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摘自《苦難輝煌》作者：金一南出版社：華藝出版社
有人翻遍曆史，得出在中國欲成大事者，實踐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其一，愛才如命；
其二，揮金如土；
其三，殺人如麻。
近代中國恐怕沒有哪一個比蔣介石更加具備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來說，普天之下，也隻有姓蔣。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從1926年“三?二○”中山艦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年1 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 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 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 “敵人可以在幾分鍾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鍾內鍛煉出我們的領袖。”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誌有識的青年。 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裏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共產黨人隻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隻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隻有極少人能夠幸免──例如陳賡，黃埔軍東征時救過蔣的性命，殺掉名聲不好，捕了以後也隻有勉強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東征期間，第三師在華陽附近被圍，情況危急。蔣命第四團連長陳賡去傳令：不許撤退。幾個月前蔣介石與廖仲愷曾共同簽署連坐法令，規定“如一班同退，隻殺班長。一排同退，隻殺排長。一連同退，隻殺連長。一營同退，隻殺營長。一團同退，隻殺團長。一師同退，隻殺師長。”但第三師在敵人壓迫下已處全線動搖之中，連想殺的人都找不著。兵敗如山倒之間蔣還站在那裏大聲叫喊，陳賡見狀上去背起蔣就跑，一直跑至河邊上船擺渡過去，方才脫險。蔣後來感慨道：“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製勝，轉危為安”。話雖這麽說，卻也知道是陳賡實實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蔣聞訊，立即命令將陳賡帶到南昌，他要親自勸降。據說那天陳賡聞蔣進屋，隨手舉報紙遮臉，不見。蔣見陳賡正在看報，便繞到左側，陳賡複舉報紙轉到左側；蔣轉到右側，陳賡又舉報紙隨著轉到右側。蔣無奈，隻有苦笑離去。一個月後，蔣讓人“陪伴”陳賡外出自由活動，同意隨他走脫。這算惟一的特例。
其餘便沒有那麽客氣了。連與蔣長期共事、先後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本不是共產黨人，隻是什麽“第三黨”，且還有陳誠在一邊說情也不能幸免，堅決殺掉。如此騰騰殺氣，為何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什麽力量使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一次又一次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
人人想破解這道近代中國之謎。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認為，原因在於中國農業破產。
1934年1月20日，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汪精衛在開幕詞中說:
“至於共匪之發生，則為中國曆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縱，謀為李自成、張獻忠之所為。即以江西一省而論，人口減少至六百萬，此等災禍，真較洪水猛獸為重。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清除共匪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
汪精衛風度翩翩，是國民黨內口若懸河的雄辯家、“總理遺囑”起草人、孫中山臨終最後呼喚的人物，也是中國現代史中一位頗富戲劇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與黃複生、喻培倫從香港潛入北京，行刺攝政王載灃。此前有朝鮮誌士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日本重臣伊藤博文，舉世震驚。汪一方麵正對革命黨人多次起義失敗痛心疾首，見清庭又宣布“預備立憲”欺騙輿論，遂決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麵則是對保皇黨人冷嘲熱諷的回應，他們說孫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穩穩，到處受人歡迎，那有做偉人這麽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衛決心以鮮血證實革命黨人的決心意誌。
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裏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攝政王府在地安門外後海鴉兒胡同附近。炸藥埋設點先選在鼓樓大街，後改煙袋斜街，最後皆作罷，定在銀錠橋。選定一深夜三人到橋下掘土，吠聲四起，便不敢幹下去，約定次日晚上再來。第二天晚上，喻、黃兩人剛埋好炸藥，就被橋上行人發現。事情敗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亂便豁出去為臨刑的慷慨。他在獄中供詞長達數千言，痛斥清庭，吟詩言誌: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引出多少憂國憂民之士的滾滾熱淚。
作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個人魅力的激進黨人，汪精衛幾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又在不經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麵。
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自稱為“一切都預先看到的”政治家，卻不能預見自己最後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處死。汪精衛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預料到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終於被刺。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大會剛剛開幕、 全體中央委員攝影完畢之際，身穿西裝、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槍，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連開三槍。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的快速敏捷，決不像汪精衛刺殺載灃那樣拖泥帶水。
警衛拔槍反擊之中會場大亂。代表們湧向門口逃生，腿腳不便的張靜江被擁倒在地。
留在汪精衛背肋骨的那顆子彈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創傷。1944年11月10日，其因槍傷複發死於日本。他在中國現代史中以刺客開始，以被刺告終。以殺身成仁的著名義士開始，以搖尾乞憐的頭號漢奸告終。
汪精衛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卻以為用農業破產理論，便可解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產生和存在之謎。
汪精衛的死對頭蔣介石則有另一種理論。
1931年5月12日，在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上，何應欽代蔣作“剿匪”報告。在回答“為什麽赤匪能有現在的猖獗”時，列五點理由:“第一，自然是由於曆年軍閥的叛變，散軍潰卒，嘯集成匪，槍枝遺失的既多，於是他們就憑地勢，肆行不軌”；
“第二，則是由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它因為想暗中並吞中國，去供給它的原料，銷售它的產品”；
“第三，是由於白色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以至農村瀕於破產，增加了農村裏的失業人數與痛苦，因此也有為生活所迫”；
“第四，則是由於過去教育製度的不良，青年在學校裏頭，好的隻注意了知的訓練，而缺少了德的修養，所以多數的青年隻有一時熱烈的衝動，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於中國社會組織的鬆懈。中國因為受了幾千年專製的毒害，又遭了軍閥的宰割，所以社會上簡直失去了自動的能力，連保衛自己的願望與勇氣，都不容易實現出來”；
“由著這些緣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潰瘡一樣的爛起來。”“如果我們自身不努力的話，也就說不定唐代黃巢、明末流寇之禍，又將重現於今日了。”
五條理由中，第一、四、五條原因在內部，執政的國民黨難脫幹係，不便多講；第三條“白色帝國主義者”既英、美、日等，已多變成國民政府的後援，也輕描淡寫隻限於“經濟侵略”，後果僅為農村破產，且還用了一個臨界詞:“瀕於”。
惟獨對第二條“赤色帝國主義”用語最狠。
何應欽說，赤色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豢養它的走狗以為奸細，同時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脅歐美，得到它外交上的勝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國為犧牲。我們知道我國曆史上的流寇也有許多，但是與現在不同的，就是現在的赤匪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所以更形猖獗了。”
於是共產黨組織所以屢禁不止，紅色政權所以屢撲不滅，根子就全在蘇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便不過是一場“雇傭革命”了。
這是國民黨人用了幾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
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和共產國際，不僅給中國共產黨，而且給中國各革命團體都提供了廣泛的援助。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給了國民黨。
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簽署後，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 輛裝甲車的援助，並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 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複交涉也無濟於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 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 萬盧布作為開辦經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庭和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裏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裏、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範、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與交通通訊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後來堅強戰鬥力的基礎。
此後，蘇俄繼續運來槍支彈藥。1925年一次運到廣州的軍火就價值56萬4 千盧布。1926年又將各種軍火分四批運到廣州。
第一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千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
第二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
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四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第二次東征大捷後，蔣介石在汕頭曾說: “我們軍隊的組織方法是從那裏來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們老實說，我們軍隊的製度實在從俄國共產黨紅軍仿照來的”；“蘇俄同誌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蔣介石深知，黃埔黨軍的勝利，很大一部分應歸於蘇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為此國民黨也曾麵臨“盧布黨”的指責。
1924年，孫中山、汪精衛在一次答《順天時報》記者問中，有記者問: “為什麽國民黨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每月五千金盧布資助？”“為什麽廣州軍事學校靠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經費維持？”
孫中山、汪精衛巧妙地回答: 關於國民黨和黃埔軍校接受經費的問題，這要有書麵材料才能成立。記者君請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關於接受蘇維埃資助的責難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點，那麽他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還負有法律上的責任。
末了孫、汪通過進一步補充，也給自己留了後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政黨或學校會反對接受別人的資助。因此，即使證明國民黨或上述學校從其他來源獲得財政支持，那在道義上也不是什麽不光彩的事。為什麽記者君一定要對我們的動機提出異議呢？
後來指中國共產黨“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的蔣介石，當初在這方麵也有頗為精彩的論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東征大捷後，他在汕頭總指揮部宴請蘇俄顧問時講:
“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話人的用意，以為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蔑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作這樣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麵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19世紀以前知道國家主義的民族英雄而已，他並不明白現在是一個什麽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褊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還可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是現在20世紀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備世界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麽，革命成功的路徑，恰同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
蔣介石也是頗善雄辯之人。
蘇聯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還大力援助北方的馮玉祥。
從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得到了俄式步槍38828支， 日式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0萬發，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附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大量藥品等。
1926年10月底，國民軍又從蘇聯得到3500支步槍，1150 萬發子彈， 3 架飛機，4000把馬刀，10支火焰噴射器等。
還派遣了相當數量的軍事顧問。馮玉祥回憶說，顧問組中“步騎炮工各項專門人才皆備”。蘇聯顧問幫助國民軍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廠，生產彈藥，培養技師；按照蘇俄的圖紙，還製造出第一批裝甲車。
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後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並派烏斯曼諾夫(桑古爾斯基)為馮玉祥的軍事總顧問，幫助他指揮國民軍作戰。
所以當蔣、馮先後叛變革命，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庭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歎曰:“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 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見蘇俄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援助與國民黨比較起來，也謹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 經濟來源皆隻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裕，也僅夠用於操辦一兩份刊物。對其他社會活動如開展學運、工運、兵運等，即使意義重大，也無力支持。
維經斯基等來華後，中國共產黨進入籌建階段，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僅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獲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所需費用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援助。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1月維經斯基一離開，立即經費無著，各種宣傳工作， 特別是用於對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餘元路費都拿不出來，隻有從私人手裏借錢才算了事。連路費都無著的這些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謹慎。
陳獨秀就主張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他對包惠僧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其匯報工作、受其領導。
後來陳獨秀到廣州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廣州有人在報上罵他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在這種壓力下，陳更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黨人有哪一個不想獨立。但若不能自主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不久，與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李達會晤時，表示共產國際將給予經濟援助，但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李漢俊和李達當場表示: 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開展工作。
馬林同二李的關係因此蒙上了一層不愉快的陰影。
張國燾則取另一態度。他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每月約需一千餘元的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張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麽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本著這種立場，陳獨秀與馬林談成僵局。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製， 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陳獨秀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他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麵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雙方對此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但經費問題畢竟是極其現實的問題，很快，連火氣很大的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他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三百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繼之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已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它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費。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錢吧？ ”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錢，再坐一會，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出現轉機是因為他的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來，褚輔成一見麵就拉著陳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麽回事， 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來了!”
陳獨秀身份當即暴露。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大報紛紛登載，鬧得滿城風雨。李達通報各地的組織派人到上海來，設法營救，並電請孫中山先生幫忙；孫中山立即打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要求通融。
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釋放，罰100元了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按照李達的說法: 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印象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曆才真正感悟到: 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裏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誌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也還需要經費。富於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爭論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了這個現實。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共識大體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係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赤色職工國際批準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雖然隻承認“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係的組織”，用中共中央的下設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繞了個彎，緩和了陳獨秀一直堅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的觀點，但從此，中國共產黨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那麽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與國民黨接受的援助比較起來，相去甚遠。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麵。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依然異常重要。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 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這一數量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量，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產國際的援助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關係，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皆著力於讓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
首先是陳獨秀。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伏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其所言極是。問題是連從監獄裏解救你的錢都要別人支付，還怎麽獨立於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以後，還想保持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的“兄弟關係”，隻能是書生意氣的一廂情願了。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人民視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溶合。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國民黨裏去，怎樣保持獨立性而不被吞並？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作是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問題，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製，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判斷。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出現僵局。
但在承認“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之後，僵局不可能持久。
馬林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動用了組織的力量。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係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麵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1920年5月，李大釗認為自己和陳獨秀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深刻，對於俄國情況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談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陳獨秀的想法則不同。他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隻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陳獨秀以為他的建議要容易實行一些。後來自己真的“邊學邊幹”了，才真正體會到“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不知要難上多少倍。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製，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 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麵對共產國際做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隻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後他還是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之所在了。《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下台後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閆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隻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拋開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不說，單是既從國際支取經費、又不願接受其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要求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等，也的確是太狂妄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幹預: 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製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隻剩下台一途。
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並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係，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於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後一條更為關鍵。正是在以個意義上，我們說最終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是毛澤東。
一紙《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國能夠產生紅色政權。
找到五條結論，蔣介石說紅色政權的根源在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
總想“擠檸檬”的斯大林，又懷疑脫離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能否獨立存在。
托洛茨基則認為大革命失敗後去農村搞蘇維埃運動既不可能，也為時過晚。
但中國的紅色政權產生了，獨立存在了，迅猛發展了，誰來解釋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後占領冬宮之前，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還不得不躲藏在俄國與芬蘭交界的拉茲裏夫湖邊一個草棚裏。離武裝起義隻剩下不到20天了，才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後來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基本都是掃蕩法西斯德軍的蘇聯紅軍幫助建立的。當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以武裝幹涉為代表的軍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牆便像一段廉價的雪糕那樣融化掉了。
越南，朝鮮，基本上大同小異。
古巴的卡斯特羅遊擊隊也是在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政權的。
格瓦拉在南美叢林中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捉迷藏時，也沒有首先建立政權。不是列寧不想。不是胡誌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羅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沒有那種可能。
為什麽偏偏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
193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18年，毛澤東就在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之前，星羅棋布的紅色政權已經在白色政權周圍頑強存在，並有效地履行一個政權的全部職能了。
為什麽在中國能夠如此？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百科全書能夠詮釋這個問題。
1975年蔣介石剛剛去世，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就出版了一本書《The man who lost China》。書名就不大客氣，翻譯為“丟失了中國的人”。書中說:
“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他的運氣糟糕透頂”。
蔣介石數十年慘淡經營，竭力奮鬥，被僅僅歸結為“運氣”二字，克羅澤過於輕率。
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人的願望終生不改。十年內戰時期有“兩個星期”理論，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三個月”理論──“三個月消滅關裏關外共軍”；兵敗台灣後又有“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艱難困苦中頑強存在？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白色恐怖中迅猛發展？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內外幹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
蔣介石找過五條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羅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弄明白。
回答者隻有毛澤東。
毛澤東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該年10月5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第二部分專門談“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澤東也列出了五條原因。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既軍閥混戰。
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 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什麽條件呢？第一條就是“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蔣介石在五條原因中，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五條原因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認識之所以深刻，就在於他牢牢地根植於腳下的土地。蔣介石在中國實施最嚴厲的白色恐怖。毛澤東卻在這最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各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最廣闊的發展天地。
這塊天地不但擺脫了敵人，也獨立於友人。
紅色根據地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麽？
所以中國革命有了這一獨特現象: 紅色首腦最先在先進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紅色政權卻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
不集中在最現代化大的城市，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思想體係，不會獲得後來眾多的領導精英；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紅色武裝便沒有充足的給養和堅韌頑強的戰士，中國共產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政權，不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不開辟出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依存關係便無法根本改變。
不走毛澤東開辟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中國革命不但不能獨立於敵人，也不能獨立於友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見。周圍人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溢於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這位以“鋼鐵”命名並且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進程的曆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麵前，十分坦然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正因如此，更可見毛澤東道路的可貴。(王朝網絡 wangchao.net.cn）
有人翻遍曆史，得出在中國欲成大事者，實踐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其一，愛才如命；
其二，揮金如土；
其三，殺人如麻。
近代中國恐怕沒有哪一個比蔣介石更加具備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來說，普天之下，也隻有姓蔣。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
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誌豈在封侯!
從1926年“三?二○”中山艦事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從1941年1 月皖南事變，到1946年6月26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 蔣介石每每突然間向中國共產黨人舉起屠刀。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 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達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達100萬人以上。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張太雷、瞿秋白、惲代英、方誌敏等大批中共的優秀領導者皆被殺害。
周恩來曾經萬分痛心地說過: “敵人可以在幾分鍾內毀滅了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不能在幾分鍾內鍛煉出我們的領袖。”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國民黨愛國將領陳銘樞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紀念感言》中寫道:“嗚呼!不知多少萬熱血青年，就在這‘清黨’明文的‘停止活動’四字之下，斷送了最寶貴的生命!國民黨為‘救黨’而屠殺了中國數百萬有誌有識的青年。 這個損失是中國空前的損失，即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亦必不至於此。”
蔣介石用屠刀在中國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謂是全世界頂尖的白色恐怖。
相較之下，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黨人是有幸的。
列寧被捕流放過兩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過兩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過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處終身流放。
加裏寧多次被捕流放。捷爾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奧爾忠尼啟則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維爾德洛夫先後被關押和監禁達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達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為蔣介石，布爾什維克黨中央能存幾人？誰又將去領導改變了整個20世紀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共產黨人隻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本已叛變，蔣介石也隻讓他活了三天。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隻有極少人能夠幸免──例如陳賡，黃埔軍東征時救過蔣的性命，殺掉名聲不好，捕了以後也隻有勉強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東征期間，第三師在華陽附近被圍，情況危急。蔣命第四團連長陳賡去傳令：不許撤退。幾個月前蔣介石與廖仲愷曾共同簽署連坐法令，規定“如一班同退，隻殺班長。一排同退，隻殺排長。一連同退，隻殺連長。一營同退，隻殺營長。一團同退，隻殺團長。一師同退，隻殺師長。”但第三師在敵人壓迫下已處全線動搖之中，連想殺的人都找不著。兵敗如山倒之間蔣還站在那裏大聲叫喊，陳賡見狀上去背起蔣就跑，一直跑至河邊上船擺渡過去，方才脫險。蔣後來感慨道：“幸仗總理在天之靈，出奇製勝，轉危為安”。話雖這麽說，卻也知道是陳賡實實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蔣聞訊，立即命令將陳賡帶到南昌，他要親自勸降。據說那天陳賡聞蔣進屋，隨手舉報紙遮臉，不見。蔣見陳賡正在看報，便繞到左側，陳賡複舉報紙轉到左側；蔣轉到右側，陳賡又舉報紙隨著轉到右側。蔣無奈，隻有苦笑離去。一個月後，蔣讓人“陪伴”陳賡外出自由活動，同意隨他走脫。這算惟一的特例。
其餘便沒有那麽客氣了。連與蔣長期共事、先後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本不是共產黨人，隻是什麽“第三黨”，且還有陳誠在一邊說情也不能幸免，堅決殺掉。如此騰騰殺氣，為何共產黨人終剿不滅？是什麽力量使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一次又一次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
人人想破解這道近代中國之謎。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汪精衛認為，原因在於中國農業破產。
1934年1月20日，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汪精衛在開幕詞中說:
“至於共匪之發生，則為中國曆史上農民失業之結果，加以最近數十年來，經濟落後，農村崩潰，失業人數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縱，謀為李自成、張獻忠之所為。即以江西一省而論，人口減少至六百萬，此等災禍，真較洪水猛獸為重。本黨除了努力治標清除共匪之外，還須努力治本，以解決農民失業問題。”
汪精衛風度翩翩，是國民黨內口若懸河的雄辯家、“總理遺囑”起草人、孫中山臨終最後呼喚的人物，也是中國現代史中一位頗富戲劇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與黃複生、喻培倫從香港潛入北京，行刺攝政王載灃。此前有朝鮮誌士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日本重臣伊藤博文，舉世震驚。汪一方麵正對革命黨人多次起義失敗痛心疾首，見清庭又宣布“預備立憲”欺騙輿論，遂決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庭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麵則是對保皇黨人冷嘲熱諷的回應，他們說孫中山等“叫人家去革了命，而自已可以安安穩穩，到處受人歡迎，那有做偉人這麽便宜”？在此剌激之下，汪精衛決心以鮮血證實革命黨人的決心意誌。
決心與行動還不是一回事。汪、黃、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卻不是行刺裏手，也無一人有安重根那樣抵近行動的勇毅。炸彈安放地點花了三個多月時間研究，仍然舉棋不定。
攝政王府在地安門外後海鴉兒胡同附近。炸藥埋設點先選在鼓樓大街，後改煙袋斜街，最後皆作罷，定在銀錠橋。選定一深夜三人到橋下掘土，吠聲四起，便不敢幹下去，約定次日晚上再來。第二天晚上，喻、黃兩人剛埋好炸藥，就被橋上行人發現。事情敗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亂便豁出去為臨刑的慷慨。他在獄中供詞長達數千言，痛斥清庭，吟詩言誌: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引出多少憂國憂民之士的滾滾熱淚。
作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個人魅力的激進黨人，汪精衛幾乎把革命者形像塑造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又在不經意中悄悄走向自己的反麵。
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曾自稱為“一切都預先看到的”政治家，卻不能預見自己最後以“投靠法西斯”罪名，被斯大林處死。汪精衛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預料到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終於被刺。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大會剛剛開幕、 全體中央委員攝影完畢之際，身穿西裝、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槍，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連開三槍。
孫鳳鳴刺殺汪精衛的快速敏捷，決不像汪精衛刺殺載灃那樣拖泥帶水。
警衛拔槍反擊之中會場大亂。代表們湧向門口逃生，腿腳不便的張靜江被擁倒在地。
留在汪精衛背肋骨的那顆子彈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創傷。1944年11月10日，其因槍傷複發死於日本。他在中國現代史中以刺客開始，以被刺告終。以殺身成仁的著名義士開始，以搖尾乞憐的頭號漢奸告終。
汪精衛本身就是一個謎。他卻以為用農業破產理論，便可解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產生和存在之謎。
汪精衛的死對頭蔣介石則有另一種理論。
1931年5月12日，在國民黨政府國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上，何應欽代蔣作“剿匪”報告。在回答“為什麽赤匪能有現在的猖獗”時，列五點理由:“第一，自然是由於曆年軍閥的叛變，散軍潰卒，嘯集成匪，槍枝遺失的既多，於是他們就憑地勢，肆行不軌”；
“第二，則是由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它因為想暗中並吞中國，去供給它的原料，銷售它的產品”；
“第三，是由於白色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以至農村瀕於破產，增加了農村裏的失業人數與痛苦，因此也有為生活所迫”；
“第四，則是由於過去教育製度的不良，青年在學校裏頭，好的隻注意了知的訓練，而缺少了德的修養，所以多數的青年隻有一時熱烈的衝動，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
“第五，是由於中國社會組織的鬆懈。中國因為受了幾千年專製的毒害，又遭了軍閥的宰割，所以社會上簡直失去了自動的能力，連保衛自己的願望與勇氣，都不容易實現出來”；
“由著這些緣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潰瘡一樣的爛起來。”“如果我們自身不努力的話，也就說不定唐代黃巢、明末流寇之禍，又將重現於今日了。”
五條理由中，第一、四、五條原因在內部，執政的國民黨難脫幹係，不便多講；第三條“白色帝國主義者”既英、美、日等，已多變成國民政府的後援，也輕描淡寫隻限於“經濟侵略”，後果僅為農村破產，且還用了一個臨界詞:“瀕於”。
惟獨對第二條“赤色帝國主義”用語最狠。
何應欽說，赤色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豢養它的走狗以為奸細，同時也想利用它走狗的力量去威脅歐美，得到它外交上的勝利，所以它不惜以中國為犧牲。我們知道我國曆史上的流寇也有許多，但是與現在不同的，就是現在的赤匪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所以更形猖獗了。”
於是共產黨組織所以屢禁不止，紅色政權所以屢撲不滅，根子就全在蘇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便不過是一場“雇傭革命”了。
這是國民黨人用了幾十年的武器。
最常用的武器卻缺乏最基本的常識。
十月革命後的蘇俄和共產國際，不僅給中國共產黨，而且給中國各革命團體都提供了廣泛的援助。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其中絕大部分給了國民黨。
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簽署後，越飛赴日，從日本熱海致電馬林轉孫中山，宣布向國民黨提供200萬盧布的款項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 輛裝甲車的援助，並派遣教練員幫助建立軍校。
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記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 支粵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為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愷反複交涉也無濟於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 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蔣介石標榜的黃埔建軍，本錢卻來自蘇俄。正是有了蘇俄資助的200 萬盧布作為開辦經費，加上提供的大批槍械，才使國民黨獲得了建軍的基礎。
除了經費和武器，蘇俄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顧問的鮑羅庭和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外，專門派到軍校工作的有總顧問切列潘諾夫、步兵顧問白裏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裏、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了典、範、令和戰術、兵器、築城、地形與交通通訊五大教程，成為黃埔黨軍後來堅強戰鬥力的基礎。
此後，蘇俄繼續運來槍支彈藥。1925年一次運到廣州的軍火就價值56萬4 千盧布。1926年又將各種軍火分四批運到廣州。
第一批有日造來福槍4000千支，子彈400萬發，軍刀1000把；
第二批有蘇造來福槍9000支，子彈300萬發；
第三批有機關槍40挺，子彈帶4000個，大炮12門，炮彈1000發；第四批有來福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機關槍50挺，大炮12門；
第二次東征大捷後，蔣介石在汕頭曾說: “我們軍隊的組織方法是從那裏來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們老實說，我們軍隊的製度實在從俄國共產黨紅軍仿照來的”；“蘇俄同誌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蔣介石深知，黃埔黨軍的勝利，很大一部分應歸於蘇俄武器裝備和軍事顧問。
為此國民黨也曾麵臨“盧布黨”的指責。
1924年，孫中山、汪精衛在一次答《順天時報》記者問中，有記者問: “為什麽國民黨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每月五千金盧布資助？”“為什麽廣州軍事學校靠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經費維持？”
孫中山、汪精衛巧妙地回答: 關於國民黨和黃埔軍校接受經費的問題，這要有書麵材料才能成立。記者君請拿出真憑實據來證明關於接受蘇維埃資助的責難吧。如果他做不到以一點，那麽他不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還負有法律上的責任。
末了孫、汪通過進一步補充，也給自己留了後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個政黨或學校會反對接受別人的資助。因此，即使證明國民黨或上述學校從其他來源獲得財政支持，那在道義上也不是什麽不光彩的事。為什麽記者君一定要對我們的動機提出異議呢？
後來指中國共產黨“是有國際的背景，挾有經濟的後援，有組織的指揮與訓練”的蔣介石，當初在這方麵也有頗為精彩的論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東征大捷後，他在汕頭總指揮部宴請蘇俄顧問時講:
“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話人的用意，以為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蔑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為作這樣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麵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19世紀以前知道國家主義的民族英雄而已，他並不明白現在是一個什麽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褊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還可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是現在20世紀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備世界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麽，革命成功的路徑，恰同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
蔣介石也是頗善雄辯之人。
蘇聯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孫中山蔣介石外，還大力援助北方的馮玉祥。
從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得到了俄式步槍38828支， 日式步槍17029支，德國子彈1200萬發，7.6毫米口徑步槍子彈462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手榴彈1萬多枚，附帶子彈的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以及大量藥品等。
1926年10月底，國民軍又從蘇聯得到3500支步槍，1150 萬發子彈， 3 架飛機，4000把馬刀，10支火焰噴射器等。
還派遣了相當數量的軍事顧問。馮玉祥回憶說，顧問組中“步騎炮工各項專門人才皆備”。蘇聯顧問幫助國民軍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廠，生產彈藥，培養技師；按照蘇俄的圖紙，還製造出第一批裝甲車。
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後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並派烏斯曼諾夫(桑古爾斯基)為馮玉祥的軍事總顧問，幫助他指揮國民軍作戰。
所以當蔣、馮先後叛變革命，被解職通緝的國民黨政治顧問鮑羅庭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歎曰:“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 國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見蘇俄對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蘇俄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援助與國民黨比較起來，也謹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之前，不管是南陳還是北李， 經濟來源皆隻有教書、編輯的薪水及寫文章的稿費。錢稍有富裕，也僅夠用於操辦一兩份刊物。對其他社會活動如開展學運、工運、兵運等，即使意義重大，也無力支持。
維經斯基等來華後，中國共產黨進入籌建階段，社會工作急劇增加，不僅黨員多數漸漸不能兼職教書、編輯、寫文章以獲取薪金，而且僅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種革命理論書籍，所需費用也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黨組織最先接受了維經斯基提供的經費援助。當時這種最初的援助帶有很大的臨時性質。1921年1月維經斯基一離開，立即經費無著，各種宣傳工作， 特別是用於對工人進行啟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廣州向陳獨秀匯報工作，連區區15餘元路費都拿不出來，隻有從私人手裏借錢才算了事。連路費都無著的這些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謹慎。
陳獨秀就主張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他對包惠僧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其匯報工作、受其領導。
後來陳獨秀到廣州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廣州有人在報上罵他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在這種壓力下，陳更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
黨人有哪一個不想獨立。但若不能自主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不久，與當時主持上海小組工作的李漢俊、李達會晤時，表示共產國際將給予經濟援助，但必須先交出工作計劃和預算。李漢俊和李達當場表示: 共產國際如果支援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支配。否則，我們並不期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開展工作。
馬林同二李的關係因此蒙上了一層不愉快的陰影。
張國燾則取另一態度。他是最先認為應該接受國際經濟援助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以很快的速度，向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及每月約需一千餘元的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
張國燾沒有獅子大張口。他提出的經費預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謹慎。
但陳獨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評張國燾。他說，這麽做等於雇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該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要堅持的立場。
本著這種立場，陳獨秀與馬林談成僵局。包惠僧回憶:“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製， 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
陳獨秀不同意馬林的意見，他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麵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雙方對此爭論激烈，幾次會談都不成功。在一旁擔任馬林翻譯的張太雷著急了，提示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也不能例外。不料陳怒火中燒，猛一拍桌子，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
說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並接受其經費受其領導，這是1921年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中共中央出現的第一次爭吵。
但經費問題畢竟是極其現實的問題，很快，連火氣很大的陳獨秀也無法“無報酬地為黨服務”了。他開始以革命為職業，便失去了固定職業和固定收入，經濟上很不寬裕。起初商務印書館聽說他回到上海，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月薪三百元，他馬上接受；但這一固定收入持繼之間很短。他大部分時間已經埋頭於黨務，已經沒有時間再為商務印書館寫稿編稿了。
窘迫的陳獨秀開始經常出入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的職員都是安徽人，與陳有同鄉之誼。它出版的《獨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費。於是他沒錢了就來亞東，但又從不開口主動要錢。好在老板汪孟鄒心中有數，每當他坐的時間長了，便要問一句:“拿一點錢吧？ ”陳獨秀便點點頭，拿一點錢，再坐一會，就走了。
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肯鬆口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
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出現轉機是因為他的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來，褚輔成一見麵就拉著陳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麽回事， 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來了!”
陳獨秀身份當即暴露。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各大報紛紛登載，鬧得滿城風雨。李達通報各地的組織派人到上海來，設法營救，並電請孫中山先生幫忙；孫中山立即打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要求通融。
起關鍵作用的還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陳獨秀釋放，罰100元了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按照李達的說法: 馬林和中國共產黨共了一次患難。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印象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曆才真正感悟到: 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裏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誌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建立一個黨，鞏固一個黨，發展一個黨，需要理想，需要主義，也還需要經費。富於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爭論了很長時間才承認了這個現實。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共識大體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係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赤色職工國際批準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雖然隻承認“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係的組織”，用中共中央的下設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繞了個彎，緩和了陳獨秀一直堅持“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的觀點，但從此，中國共產黨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的支援。
中共二大正式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
那麽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與國民黨接受的援助比較起來，相去甚遠。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平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麵。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依然異常重要。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共產黨員，組織上每月給30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 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交納的黨費仍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農民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一百萬元之多。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這一數量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量，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共產國際的援助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巨大幫助。但又正是通過有限的援助形成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關係，給中國共產黨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中共黨史上，有三位領袖人物皆著力於讓中共獨立於共產國際。
首先是陳獨秀。陳獨秀個性極強，說一不二，向來不願伏首聽命。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製於人。其所言極是。問題是連從監獄裏解救你的錢都要別人支付，還怎麽獨立於人。尤其是在接受援助、成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以後，還想保持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的“兄弟關係”，隻能是書生意氣的一廂情願了。1922年春，馬林提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人民視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中共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共產黨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溶合。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產黨進入到龐大國民黨裏去，怎樣保持獨立性而不被吞並？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兩個前途，或者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或者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終止。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作是決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生死存亡問題，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製，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同樣是一種不正確的判斷。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出現僵局。
但在承認“各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之後，僵局不可能持久。
馬林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動用了組織的力量。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做出一係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共產黨執行，並令中共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共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麵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1920年5月，李大釗認為自己和陳獨秀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深刻，對於俄國情況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談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陳獨秀的想法則不同。他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隻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陳獨秀以為他的建議要容易實行一些。後來自己真的“邊學邊幹”了，才真正體會到“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不知要難上多少倍。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製，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 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麵對共產國際做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隻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後他還是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之所在了。《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下台後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閆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隻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拋開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不說，單是既從國際支取經費、又不願接受其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要求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等，也的確是太狂妄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幹預: 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製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隻剩下台一途。
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並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係，不僅有賴於政治上、軍事上鬥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於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後一條更為關鍵。正是在以個意義上，我們說最終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是毛澤東。
一紙《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表明他不相信中國能夠產生紅色政權。
找到五條結論，蔣介石說紅色政權的根源在於“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
總想“擠檸檬”的斯大林，又懷疑脫離了國民黨的共產黨人能否獨立存在。
托洛茨基則認為大革命失敗後去農村搞蘇維埃運動既不可能，也為時過晚。
但中國的紅色政權產生了，獨立存在了，迅猛發展了，誰來解釋這一切呢？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布爾什維克黨人最後占領冬宮之前，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還不得不躲藏在俄國與芬蘭交界的拉茲裏夫湖邊一個草棚裏。離武裝起義隻剩下不到20天了，才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後來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基本都是掃蕩法西斯德軍的蘇聯紅軍幫助建立的。當蘇聯的支持──特別是以武裝幹涉為代表的軍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牆便像一段廉價的雪糕那樣融化掉了。
越南，朝鮮，基本上大同小異。
古巴的卡斯特羅遊擊隊也是在先奪取政權之後，才建立政權的。
格瓦拉在南美叢林中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捉迷藏時，也沒有首先建立政權。不是列寧不想。不是胡誌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羅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沒有那種可能。
為什麽偏偏在中國就有這種可能？
193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18年，毛澤東就在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之前，星羅棋布的紅色政權已經在白色政權周圍頑強存在，並有效地履行一個政權的全部職能了。
為什麽在中國能夠如此？
全世界沒有哪一本百科全書能夠詮釋這個問題。
1975年蔣介石剛剛去世，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就出版了一本書《The man who lost China》。書名就不大客氣，翻譯為“丟失了中國的人”。書中說:
“對蔣介石的一生進行總結，蔣介石有自己的勇氣、精力和領袖品質，他不僅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從希臘悲劇的意義上講，他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的悲劇是他個人造成的”；“蔣介石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他的運氣糟糕透頂”。
蔣介石數十年慘淡經營，竭力奮鬥，被僅僅歸結為“運氣”二字，克羅澤過於輕率。
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人的願望終生不改。十年內戰時期有“兩個星期”理論，解放戰爭時期發展為“三個月”理論──“三個月消滅關裏關外共軍”；兵敗台灣後又有“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一輩子生活在撲滅燎原烈火的夢境之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艱難困苦中頑強存在？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白色恐怖中迅猛發展？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在內外幹擾中取得輝煌的成功？
蔣介石找過五條原因，但終生也沒有弄明白。克羅澤把所有原因歸結為一個最終的“運氣”，也沒有替蔣弄明白。
回答者隻有毛澤東。
毛澤東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該年10月5日，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第二部分專門談“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澤東也列出了五條原因。第一條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既軍閥混戰。
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 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什麽條件呢？第一條就是“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
蔣介石在五條原因中，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之毒計”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五條原因中，“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即軍閥混戰是根本一條。
毛澤東的認識之所以深刻，就在於他牢牢地根植於腳下的土地。蔣介石在中國實施最嚴厲的白色恐怖。毛澤東卻在這最嚴厲的白色恐怖下，在各個實行白色恐怖的政權連年混戰中，為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最廣闊的發展天地。
這塊天地不但擺脫了敵人，也獨立於友人。
紅色根據地和農村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軍事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經濟上也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蘇區根據地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不也應該人人皆知人人敬佩麽？
所以中國革命有了這一獨特現象: 紅色首腦最先在先進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紅色政權卻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
不集中在最現代化大的城市，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獲得先進的思想體係，不會獲得後來眾多的領導精英；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紅色武裝便沒有充足的給養和堅韌頑強的戰士，中國共產黨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自己的政權，不創造出鞏固的根據地，不開辟出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依存關係便無法根本改變。
不走毛澤東開辟的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之路，中國革命不但不能獨立於敵人，也不能獨立於友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見。周圍人沒有想到毛澤東第一句話竟然是：“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獨立自主帶來的艱難曲折溢於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這是一般公理”。這位以“鋼鐵”命名並且深刻改變了20世紀世界政治進程的曆史巨人，在勝利的中國革命麵前，十分坦然地承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正因如此，更可見毛澤東道路的可貴。(王朝網絡 wangchao.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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