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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奇遇 ——記保釣三巨頭之一的老同學李我焱 (ZT)

(2010-09-16 13:58:51) 下一個
    人世間,偶然性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1988年7月29日晚,我去蘭州參加一次學術會議,乘272次直達快車由吉林去北京,就遇到了這樣一件老同學邂逅的巧事。
    那天,我買的車票是軟包2號車廂5號下鋪。我上車後,剛放下提箱,脫下外衣,打開風扇,等待開車。不一會兒,列車員引進了一個中年男子和他的稍為年輕些的妻子,還有一個十五、六歲模樣、滿臉稚氣的女兒。
    那個中年男子戴一副黑色寬邊眼鏡,有些禿頂,嘴上留有一溜胡子,頗有學者風度。他們帶著兩個很大的旅行包。
   “你們是來吉林旅遊的吧?”
    中年男子說:“我們到北戴河度假。天熱,想到涼快的北方走走,去了哈爾濱,又來了吉林,遊了鬆花湖,可惜未能上長白山。因護照規定時間已到,要回去啦!”
    “在北京工作嗎?”
    “聯合國。”他平靜地答道。
    我有一個高中的老同學,在聯合國工作,和此人長相極像,因此不禁脫口而出:“你是李我焱嗎?”
    “對呀!你怎麽知道的?”他們一家三口瞪大了眼睛,不勝驚訝的樣子。
    “我是蔣光宜呀!還記得中大`附中高秋二甲的同班同學嗎?我們分別整整40年啦!”
   ‘怎麽不記得呢,啊,蔣光宜!真是太巧啦!我還以為什麽部門盯上我了呢?“
    我們談附中,談數學老師邰明秋,音樂老師楊雪,曆史老師林興尚,還談班上同學陳自明、周以駿、馬光輝、餘慶貽……。我簡略地談了參軍及轉業後當記者的經曆,一直談到深夜。在搖晃的車上,我睡了,他卻竟夜失眠。
    第二天,他帶著淡淡的苦味,向我傾談了別後的如煙往事:
    抗戰勝利後,在資源委員會工作的我父親到高雄接管鋁廠,當廠長。1948年末,局勢很亂,家裏要我到台灣去。
   在班上,我就參加辦《同路人》刊物,思想比較進步。到台灣後,還給周以駿、餘慶貽寫信,探討馬列主義的問題。當時台灣當局已開始檢查信件,我寫的信全部落入台灣當局者手裏。到台灣才一個半月,說我是鬧學潮的,就把我關了起來,一下子關了7 個月。同時一起關的有一個中央大學的學生叫張誠學,是張發奎的兒子,他因支持曾三領導的東江縱隊而被捕。後來因他父親的交涉,隻關了3個月就提前釋放了。張誠學對我影響特別大,是他教了我辯證法的原理。因為我僅僅是思想認識,並無行動,關了一段時間就釋放了。在監獄裏我得了一身疥瘡。
    1949年9月,我考高雄中學以第一名進校。1950年秋,以第六名考入台灣大學電機係,直到1954年畢業。大一,我安安分分,不敢活動。大二,組織了一個叫“群社”的讀書會,先是3個人,後發展到6個人,外圍發展到200多人。到大四,核心組成員有13人。其中還有師大的,還有女同學。我們還到擴充兵員中撒過傳單。30%的力量到農村去發動。當時已列入黑名單,有個當特務的同學曾提示我們要小心。
    台灣規定大學畢業生要到奉山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軍訓一年。到受訓的第4個月,因撒傳單,我們“群社”的同學被抓了一個。台灣當局很有經驗,很快把他放了。那個同學第一周沒有行動,第二周開始寫信,結果我們13個核心組成員全部被捕。台灣當局把我們單獨關押起來,用強燈光照,24小時疲勞轟炸連續審訊,終於一點一點湊出了一些影子。他們采用各種手段,把我的膀子卸下來,如1個小時內不按上,神經損傷,就終身殘廢了。還用竹筷子夾手,十指連心,疼極了。我還被通電,把兩個電極通在身上,一通電,“突”地一下,人就昏過去了。還用撒慌的辦法,使你神經受不了。我們都是一個人關在一個屋子裏,不能看書報,不能聽廣播,什麽都不能接觸,關久了,人都會發瘋的。
    我們落入的是中統,叫司法行政調查局。他們還派人來策反,裝成犯人,同我們混在一起,但他是無憂無慮的,很快就看出是派來的。我們關了一年以後才允許會客和放風。後兩年放風的時間長些。後來又允許看書報。這段時間我讀了不少文史哲方麵的書。一關就是5年,1955年關到1961年初,因為查不出什麽組織,就被釋放了。
    1961年放出來,找工作非常困難。正好這時台灣的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複校。我於196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核物理研究生。當時考交通大學電子研究班也考取了。但我還是讀核物理碩士研究生,讀了兩年,於1963年畢業,留在學校當助教,還兼另一個學校的講師。1964年9月被批準出國進修,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從吳健雄教授、李政道教授進修,到1970年獲核物理博士學位。
    這時,1969年到1970年,全美華人中正發起一個保衛釣魚島運動,幾乎波及美國所有的院校。釣魚島是琉球群島附近的一個小島,應屬於中國。美國占領琉球群島後,把琉球群島和釣魚島都給了日本。釣魚島很小,沒有淡水,也無人居住,但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我們成立保釣委員會,因為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明代在島上立過碑。日本曆史學家井上靖也認為是中國的。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約有130多個城市、4萬多人。到華盛頓遊行示威,向日本使館、美國國會和國民黨使館遞交抗議書的就有5千多人。紐約是美國保釣運動的中心,我當時是保釣三巨頭之一。因參加保釣運動,我荒廢了研究工作。但由於我們的抗議活動,喬冠華代表中國提出中日雙方都不采取行動,等下一代再去解決。日本至今不敢碰它。
    這時發生了一件決定我命運的事情。周恩來總理於1971年9月約見我們第一批保釣運動領導人,一共5個人。(以後又會見了第二批、第三批。)我們5個人第一次到北京,先是一般工作人員來了解情況,以後來科長,又來處長、局長、總理秘書,等了一周也沒接見,但讓我們等著,那兒也不要去。到第7天的半夜1點鍾,突然來了紅旗轎車,把我們接到中南海,由周總理親自接見。總理說本來早就要接見你們的,因為最近忙得不得了,黨內發生了大事情,把一切都打亂了(指林彪出逃事件)。我們本來準備要向總理介紹台灣的形勢,海外留學生報效祖國的心情,但周總理一口氣談了4個小時,無所不談。當時台灣報紙登出吊銷我們5個人的護照。周總理說,每個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他提出希望我們這些懂外語、懂得同外國人打交道的學者參加聯合國工作。我們一批80多人都是博士學位,有學物理的、化學的、數學的。由於我們相信周總理,全部參加聯合國工作。現在還有70多人堅持著。有10 多人已退出,又搞專業去了。我們從中國回美國是先到巴基斯坦卡拉奇,住了兩周以後認為沒有危險才回去的。(此時李我焱愛人沈靜插話:這時駐加拿大大使黃華的妻子何理良曾找他,讓他不用擔心。 沈靜是`我的蘇州同鄉。她原是學庭院藝術的,現在在美國教國畫,為此她曾在中央美術學院進修過。)  
    聯合國共有國際公務員4萬人,其中中國人有400人。我一開始在紐約總部。1973年成立聯合國環境總署,有500人,地點在非洲肯尼亞的內羅比。現在我是聯合國環境科技資料係統的局長級負責人。這個係統有20 多人,有全球聯絡網,和159個國家的環保局有聯係。我到過79個國家,為他們提供最新的環保科技知識與手段。
    李我焱還向我介紹了美國的生活、教育、醫療、人權、失業救濟等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這次在車上共行進21個小時,除了晚上睡一小會兒,加上吃飯以外,我們一直在促膝深談,一直談到北京,仿佛還是沒有談夠、談暢。
    我現在還能清晰地記起40年前在中大附中時李我焱大聲唱歌、大聲發言的情景。如今,我在遠離母校的鬆花江畔筆耕,而他卻麵向全球,浪跡天涯。在這一生中,我們還能有機會再見麵嗎?在北京分手時,情不自禁地彼此擁抱,緊緊地緊緊地……
     後記:1989年初我收到來自非洲肯尼亞、內羅畢47074信箱李我焱寫於1988年12月31日的賀年卡:“光宜兄:火車上偶遇,實為萬幸,竟日長談,暢快曷似!四十年不見,一切如夢如煙,人世滄桑,同窗得以再聚,真是緣份!遙維公私迪吉,闔第康泰,時為頌禱!     我們隨後去上海探親,曾去太湖一遊。蘇州亦留二日,河水汙染甚為嚴重。上海蘇州河臭氣熏天,可歎,治理起來怕所費甚钜。        八月中返內羅畢,匆匆又三數月兮,一切如恒。小女明夏將入大學,目前正申請中,希望進入美國長春藤學校。        望保持聯係,敬祝順遂,新春百吉!       弟我焱、沈靜敬上1988”
     1990年初,我又收到來自內羅畢的賀年卡,這次寫得比較簡單:“光宜兄嫂:希望再有機會暢敘。      我焱、沈靜  1989”
    李我焱1971年考入聯合國,先在秘書處工作,兩年後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總署工作19年,最後升任助理署長。20年來,他公幹出訪,到過98個國家和地區,走遍了世界的大街小巷。因為擔任中國環保工作的聯合國協調人,他多次回國協調指導一係列的合作項目,對祖國的環保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關於這次車上奇遇,李我焱自己也寫了一段:“這邊迪斯尼樂園經常播放的一首主題歌,反複重述《It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到底還是一個小小世界),有時還真有道理。      1986年春夏之交,我們全家在國內休假。南方太熱,我們北上長白山和鬆花湖,從吉林搭臥鋪夜車回北京。一進車廂,同房一位中年書生劈頭就問:“你是李我焱麽?”我自然大吃一驚(敢不曾被盯梢了麽?)細談之下,原來竟是中大附中同窗老友蔣光宜,他乘同一列車赴京公幹。整晚上就談不完別後種種了。40年不見,在舉世60億人口中要約會一個特定的人,已是困難,而毫無事先安排的不期而遇,其概率應是微乎甚微,而竟然發生了,到底還是一個小世界!”
    又記:2005年8月5日清晨,王榮鈞從網上傳來2005年8月4日《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一次不為人知的華人精英運動:三十五年“保釣”夢》,裏麵提到李我焱的一些不為人知的傷心事,讀後為之黯然:
    “當時的全美保釣委員會總召集人李我焱,因為參與保釣運動,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員的工作被取消。其間疏忽家庭事務,幼子病重,無人照顧,最終夭折!這成為他一生難以言說的痛事。34年後,從聯合國工作崗位上退職的李我焱,已經72歲了,定居於佛羅裏達的奧蘭多,在家中照顧老年癡呆的妻子。而當年的失子之痛,無疑是對太太一生的愧疚。
    “這場運動,象一陣狂潮把我整個卷進去了。幸好聯合國環境保護總署成立,給了我一個機遇,還算未虛度此生,”1972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李我焱響應祖國號召,放棄了核物理的專業,進入聯合國工作。
     “當時和李我焱也作出相同選擇的還有八十多人,大多放棄學業從事繁冗的翻譯工作。1970年代末,聯合國環境總署成立,李我焱申請調入,遠赴非洲肯尼亞,一直工作19年,一度做到助理署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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