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世間，偶然性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1988年7月29日晚，我去蘭州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乘272次直達快車由吉林去北京，就遇到了這樣一件老同學邂逅的巧事。
那天，我買的車票是軟包2號車廂5號下鋪。我上車後，剛放下提箱，脫下外衣，打開風扇，等待開車。不一會兒，列車員引進了一個中年男子和他的稍為年輕些的妻子，還有一個十五、六歲模樣、滿臉稚氣的女兒。
那個中年男子戴一副黑色寬邊眼鏡，有些禿頂，嘴上留有一溜胡子，頗有學者風度。他們帶著兩個很大的旅行包。
“你們是來吉林旅遊的吧？”
中年男子說：“我們到北戴河度假。天熱，想到涼快的北方走走，去了哈爾濱，又來了吉林，遊了鬆花湖，可惜未能上長白山。因護照規定時間已到，要回去啦！”
“在北京工作嗎？”
“聯合國。”他平靜地答道。
我有一個高中的老同學，在聯合國工作，和此人長相極像，因此不禁脫口而出：“你是李我焱嗎？”
“對呀！你怎麽知道的？”他們一家三口瞪大了眼睛，不勝驚訝的樣子。
“我是蔣光宜呀！還記得中大`附中高秋二甲的同班同學嗎？我們分別整整40年啦！”
‘怎麽不記得呢，啊，蔣光宜！真是太巧啦！我還以為什麽部門盯上我了呢？“
我們談附中，談數學老師邰明秋，音樂老師楊雪，曆史老師林興尚，還談班上同學陳自明、周以駿、馬光輝、餘慶貽……。我簡略地談了參軍及轉業後當記者的經曆，一直談到深夜。在搖晃的車上，我睡了，他卻竟夜失眠。
第二天，他帶著淡淡的苦味，向我傾談了別後的如煙往事：
抗戰勝利後，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我父親到高雄接管鋁廠，當廠長。1948年末，局勢很亂，家裏要我到台灣去。
在班上，我就參加辦《同路人》刊物，思想比較進步。到台灣後，還給周以駿、餘慶貽寫信，探討馬列主義的問題。當時台灣當局已開始檢查信件，我寫的信全部落入台灣當局者手裏。到台灣才一個半月，說我是鬧學潮的，就把我關了起來，一下子關了7 個月。同時一起關的有一個中央大學的學生叫張誠學，是張發奎的兒子，他因支持曾三領導的東江縱隊而被捕。後來因他父親的交涉，隻關了3個月就提前釋放了。張誠學對我影響特別大，是他教了我辯證法的原理。因為我僅僅是思想認識，並無行動，關了一段時間就釋放了。在監獄裏我得了一身疥瘡。
1949年9月，我考高雄中學以第一名進校。1950年秋，以第六名考入台灣大學電機係，直到1954年畢業。大一，我安安分分，不敢活動。大二，組織了一個叫“群社”的讀書會，先是3個人，後發展到6個人，外圍發展到200多人。到大四，核心組成員有13人。其中還有師大的，還有女同學。我們還到擴充兵員中撒過傳單。30%的力量到農村去發動。當時已列入黑名單，有個當特務的同學曾提示我們要小心。
台灣規定大學畢業生要到奉山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軍訓一年。到受訓的第4個月，因撒傳單，我們“群社”的同學被抓了一個。台灣當局很有經驗，很快把他放了。那個同學第一周沒有行動，第二周開始寫信，結果我們13個核心組成員全部被捕。台灣當局把我們單獨關押起來，用強燈光照，24小時疲勞轟炸連續審訊，終於一點一點湊出了一些影子。他們采用各種手段，把我的膀子卸下來，如1個小時內不按上，神經損傷，就終身殘廢了。還用竹筷子夾手，十指連心，疼極了。我還被通電，把兩個電極通在身上，一通電，“突”地一下，人就昏過去了。還用撒慌的辦法，使你神經受不了。我們都是一個人關在一個屋子裏，不能看書報，不能聽廣播，什麽都不能接觸，關久了，人都會發瘋的。
我們落入的是中統，叫司法行政調查局。他們還派人來策反，裝成犯人，同我們混在一起，但他是無憂無慮的，很快就看出是派來的。我們關了一年以後才允許會客和放風。後兩年放風的時間長些。後來又允許看書報。這段時間我讀了不少文史哲方麵的書。一關就是5年，1955年關到1961年初，因為查不出什麽組織，就被釋放了。
1961年放出來，找工作非常困難。正好這時台灣的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複校。我於196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核物理研究生。當時考交通大學電子研究班也考取了。但我還是讀核物理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於1963年畢業，留在學校當助教，還兼另一個學校的講師。1964年9月被批準出國進修，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吳健雄教授、李政道教授進修，到1970年獲核物理博士學位。
這時，1969年到1970年，全美華人中正發起一個保衛釣魚島運動，幾乎波及美國所有的院校。釣魚島是琉球群島附近的一個小島，應屬於中國。美國占領琉球群島後，把琉球群島和釣魚島都給了日本。釣魚島很小，沒有淡水，也無人居住，但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我們成立保釣委員會，因為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明代在島上立過碑。日本曆史學家井上靖也認為是中國的。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約有130多個城市、4萬多人。到華盛頓遊行示威，向日本使館、美國國會和國民黨使館遞交抗議書的就有5千多人。紐約是美國保釣運動的中心，我當時是保釣三巨頭之一。因參加保釣運動，我荒廢了研究工作。但由於我們的抗議活動，喬冠華代表中國提出中日雙方都不采取行動，等下一代再去解決。日本至今不敢碰它。
這時發生了一件決定我命運的事情。周恩來總理於1971年9月約見我們第一批保釣運動領導人，一共5個人。（以後又會見了第二批、第三批。）我們5個人第一次到北京，先是一般工作人員來了解情況，以後來科長，又來處長、局長、總理秘書，等了一周也沒接見，但讓我們等著，那兒也不要去。到第7天的半夜1點鍾，突然來了紅旗轎車，把我們接到中南海，由周總理親自接見。總理說本來早就要接見你們的，因為最近忙得不得了，黨內發生了大事情，把一切都打亂了（指林彪出逃事件）。我們本來準備要向總理介紹台灣的形勢，海外留學生報效祖國的心情，但周總理一口氣談了4個小時，無所不談。當時台灣報紙登出吊銷我們5個人的護照。周總理說，每個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他提出希望我們這些懂外語、懂得同外國人打交道的學者參加聯合國工作。我們一批80多人都是博士學位，有學物理的、化學的、數學的。由於我們相信周總理，全部參加聯合國工作。現在還有70多人堅持著。有10 多人已退出，又搞專業去了。我們從中國回美國是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兩周以後認為沒有危險才回去的。（此時李我焱愛人沈靜插話：這時駐加拿大大使黃華的妻子何理良曾找他，讓他不用擔心。 沈靜是`我的蘇州同鄉。她原是學庭院藝術的，現在在美國教國畫，為此她曾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過。）
聯合國共有國際公務員4萬人，其中中國人有400人。我一開始在紐約總部。1973年成立聯合國環境總署，有500人，地點在非洲肯尼亞的內羅比。現在我是聯合國環境科技資料係統的局長級負責人。這個係統有20 多人，有全球聯絡網，和159個國家的環保局有聯係。我到過79個國家，為他們提供最新的環保科技知識與手段。
李我焱還向我介紹了美國的生活、教育、醫療、人權、失業救濟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次在車上共行進21個小時，除了晚上睡一小會兒，加上吃飯以外，我們一直在促膝深談，一直談到北京，仿佛還是沒有談夠、談暢。
我現在還能清晰地記起40年前在中大附中時李我焱大聲唱歌、大聲發言的情景。如今，我在遠離母校的鬆花江畔筆耕，而他卻麵向全球，浪跡天涯。在這一生中，我們還能有機會再見麵嗎？在北京分手時，情不自禁地彼此擁抱，緊緊地緊緊地……
後記：1989年初我收到來自非洲肯尼亞、內羅畢47074信箱李我焱寫於1988年12月31日的賀年卡：“光宜兄：火車上偶遇，實為萬幸，竟日長談，暢快曷似！四十年不見，一切如夢如煙，人世滄桑，同窗得以再聚，真是緣份！遙維公私迪吉，闔第康泰，時為頌禱！ 我們隨後去上海探親，曾去太湖一遊。蘇州亦留二日，河水汙染甚為嚴重。上海蘇州河臭氣熏天，可歎，治理起來怕所費甚钜。 八月中返內羅畢，匆匆又三數月兮，一切如恒。小女明夏將入大學，目前正申請中，希望進入美國長春藤學校。 望保持聯係，敬祝順遂，新春百吉！ 弟我焱、沈靜敬上1988”
1990年初，我又收到來自內羅畢的賀年卡，這次寫得比較簡單：“光宜兄嫂：希望再有機會暢敘。 我焱、沈靜 1989”
李我焱1971年考入聯合國，先在秘書處工作，兩年後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總署工作19年，最後升任助理署長。20年來，他公幹出訪，到過98個國家和地區，走遍了世界的大街小巷。因為擔任中國環保工作的聯合國協調人，他多次回國協調指導一係列的合作項目，對祖國的環保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關於這次車上奇遇，李我焱自己也寫了一段：“這邊迪斯尼樂園經常播放的一首主題歌，反複重述《It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到底還是一個小小世界)，有時還真有道理。 1986年春夏之交，我們全家在國內休假。南方太熱，我們北上長白山和鬆花湖，從吉林搭臥鋪夜車回北京。一進車廂，同房一位中年書生劈頭就問：“你是李我焱麽？”我自然大吃一驚（敢不曾被盯梢了麽？）細談之下，原來竟是中大附中同窗老友蔣光宜，他乘同一列車赴京公幹。整晚上就談不完別後種種了。40年不見，在舉世60億人口中要約會一個特定的人，已是困難，而毫無事先安排的不期而遇，其概率應是微乎甚微，而竟然發生了，到底還是一個小世界！”
又記：2005年8月5日清晨，王榮鈞從網上傳來2005年8月4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次不為人知的華人精英運動：三十五年“保釣”夢》，裏麵提到李我焱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傷心事，讀後為之黯然：
“當時的全美保釣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因為參與保釣運動，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的工作被取消。其間疏忽家庭事務，幼子病重，無人照顧，最終夭折！這成為他一生難以言說的痛事。34年後，從聯合國工作崗位上退職的李我焱，已經72歲了，定居於佛羅裏達的奧蘭多，在家中照顧老年癡呆的妻子。而當年的失子之痛，無疑是對太太一生的愧疚。
“這場運動，象一陣狂潮把我整個卷進去了。幸好聯合國環境保護總署成立，給了我一個機遇，還算未虛度此生，”1972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李我焱響應祖國號召，放棄了核物理的專業，進入聯合國工作。
“當時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選擇的還有八十多人，大多放棄學業從事繁冗的翻譯工作。1970年代末，聯合國環境總署成立，李我焱申請調入，遠赴非洲肯尼亞，一直工作19年，一度做到助理署長的位置。”
1988年7月29日晚，我去蘭州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乘272次直達快車由吉林去北京，就遇到了這樣一件老同學邂逅的巧事。
那天，我買的車票是軟包2號車廂5號下鋪。我上車後，剛放下提箱，脫下外衣，打開風扇，等待開車。不一會兒，列車員引進了一個中年男子和他的稍為年輕些的妻子，還有一個十五、六歲模樣、滿臉稚氣的女兒。
那個中年男子戴一副黑色寬邊眼鏡，有些禿頂，嘴上留有一溜胡子，頗有學者風度。他們帶著兩個很大的旅行包。
“你們是來吉林旅遊的吧？”
中年男子說：“我們到北戴河度假。天熱，想到涼快的北方走走，去了哈爾濱，又來了吉林，遊了鬆花湖，可惜未能上長白山。因護照規定時間已到，要回去啦！”
“在北京工作嗎？”
“聯合國。”他平靜地答道。
我有一個高中的老同學，在聯合國工作，和此人長相極像，因此不禁脫口而出：“你是李我焱嗎？”
“對呀！你怎麽知道的？”他們一家三口瞪大了眼睛，不勝驚訝的樣子。
“我是蔣光宜呀！還記得中大`附中高秋二甲的同班同學嗎？我們分別整整40年啦！”
‘怎麽不記得呢，啊，蔣光宜！真是太巧啦！我還以為什麽部門盯上我了呢？“
我們談附中，談數學老師邰明秋，音樂老師楊雪，曆史老師林興尚，還談班上同學陳自明、周以駿、馬光輝、餘慶貽……。我簡略地談了參軍及轉業後當記者的經曆，一直談到深夜。在搖晃的車上，我睡了，他卻竟夜失眠。
第二天，他帶著淡淡的苦味，向我傾談了別後的如煙往事：
抗戰勝利後，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我父親到高雄接管鋁廠，當廠長。1948年末，局勢很亂，家裏要我到台灣去。
在班上，我就參加辦《同路人》刊物，思想比較進步。到台灣後，還給周以駿、餘慶貽寫信，探討馬列主義的問題。當時台灣當局已開始檢查信件，我寫的信全部落入台灣當局者手裏。到台灣才一個半月，說我是鬧學潮的，就把我關了起來，一下子關了7 個月。同時一起關的有一個中央大學的學生叫張誠學，是張發奎的兒子，他因支持曾三領導的東江縱隊而被捕。後來因他父親的交涉，隻關了3個月就提前釋放了。張誠學對我影響特別大，是他教了我辯證法的原理。因為我僅僅是思想認識，並無行動，關了一段時間就釋放了。在監獄裏我得了一身疥瘡。
1949年9月，我考高雄中學以第一名進校。1950年秋，以第六名考入台灣大學電機係，直到1954年畢業。大一，我安安分分，不敢活動。大二，組織了一個叫“群社”的讀書會，先是3個人，後發展到6個人，外圍發展到200多人。到大四，核心組成員有13人。其中還有師大的，還有女同學。我們還到擴充兵員中撒過傳單。30%的力量到農村去發動。當時已列入黑名單，有個當特務的同學曾提示我們要小心。
台灣規定大學畢業生要到奉山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軍訓一年。到受訓的第4個月，因撒傳單，我們“群社”的同學被抓了一個。台灣當局很有經驗，很快把他放了。那個同學第一周沒有行動，第二周開始寫信，結果我們13個核心組成員全部被捕。台灣當局把我們單獨關押起來，用強燈光照，24小時疲勞轟炸連續審訊，終於一點一點湊出了一些影子。他們采用各種手段，把我的膀子卸下來，如1個小時內不按上，神經損傷，就終身殘廢了。還用竹筷子夾手，十指連心，疼極了。我還被通電，把兩個電極通在身上，一通電，“突”地一下，人就昏過去了。還用撒慌的辦法，使你神經受不了。我們都是一個人關在一個屋子裏，不能看書報，不能聽廣播，什麽都不能接觸，關久了，人都會發瘋的。
我們落入的是中統，叫司法行政調查局。他們還派人來策反，裝成犯人，同我們混在一起，但他是無憂無慮的，很快就看出是派來的。我們關了一年以後才允許會客和放風。後兩年放風的時間長些。後來又允許看書報。這段時間我讀了不少文史哲方麵的書。一關就是5年，1955年關到1961年初，因為查不出什麽組織，就被釋放了。
1961年放出來，找工作非常困難。正好這時台灣的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複校。我於196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核物理研究生。當時考交通大學電子研究班也考取了。但我還是讀核物理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於1963年畢業，留在學校當助教，還兼另一個學校的講師。1964年9月被批準出國進修，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吳健雄教授、李政道教授進修，到1970年獲核物理博士學位。
這時，1969年到1970年，全美華人中正發起一個保衛釣魚島運動，幾乎波及美國所有的院校。釣魚島是琉球群島附近的一個小島，應屬於中國。美國占領琉球群島後，把琉球群島和釣魚島都給了日本。釣魚島很小，沒有淡水，也無人居住，但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我們成立保釣委員會，因為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明代在島上立過碑。日本曆史學家井上靖也認為是中國的。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約有130多個城市、4萬多人。到華盛頓遊行示威，向日本使館、美國國會和國民黨使館遞交抗議書的就有5千多人。紐約是美國保釣運動的中心，我當時是保釣三巨頭之一。因參加保釣運動，我荒廢了研究工作。但由於我們的抗議活動，喬冠華代表中國提出中日雙方都不采取行動，等下一代再去解決。日本至今不敢碰它。
這時發生了一件決定我命運的事情。周恩來總理於1971年9月約見我們第一批保釣運動領導人，一共5個人。（以後又會見了第二批、第三批。）我們5個人第一次到北京，先是一般工作人員來了解情況，以後來科長，又來處長、局長、總理秘書，等了一周也沒接見，但讓我們等著，那兒也不要去。到第7天的半夜1點鍾，突然來了紅旗轎車，把我們接到中南海，由周總理親自接見。總理說本來早就要接見你們的，因為最近忙得不得了，黨內發生了大事情，把一切都打亂了（指林彪出逃事件）。我們本來準備要向總理介紹台灣的形勢，海外留學生報效祖國的心情，但周總理一口氣談了4個小時，無所不談。當時台灣報紙登出吊銷我們5個人的護照。周總理說，每個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他提出希望我們這些懂外語、懂得同外國人打交道的學者參加聯合國工作。我們一批80多人都是博士學位，有學物理的、化學的、數學的。由於我們相信周總理，全部參加聯合國工作。現在還有70多人堅持著。有10 多人已退出，又搞專業去了。我們從中國回美國是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兩周以後認為沒有危險才回去的。（此時李我焱愛人沈靜插話：這時駐加拿大大使黃華的妻子何理良曾找他，讓他不用擔心。 沈靜是`我的蘇州同鄉。她原是學庭院藝術的，現在在美國教國畫，為此她曾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過。）
聯合國共有國際公務員4萬人，其中中國人有400人。我一開始在紐約總部。1973年成立聯合國環境總署，有500人，地點在非洲肯尼亞的內羅比。現在我是聯合國環境科技資料係統的局長級負責人。這個係統有20 多人，有全球聯絡網，和159個國家的環保局有聯係。我到過79個國家，為他們提供最新的環保科技知識與手段。
李我焱還向我介紹了美國的生活、教育、醫療、人權、失業救濟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次在車上共行進21個小時，除了晚上睡一小會兒，加上吃飯以外，我們一直在促膝深談，一直談到北京，仿佛還是沒有談夠、談暢。
我現在還能清晰地記起40年前在中大附中時李我焱大聲唱歌、大聲發言的情景。如今，我在遠離母校的鬆花江畔筆耕，而他卻麵向全球，浪跡天涯。在這一生中，我們還能有機會再見麵嗎？在北京分手時，情不自禁地彼此擁抱，緊緊地緊緊地……
後記：1989年初我收到來自非洲肯尼亞、內羅畢47074信箱李我焱寫於1988年12月31日的賀年卡：“光宜兄：火車上偶遇，實為萬幸，竟日長談，暢快曷似！四十年不見，一切如夢如煙，人世滄桑，同窗得以再聚，真是緣份！遙維公私迪吉，闔第康泰，時為頌禱！ 我們隨後去上海探親，曾去太湖一遊。蘇州亦留二日，河水汙染甚為嚴重。上海蘇州河臭氣熏天，可歎，治理起來怕所費甚钜。 八月中返內羅畢，匆匆又三數月兮，一切如恒。小女明夏將入大學，目前正申請中，希望進入美國長春藤學校。 望保持聯係，敬祝順遂，新春百吉！ 弟我焱、沈靜敬上1988”
1990年初，我又收到來自內羅畢的賀年卡，這次寫得比較簡單：“光宜兄嫂：希望再有機會暢敘。 我焱、沈靜 1989”
李我焱1971年考入聯合國，先在秘書處工作，兩年後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總署工作19年，最後升任助理署長。20年來，他公幹出訪，到過98個國家和地區，走遍了世界的大街小巷。因為擔任中國環保工作的聯合國協調人，他多次回國協調指導一係列的合作項目，對祖國的環保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關於這次車上奇遇，李我焱自己也寫了一段：“這邊迪斯尼樂園經常播放的一首主題歌，反複重述《It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到底還是一個小小世界)，有時還真有道理。 1986年春夏之交，我們全家在國內休假。南方太熱，我們北上長白山和鬆花湖，從吉林搭臥鋪夜車回北京。一進車廂，同房一位中年書生劈頭就問：“你是李我焱麽？”我自然大吃一驚（敢不曾被盯梢了麽？）細談之下，原來竟是中大附中同窗老友蔣光宜，他乘同一列車赴京公幹。整晚上就談不完別後種種了。40年不見，在舉世60億人口中要約會一個特定的人，已是困難，而毫無事先安排的不期而遇，其概率應是微乎甚微，而竟然發生了，到底還是一個小世界！”
又記：2005年8月5日清晨，王榮鈞從網上傳來2005年8月4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次不為人知的華人精英運動：三十五年“保釣”夢》，裏麵提到李我焱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傷心事，讀後為之黯然：
“當時的全美保釣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因為參與保釣運動，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的工作被取消。其間疏忽家庭事務，幼子病重，無人照顧，最終夭折！這成為他一生難以言說的痛事。34年後，從聯合國工作崗位上退職的李我焱，已經72歲了，定居於佛羅裏達的奧蘭多，在家中照顧老年癡呆的妻子。而當年的失子之痛，無疑是對太太一生的愧疚。
“這場運動，象一陣狂潮把我整個卷進去了。幸好聯合國環境保護總署成立，給了我一個機遇，還算未虛度此生，”1972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李我焱響應祖國號召，放棄了核物理的專業，進入聯合國工作。
“當時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選擇的還有八十多人，大多放棄學業從事繁冗的翻譯工作。1970年代末，聯合國環境總署成立，李我焱申請調入，遠赴非洲肯尼亞，一直工作19年，一度做到助理署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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