽善良啊!我過去就是以這些中國人民為敵，以你們的父兄為敵，殺害他們，迫害他們，使他們遭受了不能容忍的災難。我一生完全是錯了，我的確有罪，我鄭重地向山西人民請罪。
　　“我痛恨我自己。我痛恨使我犯下這些罪行的日本帝國主義。我過去認為依靠戰爭占領中國，把中國變成殖民地，就是日本的利益，就是愛國行為，而自己也能依此立身處世，得到光榮名譽。可是，不正義的侵略戰爭畢竟要被人民所打倒。日本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災難。我不能允許再有第二次的侵略戰爭，我不能允許中國人民和我的日本同胞們重新蒙受戰爭的災難。
　　“這次中國政府讓我參觀了太原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這裏是我曾經進行過鎮壓和掠奪的戰爭中的太原，已經完全是另一個世界了。我感到了戰爭與和平這兩個現實的對比，並使我知道了和平是如何的珍貴。我發誓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為保衛和平、反對戰爭而奮鬥到底!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並且不論對任何人也要肯定自己的罪行，我要確切地講清楚作為一個人來說是不應該犯的罪行。”
　　
　　（五）
　　城野宏還告訴我說，他在監獄裏寫了一些文章，準備回國在《中央公論》上發表。幾年後，北京的陪同同誌果真轉來了城野宏1965年在東京《中央公論》12月號上發表的正題為《世界上最大的陸軍誕生記》，副題為《人民軍隊勝利之秘密》文章的中文譯本。城野宏非常驚異地寫道：
　　“用最新的美式武器裝備起來的600萬大軍，在4年的時間裏，即被90萬裝備低劣的軍隊所全殲。完全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有史以來的軍事奇跡。可是在15年前，這一奇跡竟然在中國的大陸上變成了現實。以往日的常識，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正因為不能理解，所以有人認為其勝利殊屬可疑，或相反地把它視為近乎神秘莫測的超自然的魔術。前一種看法，是盲目崇拜蘇聯軍隊的力量，而小看了中國人的力量，說什麽大概有蘇軍的支援，實際上不是中國人幹的。蘇聯的武器源源不斷地運進了中國，從而壓倒了美同的武器等。實際上，整個中國內戰蘇聯沒有支援解放軍一槍一彈，他們主要靠戰利品武裝自己。後一種看法則產生一種錯覺，似乎隻要一提‘共產主義’，天下大勢就會立即逆轉，史無前例的大軍隻要念一句咒語就會突然被消滅。由於戰爭本來是極為現實的東西，所以根本不容幻想，也沒有什麽魔術的作用。我們完全是利用現實中的人和武器，在現實世界的大地上進行戰爭的，不以自己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冷酷現實，給我們帶來了失敗，給解放軍帶來了勝利。
　　“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勝的原因，似乎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最初，大體上是把雙方的兵力、裝備、訓練和指揮的優劣等軍事因素來進行比較研究。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無論在哪一方麵都占優勢，所以便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即占優勢的一方為什麽會失敗呢?其原因總是說不清楚，而其疑問則越來越大。
　　“從我自己與解放軍作戰吃了敗仗的體驗中，要解釋在中國進行的那場即使在世界上也無與倫比的大規模內戰及其結果，隻憑陳舊的‘先驗論’是解釋不通的。而且，日本在對中國實行長期的殖民統治中所形成的無數偏見，更是成為理解這一現象的障礙。
　　“日本人認為中國人懦弱、沒有骨氣，都是沒有國家觀念的利己主義者。其原因，一方麵是他們對被征服者有一種輕蔑感，總覺得被征服者比自己低下得多，另一方麵是征服者的自我陶醉。其實在中國，喜歡與日本人接近的往往是一些想通過與征服者接近得到好處的人們。而討厭這種做法的人們，是不會正麵接近日本人的。並且，從整體上看，接近的是極其少數，不接近的才是大多數。而有骨氣的中國人是這一種人的核心。我通過在戰役中接觸中國人，深切地感到了這一點。同日本人合作的中國人，同日本人在人緣關係上的確是密切的，但在國家與民族意識的強烈感方麵，站在抗日方麵的人民遠比同我們合作的人強得多。從抗戰到解放戰爭，直到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壯大和1949年的全國性的勝利，歸根結蒂是這一係列民族性沸騰所積累的頂點。 　“在中國，統治農村的是占人口約10％的地主；他們橫行霸道，從佃農手中奪走占其收獲量6—7成的佃租，掌握著對農民生殺掠奪的大權，我在監獄裏看過歌劇《白毛女》，就是其真實寫照。而占人口約80％以上的佃農和貧農則無土地耕種，勞動一年養活不了家口，處於貧苦狀態。如果不知道中國地主階級統治的殘酷性，就不能理解為什麽共產黨能夠抓住農民的心理，宜傳自己是維護他們利益的革命者，而農民為什麽會要如此集中全力去打倒蔣介石政權。而地主往往是與日本人合作，受國民黨庇護的，他們的子女好多在國民黨軍隊中服務，欺壓老百姓。為此，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雇農，這對於占人口80％的人們來說，共產黨簡直就是救世主，所以他們自然會踴躍地跟著中共。但是，我遇過好多次這樣的事，地主的孩子或親友在國民黨軍隊中當軍官，他們帶領閻錫山的軍隊打回老家，收回被分出的土地，重新確立地主的統治，還把土改中的貧雇農積極分子抓起來，或加以殺害。那時的情況是，共產黨一來就能分到土地，生活也好了，可是閻錫山的軍隊一來，不但得到的土地被沒收，甚至連身家性命也有危險。所以貧雇農們便很快得出結論，除了自己參加解放軍，用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及家屬的生命和土地之外，是別無它途的。正因為這樣，共產黨隻要進入一個新地區，開展土地改革時，當地的青年便要求參軍。這不僅是山西，連東北、華北都是這樣，解放軍可以擴大軍隊，吸取無限人力資源。由於財產遭到我們的搶劫，房屋被燒毀，村民們對我們早就懷有刻骨的仇恨，所以他們以必死的複仇心理，參加解放軍，積極訓練，並以驚人的勇敢襲擊我軍。敵軍來了就要蒙受災難，由於這是實實在在的教訓，所以即使共產黨不宜傳，附近村莊聽到這種傳聞，也會感到敵人來襲的可怕局麵。正是基於這種考慮，村民們積極主動幫助解放軍，並協助作戰。在敵我交錯的地方，我們失去了一切手足和耳目，根本得不到解放軍的真實情報，完全成了瞎子和聾子。相反，貧雇農都成了解放軍的監視哨，我軍的行動全部被解放軍所掌握。當我們占優勢時，解放軍立即退避，不進行戰鬥；當我們處於劣勢時，解放軍便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進行實質襲擊，在短時間內完成殲滅戰。1948年，臨汾告急，閻錫山派親訓師團去救援，但該師團在平遙以南遭到突然襲擊，被幾倍於我們的解放軍完全包圍殲滅，日本人指揮官有的被打死，有的成了俘虜……。
　　“通過這次戰爭，我深深感到群眾支持的理性力量。我們常在總體方麵占據優勢，但在主要戰場上，卻總是處於絕對的劣勢。由於主動性被奪去，所以我們終於陷入全麵的決敗。這就是群眾支持的具體作用。在祁縣城外的戰鬥中，我方的火力雖然遠為強大，但在構築野戰陣地的速度方麵，卻總是落後於對方。村裏的群眾卸下自己家裏的門板，蓋在壕溝上，很快就為解放軍築起了掩體。解放軍在作戰的彈藥、糧食等後勤供應方麵，統統都是群眾負擔。他們甚至胃著槍林彈雨往前線運送。收容傷亡人員、看護和往後方護送傷兵籌工作，也是由誌願的群眾進行的。解放軍部隊一開始行軍，要到的村莊在事前就備好了飯菜和茶水、雞蛋，所以行軍的速度顯著提高。
　　“解放軍部隊消耗的糧食、被服、鞋子乃至日用晶。幾乎全都由農民心甘情願提供。在共產黨占領地區，不管到哪裏，都使用名為“糧票”的東西來調配糧食。對農民來說，因給解放軍交納的“公糧”隻占其總收獲量的一成，與給地主的高達六七成的收成相比，負擔很輕，所以踴躍交納。手榴彈、地雷、彈藥等武器的製造，大部分也是依靠廣大農村的手工業者操作的。
　　“農村中的年輕人為了不讓土改中分到的土地被地主奪走，都踴躍報名參軍保衛。這是解放軍主要的兵力來源。與此同時，群眾還組織民兵，直接參加戰鬥，守衛後方根據地，確保供應線。即使是隻有長矛、大刀的民兵，遇到白刃戰，也發揮了數量上的絕大威力。他們與正規軍相配合，形成數倍與我們的兵力，或者進衙佯動，使我們弄錯主攻方向。群眾還是解放軍的情報人。他們既能封鎖我方的偵察人員，又是我方情報隊進行活動的屏障。熟悉地形的群眾，都願充當解放軍的向導。群眾還組織演出藝術慰問團來鼓舞士氣。一些親屬被國民黨殺害，房子被燒，家畜被搶以及遭到非法拷打的群眾的控訴聲，使那些具有同樣身世的解放軍加倍仇恨國民黨，從而增強了他們的戰鬥性。
　　“類似這樣的支持，我們是完全沒有的，從而深感孤立。我們為了確保運輸線，不得不抽調許多兵力，就連看護和向後方運送傷病員，也必須由軍隊本身負擔。而且，由於留在後方的兵力多被解放軍各個奇襲所全殲，所以後方日益占用大量的兵力。這樣，一個師即使有1．2萬人的兵力，能夠參加前線戰鬥的，有時竟減至半數以下。
　　“由此看來，群眾的支持，絕不是單純的精神聲援的問題。通過國共之戰，使我深感如此與群眾打成一片，並得到群眾支持的軍隊，是多麽有利而強大，而沒有這樣的支持，是何等的軟弱，我最終找到了解放軍取勝的答案是：解放軍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每一個士兵都是有覺悟的戰士’，‘因為士氣旺盛就無往而不勝’……”
　　
　　（六）
　　在太原短暫的五天參觀訪問，城野宏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參拜了“解放太原死難烈土紀念塔”，並敬獻了花圈，在牛駝寨戰爭遺址向犧牲的解放軍默哀致敬，懺悔了罪行。臨別時，他寫下了向山西人民的“告別詞”，請求轉達他對山西人民的懺悔，表達他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告別詞》中說：
　　我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長時間來，受到母親般的照顧。實在感謝！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新中國渡過的愉快的生活和你們所表示的仁慈。今天要離開你們，裏很難過，但是我不會總是感到難過，因為我現在滿懷著向斯的人生前途進軍的喜悅和感激之情，我的心裏充滿著美好的希望！
　　我回到祖國以後，一定向日本人民轉速中國的真實情況和你們的友誼，一同攜起手來，為和平、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而奮鬥不息!
　　偉大的新中國和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之間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它們必將獲得勝利，我們的希望必將實現。我將懷著勇氣和堅定的信念，誓死捍衛中日友好！
　　祝福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成功……。 ■

本文來源：《文史月刊》2004年第07期；本文作者：楊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