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子女追憶蘇聯衛國戰爭中的親曆（ZT）

5月9日是蘇聯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此前，27名中國人被普京總統授予“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提起受獎者們的父輩，皆為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在當時特殊的曆史背景下，正當青春的受獎者們被送往蘇聯學習。然而德國突襲蘇聯使他們所處的環境從後方變成前線，他們無一例外卷入歐戰。時隔60年，本報記者試圖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受訪者則代表了那段血色青春的五個符號。
與納粹作戰的中國人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趙嘉麟、葛萬青報道　“黑頭發、小不點，可愛。他們沒有身份證，不知道他們的確切年齡，也叫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我們給他們每人起了一個俄國名字。”前蘇聯國際兒童院創辦人之一弗裏茨•普拉滕曾這樣形容他的中國學員們。
　　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是蘇聯政府1933年建成的特殊學校。它位於莫斯科以東300公裏。據曆史資料顯示，之所以設立國際兒童院是為了給當時的世界革命者免除後顧之憂。二戰時期，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接收過20多個國家共產黨人和烈士的後代。其中100多名中國孩子裏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的子女。
　　但由於1941年德國突然入侵蘇聯，這些孩子意外地卷入一場血雨腥風之中，甚至麵臨比在國內更嚴酷和慘烈的考驗，也成為蘇聯衛國戰爭的特殊見證者。
　　當時，他們用俄語名字稱呼對方，不知彼此身份。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後的今天，國際兒童院的小學員們雖已白發蒼蒼，見麵時仍習慣用俄語交談。1995年，這些孩子的傳奇經曆曾被中國導演搬上銀幕，盡管該片成為當時少有的賣座的國產片，很多觀眾對影片所反映的那段曆史所震撼，但很多人還不清楚《紅櫻桃》人物原型的真實經曆。
　　2005年5月6日，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代表普京總統為27名國際兒童院的學員頒發了“1941-1945年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使記者能夠集中采訪到當事人，為國人重拾那段鮮為人知的曆史。
　　羅高壽在頒獎儀式上表示，在頌揚蘇聯人民偉大功勳的同時，俄羅斯也不會忘記包括中國在內的反希特勒聯盟各國人民為戰勝法西斯主義所做出的貢獻。“我代表俄羅斯人民，感謝那些為了勝利而與蘇聯人民並肩戰鬥過的中國老戰士，感謝他們勇於犧牲，為戰勝敵人，奪取勝利所做的一切。戰爭期間，你們中的不少人在後方忘我勞動，保障蘇軍的軍服、食品供應；你們在軍醫院服務，照料傷病人員。對於這一崇高榮譽，你們受之無愧。”
　　毛澤東之子毛岸青、劉少奇之女劉愛琴、朱德之女朱敏……都在獲獎者之列。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問題專家薑毅對《國際先驅導報》說，談論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時，不應單純地把它看作前方戰線的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全民的戰爭。所有蘇聯公民，以及那些在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孩子，都不可能置身於外。因此，他們的所有付出——無論是在前線殺敵，還是在後方救助傷員——對於戰爭的貢獻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他們都為戰爭勝利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最終勝利，也正是由所有正義人士的點滴努力匯聚而成的。因此，中國孩子的貢獻應當得到肯定。
　　當然，在那段曆史時期，也不乏有中國人以直接拿起槍奔赴前線的方式支援蘇聯衛國戰爭。像毛澤東之子毛岸英當時成為蘇軍的一名上尉軍官，擔任紅軍坦克連的指導員，與紅軍一同打到了波蘭和捷克等東歐國家。
　　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唐鐸則參加了當時蘇聯空軍的戰鬥。他在完成茹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的學業後，隨即獲準投身蘇聯衛國戰爭。駕駛著伊爾-2式強擊機(一種專門用於支援地麵部隊作戰的戰術飛機——編者)，唐鐸親身參與了白俄羅斯戰役和東普魯士戰役。
　　多年後，作為駕駛員的他回憶起那場慘烈的戰爭時說“在那些日子裏，飛機幾乎總是帶血作戰的”，因為每次作戰回來，往往後麵的空乘戰鬥人員受傷或犧牲，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就把犧牲者拖下去，把飛機檢修一下，換上另外一個人，又立即起飛再次參加戰鬥。
這些勇敢的中國人，無一例外獲得了東道國禮遇本國戰爭英雄同等的待遇。

李富春之女李特特:是蘇聯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講述者：李特特
　　人物：李特特，李富春之女，俄語名蘿紮(意為玫瑰)，16歲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1941年的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那天，紅場舉行了盛大的檢閱儀式，此時德軍已經進抵莫斯科城下，斯大林親自登上檢閱台，為開赴前線的官兵壯行。當時，我和小夥伴們在現場表演體操，距離斯大林不太遠。那天後，我逢人就說，我見到斯大林了，我見到斯大林了！
　　過了沒多久，當蘇聯招募兒童院的大孩子參加軍事訓練作為保衛國家的後備軍時，我立刻報了名。訓練時，我和男孩們每天背著二三十公斤的東西滑雪行軍一百多公裏，一天下來覺得骨頭要散架了。訓練結束後，我獲得了“馬克西姆機關槍手”證書，這也就表明，如果有需要將被派到作戰第一線去。
　　隨著戰勢越來越緊張，前方的傷兵源源不斷地被運往內地。我被安排到傷兵醫院護理傷員，除了每天幫他們換藥、喂飯，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將一筐筐斷胳膊、斷腿收集起來埋掉。
　　我護理過一個年輕的士兵，他長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隻剩下一個軀幹被擺放在草墊子上。小夥子請我給家人寫信，告訴父母不用掛念，他一切都很好，戰爭結束後就能回家了。我寫著寫著，淚水就止不住往下流。
　　由於缺醫少藥，醫院裏每天都聽到傷員們痛苦的呻吟、喊叫和謾罵聲，空氣中的腐臭味熏得人透不過氣來，雖然想吐但胃裏沒有東西。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年。 我那時又傷心、又害怕、又憤恨，現在想起這些，心裏還是很難受。
　　德軍離莫斯科越來越近的時候，我和戰友們又接到了新的任務：在離莫斯科西南60公裏的地方修築防禦工事，每人每天必須挖2立方米大小的戰壕。零下40攝氏度的天氣裏，土地被凍得比石頭還堅硬，一鐵鍬砸下去，雙手就被震出了血口子。對孩子們來說，在凍土地上用鐵鍬、丁字鎬挖3米深的反坦克壕就像螞蟻啃骨頭。是“誓死保衛莫斯科、誓死保衛斯大林”的口號激勵我挺了過來。
蘇軍在莫斯科堅持了6個月後開始轉入全麵反攻。就在這個時候，我染上了傷寒症，連續半個多月高燒40度不退。多虧了一個叫鮑羅亭的老布爾什維克——他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也當過孫中山的顧問，不顧被傳染的危險，及時把我送往莫斯科的高幹醫院——克裏姆林宮醫院治療，才把我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是蘇聯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朱德之女朱敏-集中營裏的幸存者
　　講述者：朱敏的丈夫劉錚
　　【人物】朱敏，朱德之女，俄語名赤英(紅色英雄之意)，14歲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剛到兒童院時，朱敏在體檢過程中被查出患有哮喘，於是被送到蘇聯白俄羅斯境內的療養院治療。剛到那裏不久，就碰上了德國對蘇聯發動閃擊戰。療養院被法西斯分子占領了，朱敏和其他小夥伴被押送到德國設在東普魯士境內的集中營。
　　進“營”前，每個人都要換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交出所有攜帶的物品，並進行所謂的“洗澡消毒”，據說是為了防止傳染病蔓延。在看見德國兵拿走了父親送給自己的派克鋼筆後，朱敏冒險把一枚在國際兒童院得到的列寧徽章含進嘴裏，逃過了檢查。因為，那時兒童院的中國孩子們都熱愛十月革命、崇拜列寧，徽章對她來說就是精神支柱。
　　這枚徽章一直被保留到現在。前不久，朱敏還把這枚徽章和俄羅斯政府在衛國戰爭勝利50周年、60周年為她頒發的兩枚紀念勳章一起帶在胸前，人顯得非常高興。
　　在集中營的三年多時間裏，朱敏整天麵對的就是吃發黴的黑麵包，和其他小囚犯一起做苦役，還時不時挨打。她被關押期間患了頸部淋巴結核，潰瘍後膿血糊滿了衣領。被送到集中營的醫務室後，醫生抓起一把剪刀，在沒有消毒、上麻藥的情況下直接剪開她脖子上的結核塊，把膿血硬擠了出來。幾天後，結核塊又開始潰瘍。現在，她的脖子上還留有三厘米長的疤痕。
　　由於在集中營中長期營養不良，朱敏的頭發脫落了許多，肚子像充氣了一樣鼓脹，發育停留在兒童階段，一厘米也沒有長高過。此外還要麵對精神上的折磨。一天中午，朱敏和幾個小夥伴在放風。一個德國看守拿著相機走過來，要為她們拍照。小姑娘們由於很久沒有拍照了，而且看到看守一副和善的樣子，竟一時忘記了身在集中營，對著鏡頭微微一笑。突然，德國看守臉色一變，說她們嘲笑他，舉起鞭子就抽過來。
　　由於早在險惡環境中經受過磨練，在集中營的日子裏，朱敏始終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騙德國人說自己的父親是中醫，自己是來蘇聯看病的。雖然和其他國家的小囚犯關在一起，但是由於語言不通，長期的沉默使她幾乎喪失了語言功能，直到現在說話還是不行。
　　蘇軍對德發起反攻後，經過各方營救，朱敏隨蘇軍部隊回到了伊萬諾夫國際兒童院。在回來的途中，朱敏一路為部隊服務，做一些看護傷病員等工作。為了確認朱敏身份，蘇方特意讓當時在軍隊中服役的毛岸英來指認——因為朱敏在兒童院呆的時間不長，隻有毛岸英等少數學員認識她。
　　不久，朱敏收到了父親朱德從延安寄來的一封短信。信內容大概是鼓勵女兒好好學習，並表示消滅日本侵略者的時間可能要比戰勝德國法西斯還晚、還困難。同時，朱德希望女兒在蘇聯學成歸來後為建設祖國服務。其實，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朱德還不知道自己女兒死裏逃生的經曆。
朱敏其實就是電影《紅櫻桃》主角楚楚的原型。編導人員在拍攝電影過程中還和朱敏溝通過，並解釋說劇本的主要內容是真實的，當然也會有藝術加工的地方，比如納粹標記的紋身等虛構部分。朱敏對此也表示同意。
國際家庭的孩子
　　講述者：李多力
　　【人物】李多力，李範五之子，俄語名托利亞，5歲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我於1936年出生在莫斯科。1941年德軍進攻蘇聯時被轉移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之後的10年裏，兒童院就是我的家，院長、老師就是我的父母，我們生活在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家庭裏。如今在我昌平的家裏掛著兩幅2米長、80厘米高的油畫，都是我請人根據照片畫的。其中一幅《紅色的塔爾卡河》，那就是兒童院外我和夥伴們玩耍過的地方。
　　戰爭爆發時我才5歲，印象中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被附近機場刺耳的警報聲驚醒。一聽見警報聲，我們就沒頭沒腦跟著老師拚命往樹林中跑，鑽進防空洞，一呆就是一夜。第二天早上出來一看，到處是德國法西斯的轟炸機留下的殘跡：遍地是彈片和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樹枝。
　　盡管蘇聯政府和人民盡了最大努力，也隻能保證供應我們每人每天100克麵包。對於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孩子來說，根本就吃不飽，尤其是大一些的孩子，還要承擔伐木、挖防空洞等重活。於是，我們小班的孩子開始種菜、放牛、養豬，以此解決兒童院食品不足的問題。每個星期有二三次，我和夥伴們要步行到十公裏外的地方種土豆、黃瓜、西紅柿。一天下來，覺得兩腿酸極了。
　　我還參加了兒童院的木工小組和維修小組，自己做床、桌子和椅子。這些手藝至今沒有丟掉。在兒童院裏養成的愛勞動，自力更生的習慣跟隨了我一生。
　　令我難忘的還有我在紡織廠的“媽媽”和哥哥姐姐們，1945年的一天，紡織廠的廠長、一位親切的阿姨來到我和另外三個外國孩子身邊。她說：“你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今後，我就是你們的媽媽，廠裏的工人就是你們的哥哥姐姐。”從此，每逢節日，我們四個就被接到紡織廠。哥哥姐姐們不是送禮物就是送好吃的。那時他們給的糖我覺得特別甜。
　　對於蘇聯和蘇聯人民，我一直懷著深厚的感情，我把這種感情寄托在我的集郵愛好中。我製作的郵票專集“蘇聯航天事業發展史”，多次在國內郵展中獲獎。現在，我最大的心願就是2011年加加林進入太空50周年時到俄羅斯去舉辦我的個人郵展，以此表達我對第二故鄉的無限懷念。
　　蘇聯諜報員
　　講述者：羅西北的妻子趙仕傑
　　羅西北，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羅亦農之子，俄語名四維•亞沙(四維是繁體字羅拆分而成)，15歲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羅西北進兒童院沒多久，蘇德戰爭就爆發了。兒童院組織學員參加集體勞動，要求每人掌握一定的技能。羅西北開始對無線電產生了特殊興趣，尤其喜歡鼓搗老式的礦石收音機。
　　衛國戰爭期間，羅西北參加過蘇方組織的軍事訓練，還挨家挨戶送過前線戰士死亡通知書。一些犧牲者的家屬接到通知書後立刻放聲痛哭，嚇得年少的羅西北撒腿就跑。羅西北也記不清到底送過多少封這樣的通知書，而且一些死亡通知書也無法交到家屬手中——因為他們也被戰爭奪取了生命。他的這段經曆1995年被搬上了銀幕，《紅櫻桃》中的角色——羅小蠻表現的就是他，當然有一部分內容是經過藝術加工的。
　　此外，羅西北還和其他一些大孩子一起為傷員獻血。雖然經常挨餓，但是在半年多的時間裏，他還是通過連續多次獻血的方式支援前線。當然，他自己也可以借此換來一些口糧——但是數量微不足道。
　　1944年8月羅西北七年級畢業。兒童院新來的院長讓他和一些大孩子自謀生路。離開兒童院時，除了鋪蓋，羅西北隻領到一套換洗衣褲和一件棉大衣。幸虧兒童院原來的中文老師和另一位蘇聯人幫忙，使羅西北加入了蘇聯籍，解決了吃飯、上學、居住的問題。在與另兩位外國學員合租的一間不到七平米的小木屋裏，羅西北開始了他新的“紅色之旅”。
　　隨後，羅西北報考了伊萬諾沃機電工程學校，雖然每天可以領到一些食物，但是由於數量非常有限，他隻能以擺攤修理電器維持生計。為了填飽肚子，羅西北還不得已將出國前買的皮夾克拿到市場，換回了一大袋土豆，和同屋夥伴分享。
　　隨著日子越來越難維係，在同伴的建議下，他們壯著膽子去地方黨委訴苦。經過幫助，他們終於又可以重新獲得兒童院的照顧了。此後，羅西北每過一段時間就回兒童院領取麵包、奶油和糖。
　　衛國戰爭結束不久，羅西北被秘密安排離開伊萬諾沃來到莫斯科。在那裏，他被帶到蘇聯國家安全部，一位將軍接見了他，同他講述了中國東北抗日戰場的形勢，並問他是否願意為解放東北參加諜報工作。聽到是打日本鬼子，羅西北立刻同意了。事後才清楚，(這項任務)原本是在毛岸英、劉允斌(劉少奇之子)、陳祖濤(陳昌浩之子)和羅西北四人中挑選。當時，由於毛岸英被送回延安，候選人就剩下三個。羅西北因為學習成績最出色、懂得無線電知識，以及犧牲的父親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即書記處)主任的緣故而被選中。
　　隨後，羅西北在蘇聯的赤塔接受了無線電發報的專門培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基本達到了發報員水平。在當地迎來日本投降的消息後，羅西北並沒有放棄工作，帶著蘇聯諜報員的身份，他於1945年10月經滿洲裏到了齊齊哈爾，與國民黨收編當地土匪組成的光複軍進行鬥爭，並將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發回中共方麵。
　　一次有“紅胡子”(國民黨收編的土匪)軍警來搜查。羅西北來不及藏好電台，就順手塞在沙發底下。在盤問過程中，“紅胡子”發現羅西北不是本地口音，懷疑他是八路軍，就要把他帶走。羅西北為了不被敵人搜出電台，搶先走出門，引開了敵人，假冒他阿姨的諜報人員方得及時將電台藏好。羅西北隨後被帶到隔壁人家對證，由於沒有露出破綻，逃過了一劫。
　　此後，他又喬裝“闊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結交國民黨官員和富商子弟，借此收集情報。直到他完成任務，以公開身份出現在哈工大學生黨支部會上時，同學們才恍然醒悟。

劉少奇之女劉愛琴：我學會了踩縫紉機
　　講述者：劉愛琴
　　劉愛琴，劉少奇之女，俄語名愛琴(中文名字的發音)，14歲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1939年8月底的一天，父親把我和哥哥(劉允斌)叫到身邊，問我們願不願意去蘇聯，並說到那裏要好好學習，鍛煉身體，回來後建設祖國。第二天我們就告別了父親，離開延安，坐汽車到蘭州，在那裏和稍後到的周恩來伯伯和鄧穎超媽媽匯合。一同來的還有周伯伯的幹女兒孫維世、陳昌浩的兒子陳祖濤、高崗的兒子高毅和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
　　在新疆逗留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坐飛機進入蘇聯，並轉火車抵達莫斯科，隨後進入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
　　起初，在國際兒童院的日子非常幸福，大家一起學習、遊戲。但是1941年夏天，蘇德戰爭爆發後，一切就變了。
　　當時年齡大一些的外國男學員參軍上了前線，一些學員進行了體檢隨時準備參軍。我們女孩子接受了後勤方麵的任務，做一些支援前線的工作，比如割麥子、收土豆、伐木頭，慰問傷病員，給他們包紮傷口，為蘇軍戰士縫棉襖，做冬天打仗用的白色鬥蓬、手套。
　　那時候有五六台縫紉機，學員們輪班做，沒有停的時候。我每天很早就起床，坐到縫紉機旁，隻想著打仗的紅軍戰士能帶著這些手套多打死幾個德國鬼子。一共做了多少件衣服我沒算過，但從那時候起，我就學會了踩縫紉機，到現在還沒忘。我們還做一些刺繡的工藝品，一部分直接送到前線慰勞戰士，另一部分用來換錢給傷病員買慰勞品。
　　我當時還被吸收進了紅軍後備軍。老師看我年紀還小，不同意我和一些大孩子一起參加夜間巡邏。我找到老師，費了好大勁跟他說，我不怕苦、膽子大，總算老師同意讓我和其他同學一起站崗了。
當時，斯大林號召蘇聯人民一起抗擊法西斯侵略。我們也覺得應該和蘇聯人民站在一塊兒。我雖然沒有在國內為抗擊日本做出貢獻，但是在蘇聯彌補了這一點。
國際先驅導報評論：用一生走出戰爭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64年前的冬天，當蘇聯紅軍的一位下級軍官喊出“俄羅斯雖然大，但我們無路可退,身後就是莫斯科”的時候，他和他周圍的許多人再也沒有機會想像到，64
年後，在他們保衛過的紅場，後人們會舉全球之敬意重新懷念他和他的戰友。而64年間，他們所保衛的和平理想，從來就沒有淪陷過。
　　曆史總是會在瘋狂之後回到軌道，偶然性的合集成為了必然的方向。在全世界首腦雲集莫斯科，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我們除了看到當年的戰旗在飄，當年的戰士在笑，我們也從今天的國際政治中看到了戰爭的硝煙還沒散盡，一個甲子恩怨未消。
　　對於今天的整個世界來說，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回憶，其實是建立在人類對於自由、和平、博愛的諸多基本價值觀的回歸基礎上的。而這些價值觀在今天的國際政治中，仍然存在許多空白，因此當我們回歸這些基本價值觀的時候，我們首先應當反思，我們是否真的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代價中重新找回了全球普世的基本價值觀。
　　另一方麵，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抵抗的全球性歧視、種族滅絕和殺戮，到今天為止，仍然應當成為全球政治的最高禁區。為了這個禁區，人類在發展過程中經受了各種考驗，也為這些考驗寫下了生命的注腳。因此，對生命的尊重，其實是對人類來源和曆史過程的尊重。這種至高無上的敬意，也是一戰、二戰這樣的大規模殺戮教給我們的。
　　戰爭是人類曆史進程中所采取的最大規模暴力手段，其本質是以摧毀同胞的生命，來驗證政治的定律。而現代化的過程，既是生產力的現代化，也是人的現代化和手段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過程要求我們在解決紛爭的手法和目的上，都應該采取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建立了一個全球體係的國際合作組織，並且以這個組織為基本依托或者是模式，開展國際合作、對話、協商和防範。
　　同時，我們更應當認識到，技術的現代化已經使得人類在生死之間變得更加脆弱，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對每一個國家都是一種恐懼，也是一種製衡。我們在麵對這些技術進步的時候，其實也是在麵對人類理性伴隨技術進步的源動力。如果沒有理性的製約，那麽二戰的悲劇，其實還會輕易地卷土重來，而伴隨著戰爭而來的貧窮、疾病、社會發展停滯，則是戰爭魔鬼的天然良伴。這將讓為了和平曾經付出生命的人們，永難安息。
　　世界大戰重演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但是地區衝突的悲劇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其實任何暴力手段，對於卷入其中的人民來說，不啻為一場毀滅一切的戰爭。對於曾經經曆過二戰的人們來說，要結束戰爭可能隻需要6年，但是要走出戰爭，可能卻需要60年甚至一生。這足以讓我們再也不敢重新打開悲劇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