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海難 上海江亞輪沉沒之謎將揭開(圖)(1)
2005-12-26 13:54:54 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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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亞輪慘案死難者
江亞輪究竟為何沉沒,是近代上海的重大之謎。幾十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近期獲得重要線索,兩位知情者,尤其是來自四川雅安市的83歲的黃青先生提供了一條重要信息,有望對揭開江亞輪沉沒之謎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黃先生當時正在國民黨軍駐防上海的“青年軍二○九師六二六團”服役,所在防區就是吳淞口外橫沙島附近的長江口海域,親眼見到江亞輪的沉沒。他說,“因我已從當年20多歲的小夥子,現已成為八十老翁,在世時間不多了,特寄此文,以慰死者。”
文/薑龍飛(《檔案春秋》常務副主編)
沉沒的江亞輪
啟碇赴甬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時整,擔負滬甬線航行任務的“江亞號”客輪,自上海十六鋪3號碼頭啟碇,駛往寧波。
近一時期的滬甬線上,旅客格外龐雜。數百公裏外,淮海、平津兩大戰場的隆隆炮聲,使上海灘謠言如飛蝗般四處蔓延,一些寧波籍的闊佬坐不住了,紛紛登船南遷。人流中還夾雜著大量的升鬥小民,須在冬至前趕回故裏,例行祭祀……
江亞輪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輪之一,與江靜輪等為姐妹船,船齡未及10年,總噸數3365噸,馬力2500匹,航速每小時12海裏。無論外觀、設備,在當時均堪稱精良。
按國民黨交通部航政局規定,江亞輪額定的最大載容量為2250人。是日,據出口報告單所填,船上有乘客2607人,船長沈達才以下船員179人,載貨175噸。僅憑這些記錄在案、可資查證的數據,它已大大超出了額定的最大運載能力。事後,據寧波人旅滬同鄉會江亞輪慘案善委會調查統計,當時船上無票乘客及兒童甚眾,實際載客達4000人以上。
世界上最大海難 上海江亞輪沉沒之謎將揭開(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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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難吳淞口外
歲月,至今仍銘記著海天浩淼間的這個坐標:東經31.15°、北緯121.47°。
幾分鍾前的江亞輪還是安寧的。盡管駛出吳淞口後,客輪出現了較明顯的搖晃,但除部分旅客由於暈船而感不適外,大多數人依舊泰然處之,艙內到處都是一片津津有味的咀嚼之聲。
名副其實的“最後的晚餐”。
6時45分,吳淞口外橫沙西南白龍港海麵水道。江亞輪右舷後部,驟然傳出炸雷似的一聲巨響,船體隨之發生劇烈震動,所有燈火頃刻熄滅。與爆炸處緊挨的電報房瞬時坍塌,報務員被炸得屍肉橫飛,收發報機損毀,與外界聯絡中斷。船頭駕駛艙內,求援汽笛也僅象征性地鳴響一聲,就再也發不出聲來。船艙內漆黑如墨,冰涼的海水嘩嘩湧入。男女老幼,驚惶萬狀,慌亂中群相擠軋,紛紛向船頂甲板奪路奔命。“駭叫悲啼,呼天搶地,如赴屠場,如臨末日。老弱婦孺,踐踏而死者甚多。”
可怕的次生災難
爆炸發生在船體後部,船尾迅速下沉。首先遭到滅頂之災的是三四等艙的旅客。十幾分鍾後,洶湧的海水已蓋沒甲板。由於失事地點恰為一淺灘,因此煙囪、桅杆以及懸掛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麵,然而慌亂中,加之天黑,竟無人去解開救生艇的纜繩。
爆炸發生的時候,白龍港附近水域有若幹船隻經過,其中不乏俠肝義膽、慨然援手者,如招商局茂利輪、中國漁業公司太孚1號2號漁輪等,但也有一些船隻或袖手旁觀,或趁火打劫。
海天浩劫話生死
由於罹難者大都為甬籍,寧波人旅滬同鄉會旋於1948年12月6日成立“江亞輪慘案善後委員會”。據善委會統計,失事後僅900餘人得以生還,估計罹難者多達3000人以上,死亡人數遠遠超過“泰坦尼克號”海難。
招商局於失事後派出90多名潛水員和十幾艘船隻前往失事地點打撈屍體,大多數已不知所蹤,僅撈起有名有姓的屍體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殘體不計)……
桃源路停屍場,千餘具屍體接踵運到,麇集場外的家屬,焚香招魂,哭聲震天。
江亞輪本是1939年日本建造的興亞丸
文/黃青(83歲)
1948年12月,一艘往返於上海、寧波之間的客輪江亞輪突然爆炸沉沒,成為震驚近海航線上重大慘案,死難乘客幾千人,大多為寧波籍。
對於這次事件,一方麵,因上海戰爭形勢緊張,解放軍準備突破江防;二是南京國民政府正忙著撤退,無暇顧及。因此,未進行調查、追究,也未作善後處理。但社會輿論卻議論紛紛,如《海洋雜誌》說:“江亞輪是觸水雷爆炸沉沒的。”更有甚者,某報刊說:“是轟炸長江北岸共軍的國軍飛機,將未投完的炸彈丟下海洋炸沉了江亞輪。”此說更加無憑。
我作為當時國民黨軍駐防上海守軍——青年軍二〇九師的一名後勤軍官,經常從防區橫沙島去上海師部辦事,親眼看到沉沒後江亞輪尚露出水麵的煙囪。出事地點是在我團防區內。
由於青年軍二〇九師是守衛上海的主力部隊,南京國防部要求提高戰鬥力,特令,該師軍馬給養由法幣(紙幣)改發銀元。我當時在該師駐防橫沙島上的六二六團擔任財務官(我團大車連,有軍馬留在川沙搞後勤供應),便乘船到川沙了解情況後,再乘車到楊思橋師部領取軍馬銀元。當時,該師各團及直屬部隊的財務官都擠在一起,先來的已經把現有銀元領完,後來的還需等著運銀元來。
在等候時,我去找財務處的老葛,他在處裏當“總出納”,是我在重慶“軍需學校”的同學。我問他:“取銀元的地方很遠嗎?”他說:“存放銀元的地方並不遠,是在一艘客輪上,要從底艙一箱箱地抬出來,有些耽誤時間。”我覺得很奇怪:怎麽銀元會存放在客輪上?他怕我深究,就吞吞吐吐地說了一些情況,以打消我心中疑團。
原來,這是一艘“特殊的客輪”。在解放軍占領長江北岸,隨時準備攻打京、滬時,南京國民政府已作了撤退準備。命令:南京、上海中央銀行把國庫中黃金、白銀裝箱運往台灣。黃金和白銀早已裝上專用軍艦運走。銀元由於數量很大,又因法幣貶值,銀元已經成為經濟流通中不可代替的“硬通貨”,代替了紙幣流通。一旦市場上出現了銀元短缺,交易就會停止,引起金融危機。因此,銀元裝箱抬上客輪底艙後,並未馬上運走。
這些裝箱銀元抬上客輪時,是一個深夜,在軍隊嚴密戒嚴下秘密進行的。此事,隻有央行行長、軍統頭子毛人鳳,另外就是駐軍司令部(因為戒嚴部隊就是它派出的)三方知道。因此,該師軍馬改發銀元,來源就在這裏。其中,江亞輪裝得最多,並由特務頭子毛人鳳派了一個“特別小隊”化裝成船員,毛還指派他的親信特工徐繼莊為“監守”駐船負責。
世界上最大海難 上海江亞輪沉沒之謎將揭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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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打撈江亞輪遇難者屍體
文/楊小佛(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江亞輪出事後,在附近航行的船舶,聞訊紛紛趕往營救。最先到達的是滿載桔子的源利號機帆船,船東命拋棄全部桔子,出空船艙,搶救落水旅客,隨後由帆船及茂利輪和招商局的海津輪等參加救撈,共有900餘人獲救。打撈上來的屍體共1300多具,內兒童幾百人。源利號船東金某因拋桔救人的義舉,被授予上海榮譽市民稱號。
這批回鄉過年的旅客,頗多隨身藏有一兩小金條、銀元、金飾、紙幣等。於是有人裝作前來認屍的家屬,一麵呼天搶地,一麵摸衣袋趁火打劫,令人發指。
當時我在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辦公室就在廣東路20號招商局大廈的二樓。江亞輪出事後,死難者家屬曾抬屍遊行到廣東路,堵住招商局大門,禁止任何人出入,殃及我們出去吃午飯。那時機關不設食堂,我們隻得被迫“絕食”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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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打撈江亞輪遇難者屍體
文/楊小佛(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
江亞輪出事後,在附近航行的船舶,聞訊紛紛趕往營救。最先到達的是滿載桔子的源利號機帆船,船東命拋棄全部桔子,出空船艙,搶救落水旅客,隨後由帆船及茂利輪和招商局的海津輪等參加救撈,共有900餘人獲救。打撈上來的屍體共1300多具,內兒童幾百人。源利號船東金某因拋桔救人的義舉,被授予上海榮譽市民稱號。
這批回鄉過年的旅客,頗多隨身藏有一兩小金條、銀元、金飾、紙幣等。於是有人裝作前來認屍的家屬,一麵呼天搶地,一麵摸衣袋趁火打劫,令人發指。
當時我在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工作,辦公室就在廣東路20號招商局大廈的二樓。江亞輪出事後,死難者家屬曾抬屍遊行到廣東路,堵住招商局大門,禁止任何人出入,殃及我們出去吃午飯。那時機關不設食堂,我們隻得被迫“絕食”一次了。
救撈現場
文/劍蕭
這世界上還有什麽比生命更為重要?大概沒有。我想,許多人的回答也應該是這樣。然而,在具體的表達形式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喪失”了執行力的,比如為了愛情,為了信仰,為了榮譽,為了地位,自然還有為了金錢,而置生命於不顧。生命雖說是受之父母,其支配權卻是掌握在運作生命的人手裏,說得白一點,就是生命的擁有者——自己的手裏。
一個人倘若失去把握自己生命的權利和能力,就是最大的悲劇。所以,當哈姆雷特發出to be or nottobe(生存還是死亡)的時候,悲劇已經誕生。
空難,海難……總是讓人無法接受,但我們必須有條件地接受,因為絕大多數的災難純粹是一種意外。對於泰坦尼克號的失事,幾十年來,許多人“窮追猛打”,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釋,給出一個說法。我不知道這是否有意義,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樣做,至少可以使我們加深對於生命的理解,從而尊重生命存在的合理性。
讓人真正感到恐懼的往往不是“泰坦尼克式”的災難,而是當人們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那些值得信任並以為可以給這些生命帶來保障,然而其實卻是一個對生命的意義缺少理解、缺少尊重的人的時候,人們走向死亡的腳步開始快了起來,悲劇的“濃度”變得不可思議的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礦難、車禍、汙染、瘟疫、水災、火警等等,究其原因,還是以人禍居多。而對生命的蔑視,乃是主因。
世界上最大海難 上海江亞輪沉沒之謎將揭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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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亞輪遺物輪舵
江亞輪慘案之前,近百年來非戰爭原因,航海失事之最大者計:
1.1865年4月29日,美國輪船蘇爾泰那號,在密西西比河爆炸,罹難者1450人;
2.1912年4月,英國泰坦尼克號輪船,在北大西洋觸冰山沉沒,罹難者1517人;
3.1936年10月16日,中國兵艦一艘,在長江沉沒,罹難者1200餘人。
如果在吳淞口外飄浮的冤魂仍然死不瞑目的話,那是他們在尋找為何屈死的答案,雖然希望渺茫。或許,他們的執著還想昭示那些手中掌控著他人生命的人——請尊重生命。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那些使生命不再鮮活和生動的行為,都是一種罪過。
江亞輪救撈現場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從政治角度考慮,同時也為清浚航道,決定打撈江亞輪。工程由航務工程總局打撈工程局承擔,於當年第二季度開始施工,至8月,沉船的後半部分被抬撈進港,10月30日,沉船的前半部分也被抬浮至寶山附近淺灘擱置。前後曆時160餘天,終於使沉埋江底的江亞輪重見天日。
工作人員遵照市政府的指示,仔細搜尋罹難人員的遺骨和財物,將這些殘骨和黃金、銀元、首飾、鋼筆、手表等一一清理出水麵,登記造冊。後來,有關部門用那些無人認領的金銀首飾,在西郊修建了一座公墓,安葬那些已無法分辨身份的死難者的遺骨。
1957年1月,江亞輪被送往江南造船廠,進行徹底修理。兩年後的1959年2月4日上午,修複一新的江亞輪出現在張燈結彩的十六鋪碼頭,通體被漆成了亮麗的乳白色,船上滿載當年罹難旅客的家屬和上海各界代表400餘人。上午9時整,隨著一聲汽笛的鳴響,新生的江亞輪正式啟碇試航。兩個小時後,當客輪再次來到當年的蒙難地——橫沙西南白龍港東首的裏銅沙江麵時,汽笛又一次鳴響,伴隨著綿綿的哀思,渾厚的笛鳴聲在茫茫海天間久久回蕩……
江亞輪本是1939年日本建造的興亞丸,日本投降時留在我國,由交通部撥交招商局使用。招商局將該船改名江亞輪參加滬甬線業務。多次航行年久失修,這次航行前由上海航政局技術室宋金麟、童亞範兩技術員進行檢查。他們認為此船多處不合格,必須大修,不能放行。
招商局則因此時為航運旺季,滬甬線旅客眾多,要求放行一次。宋、童兩技術員堅持必須大修,不允放行。招商局於是要求航政局長黃慕宗(也是招商局船務處長)無論如何讓江亞輪放行一次。黃局長就找兩位技術員來研究是否讓江亞輪通航一次,返航即去大修。宋、童兩技術員認為不敢冒此風險,是否請局長批一下。黃局長於是請技術室朱天秉主任來商量,請他簽一意見。朱主任於是靈機一動,在兩位技術員意見之後寫下:“是否準予放行一次後進行大修請局長核示。”黃局長知道江亞輪票已售出,隻得批示“準予通航一次,返航即行大修”。
江亞輪失事後,說法很多,有的說中艙的軍火受熱爆炸,所以船身斷裂於此;有人說奸人放置炸藥,引起爆炸所致。就在此傳說紛呈時,黃局長已命一切有關江亞輪的文件全部封存歸檔。
江亞輪失事的死難者屍體經寧波同鄉會等機構決定,葬在霍必蘭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內,建有方形高大的墓碑,四周刻了這次海難經過和死者姓名。18年後的一場運動盡毀墳墓,永安公墓從此消失了。
江亞輪本是1939年日本建造的興亞丸,日本投降時留在我國,由交通部撥交招商局使用。招商局將該船改名江亞輪參加滬甬線業務。多次航行年久失修,這次航行前由上海航政局技術室宋金麟、童亞範兩技術員進行檢查。他們認為此船多處不合格,必須大修,不能放行。
招商局則因此時為航運旺季,滬甬線旅客眾多,要求放行一次。宋、童兩技術員堅持必須大修,不允放行。招商局於是要求航政局長黃慕宗(也是招商局船務處長)無論如何讓江亞輪放行一次。黃局長就找兩位技術員來研究是否讓江亞輪通航一次,返航即去大修。宋、童兩技術員認為不敢冒此風險,是否請局長批一下。黃局長於是請技術室朱天秉主任來商量,請他簽一意見。朱主任於是靈機一動,在兩位技術員意見之後寫下:“是否準予放行一次後進行大修請局長核示。”黃局長知道江亞輪票已售出,隻得批示“準予通航一次,返航即行大修”。
江亞輪失事後,說法很多,有的說中艙的軍火受熱爆炸,所以船身斷裂於此;有人說奸人放置炸藥,引起爆炸所致。就在此傳說紛呈時,黃局長已命一切有關江亞輪的文件全部封存歸檔。
江亞輪失事的死難者屍體經寧波同鄉會等機構決定,葬在霍必蘭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內,建有方形高大的墓碑,四周刻了這次海難經過和死者姓名。18年後的一場運動盡毀墳墓,永安公墓從此消失了。
徐繼莊眼見這白花花的銀元被二〇九師官兵抬走,但“軍令如山”是惹不起的,隻好眼看人享受,但陰著幹一下未嚐不可。他趁軍馬銀元出艙時,帶著一夥兄弟,陰一箱、陽一箱地偷著往外搬,監守自盜起來。這時上海戰局非常緊張,倘若江亞輪在港接時艙內銀元虧空數額巨大,馬上就會暴露出來。他這個“監守人”就脫不了幹係,甚至人頭也保不住……該怎麽辦?
不久,一聲巨響,江亞輪爆炸沉沒了。以後,我到師部辦事,再見到這位同學時,我向他提及江亞輪爆炸沉沒事,他歎口氣說:“那不是天災,是人禍。”其他再也不多說了。其實,從江亞輪上撈好處的不僅是徐繼莊一夥,二〇九師以軍馬改發銀元,司令部從中也得到不少好處。辦法很簡單——多報軍馬匹數,誰又敢親自去部隊查驗呢?
從我這位同學的身家看,他與我懸殊很大。他比我大3歲(當時,我24歲),已結婚,愛人是上海本地人。他自己住一棟小洋樓。他知道我還是單身漢,我每次到師部辦事時,大多是他招待我在他家吃飯。他的家,不但裝飾豪華、家具精美,他太太也是一身珠光寶氣,連手臂上都是亮晃晃金鐲子。一次,我在他家吃飯時,他偶然提及,有次,他去江亞輪提取軍馬銀元時,在交給徐繼莊“軍用提單時”,見到徐夾放提單的賬夾中,有軍統“特別提款單”,赫然50箱(以每箱1000個銀元計,整整是5萬銀元)。天哪!在搞什麽鬼?我們軍隊提用銀元,是“為了打仗,防守上海”,他們提取巨額銀元又是幹什麽呢?
我為什麽對江亞輪有如此深刻的記憶呢?因為軍馬給養改發銀元時,師部還通知要領一批軍用物資,本來,這不是該我辦的事,因為青年軍的後勤,是實行美軍式管理,管實物的叫“經理官”,管經費錢財的叫“財務官”(以前統稱軍需官)。當時,方經理官出差未回,上麵又催得緊。這時,恰遇軍馬給養改發銀元,要到師部辦領,團部就決定,這兩件事情由我一起辦了。誰知順便辦領的這批軍用物資出事了,我被關起來。若不是師內“軍需學校”同學大家湊銀元來打通“軍法處”和管後勤的實權參謀,我險些被判“槍決”。這是我一生遭受的最沉痛的打擊。我不去領軍馬銀元,我就不會出那趟差,也就不會代領那批軍用物資,惹出一身大禍來。說到底,銀元是禍首。
江亞輪爆炸沉沒是必然的結果。如果江亞輪不沉沒,當追查艙存銀元真相暴露時,不知要牽扯出國民黨政權內多少台後頭麵人物。因此,“死無對證”,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著名影星張翼,原籍寧波。12月3日,張托人買到一張江亞輪二等艙客票,送妻子回故裏省親。但當張翼夫婦氣喘籲籲地趕到碼頭時,船已離岸。夫婦倆沮喪而歸,途中互相埋怨對方耽擱太久。第二天,噩耗傳來,兩人冷氣倒抽,深感慶幸。另有一位姓張的老太太,本來買的是去寧波的江亞輪客票,可是忙中出錯,誤登了與江亞輪並泊的茂利輪,啟碇後才知是開往浙東海門的。老太太躲過一劫。
失事之謎
江亞輪失事原因,人言言殊,各執一詞,迄無定論。據載,不外乎6種可能:
1.鍋爐爆炸;2.觸礁;3.定時炸彈;4.夾運爆炸物;5.遭受魚雷襲擊;6.誤觸水雷。
1948年12月7日,招商局特邀中國漁輪公司副經理顧久寬,總工程師朱天秉,上海輪渡公司副經理周啟新,輪機師總會理事長陸良炳,中國造船工程學會理事長、中華造船廠經理楊俊生,交通大學造船係主任、民生公司總工程師葉在馥,交通大學機械係教授柴誌明,美籍專家格萊登極博士等14位專家及航政、監察等部門的代表,前往失事地點勘察。調查審定會上,專家們認為,該輪航線正確,不可能觸礁,爆炸處距鍋爐房尚有60英尺距離,也非鍋爐爆炸所致。
江亞輪被炸裂口長約30英尺,裂口處的鋼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卻又向內凹進,形狀蹊蹺,緣由莫辨。傳訊生還的江亞輪理貨員,查明倉載貨物中並無爆炸物夾帶,一般隨身攜帶的小型定時炸彈,也不可能有這樣大的爆炸當量。
經多方協查,最後的意見大都趨同於誤觸水雷。中國漁輪公司顧久寬表示:“渠認為可能係一種——戰時遺留下之水雷……”
善後風波
長長的遇難者名單
3000餘眾罹難者的家屬、親友需要為死去的親人討還一個公道。且不論其他,僅憑是日客輪嚴重超載這一點,就足夠追究招商局有關責任者的瀆職之罪。但是,江亞輪慘案善後委員會提出的合理要求,卻被當局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為借口,給無限期地拖延了下來。
1949年2月8日,距慘案發生已逾兩月之久,當局方麵仍遲遲不予表示。聚集在西藏路寧波人旅滬同鄉會中的5000餘名被難家屬終於按捺不住了。下午5時許,他們在善委會聯絡組正副組長王震林、王耐寒的統一組織下,分別乘卡車前往廣東路20號招商局請願。招商局聞訊慌忙停止辦公,將鐵門拉上。被難家屬不得其門而入,轉而往招商局董事長劉鴻生、總經理徐學禹的家中尋找。兩人躲避在先,眾家屬遍尋無著,隻好暫且歸去。
次日一早,被難家屬增至600餘人,再度出現在招商局局本部大門口,要求給每位家屬發放安家費食米125石。但招商局大門緊閉,徐學禹堅不出麵。雙方相持到下午2時許,家屬們用卡車裝來空棺10具,堵在招商局三處大門口,然後焚香祝拜。至傍晚6時許,在徐學禹的敦促下,警察局長俞叔平增派保警二中隊及“飛行堡壘”前往馳援,施行彈壓。全體被難家屬先被強行分割,然後再遭驅趕,一場風波始告平息。
事後,招商局態度更趨強硬,聲稱在責任未明之前決不賠償撫恤金,即使責任判定,也斷無接受難屬可提賠償金額之可能,雲雲。
驚爆內幕
江亞輪慘案發生後,雖大多數人都傾向於觸雷說,但均屬推斷,無人能夠提供確切佐證。一樁震驚世界的慘案久懸未決,最終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後,原招商局經理胡時淵,方才吐口,對失事原因作出另一種解釋,爆出驚人內幕。
據稱,1948年12月,國民黨上海海軍航空兵的轟炸機飛往海州執行任務後,返回上海高昌海軍基地,在吳淞口外上空,機上懸掛的一枚500磅炸彈,因安放欠妥而脫鉤墜海。江亞輪此時恰好駛經這片水域,結果被炸沉沒。
事發後,國民黨當局將此視為絕密,嚴加封鎖。直至1949年4月,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招商局董事長劉鴻生、總經理徐學禹及胡時淵,誘勸他們去台灣時,才吐露了真相。
但此說究竟屬實與否,僅憑一人之言,似乎仍然難以判定。
文/劍簫
江亞輪事件,雖然曆經半個多世紀,仍然是個未能完全解開的“謎”。但無論是監守自盜,還是檢修失當,導致其“沒”的原因,不外一個“貪”字。
“貪”,就是過分的獲得,是一種與自己的能力不對稱的攫取。
說到“貪”,我們常常容易聯想到那些鋌而走險,不惜以犧牲別人的利益為代價,換取自我價值的人。其實,為了實現所謂的“利益最大化”,有些人便可無視設備的隱患而“開足馬力”,最終導致惡果……這種行為,說穿了,也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
貪多務得,其本質在於利益驅動。
那些看似與己無關的“貪”,其實卻是有難以撇清的“私欲”在作怪——比如為了麵子,為了形象,為了各種關係,乃至出於憐憫、好心……所有的一切,應以最後的結果來定義利弊。當所有的“好意”走向了它期望的反麵,人們需要捫心自問的是:我們是否過於“貪婪”?
在中外曆史上,因為“貪”而導致人間悲劇的,又豈止恒河沙數?
江亞輪的沉沒,或許被許多人所淡忘,不過由它而引發的教訓卻不會沉沒,對於那些“貪婪”的集體和個人來說,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