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共產黨是怎麽對待蔣幫武裝特務的。

　　1975年9月，根據毛主席、黨中央指示，我國司法機關決定釋放全部在押台灣國民黨派遣入侵大陸的美蔣特務。這是繼釋放日本戰犯、偽滿戰犯、國民黨戰犯之後，又一次體現中國共產黨人博大胸懷的英明決策，對於打擊頑固不化的國民黨反動分子、告慰台灣人民，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一）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集團，被中國人民趕出大陸之後，仍不甘心失敗，時刻夢想著反攻大陸。1962年，國民黨反動集團反共氣焰甚囂塵上，成立了蔣介石親自掛帥的“五人小組”，加緊反攻大陸的軍事部署，利用盤踞的台灣及東南沿海一些島嶼為據點，以反攻大陸為目標，製定了“海威”、“班超”等代號的竄擾大陸的罪惡計劃。他們招兵買馬，訓練數以千計的武裝特務人員，妄圖對我大陸逐步實行武裝占領，建立所謂的“遊擊走廊”、“反攻根據地”。為達到此目的，蔣介石提出了“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同時，對混亂不堪的國民黨各特務係統進行了整頓。宣布成立“國家安全局”，作為最高特務領導機構。改組了專門對大陸進行破壞活動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專門從事軍事係統、黨務係統情報工作的“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建立了反間諜機構“司法部調查室”和監視國民黨海軍艦艇官兵思想和搜集中共海軍情報的“海軍總司令部情報署”。還設立了在海外華僑中進行破壞活動的“海外工作組”。蔣介石派蔣經國擔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派親信特務頭子葉翔之出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
　　為了實現“反攻”大陸的美夢，“國家安全局”立即在台灣、香港、澳門等地進行武裝特務大招募，大訓練。招募的武裝特務，主要是以從現有台灣國民黨軍隊中挑選出來的反動軍官為骨幹，充當司令、支隊長、監督官、指揮官等；從現有情報人員選擇了一批特工人員任縱隊、支隊副司令、副支隊長和電台台長；招募從大陸逃往台灣的惡霸、地富分子，組織他們“打回老家去”。此外，還從港澳等地招募了一批青年學生和失業者。這五千餘人分別集中在台灣各特務機構設立的桃峰、玉山、沙琅、蓮花島、小洲島等地的訓練基地，選派和聘請高級教官對他們進行射擊、格鬥、遊泳、駕駛、測繪、爆破、綁架、跳傘等科目的訓練，教他們學習化裝、語言、簡化字、收發報、跟蹤、暗殺等專門技能。蔣經國還多次來基地“訓勉”。經過二年多的精心訓練，蔣介石親自出席畢業慶典並發表講話，他稱這些武裝特務是“反攻先鋒”、“光複大陸的精英”、“黨國之天之驕子”、“國軍棟才”。隨後，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長葉翔之發表命令，所有武裝特務均授予少尉以上軍銜，原授予軍銜者均上調一級。
　　（二）
　　1962年夏季，台灣國民黨反動集團的特務機關和美國特務機關共同製定了向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大規模派遣武裝特務的計劃，妄圖建立所謂的“遊擊走廊”。他們利用廣播電台，晝夜不停地向大陸廣播，煽惑群眾，鼓動鬧事，指揮潛伏特務和策動殘餘反革命分子進行暴亂等破壞活動。台灣國民黨反動集團乘印度在中印邊境對中國領土進行武裝蠶食、蘇聯策動新疆伊犁培城暴亂之際，錯估形勢，開始成批地、連續不斷地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空投或者從海上偷渡登陸，妄圖裏應外合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和人民民主專政政權。蔣介石在台灣“國大”年會上宣布“1962年為反攻成敗決定年”，發表“告全體軍民書”。陳誠發表了“施政演說”，提出征收“國防特別捐”，從日本購買血漿。還利用文痞在美國開展萬人簽名運動，實現戰時反攻大陸總動員。
　　對此，中共中央發出了要徹底粉碎美蔣武裝特務竄犯大陸的指示。公安部於1962年6月9日給福建、廣東、浙江、江蘇、江西、上海等六省、市公安廳局先後發出通知，隨之於6月23日又召開西北、東北、華北、西南、中南地區1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公安廳局長座談會，作出周密部署。沿海軍民進入了緊張的“備戰狀態”，我廣大軍民、公安幹警，以十分警惕的眼睛，手持鋼槍守衛在15000公裏的海岸線上，布下了天羅地網。
　　從1962年10月至1966年底，台灣蔣介石集團多次對我東南沿海派遣武裝特務大肆襲攏。
　　1962年10月7日，廣東惠陽縣港口公社民兵班長李灶在小星山島擊斃台灣“廣東省反共救國軍獨立第二縱隊”武裝特務的第一人，少校通訊組長周俊義成為反攻大陸第一個俘虜。該縱隊在不到24小時就被全殲，縱隊司令袁祖逐被俘後說：“說是大陸同胞歡迎我們，確實是‘歡迎’，是用機關槍、大炮歡迎我們當俘虜”。“獨立一縱隊”司令吳純林帶隊在惠來縣神泉公社附近海灘一登陸，即被我軍民發現，14名武裝特務不容分說，四處逃散，吳純林自己變成了“光杆司令”。第一縱隊周一敏在電台縣爵山公社下村一登陸就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12名武裝特務紛紛向大軍投降。12月4日午夜，美蔣飛機飛臨廣東陽江縣石磊山區，空降武裝特務中校通訊組組長李華常、電台台長王作亭、張忠君和部分軍事物資。我公安幹警、駐軍、民兵和人民群眾把石磊山區圍得水泄不通，化裝成公社幹部的張忠君無可奈何，同李華常、王作亭繳械投降。我公安機關還利用繳獲的敵特電台，製造假象，引誘在公海上的敵特上岸，一舉殲滅。
　　1962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發表了廣東沿海軍民全殲九股武裝特務公報，各地召開了慶功大會，《人民日報》對此還發表了社論，對蔣幫竄犯大陸的罪惡行徑進行了聲討和譴責。台灣國民黨反動集團竄犯大陸的“西部突破”計劃失敗後，又於1963年開始實施“中部占領”計劃。國民黨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派遣的“反共挺進軍31縱隊”在福建大漁灣登陸，數小時後，就落入人民法網，全部被殲。我電白縣“電白03—0204”號漁船在福建海麵作業時，突然被台灣“反共救國軍獨立31縱隊”劫持，船長賴傳是一個舊社會飽受苦難，對美蔣懷有深仇大恨的漁民，今天見到武裝特務劫船竄犯大陸，分外氣憤。他機智果斷，經過兩晝夜的海上周旋和搏鬥，將劫船的武裝特務捕獲，創造了“海上伏魔”的奇跡。
　　1963年秋，國民黨反動集團又采用“東西夾擊”襲擾大陸計劃。蔣介石特使召見了南韓鮮、南越大使，策劃利用南朝鮮的鹿島和南越占領的島嶼，作為向我山東、廣東、海南等地進行武裝偷渡登陸的跳板。1963年11月2日早晨6點，台灣派遣的“山東省反共救國軍獨立12縱隊”16名武裝特務，在司令張吉元帶領下乘國民黨海軍“永慶”號軍艦，在南朝鮮鹿島登陸，休整三天後，於11月5日下午6時攜帶武器裝備乘坐偽裝的日本漁船“明石丸一號”、“明石丸二號”，乘黑夜在我山東膠東半島海陽地區登陸。但在11月7日下午就被我軍民全殲，2名被擊斃，14名被活捉。
　　為配合武裝特務在東南沿海竄犯大陸，蔣介石派台灣聯軍總司令劉安琪中將前往緬甸、泰國、老撾等地“視察”和“宣慰”在此的蔣幫殘軍，指揮對我雲南邊境的潞西、鎮康、淪源、孟連等地區進行了8次小規模竄擾。
　　從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先後從海上和空中向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等省派遣了43股617名武裝特務。當這些特務一踏上大陸，立刻陷入人民的天羅地網之中，迅即被徹底、幹淨、全部地殲滅，其中有447名被生擒活捉。截止到1966年11月，我大陸軍民共殲滅蔣幫偷運武裝特務船隻30艘，擊沉擊傷敵艦4艘，擊落U－2型間諜飛機5架，擊落擊傷其他類型運輸武裝特務飛機多架，致使蔣介石曆時四年“反攻大陸”的美夢徹底破產。
　　（三）
　　蔣介石襲擾反攻大陸4年的“戰績”是：訓練有素的武裝特務打光了；間諜飛機打掉了；軍艦特務船隻打沉了；境外官兵和情報站長投降了。台灣人民、海內外同胞、甚至蔣軍官兵，包括情報特務、武裝特務、甚至有的老牌高級特務，也脫離蔣介石集團，回返大陸。
　　1963年6月18日，原蔣幫殘部蓮山支隊、盈江支隊41人在支隊長楊發祥、高長進率領下，攜帶各種槍支24支、子彈500發和一部分軍用設備，由雲南境外歸來向我大軍投降。12月13日，國民黨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駐澳門組少將組長程一鳴攜帶電台、密碼、文件、無聲手槍等特務專用物質，在我廣東邊境投誠；1964年6月22日，蔣幫空軍上尉徐廷澤駕駛美製F－86F噴氣戰鬥機起義；8月18日，蔣軍69師205團勤務連上士郭誌平，隻身從金門島泅水投誠；10月5日，蔣軍海軍下士趙宗禮駕駛一艘登陸艇回返祖國；11月2日台灣奧林匹克參觀團團員、運動員馬晴山、陳覺借在日本參觀學習之機，乘船回返大陸；12月18日台灣亞洲航空公司技工陳子威不滿美蔣黑暗統治，毅然回到祖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對投誠、起義的武裝特務，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舉行了授獎儀式。對投誠的國民黨“廣東反共救國軍第5縱隊”司令周一敏、電台台長戴繼武各頒發獎金1萬元；對李華常、王作亭、張忠君等人各頒發獎金5千元。人民政府為他們安排了適當的工作。同時，公安部還釋放了被騙運輸武裝特務的台灣竹藏漁業公司“協進”八號漁船的11名台灣船工。
　　（四）
　　台灣派遣武裝特務全部被殲，無一漏網，但蔣介石集團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海內外宣傳反共義士“全部陣亡”，並在台灣召開了追悼會，為其家屬發撫恤金，追認為烈士，借以騙人。然而，被台灣稱為“烈士”的武裝特務，他們尚在人間。被我軍民捕獲的國民黨特務分別被關押在東南沿海五省的看守所中。
　　1965年初，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來到華東地區視察工作，聽了各地領導匯報台灣武裝特務全部被殲工作時，高度讚揚這項工作搞得好。當匯報到這些武裝特務都屬於台灣軍事部門，都有軍籍、軍銜，到大陸都帶有軍事性質，是按“俘虜”，還是按“罪犯”對待，是交地方司法機關，還是交軍隊保衛部門處理等問題時，葉帥同意按俘虜對待。當匯報到武裝特務不相信我黨政策時，葉帥說：“他們都是從台灣來的，從蔣介石集團那裏來的，他們聽到的都是汙蔑我們的宣傳，又接受了特務訓練和反共教育，指望他們看看電影、幻燈、看看報紙、聽聽報告，就能徹底改變他們的反動思想，轉換立場，這是不現實的。”葉帥又說：“我們共產黨人要以事實說話，以理服人，我們可以讓被俘人員外出轉一轉，參觀大陸建設成就，看人民生活狀況，這樣做可能麻煩些，但效果肯定要好些。”
　　葉帥返回北京後，將被俘台灣武裝特務情況報告了朱德委員長，朱德元帥說：“我看這樣做很好。過去，我同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我們的力量很小，整天打遊擊，當敵人、土匪、地主武裝大舉進犯之時，我們紅軍抓住俘虜尚且能放回去，不怕他回去‘反水’，再捉再放，後來許多俘虜當了紅軍，調過槍口打蔣介石，……特別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抓住日本鬼子一個不殺，抓住製造反共磨擦的蔣介石軍隊的官兵不但不殺，而且不搜腰包，不打不駕，不虐待，如願意回家的，發足路費，原意參加我軍的就歡迎。當時，有許多俘虜官兵投降了紅軍，參加了八路軍以至後來了的人民解放軍。為了作好俘虜工作，各部隊還專門成立了管理教育俘虜工作的‘解救教導團’。毛主席當時就指出：‘紅軍象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說明優待俘虜政策對士兵影響力，變成了打敗日本鬼子、蔣介石的物質力量’”。葉帥表示十分讚同。朱老總又穩重深情地說：“現在我們奪取了政權，發展了，強大了，982名侵華日本戰犯，我們全部特赦釋放了。許多戰犯變成了友好使者、和平戰士；對國民黨戰犯從1959年起已經釋放了5批，今後還要分批釋放。對台灣武裝特務，更應當有這種寬容和氣魄！”
　　兩位老帥的看法，很快傳到了中南海，毛主席非常同意兩位老帥的意見，他說：“蔣介石同我打交道已經是幾十年了，真可以說是老朋友了。我的老朋友一天不反共他就活不了。今天我的‘老朋友’給我送來這麽多的‘客人’，我們一定要接待好，要改造好。”毛主席還建議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寬大釋放一批有悔改表現的國民黨武裝特務。
　　根據毛主席和兩位老帥的指示，公安部安排東南沿海五省的公安機關，組織各自關押的國民黨武裝特務，參觀了工廠、農場和富裕農家。祖國日新月異的飛速發展使他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紛紛表示棄暗投明，與蔣介石決裂，不再為其賣命。
　　1965年12月14日，我國司法機關寬大釋放了有悔改表現的76名武裝特務和船員。《人民日報》報道了這一消息，還配發了“改惡從善就有前途”的評論員文章。
　　（五）
　　中央公安部接到毛主席、周總理關於將台灣武裝特務及武裝特務船員全部交公安機關關押改造的批示後，立即召開黨組會議，感到任務光榮而艱巨。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將此項任務交給了勞改局長李石生。
　　李石生，1921年2月出生於河北蔚縣。193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張學良、楊虎成將軍領導的“西安事變”。1937年調入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解放戰爭時期曾任東北大學辦公室主任，土改工作團團長，建國後調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工作，曾任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局副局長。1954年調任中央公安部勞改工作管理局副局長。李石生領命後，當即部署業務處提出落實措施。部黨組同意了這個措施，並指出：我們對台灣派遣的武裝特務的改造工作，是根據毛主席、周總理的具體指示，運用改造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的工作經驗，堅持“不殺、不判、分批釋放”的政策辦。他們在台灣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蔣幫特務頭子接見過，都是校尉級軍官，要從他們的實際情況出發，傳達好中央的指示精神，抓好關押場所、教育看守人員、管好財物資金，落實改造教育工作。隨即，公安部召集東南沿海五省公安廳和勞改局的領導開會，具體部署了此項工作上。
　　當各地的武裝特務走進監獄的大鐵門時，一眼看到的是一幅巨大的標語牌，上寫著：“人民的監獄是改造人、教育人、造就人的特殊學校”。他們到監獄的第一頓飯是大米飯、白菜燉豬肉。這頓飯，如今算不了什麽，可在當時全國還尚未從“三年困難”時期完全解脫出來，則算是很豐盛的了。然而，這些武裝特務們還不知道，忙碌了一整天的監獄管理人員吃的卻是窩窩頭和沒有一點油星的羅卜湯。
　　繁重而艱巨的改造工程開始了，監獄管理人員為改造這些國民黨特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一些頑固分子不服改造，以“罷睡”抗拒。管教幹部耐心做工作，使號稱台灣美蔣“王牌特工”的一致稱讚中國共產黨好；雙十節武裝特務產生思家之情，發生了“罷睡事件”受到了批評後，有了悔改；號稱“小神卦”武裝特務為大家算卦當場被戳穿現醜，改邪歸正；失散多年的侄子終於在監獄警察的幫助下找到了大陸上的親生叔父。
　　勞動改造是教育改造犯罪的基本手段，被改造的特務分子在勞動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被稱為“電器高手”的方大吉為監獄排除了供電故障；電台台長為監獄修複了擴音機；一位精通鉗工技術的武裝特務使一台進口精密機床及時安裝並調試成功。對於這些人員，監獄領導予以表揚，體現了黨對知識的尊重，對人才的尊重，武裝特務深受感動，受到了教育。監獄管理人員實事求是的作風，使許多武裝特務學會了老實做人的道理。
　　（六）
　　1975年9月，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國司法機關決定釋放全部在押的台灣武裝特務，獲準釋放的台灣特務人員於9月24日來到北京，住在和平飯店。9月27日下午，被台灣早已定為“烈士”的國民黨武裝特務個個精神煥發，麵帶笑容，整齊地坐在公安部大禮堂裏，受到了中央領導和國務院有關部門領導的接見。
　　公安部於桑副部長宣布遵照黨中央、毛主席指示，全部釋放台灣武裝特務人員，並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權。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回不了台灣的，還可以回來，人民政府安置就業。希望你們早日同在台灣家屬親友愉快團聚。也希望你們為台灣的解放、祖國的統一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回台人員代表袁祖逐在會上講了話，他說：“衷心感謝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處理，今天又給了我們公民權，批準回台灣與家人團聚，這種革命人道主義，隻有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祖國才有這種奇跡，我們一定重新做人，為人民多做好事。”
　　參加接見的還有台灣籍同胞，愛國人士，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及起義、投誠的國民黨派遣武裝特務代表。公安部設便宴招待全體回台人員，並組織他們在北京參觀了故宮、長城及工廠和人民公社，還參加了第三屆全運會的閉幕式。
　　（七）
　　1975年9月27日，新華社發表了中央領導在北京接見全體釋放回台人員的情況後，台灣當局很快做出反映，“拒絕接納”。寬釋人員宮村清、仁和久、貝金郎均為日本國衝繩縣人，家住台灣，經外交途徑，擬先回日本暫住。他們在日本駐華使館三等秘書和我國有關方麵代表陪同下，由上海虹橋機場乘中國民航飛機返回日本。登機前，他們向我方人員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謝中國政府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寬釋人員牟伍源、李佳達原係台灣武裝特務船輪機長和大副，是從韓國鹿島用高價收買派來我山東、遼寧的武裝特務，寬釋後，台灣當局拒絕接納，後由韓國駐香港領事館人員陪同從深圳羅湖口岸出境，前往韓國駐香港領事館暫住。寬釋人員尹萬潤、羅德光家住香港、澳門，也於10月5日經深圳到達香港，被家人領回。此外，被國民黨稱為“烈士”的陳良輝、袁祖逐、張清彬抵達香港後，在港辦理去台灣手續，於10月18日下午乘華航班機回到台北。
　　1975年10月5日，60名寬大釋放人員由北京到達福州，他們滿懷新生的喜悅，在福建參觀了漆器廠、農業機械廠和閩候縣楊厝大隊。10月7日早晨，他們從福州乘專車前往廈門，途徑素有僑鄉之稱的泉州時，受到市政府負責人熱烈歡迎，在最大的“鷺江飯店”招待他們。市委書記袁政祝賀他們新生，並祝他們一路平安，早日回到台灣與家人團聚。
　　10月8日下午2時許，全體回台人員到來到廈門市和平港客運碼頭上，登上了回台的船隻。2點30分，設在海岸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台用高音喇叭對金門廣播：“蔣軍官兵們：現在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寬大釋放的原美蔣武裝特務共60人，馬上就要乘船回到金門了，希望你們作好接待，使他們早日回台灣與家人團聚……”
　　隨後，拖船馬達轟響，汽笛長鳴，一艘汽船拖著一艘木帆船離開了廈門和平客運港，向台灣蔣軍盤踞的金門島方向駛去。乘坐在木帆船上的60名寬釋人員，頻頻向碼頭上送別的人們揮手致意，這致意中蘊藏著他們的辛酸、苦樂、冒險、新生的情感！十餘年前，還是這個大海，他們是作為襲擾大陸的罪人偷渡而來；十餘年後，經過共產黨的改造他們作為新人回返，這一切怎能不使他們激動呢！
　　從1975年4月起，共有四批特赦釋放人員被批準回台灣。第一批是1975年4月13日，原國民黨將領王秉铖、蔡省三等10人經香港赴台後滯留香港；第二批是1975年10月8日，寬大釋放原國民黨武裝特務及武裝特務船員60名送往金門回台，3名經香港回台，4名取道上海回日本和經香港去南韓；第三批是1976年2月1日，被寬大釋放的原國民黨逃緬殘部一軍二師政治部中校主任邱陵、原國民黨國防部二廳駐甘孜軍事諜報組組長林懋、原國民黨政府統計局專員厲慕濤、蔣介石偽國防部“羅漢特遣隊”祥順二號船中尉電台台長王力民、隊員陳偉興和“羅漢特遣隊”經緯二號船船員陳玉福等人，從福建廈門港口乘船回台灣；第四批是1978年11月，被特赦寬大釋放的24人中，有6人經香港赴台，有18人由廈門取道金門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