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張樹華

張樹華

    人們通常講的“蘇聯劇變”實際上包含以下四個方麵的含義：一是蘇聯作為一個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統一國家分裂、解體；二是社會主義道路在其首選地——蘇聯中斷、夭折；三是作為執政時間最長、國際共運中影響最大的共產黨——蘇共解散、垮台；四是馬克思主義在蘇聯失去了作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地位。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已經過去了15年之久，劇變本身仍環繞著不少謎團有待探究，發生劇變的原因及其後果仍是一筆不可多得的政治曆史和思想理論遺產有待人們去思考、去挖掘。
    一、戈爾巴喬夫時期：“向西方文明世界看齊”
    22年前的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台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短短6年之後，曾經執政7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丟掉政權，統一的蘇聯多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戈爾巴喬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非但沒有給蘇聯百姓帶來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導致亡黨亡國，政治上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1）上台不久的戈爾巴喬夫便發誓要徹底摧毀蘇聯社會主義製度，改變社會的方向。
    戈爾巴喬夫咒罵蘇聯社會主義製度是“極權主義”，要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它。在他發起的“改造和重建”運動中，一步步對蘇聯社會主義進行醜化和攻擊。例如，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曾經將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稱為“高度集中計劃體製”、“行政命令式體製”等，不久，便過渡到使用“斯大林模式”、“兵營式的社會主義、暴力的社會主義、毫無人性的製度、布爾什維克式的社會主義”等概念，後來幹脆借用二戰期間原本針對德國法西斯製度的“極權主義”概念來誣蔑蘇聯社會主義製度，甚至將蘇聯社會主義製度與德國納粹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
    戈爾巴喬夫寫道，蘇聯是在暴力和專製基礎上建立的一種極權主義政權，“我的觀點是：在蘇聯占上風的是僵硬的、甚至殘酷的極權主義製度。”他自白道，隨著經驗的積累，變得明確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襲擊我國的危機並非局部，而是整個製度的性質。發展的邏輯使我們認識到，即不是應該完善整個製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礎本身。他寫道：“1988年我們意識到，必須對製度本身進行根本改革。由此進入了內容豐富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這應立足於另一些意識形態觀點，其基礎就是社會民主思想。”他決心要通過“改革”從質上更新社會，通過“民主”消除極權主義製度。戈爾巴喬夫自稱，他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後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他選擇斯大林作為突破口，帶頭支持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在假改革、真背離的道路上，與戈爾巴喬夫一唱一和的還有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作為戈爾巴喬夫的心腹和左膀右臂，曾負責蘇共意識形態工作的蘇共領導人雅科夫列夫坦言：“我個人並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類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詆毀蘇聯曆史和蘇聯製度的同時，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卻讚不絕口、頂禮膜拜。他寫道：“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
    為達到搞垮蘇共、拋棄甚至消滅蘇聯社會主義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爾巴喬夫剛剛上台後不久便建議將蘇聯共產黨“一分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上書蘇共中央總書記，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製和總統製等一係列全麵政治改革建議。建議在組織上一分為二：分成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選舉中獲勝的黨的總書記領導，等等。雅科夫列夫向戈爾巴喬夫建議分裂蘇共時聲稱：“生活在迅速地趕超理論、趕超構思。”他認為，應該趕在事件發生的前頭。也許，將黨分成兩個部分是明智之舉，那樣就可以給現有的分歧以組織上的出路。可以想象，80年代中後期，蘇共最高領導層就已冒出分裂的念頭，蘇共滅亡、改革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
    （2）1988年之後，即戈爾巴喬夫上台兩年多的時間，蘇聯社會思想輿論徹底轉向，蘇共在改革模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迅速“右傾”，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危在旦夕。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蘇共一小撮高層人物背棄、背離、背叛路線的慫恿和帶動下，蘇聯思想理論和文化輿論界借“民主化、公開化”之際，清算蘇共曆史，向蘇聯製度抹黑。一些所謂反思曆史的言論和文藝作品不斷在出版物和大眾傳媒上出現。當今俄羅斯曆史學家寫道，1989—1990年間，蘇聯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信仰都在知識分子當中迅速地消失。蘇聯的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激化，多數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曆史和現狀心存不滿。一時間，“市場、民主、自由、私有製、發達國家、西方文明世界”成了激進知識分子的口頭禪。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極低，平等在蘇聯的表現就是“同等貧窮”。他們企望在彈指一揮間跨越時代和社會鴻溝，從社會主義必然性的堡壘一下子就躍進到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王國。
    俄羅斯曆史學家寫道，在戈爾巴喬夫當政後期，蘇共領導人費盡心機、搖擺不定，企圖在不同的“道路”、“模式”和“路線”之間進行選擇。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後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主義”思想，主張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提倡對外關係的新思維。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選擇上，蘇共先是學習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驗，轉而尋找北歐國家模式。戈爾巴喬夫後期，蘇共領導尤其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大為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幹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但是很快人們便發現，1989—1990年間蘇聯社會中“社會主義”已經開始失去吸引力。即使戈爾巴喬夫給社會主義加上諸如“民主的、人道麵孔的”前綴也是徒勞。
    （3）蘇共領導層在思想路線上的動搖在思想輿論界造成了嚴重混亂，加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一些激進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製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莫斯科曆史檔案學院院長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製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和黨的壟斷。應當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一位西方蘇聯專家曾這樣描述當時蘇聯知識界的情緒和期盼：“社會主義不是以公有製為基礎……不會取代資本主義，更不會提供另一番圖景。”
    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共和蘇聯社會內部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啟發。“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的口號極為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深得人心。1990年前後，社會思潮進一步激進化。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選擇什麽樣的前進之路”時，有32%的被調查者認為要效仿美國；17%選擇了德國；11%的人看好瑞典；隻有4%的問卷選擇了中國方式。
    1990年舉行的第28次代表大會上，蘇共綱領性的聲明和章程中已經表明，其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顯然，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已經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企圖試穿西方社會黨的外衣，思想開始迷亂，組織上自掘墳墓。此時的蘇共不僅喪失了改革的主動權、失去了社會控製力，而且蘇共本身離最後分裂和失敗的日子也不遠了。
    二、葉利欽時期：走一條徹底的西方資本主義化道路

　　20世紀末，曾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葉利欽一度是作為蘇共內部政治上的反對派出現的。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葉利欽等人仍宣稱忠於“社會主義”，不敢公開叫嚷使用“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概念。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那時他們也不時要附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學說，號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信仰以“趨同論”為基礎的“普遍價值觀”。
    但是，隨著葉利欽先後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和俄羅斯總統，逐漸掌握政治大權，他便公開與蘇共徹底決裂。葉利欽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勢力開始拋棄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政治上轉向反共、反社會主義立場，思想上宣誓忠於西方教科書上的“純自由主義和純資本主義”。
    1990年年底以後，葉利欽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製度、否定蘇共的同時，毫不掩飾地表達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製度的崇拜。
    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自由派勢力，主張蘇聯應利用大好的曆史時機，參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對舊製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主張要全麵學習和照搬以美國為代表的大西洋資本主義文明，移植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走一條徹底的西方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使俄羅斯盡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葉利欽首次訪問美國。他在紐約一所大學的演說中宣稱：“俄羅斯已經作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俄羅斯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走美利堅合眾國及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那條文明之路。”
    1991年8月事件以後，“激進自由化”、“西方化”的傾向在俄羅斯社會思潮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俄羅斯激進派領導人眼裏，“告別社會主義”，選擇一條新的、西方式的發展道路，俄羅斯會在一兩年的時間內踏上文明、複興之路。1992年初夏，葉利欽第二次訪問了美國。與上一次出訪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難的蘇共反對派，而是新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在美國的一次演說中，葉利欽提出，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輕的“民主國家”，來到了民主傳統悠久的“聖地”。自此，共產主義的試驗在俄羅斯大地“一去不複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東西將會在俄羅斯“開花結果”。
    三、民眾：“民主政權”與維護多數勞動者 權利的“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蘇聯劇變後不到兩年的時間，經曆了短暫的民主、自由之夢後，俄羅斯大多數百姓發現，民主派、自由派宣揚的“民主政治神話”已經破滅。盲目照搬的西方的憲政民主製度幾乎將俄羅斯引入絕路。正如許多俄羅斯學者所言，蘇共之後的俄羅斯政治製度是一種不倫不類的製度體係，表麵上貌似民主的外殼，在實際政治運行層麵則是完全相反：在“超級總統製”的形式下，實際上是大權旁落，家族勢力和幕後政治盛行；財團寡頭操縱媒體，要挾國家；地方勢力乘機坐大，車臣分裂分子武裝拒合，公開對抗聯盟中央。國家統一受到威脅，權力機關分庭抗禮，秩序混亂，政令不一，令行不止，政局跌宕起伏，官場腐敗叢生。事實說明，俄羅斯憲政民主化進程並不成功，政治“休克療法”沒有導致政治發展，反而造成嚴重的政治衰退。俄羅斯大多數居民不接受現行的政治製度。
    90年代中後期，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民眾否定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選擇的政治道路。社會輿論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居民中承認“俄羅斯是民主社會”的比例越來越小。例如，到1995年年底，相信俄羅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製度的居民的比例由1991年的96%降到25%。1996年，有60%的俄羅斯人認為民主化在俄羅斯遭受了失敗，50%的人拒絕將俄羅斯社會稱為“民主社會”，同時一半以上的人不承認掌權者為“民主派”。90年代中期的一項國際性的社會調查也表明，與西方社會通常50%的民主滿意度相比，俄羅斯人對民主進程的滿意度逐年下降。1991年11月對民主的滿意度僅為15%，5年過去後，到1996年11月該項指標下降為8%，而不滿意的比例超過80%。
    如今，60%—73%的俄羅斯人認為，俄羅斯政治製度並非民主製度；俄羅斯人民需要民主，但掌權者破壞了民主的聲譽；當今的“民主政權”與維護多數勞動者權利的“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幾年的時間裏，俄羅斯選民很快由“渴望民主”變為“厭倦民主”和“拒絕民主”。蘇聯解體前後，俄羅斯選民之所以企望西方民主製度，是因為他們常常將“民主與生活富足”聯係起來，然而現實生活卻打破了他們的幻想。俄羅斯曆史學家寫道：“俄羅斯人在蘇共時期不好過，以為在民主下將會好些。然而事情並非如此。雖然自由多了些，但多數人的生活卻更困難了。”如今在俄羅斯社會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環早已變得黯淡。
    四、反思：盲目進口西方的“民主價值”導致國家解體
　　2005年，普京總統在國情谘文中強調，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許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價值追求。針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民主化”，普京曾於2002年1月中旬在對波蘭和法國的訪問中指出，（俄羅斯）過去的那種“民主秩序”隻是對極少數寡頭有利……在經曆了10多年激烈的變革，俄羅斯社會還處在“過渡階段”。普京強調，20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建立所謂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那種所謂的自由隻是極少數掌握金錢和財富的上層人物的自由。
    （1）如今，俄羅斯政界和學界在反思“民主化”的過程中指出，20世紀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提倡和發起的“民主化、公開性和新思維”運動，是出於對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
    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將“民主化”當做政治奪權、推動民族分裂和搞垮蘇共的工具和手段。如今多數俄羅斯政界和知識界代表人士開始反思，他們認為，1985—1999年這15年是俄羅斯災難性的15年，是政治混亂和社會倒退的15年。他們指出，當時的蘇共異己分子和自由西化政治勢力狂熱地崇拜西方的民主樣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造成國家分裂，民族衝突，至今後患難消。
    如今俄羅斯政界主流人士強調，對於蘇聯的失敗，西方“戰略家”罪責難逃。他們認為，20世紀末期，西方戰略家有意識地向蘇聯等其他國家輸出“軟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卻為自己保留了極端保守和富有進攻性的“保守主義”思想，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蘇聯的民主化，不如說是為了搞垮蘇聯。而戈爾巴喬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進口西方的“民主價值”，導致“民主、自由”泛濫，國家解體，人民喪失了尊嚴。如今，西方某些國家仍然在民主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關係親疏來劃分所謂“民主陣營”，其目的是進一步打壓俄羅斯，更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普京總統的政治助手多次強調，當今俄羅斯政治精英特別是州級以上的高級官員一定要對20世紀末後15年的政治混亂和政治謊言有清醒的認識。
    （2）在反思戈爾巴喬夫時期為盲目模仿西方民主而喪失自我、損害主權的同時，如今俄羅斯當局也極力與葉利欽時期的“寡頭式民主自由體製”劃清界限。
    俄羅斯政治學者亞·葉利謝耶夫寫道，俄羅斯文化曆史上缺少民主思想的浸淫，過去的“民主”常常被用來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非葉利欽等“民主自由派”的理想和追求。葉利欽時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麵上打著西方民主的旗號，實際上是將“民主、民族自決”等口號作為他們打敗蘇共的手段。蘇共失敗後，自由民主派曾期望使用“這種民主體製”能夠比蘇共模式更有效，但90年代近10年的政治結果卻適得其反。他們並不了解民主的真諦，也不是發自內心的向往。打垮了蘇聯、拆毀了蘇共之後，俄羅斯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出現的是極少數人的“寡頭式的民主”：個人專權、寡頭政治、犯罪猖獗、黑手黨為非作歹、腐敗貪汙盛行。
    在反思過去15年的“曆史虛無主義”的同時，俄羅斯有越來越多的意見提出，蘇聯時期不是什麽“曆史的黑洞”，蘇聯也不是邪惡帝國。俄羅斯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繼承性、曆史的不間斷性。俄羅斯要的是“有主權的民主”。
    2005年12月25日是蘇聯解體14周年。在2005年的10月份，俄羅斯一家著名的社會輿論調查機構——“全俄民意調查中心”分別對俄羅斯46個州、邊疆區和共和國的153個居民點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表明，57%的受訪者認為，蘇聯解體是可以避免的，66%的人對蘇聯解體表示惋惜，76%的居民認為蘇聯有許多可以值得驕傲的地方。蘇聯的解體不僅意味著失去了原有的國家政治製度，而且意味著喪失了一係列曆史信仰。與此同時，俄羅斯另一民意調查機構“巴什基羅娃及夥伴”發表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與其他曆史時期相比，72%和80%的俄羅斯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調查顯示隻有1%的俄羅斯人希望生活在葉利欽時期。
    五、結論：蘇聯東歐的變化，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

　　以上材料和論述表明，戈爾巴喬夫引領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和之後葉利欽宣稱的“自由民主主義”道路不僅沒能行得通，反而將蘇聯、俄羅斯先後引向一條絕路和迷途。近幾年，許多俄羅斯社會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人普遍認為20世紀最後10多年是俄羅斯近百年，甚至兩三百年中最差的曆史時期。這10多年中，俄羅斯經曆了製度性崩潰和體製性的危機，經受了國家分裂、生活和道德水平下降，社會和百姓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如何吸取其中的曆史經驗教訓？從中能否得出今後發展的結論？俄羅斯社會對此仍未有統一的認識，社會政治力量之間仍在爭論“怎麽辦”的問題。經曆了10多年的左右搖擺和反複，俄羅斯社會逐漸認識到：一是社會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東西是萬萬不能動的，有些事情是萬萬不能做的；二是借鑒他人經驗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全盤照搬，有些東西對於他人是美酒，但對於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藥。
    回溯曆史，不難發現，無論是戈爾巴喬夫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葉利欽式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義，在政治上都是致命的，在思想認識上是極其有害的。結合1985年以後15年間蘇聯—俄羅斯社會演變的曆史進程，我們完全同意這樣的結論：蘇聯東歐的變化，並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裏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其中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