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的懺悔（ZT)

蘇聯劇變後索爾仁尼琴的“懺悔”

 

高國翠　

   

    作家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集文學家、曆史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多種角色功能於一身，被俄羅斯人民譽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可我們翻開俄羅斯文學曆史畫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卻未曾謀麵這位俄羅斯唯一活著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最近幾年的文學史當中開始出現這位作家、學者的名字，對他的評價無論是其本國作家、學者，還是國外的研究者卻眾說紛紜。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他處於何種地位？他多舛的命運對我們重新認識20世紀俄羅斯曆史有著怎樣的意義？對這些問題的澄清是一項艱難而有意義的工作。

                                      一

    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前蘇聯俄羅斯作家，於1918年12月11日出生於北高加索的療養勝地吉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隨寡母遷居到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市。他的母親和他家的親戚大都是虔誠的教徒，東正教在他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從9歲起索爾仁尼琴就對文學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身患重病的母親，索爾仁尼琴中學畢業後考入了羅斯托夫大學數學物理係。為了圓自己的文學夢，1939年索爾仁尼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函授班。1941年索爾仁尼琴大學畢業，成為一名中學教師。蘇德戰爭爆發後，索爾仁尼琴應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連長，兩次立功受獎。1945年2月，由於在給朋友的信中有對斯大林的不敬之詞，在東普魯士前線被捕，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他8年勞改。刑滿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複名譽，後定居梁讚市，任中學數學教員。
    10年的監獄生活徹底改變了索爾仁尼琴的政治觀、哲學觀、文學觀。1962年處女作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深受赫魯曉夫的賞識，在赫魯曉夫個人施加的政治壓力下，在《新世界》上刊出。這是蘇聯文學中第一部描寫斯大林時代勞改營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國內外的強烈反響，掀起了“集中營文學”的熱潮。1963年3月10日《真理報》報道了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一次接見中熱情讚揚了《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他說，這是“一部從黨的立場真實地闡明那些年代蘇聯實際情況的作品”，還說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和需要的書”。無可否認，是一位領導人和當時的曆史條件造就了這位傑出的作家。1963年，作者加入蘇聯作協。同年，發表短篇小說《瑪特廖娜的家》，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第一圈》、《癌病房》1968年在國外發表。其中，《第一圈》於2006年2月由作家親自改編成一部10集電視連續劇開始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映，老作家還在片中擔任畫外音。
    1965年3月，《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受到公開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前夕，索爾仁尼琴給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取消對文藝創作的一切公開和秘密的檢查製度”，遭到當局指責。1969年11月，作家被蘇聯作協開除會籍。1970年，“因為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1971年，德、法兩國同時出版他的十卷本巨著《紅輪》（1971—1991）的第一部《1914年8月》，其中作者用大量的事實材料分析了二月革命失敗的原因，分析了各黨派和團體的思想政治立場，論證了俄羅斯發展的曆史抉擇。1973年12月，他用“藝術研究”方法寫的《古拉格群島》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披露了從1918年到1956年間蘇聯監獄與勞改營的內幕。此書的暴露性極強。作者把蘇聯描繪成勞改營遍布全國，數以千萬計的無辜者遭到逮捕、關押和殺戮的黑暗帝國。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範疇的懊悔與自我克製》、《不要撒謊活著》、《給蘇聯領導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預言”社會主義必然垮台，攻擊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和經濟貧窮，堅持其古典的宗教民族自由思想，這些文題都恰好迎合現代西方社會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形勢和心理，1974年2月1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宣布剝奪其蘇聯國籍，把他驅逐出境。同年10月，美國參議院授予他“美國榮譽公民”稱號，隨後他移居美國。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國佛蒙特。1990年恢複作家國籍。1994年回國。
    回國前開始著手寫“政論三部曲”：《我們如何建設俄羅斯》（1990）、《20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1994）、《傾塌的俄羅斯》（1998），並在國內陸續出版。1997年5月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並創立以他名字命名的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文學獎。2001年索爾仁尼琴出版了《同行二百年》，成為近年來俄羅斯文壇的一件大事。這部書囊括了從1772年第一批猶太居民被俄羅斯接納到20世紀末200年間的俄羅斯和猶太民族的關係史，探討了俄羅斯猶太人的命運，以及猶太民族在俄羅斯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敏感問題。
    索爾仁尼琴回國後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和以前一樣，他既沒有和共產黨人達成合作，也不買當權者的賬，繼續保持政治批評家本色，對媒體公開指責葉利欽的改革措施，批評當前政府腐敗無能，再次處於媒體的中心。回國後作家在致力於《穀粒落入兩個磨盤間—驅逐出境特寫》的寫作，我們期待著這部作品的早日問世。

                                      二

    回顧作家所走過的坎坷道路，深刻解析作家的心路曆程，進一步挖掘作家思想根源，不難洞察其文學創作、思想發展的軌跡：由篤信東正教到不接受十月革命、社會主義製度，長達10年的監獄、勞改營和流放生活而導致政治觀、哲學觀的徹底改變；為不公平的命運喊冤，再到痛視、痛恨、詛咒社會，直到它滅亡，他一步步地走進懺悔的深淵。在這個過程中，文學這個強有力的武器被他運用得可謂淋漓盡致，否則美國怎麽會把“榮譽公民”的稱號送給他呢？由於其作品獨特的內容，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下被人為地誇大化，在最高領導人那裏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籌碼；後因政治突變文學進而變成自己與悲慘的命運、社會的不公正待遇進行抗爭和報複的手段和工具，他瘋狂寫作，瘋狂揭露當時的黑暗麵，其目標不隻是批判斯大林，而且矛頭直指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反對為鞏固蘇維埃政權被迫采取的鎮壓措施，宣揚反對一切革命的思想。作品在東西方都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被國外敵對勢力用來作為反蘇反共的宣傳品，產生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為西方製定反俄計劃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據，為製造大廈的倒塌提供了間接幫助，他的文學創作從某種程度上講充當了搗毀蘇聯大廈的“幫凶”。創作直接和間接地導致了他個人的悲劇及整個民族的悲劇。根據俄羅斯批評家達維多夫分析，這是索爾仁尼琴在勞改營裏養成的一種為求得生存和進行報複而不顧一切、蠻不講理的心理，已故批評家拉克申曾稱他的行為是“勞改營裏的狼的行為”；詩人葉夫圖申科把《古拉格群島》稱為“反共宣言書”。如果從作品所產生的國際影響角度來說，這些說法都是不無道理的。因此，作品便喪失了藝術作品的品格，這種看法為俄羅斯文學界相當多的人所認同。如詩人葉夫圖申科在考察了索爾仁尼琴的創作道路後指出，這位作家的出現，從一開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學事件，他的“藝術潛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閃現”過，如《瑪特廖娜的家》等作品敘事比較生動，塑造了比較豐滿的人物形象，藝術性較強，但是後來“在走出文學的圈子後就沒有能再回到文學中來”。
    特定的時期、複雜矛盾的命運使作家完全把寫作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作家用文學創作鋪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2005年10月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張建華采訪《旗》雜誌第一副主編娜塔麗亞•鮑利索夫娜•伊凡諾娃，她說：“……索爾仁尼琴自己就是一個神話。他給所有的人出點子——作家、農民、政府、杜馬，還有俄羅斯大地。於是他便失去了他們。他其實應該在奧林匹斯山上呆著，別什麽都幹預；這是他應有的角色。可他卻幹預，於是毀了自己的一切，連同他的名譽。”她的這番話道出了索爾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後的悲劇命運。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屬於那個時代的反對者；他們很難將過去的文化遺產與他們憎惡的社會現實截然分開；在冷戰時代的那個特定時期，索爾仁尼琴和他的作品從頭至尾實際上都是在被利用。其實，文學本不應該承載那麽多的責任、職責和功能。而強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懺悔的深淵。這是虔誠教徒宗教思想的回歸，也是他心靈的最後歸宿。
    蘇聯解體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爾仁尼琴關於俄國命運的思想的核心。他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反共最為堅決，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過去他連篇累牘地寫書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社會主義製度，在為搞垮蘇聯製造輿論方麵出的力氣最大，所以，他懺悔的心也最強烈。1989年蘇聯這座大廈倒塌了，曆史就這樣讓強大的蘇聯與另一個超級大國擦肩而過，當“預言家”的“預言”、“先知”實現了的時候，久在異國他鄉的作家麵對四分五裂的祖國，他的心或許也無法平靜，盡管曾因極權統治遭受迫害一度非常地痛視它，詛咒它，但當看到受苦受難的無辜老百姓，他的“俄羅斯民族良心”發現了！回國前就開始著手寫“政論三部曲”。縱覽這“三部曲”，不難揣摩出索爾仁尼琴關於俄國命運、民族意識的思考和對俄羅斯民族性格深刻的剖析，同時，作者認為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劃及其成功實施，也是俄羅斯步入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麵，索爾仁尼琴想借助文學作品來提出一些有效措施而拯救整個俄羅斯的命運，追回因反動的政治宣傳所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麵，也是他替自己尋找各種借口為自己辯解，雖然他沒有公開對自己的行為道歉，實際上他內心的懺悔比他公開道歉還深刻、還殘酷。他的“三部曲”完全能夠解讀他那顆懺悔的心。
    對於俄羅斯這個富有貴族情結的民族，作家的寶貴之處就在於首先他是當今唯一活著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幾乎一個世紀的腥風血雨他親眼所見，親耳所聽，親身所受，他是這個民族最可寶貴的財富。回顧作家的心路曆程他恨也應該，詛咒也應該，但懺悔更應該。著名作家邦達列夫說他應該到一個舊時的修道院裏去，在石板上跪下來進行懺悔，乞求上帝寬恕他的罪過。
    1994年，索爾仁尼琴以一個流亡者的身份，懷著複雜而又矛盾的心情，拖著76歲老人疲憊的身軀，在遠東登岸，坐火車向西橫穿全俄，回到他闊別整整20年的俄羅斯故土。他要落葉歸根，是的，他該回來了！看到物是人非、滿目瘡痍、人民極度貧困的祖國悲劇般現狀，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損大半，他逐漸沉於隱居狀態，孤居在遠離塵囂的莫斯科郊外聖三一雷科沃村自己蓋的住所裏。他依舊孤獨，除了陪伴他的妻子，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他還能做些什麽呢？他輾轉反側，他在更深刻地懺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他開始對目前的現實采取批判的態度。在1996年發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裏肯定斯大林是偉大人物，讚揚斯大林發動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這些都說明他的內心在懺悔，在他心中對曾經一度強大的祖國充滿著無盡的惋惜。這是一位曆史人物，是東西方“冷戰”的時代背景造就的特殊時期的產物，文學賦予他的使命、舊俄時代打下的深深烙印都決定他必然生活在無盡的懺悔之中。
    他之所以懺悔，就是因為他還有對民族文化難以割舍的依戀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雖然西方社會對他個人有“恩”，但他始終是一個西方現代文化和西方意識形態的堅定反對者。2005年6月媒體采訪時，他公開指責俄羅斯政治現狀，同時，強烈批評了美國社會虛偽的民主，打著民主旗號，推行強權的做法。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索爾仁尼琴闡釋了民族精神和文化對於國家與民族的意義：“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廣闊更重要，甚至比經濟繁榮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偉大在於其內部發展的高度，而不在於其外在發展的高度。” 他認為，如今能給俄羅斯人以力量、保證俄羅斯民族永遠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許隻有俄羅斯的文化。正因為在《傾塌的俄羅斯》一書所折射的這些品質，他才被人們視為“民族的良心”和“文化的主教”。
    索爾仁尼琴是一個永恒的持不同政見者，麵對媒體，他再次選擇了與當局對立的生活方式，他無所顧忌，不以為然，還繼續保持著政治批評本色，出麵設計國家的“人民自治管理”體製，逐漸與新的當權者拉開距離，毫不留情地拒絕了葉利欽在他生日時授予他的俄羅斯國家最高獎聖安德列獎。他對民族命運的擔憂、對人民力量的信賴，就能讓人們覺出他的滿腔赤誠，一顆真誠懺悔的心，並因此而感動。索爾仁尼琴所體現出來的生活態度同世界觀，遠遠超出了本書的價值和影響。近90歲高齡的他已不能再寫那些批判社會現實的長篇巨著了，而是通過媒體直接抨擊當政者。或許他認為直接提建議要比他寫文學作品影射一些社會政治現象更直接，所以，2006年媒體再次采訪他時，他一再提出強國富民的方略。

                                       三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曆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在現代蘇俄文學史中占有著特殊的地位，其古典傳統的創作風格與眾不同。在打得頭破血流、四分五裂的俄羅斯知識界、文化界，甚至沒有他的一席之地，由於所處的時代背景、個人所遭受的不同尋常的經曆、政治立場及思想價值觀念的不同，因此，索爾仁尼琴很難被納入任何一派，他的存在本身就已使俄羅斯文學力量的分野模糊化、複雜化了，同時他的存在也賦予了俄羅斯文學曆史一定的特殊性。索爾仁尼琴將俄國的聖愚和新時代憤怒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結合在一起，塑造了自己獨特的形象，中心思想仍然是苦難情結，這也是俄羅斯文學和俄羅斯文化永恒的主題。他在懺悔，在為俄羅斯民族的偉大複興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