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茅於軾寫了《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我也寫一篇，PK一下吧 。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麵的命題，因為毛澤東所居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為毛澤東究竟是神還是魔爭論不休。
所以，在討論“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這個話題之前，有必要就“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討論一番。我認為，最要緊的一點，是在討論中一定要講邏輯。
一是不能因人廢言，要避開對曆史人物個人品質的討論，而重點看他提出的思想，堅持的路線，你不能說因為牛頓愛財，萬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說因為居裏夫人是蕩婦，鐳這種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現在一些人要批駁馬克思列寧主義，連一頁書都不願意看，就去說馬克思有私生子，列寧有梅毒，照此邏輯，因為伏爾泰是被包養的二爺，自由就是錯的；盧梭是扔了五個孩子，民主就是錯的；華盛頓家裏養了一堆奴隸，獨立就是錯的。這就是不講邏輯了。
二是要講因果聯係，而不能單就個別曆史事件得出“後此謬誤”。因為人文社科領域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可能做到單一變量實驗，影響曆史進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就是把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混為一談了，試想，決定因素居然不計其數，你又如何單純從實踐中分析各個因素的權重？最後的結果，一定隻能誇大或者縮小某一個因素的影響，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
三是要把握曆史大勢，舍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等諸般曆史細節。很多人抱怨史書不實，這是就王侯將相史來說的，比如說，毛澤東的兒子怎麽死的？說不清楚。蔣介石的兒子的父親是誰？說不清楚。但曆史的大勢是無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國民黨跑路了，這些都是掩蓋不了的。而這些實際上比那麽說不清楚的東西重要的多。
以下進入正題。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流到中國近現代史，有三個根本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而這三者的催化劑，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庚子賠款”。這個條約要求，中國賠償11個國家白銀本息9.8億兩，加上地方賠款，中國要掏出10億兩白銀，相當於12年財政收入。而中國當時的財政收入，已經是在支付馬關賠款和重整武裝的情況下超負荷運行了。基本上來說，《辛醜條約》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竭澤而漁、焚林而獵、殺雞取卵。最傻逼的國家有三個：一是俄國，與中國接壤，等於抱著一個提款機，隨時可以來拿，根本不用夥同一撥外地人過來搶銀行；二和三是英國、法國，經略中國多年，既得利益是相當清晰的，等於是叫人來砸自己的場子。把中國弄死了，對他們都沒好處。但在當時的世界大勢下，八國聯軍已經顧不得那麽多了：英德要展開軍備競賽，爭霸歐洲，沒錢不行；法國要報仇雪恨，沒錢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強自居，蓄勢待發，沒錢不行；俄國、奧匈帝國日落西山，矛盾叢生，沒錢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錢想瘋了的主，逼中國簽了一個搶錢條約。隻有一個明眼人，那就是美國，已經看透了《辛醜條約》一簽，中國必然爆發革命，大清國必然滅亡，於是把自己份額不多的賠款用來開辦學校，籠絡人心，力爭在革命洗牌後接手最大的一塊蛋糕。未曾想到，這所學校果然在百年後成為中國的主宰，這是後話。
《辛醜條約》一簽，中國的三個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便完全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在個人上，列強向中國索賠10億兩白銀，而中國財政已無餘錢，於是所有的賠款都是稅收的增量，而滿清的政治腐敗程度遠甚當下，征稅效率極低，列強要10億兩，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億兩，因為中飽私囊是鐵板釘釘的事情，清廷想的辦法是把錢攤到各個省去，讓他們看著辦，這樣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從省到中央這個環節不至於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強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稅征出來的，從英國到美國、法國，莫不如此，庚子賠款的巨稅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化，這種矛盾通過單純的，舊式的改朝換代已經解決不了，因為這不是說某個皇帝好壞的問題，而是說皇帝這玩意兒本身就有問題。
其次是在民族層麵上，一方麵是滿漢的民族矛盾開始激化，因為多民族國家就好比兩口子過日子，有錢的時候，其樂融融什麽都好說，一旦沒錢了，吵架拌嘴馬上就成了家常便飯，孫中山等革命勢力與洪門天地會這些反清複明勢力迅速合流，喊出“驅逐韃虜”深得民心；另一方麵，滿清痛感軍事無能已淪為列強ATM取款機， 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練兵計劃，準備編練36個師（那時候叫“鎮”）的新軍，這支新軍一旦練成，單就陸軍而言，已經追英趕美了。
於是，就牽出了國家現代化的話題。無論是支付賠款還是編練新軍，無不加重滿清政府財政的負擔，滿清的財政崩潰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經指出，一切行政行為歸根到底都是財政行為，財政崩潰也就意味著政府崩潰，政權瓦解。清末新政帶來的不是複興，而是亡國。因為中國最大的矛盾已經暴露出來了：舊式的東方專製主義農業國家，特點在於人口龐大條件下的高產值、高消費、低積累。因為GDP構成上以農業為主，農業上又以口糧為主，經濟剩餘微乎其微，而這點微量的剩餘，在接受西方列強的盤剝之後，是不可能用來支撐現代的軍隊的。
這樣，中國曆史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因為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強大的國防軍，沒有強大的國防軍，就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中國就要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人民的負擔便會與日俱增。順著這樣的軌跡，中國爆發革命，是時間問題，而最後產生的革命之子，便是這三種共同意誌的代表。甚至於，我可以這樣說，在中國，隻要不解決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這三個問題，革命就會繼續發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愛新覺羅下台，但這是問題的開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國的體製，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權力，中央實行總統製，立法采取代議製，頗有蹣跚學步的感覺。而且，中國這個學生是個很好學的學生，學到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體製，還有南北戰爭。南方革命省與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隨著宋教仁的身死而徹底爆發，南方革命省興師北伐，很快便被北洋軍按倒。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美式體製的雛形，若無二次革命，將走向民主共和。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方還是孫中山的南方，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沒有建立起對軍隊的製約。一般認為，民主要把政府裝進籠子裏，但實際上，第一步是要把軍隊裝進籠子裏。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命題，革命之子必須解決好製約軍隊這個問題。
（未完待續）
注：本文作者係北大學生。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並不是一個單方麵的命題，因為毛澤東所居的，不是一個壇，而是兩個。一個是神壇，一個是魔壇，自然而然就有兩派人聚在兩個壇下，革命鬥士和民主鬥士最後都成了魔神壇鬥士，為毛澤東究竟是神還是魔爭論不休。
所以，在討論“把毛澤東還原成人”這個話題之前，有必要就“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討論一番。我認為，最要緊的一點，是在討論中一定要講邏輯。
一是不能因人廢言，要避開對曆史人物個人品質的討論，而重點看他提出的思想，堅持的路線，你不能說因為牛頓愛財，萬有引力就不存在了；不能說因為居裏夫人是蕩婦，鐳這種元素就不存在了。而現在一些人要批駁馬克思列寧主義，連一頁書都不願意看，就去說馬克思有私生子，列寧有梅毒，照此邏輯，因為伏爾泰是被包養的二爺，自由就是錯的；盧梭是扔了五個孩子，民主就是錯的；華盛頓家裏養了一堆奴隸，獨立就是錯的。這就是不講邏輯了。
二是要講因果聯係，而不能單就個別曆史事件得出“後此謬誤”。因為人文社科領域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可能做到單一變量實驗，影響曆史進程的因素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一味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就是把社會實踐和科學實驗混為一談了，試想，決定因素居然不計其數，你又如何單純從實踐中分析各個因素的權重？最後的結果，一定隻能誇大或者縮小某一個因素的影響，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
三是要把握曆史大勢，舍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等諸般曆史細節。很多人抱怨史書不實，這是就王侯將相史來說的，比如說，毛澤東的兒子怎麽死的？說不清楚。蔣介石的兒子的父親是誰？說不清楚。但曆史的大勢是無比清晰的，1911年辛亥革命了，1949年國民黨跑路了，這些都是掩蓋不了的。而這些實際上比那麽說不清楚的東西重要的多。
以下進入正題。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流到中國近現代史，有三個根本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而這三者的催化劑，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的“庚子賠款”。這個條約要求，中國賠償11個國家白銀本息9.8億兩，加上地方賠款，中國要掏出10億兩白銀，相當於12年財政收入。而中國當時的財政收入，已經是在支付馬關賠款和重整武裝的情況下超負荷運行了。基本上來說，《辛醜條約》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竭澤而漁、焚林而獵、殺雞取卵。最傻逼的國家有三個：一是俄國，與中國接壤，等於抱著一個提款機，隨時可以來拿，根本不用夥同一撥外地人過來搶銀行；二和三是英國、法國，經略中國多年，既得利益是相當清晰的，等於是叫人來砸自己的場子。把中國弄死了，對他們都沒好處。但在當時的世界大勢下，八國聯軍已經顧不得那麽多了：英德要展開軍備競賽，爭霸歐洲，沒錢不行；法國要報仇雪恨，沒錢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強自居，蓄勢待發，沒錢不行；俄國、奧匈帝國日落西山，矛盾叢生，沒錢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錢想瘋了的主，逼中國簽了一個搶錢條約。隻有一個明眼人，那就是美國，已經看透了《辛醜條約》一簽，中國必然爆發革命，大清國必然滅亡，於是把自己份額不多的賠款用來開辦學校，籠絡人心，力爭在革命洗牌後接手最大的一塊蛋糕。未曾想到，這所學校果然在百年後成為中國的主宰，這是後話。
《辛醜條約》一簽，中國的三個主題：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便完全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在個人上，列強向中國索賠10億兩白銀，而中國財政已無餘錢，於是所有的賠款都是稅收的增量，而滿清的政治腐敗程度遠甚當下，征稅效率極低，列強要10億兩，老百姓很可能就要交20—30億兩，因為中飽私囊是鐵板釘釘的事情，清廷想的辦法是把錢攤到各個省去，讓他們看著辦，這樣一來，至少可以保證從省到中央這個環節不至於再有大的截留。世界列強的民主自由基本上都是征稅征出來的，從英國到美國、法國，莫不如此，庚子賠款的巨稅一征，官民矛盾必然激化，這種矛盾通過單純的，舊式的改朝換代已經解決不了，因為這不是說某個皇帝好壞的問題，而是說皇帝這玩意兒本身就有問題。
其次是在民族層麵上，一方麵是滿漢的民族矛盾開始激化，因為多民族國家就好比兩口子過日子，有錢的時候，其樂融融什麽都好說，一旦沒錢了，吵架拌嘴馬上就成了家常便飯，孫中山等革命勢力與洪門天地會這些反清複明勢力迅速合流，喊出“驅逐韃虜”深得民心；另一方麵，滿清痛感軍事無能已淪為列強ATM取款機， 表示很不甘心，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練兵計劃，準備編練36個師（那時候叫“鎮”）的新軍，這支新軍一旦練成，單就陸軍而言，已經追英趕美了。
於是，就牽出了國家現代化的話題。無論是支付賠款還是編練新軍，無不加重滿清政府財政的負擔，滿清的財政崩潰已成必然。而如之前有篇文章曾經指出，一切行政行為歸根到底都是財政行為，財政崩潰也就意味著政府崩潰，政權瓦解。清末新政帶來的不是複興，而是亡國。因為中國最大的矛盾已經暴露出來了：舊式的東方專製主義農業國家，特點在於人口龐大條件下的高產值、高消費、低積累。因為GDP構成上以農業為主，農業上又以口糧為主，經濟剩餘微乎其微，而這點微量的剩餘，在接受西方列強的盤剝之後，是不可能用來支撐現代的軍隊的。
這樣，中國曆史就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因為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強大的國防軍，沒有強大的國防軍，就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籌集不到啟動現代化的原始積累，中國就要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繼續淪為列強ATM，中國人民的負擔便會與日俱增。順著這樣的軌跡，中國爆發革命，是時間問題，而最後產生的革命之子，便是這三種共同意誌的代表。甚至於，我可以這樣說，在中國，隻要不解決個人自由、民族獨立、國家現代化這三個問題，革命就會繼續發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愛新覺羅下台，但這是問題的開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了美國的體製，各省享有巨大的自治權力，中央實行總統製，立法采取代議製，頗有蹣跚學步的感覺。而且，中國這個學生是個很好學的學生，學到的不僅僅是美國的體製，還有南北戰爭。南方革命省與北方北洋省的矛盾隨著宋教仁的身死而徹底爆發，南方革命省興師北伐，很快便被北洋軍按倒。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美式體製的雛形，若無二次革命，將走向民主共和。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方還是孫中山的南方，都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沒有建立起對軍隊的製約。一般認為，民主要把政府裝進籠子裏，但實際上，第一步是要把軍隊裝進籠子裏。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命題，革命之子必須解決好製約軍隊這個問題。
（未完待續）
注：本文作者係北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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