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不容否定——評李銳“非毛”（14） 轉貼

評李銳“非毛”（14）——毛澤東時代是“經濟停滯”的時代嗎？ 毛澤東時代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走過了的艱辛探索、迂回曲折而的光輝的道路。 如何從總體上正確評價和把握毛澤東時代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這是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們，所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李銳的觀點，一言以蔽之 ，就是徹底否定。他認為，毛澤東沒有學通經濟學，不重視經濟建設，越是管經濟就越把經濟搞亂；“大躍進是大倒退”；文革十年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結論是：中國經濟“長期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生產“沒有多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沒有多少的提高。 李銳的這種回答是否正確？是否合乎曆史的真實呢？ 在這裏，我隻想舉出一篇“旁證”，即可清楚看到，李銳否定共和國前二十幾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是何等荒唐! 這個“旁證”，就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裏斯•邁斯納的《為了建設新中國》一文（原載《英才》雜誌1998年第12期）。這位大洋彼岸的美國教授，是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本文正好也對這個重大的是非問題，作出了較為客觀、公正、毫不含混的回答。他明確地反對和批駁了所謂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代”的錯誤觀點。 比較有益鑒別，常言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讓我們比較一下兩位“毛澤東研究專家”，對於同一個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是如何看的，也許更有味道，更加深刻。 莫裏斯•邁斯那在《為了建設新中國》中是這麽說的： 對於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傳播出的言過其實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當前中國領導人更關注於他們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和成就而不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學者未能提出一個更全麵些的總的估計這一點就有些不好理解了。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戰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度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是以一個小小的工業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人均工業產量的1╱15。然而，在物質資源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已變成一個主要的工業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增長了近90倍。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從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後一些年裏，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的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的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水泥的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木材的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的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依然是緊緊依附於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已從1952年的300百萬上升到1800百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的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全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到1975年，這個比例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隻占28%了。 其實毛澤東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的所謂經濟停滯的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工業舞台的幾個後起之秀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極其有限的援助外，中國沒有接受過任何外援。敵對的國際環境（在美國對中國革命的敵意之外又加上蘇聯對毛主義的敵意），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思想原則，起到了雙重強烈的作用，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實際上一直處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狀態。毛澤東的自力更生國家政策造成了經濟上額外的不利與艱苦，但是它也使中國可以自豪地說: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實際上是以擁有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經濟。這在世界經展中國家絕無僅有。在毛澤東身　後的時代裏，對毛澤東時代的曆史記錄的汙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毛澤東時代的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其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出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就，並不等於是為曆史的非分的辯護。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但在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卻遠不如工業成就那樣可觀。1952年到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兩倍。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經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於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讚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淨產量增長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卻隻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提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7%，而人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並非告訴我們全部事實。經常有人提出，對於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並不能充分證明實際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公共消費。但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都取得了偉大的社會進步，在大多數關鍵性的社會和人口統計指標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中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國家強。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狀態變成了大部分人識字。在農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學教育，在城市幾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城鄉皆開創了成人教育和在職教育規劃。基本的社會保護措施得到貫徹，職禁止童工，還有農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後者中國著名的是對最貧困者們的食品、衣物、住房、醫療以及喪葬費用的“五保”。國營企業的城市工人們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國家撥款的福利待遇。毛澤東時代結束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能夠聲稱，它擁有一個剛起步但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使它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獨一無二。醫療保健以及營養和衛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前的35歲到70年代中期的65歲。 莫裏斯•邁斯納根據大量的事實，做出這種回答，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第一，他指出，現今“對於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當前中國領導人更關注於他們迫在眉睫的經濟問題和成就而不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成就”，。這就造成“一個普遍的印象，即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經濟停滯的時代”。“在毛澤東生後的年代，對毛澤東時代的曆史記錄的汙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中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經成了一種風尚。”這難道不是切中時弊？ 第二，他深刻地批判國內外普遍流傳的所謂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處在停滯狀態”的錯誤觀點。因為正是“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最落後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無論們對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此其一。其二，盡管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遠不如工業那麽可觀，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　遠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多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大大快於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讚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淨產值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隻有17%。中國農業能說是停滯和徘徊嗎？其三，評價一個國家的建設成就，“經濟統計資料並非告訴我們全部事實”，“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公共消費。”在所有這些領域，“毛澤東時代取得偉大的社會進步”，不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國家強，而且比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五倍於中國的“中等收入”中國家強。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獨一無二。”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經濟停滯與徘徊，那又怎麽支撐得起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醫療保健體係”？這些年來，中國經濟“一枝獨放”，為什麽反倒對毛澤東時代為全國人民創建的社會福利“難以為繼”，要一一剝奪？ 第三，他還指出，盡管毛澤東時代存在過失誤、“汙點”，甚至“罪過”，但“實際上，毛澤東經展戰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度工業化的副產品。”它不能改變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的改造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難能可貴的是，莫裏斯·邁斯納十分公正指出，毛澤東 時代經濟建設 的驚人成就，是在“敵對的環境”中，“沒有任何外援(五十年初得到蘇聯少量授助除外)的條件下取得的。 因此，莫裏斯•邁斯納得出結論：“其實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工業舞台的幾個後起之秀工業化的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 兩個“專家”，一個是李銳，此人是中國人，自稱“毛澤東秘書”,還被奉為中國“研究毛澤東專家。”一個是莫裏斯•邁斯納，他是大洋彼岸的美國人，耶魯大學教授，當代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這位美國教授，李銳大概很難給他扣上“左”派別理論家的帽子，也很難說改革開放觸犯了他的什麽“既得利益”，所以挺身而出為毛澤東辯護。 為什麽兩位“毛澤東研究專家”，對同一客觀存在，卻做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回答?兩者的反差為什麽這麽大？兩相對照，到底哪一種論斷更合乎曆史真實？哪一個結論是“實事求是”？哪一個結論係主觀主義？這不是很清楚的嗎？ 在這裏有一個頗為發人深思的問題：為什麽一個連美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基本曆史事實，一個自稱“毛澤東秘書”的人，又還是所謂“著名的研究毛澤東專家”，居然對共和國前二十幾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就，輕率地加以漠視和否認？ 這究竟是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 伯恩斯坦的句名言：運動就是一切，目的算不得什麽。李銳所以如此，“非毛”就是一切，，客觀實際對不起了！ 奧秘源出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