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9年2月，素有“和平將軍”之稱的張治中先生，在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不斷催促下隻得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任上回到南京，接受了國共和談首席代表的重任，赴已經解放了的古都北平，以中共所提的八項條件為基礎，與中共談判國內和平。
和談前，兩赴溪口謁見蔣介石
張治中將軍在率和談代表團赴北平之前，曾兩次去溪口晉謁下野的蔣介石。
張治中第一次去溪口，是在由西北回南京後不久，為了準備行將進行的和平談判，於3月3日與吳忠信一道前往溪口。蔣介石似乎猜出張治中此行的目的，見到張治中後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你們的來意，是要勸我出國吧？”說著，拿著桌上的報紙隨手一揚，談談地一笑，“報上已經登出來了。”張治中不覺一怔，剛要說什麽，就被蔣介石搶先說道：“他們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個普通國民，到哪裏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還說：“我可以自動住到國內任何地方，即使到國外也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出於逼迫。”
蔣介石的幾句話讓張治中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麽好。的確，張治中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勸蔣介石出國。因為剛剛上任的李宗仁代總統已經痛切地感覺到，蔣介石雖然下野，但他的勢力還在牢牢地控製著各個方麵，使得李宗仁根本無法行使權力，處處受製。張治中此次受李宗仁之托，有意把蔣介石勸出國，這樣李宗仁才能放手，也才有利和談的進展。然而現在顯然已經不可能把這種意圖進行下去了，因為蔣介石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所以張治中也不敢再說些什麽，隻好跟蔣介石匯報一些和談的情況。他對蔣介石說：“總裁，南京方麵對中共所提八條的第一項，意見是統一的，都認為不能接受。”
“嗯，嗯”。蔣介石見自己的聲威見效，張治中也順應了自己，語氣緩和下來：“當然啦！李德鄰（李宗仁）現在負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德鄰的成敗也是我的成敗。文白，你可以告訴德鄰，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願意終老家鄉，絕不再度執政。”
張治中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碰了軟釘子，直接影響到他此次的溪口之行，在隨後的幾天談話中，張治中也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最終無功而返。
張治中第二次到溪口麵見蔣介石，是在南京政府接到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談判事宜的決定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啟程前往北平前夕。前往溪口的目的是向蔣介石“請求指示”，同行的還有屈武。在飛機上，張治中對屈武說：“你同蔣經國是同學，什麽話都可以談得的，到奉化後，我同總裁談，你就同蔣經國談，我看他對他父親還是有影響的。”屈武不好意思地回答說：“以前跟這位太子是至交，如今已是貌合神離了！”
到了溪口，張治中拿出準備參加和談的草案稿給蔣介石看。草案要求和談開始前，雙方就地停戰，雙方軍隊分期分批於駐在區域就地自行整編。還有好幾條，沒有寫在書麵上，是腹案。蔣介石把草案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然後又很認真地聽取張治中將腹案陳述一遍。張治中匯報完畢，蔣介石笑道：“我沒有什麽意見。文白，你這次擔任的是一件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那！”
蔣介石同張治中、吳宗信來到蔣母墓道，行完禮，由墓廬的山徑邊走邊談。蔣介石對張治中再度表示：“文白，我是願意和平，終老還鄉”。
“總裁這句話對和談很重要，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裂。”張治中信以為真，於是高興地又問道：“總裁，不知是否可公布於報端？”蔣介石說：“你斟酌吧。”
張治中等人離開溪口的時候，由蔣經國陪送到筧橋機場。蔣經國與屈武同車。分手時，蔣經國對屈武說：“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現在還講和平，將來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看他會死無葬身之地的！”蔣經國這最後一句話，是其父蔣介石近幾個月的口頭禪。在飛機上，屈武把蔣經國的話告訴張治中，張治中呆了一下，生氣道：“你為什麽不早告訴我？我要當麵質問他，教訓他！他父親說一切要當心，他卻說我死無葬身之地，這像什麽話！”張治中回南京後，馬上把溪口之行寫成新聞稿發表，並應邀在立法院演說。張治中的演說詞慷慨激昂，博得了全場喝采。演講的第二日，張治中率團啟程，飛往北平參加和談。
和談初期籠罩的不快氣氛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一行二十餘人，乘“空中行宮”號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在機場上，張治中發現中共和談首席代表周恩來未來迎接，來接機的僅是中共和談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北平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心裏很納悶。
張治中一行人走進下榻的北京六國飯店時，抬頭見到一幅大標語：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張治中對屈武說：“看來中共對我們的誠意是有懷疑的！”當晚，中共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宴請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參加的有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和秘書長齊燕銘；南京政府方麵有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和秘書長盧鬱文。
宴會結束後，周恩來、林伯渠和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周恩來對張治中：“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蔣介石早已下野，你為什麽還要到溪口去向戰犯頭子請示？你這樣做法，完全是為了加強蔣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視聽、破壞和談的作用。”
張治中沒有思想準備，麵露尷尬，但仍振振有詞地解釋道：“第一，我是國民黨員，蔣介石是國民黨總裁，黨員行動，總得讓總裁知道吧！第二，現在名義上是李宗仁代總統，但實權仍在蔣介石手裏，為了和談工作不致夭折，我不能不去摸個底呀！”周恩來接著說：“不管怎麽說，隻能說明蔣介石還在發號施令。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兩人爭執起來。原來周恩來對張治中來北平之前的溪口之行一直不滿意。
從4月2日至7日，雙方代表就“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個別交換意見，主要議題是“戰犯”及“渡江”兩項。
李宗仁的意圖是“隔江而治”，幻想保住江南半璧江山，徐圖後計；中共方麵堅決表示“無論和戰，均須過江”。這就使李宗仁“劃江而治”的迷夢成為泡影。為此，雙方原擬4月5日的正式和談，不得不向後推遲。
從4月8日起，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分別會見了南京政府的6位代表。第一天會見了張治中，第二天是邵力子、章士釗，第三天是黃紹竑、劉斐，第四天是盧鬱文。
第一天，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雙清別墅，毛澤東並親自出門迎接，他熱情地握著張治中的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承你熱情接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使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會！別來你的身體和家人都好嗎？”
毛澤東的這番言行使張治中的心鬆馳下來。這一天，毛澤東和張治中長談了4個小時。張治中根據南京方麵的和談草案以及溪口蔣介石談話指示的要點，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了一些問題和意見。
“關於戰犯問題，”張治中坦率地說，“蔣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願意終老是鄉，終身不擔任國家職務。為便利和談，希望戰犯問題不要列入條文”。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寬大處理，戰犯在協定中不舉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責任的字樣。
關於聯合政府問題，張治中提出可按重慶政協的政治民主化和達成的協議辦理，國民政府當將權力交給新政府。毛澤東認為，聯合政府成立，必須有相當一段時間，甚至要經過四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南京政府仍可維持現狀，行使職權，以免使社會秩序陷入紊亂。
張治中還說，國民黨執政20多年，沒能遵守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進行建設，愧對國家和人民，今後是你們執政了。你們怎麽做，責任是重大的。毛澤東說，今後，我們大家來做，是大家合作的。當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來結束戰爭，恢複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和人民進入富強和康樂的境地。
4月9日，張治中接到了新任行政院長何應欽發來的電報，轉告4月7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和談原則的決議。從決議中可以看到，國民黨毫無和談誠意，繼續作垂死掙紮，同時也表明李宗仁、何應欽根本無權決定和談條件。
從4月13日開始，雙方進入正式談判階段。當日，毛澤東函告周恩來，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上解釋協定草案要點並征求對方意見外，還應向張治中表明：“4月17日必須決定問題。18日以後，不論談判成敗，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應爭取南京代表團六人都簽字。如果李、何、白不願簽字，隻要他們自己願簽，亦可簽字。簽字後他們不能回去，叫他們全體留平。”
兩次正式會議上的較量
4月13日晚9時，國共雙方的和談代表團於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
在勤政殿內，一排長桌放在大廳中間，兩邊分坐雙方代表，長桌兩邊後側各有3張小條桌，是雙方記錄和列席人員的座位。會談前，國民黨和談代表都已經看過並在內部討論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預感到談判形勢的嚴峻。
第一次會議，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一個詳細的說明。在明確戰爭的曆史責任的問題上，周恩來指出：“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後國內和平的一個文件，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文明確這個責任。”關於懲辦戰爭罪犯，這個整個國民黨統治集團最敏感的問題，周恩來是這樣說的：這一條分兩款，一款是規定在這次戰爭中主要的戰犯必須懲辦。在懲辦原則之下，給予寬大待遇；第二條是關於日本戰犯。南京國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華戰爭最大的戰犯岡村寧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戰犯。“對於這種措施全國人民異常震怒。所以我們一定要求在簽訂協定以後，由政府要回來重辦。”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發言。他先是對中共方麵給予南京政府代表團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謝和敬意。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條款進行了陳述。主要分三個部分闡述：一是（草案的）“前文裏有若幹過於刺激的字句，我們希望在精神和內容能酌加刪節。”二是第四條關於軍隊改編機構整編委員會問題。張治中認為，中共提出整編委員會要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下成立，我們認為軍隊改編的第二階段，應由聯合政府來辦理分區改編軍隊工作，聯合政府下自然有軍事機構來掌管這一事項，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本來是中共的軍事機構，這點實應考慮。三是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民主聯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規定：南京國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並接受其領導”，若是如此，“豈不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變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這點我要重申剛才所提同樣的理由，認為不相宜，請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再加考慮。”發言最後，張治中十分感慨地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這次中共在戰爭中勝利，可說已到了一個圓滿的地步，如果現在這個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貫徹下去，那麽中共就不僅是軍事的勝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則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
在討論《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過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了40餘條意見，中共接受了20餘條。4月14日，周恩來和張治中就協定草案全部內容要點再度具體交換了意見。4月15日晚7時，中共代表團將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送達南京政府代表團。
4月15日晚9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先由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的要點，亦即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所提修正之點加以說明。周恩來強調指出，《國內和平協定》不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見，而且也采取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士的建設性意見，最後由中共代表團定案，是不可變動的定稿，“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接受這個協定，簽字在協定上。”爾後，周恩來鄭重地宣布，談判以4月 20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簽字，須於4月20日以前表明態度，4月20日為簽字日期，“我們隻能約束到本月二十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隻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後了。”
在這次正式會議上，張治中也作了較長的發言，發言說：“在我們代表團的立場來說，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既然是最後的文件，我們對它如果認為是完全對的，就答應簽字；認為不能簽字就不簽字。不是說還有商量，還有字斟句酌的餘地。隻是同意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後文件’是照這樣解釋的話，那麽我們代表團同人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也沒有發表意見的必要了。當然，我們的政府正等待著我們代表團的報告，這次會議之後，我們還是繼續研究，準備把我們的意見報告政府，請示它作最後的決定，然後再來答複中共代表團。”張治中還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我不能再有話說下去，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思和感想。”
張治中看了一眼周恩來，繼續說下去：“中國有一句古話，也許恩來先生會覺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覺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個比方，國共兩黨之爭，好比兄弟之爭，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不必太認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讓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過去做哥哥的雖有錯誤，自己感到慚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夠擔當起來，把家當好，自己也實在感到光榮……做大哥的，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能擔當重大責任，表示敬重高興，而且要格外幫助他，使他做好……以上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諒”。
張治中發言時，周恩來耐心傾聽，聚精會神。周恩來和張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摯友。黃埔軍校初辦時，張治中就進了黃埔，後任黃埔第四期軍官團團長，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從那時開始就與他共事。二十多年來，周恩來對張治中為人公正、厚道，剛直不阿的性格和為國家民族而奮鬥、為祖國的和平事業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周恩來不回避談出自己的意見。對張治中的發言以及“個人感想”，周恩來不能同意，他當場表明了態度。周恩來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麽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20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葉赫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對曹、吳的聲討，就不是兄弟之爭。都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孫中山先生過去領導的多次革命的失敗，這也是教訓之一，等到國共合作後，才補救過來了，但是以後蔣介石叛變了。我們今天願意與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願意與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團結在一起；中國現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勞動人民，這是最廣大的基礎，其他如地主階級的開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資產階級也可以合作，至於知識分子，當然更可以合作。這是最廣大的合作，可以達到與全國人口90%的人們合作”。
“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和談會議結束後，南京政府代表團回到住處，馬上對《國內和平協定》進行鄭重研究。經過討論，大家認為這個定稿已經接受了他們所提修正意見40餘處的多半數，特別是關於戰爭罪犯一項刪去“首要次要”字樣；原來把南京政府和所屬部隊置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一句也改換了。因此代表團一致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然於‘戰敗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係之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麽就隻有毅然接受，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對國民黨保全者實多，總比頑固到底、失敗到底的好”。於是國民黨代表團決定16日派代表黃紹竑和顧問屈武帶文件回到南京，勸告李宗仁、何應欽接受《國內和平協定》。
但是，黃、屈爾人回南京已有數日，南京方麵卻遲遲沒有消息。代表團幾次發電表催促，直至4月20日深夜才接到李宗仁、何應欽簽署的南京政府答複中共的電文。對中共所提的經過協商形成的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南京方麵斷然拒絕。電文稱：“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以解除兄弟鬩牆之爭端者，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且複限期答複，形成最後通牒，則又視和談之開端為戰爭之前夕。”電文列舉各條款所不能接受的“理由”時稱：“該項協定全文均充滿以中共武力控製全國之意味，一則曰‘人民解放軍’開進，再則曰‘人民解放軍’接收，所謂和平協定，實際為欲政府承認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國政府之軍隊，固等於全部繳械投降。”
南京代表團接到電報之後，粗略討論，便抄錄一份交給中共代表團。
1949年4月21日上午9點，紅日升騰，陽光普照，街頭巷尾到處都在叫喊“號外”、“號外”：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了！
南京政府代表團一看報紙方知，當南京政府表示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遵照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於4月20日夜發起渡江戰役，20日在荻港、21日淩晨1時在江陰渡江成功，國民黨一直仰仗的長江天塹已被突破，“劃江而治”的夢想徹底化為泡影。
北平和談破裂後，鑒於解放軍百萬雄師已打過長江，中共方麵考慮到南京代表回去的安全問題，於是誠懇地挽留張治中一行。雖然南京代表團的人基本上都表示願意留在北平，但張治中卻很苦悶，思想鬥爭很激烈，他說：“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複命。大家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複命。”周恩來得知後，又一次代表毛澤東主席來到六國飯店會見了彷徨、猶豫的張治中。周恩來深情而又直率地對張治中說：“現在，你無論是回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都不會放過你。‘西安事變’，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封建，你為什麽隻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著想呢？你留下來，對尚未解放地區的起義，特別是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有作用的。至於嫂夫人和家裏人，由我安排，盡管放心！”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真誠挽留下，張治中經過再三考慮，終於放棄了回南京複命的想法，決定留在北平。而就在他與周恩來會見的那一天，張治中已經與李宗仁聯係，要求派飛機來接代表團。
周密安排，家人團聚
周恩來對張治中說的“至於嫂夫人和家裏人，由我安排，盡管放心！”這幾句話，是早有安排的。張治中赴北平和談後，中共南京地下黨負責人沈世猷就找到張治中的弟弟張文心，要求他設法將張治中的家眷及他本人的家屬一並送到上海。張文心8歲時，父母雙亡，他是跟著兄長張治中長大的，兄弟感情深厚。淮海戰場上，張文心起義後回到南京，與好友沈世猷取得聯係。而沈世猷是我黨的地下黨員，1949年10月奉命打入了湯恩伯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作戰處，進行情報和策反工作。
事有湊巧，1949年4月19日，蔣緯國通知張治中夫人洪希厚立即乘他的飛機去上海，並說：若和談失敗，南京即將失手，在北平的和談代表團直接飛上海。這顯然是蔣介石授意的。但不管怎麽樣，這對張家的人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洪希厚立即派人把正在明德女中上學的小女兒接回家，匆忙地乘上蔣緯國的飛機去了上海。蔣緯國的夫人石敬宜到機場接機，蔣緯國讓他的司機開著他的座車將張夫人和孩子送到張治中的侄兒家。隨後，在沈世猷的幫助下，張文心夫人鄭淑華及幾個孩子也分批到滬。
4月22日夜，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秘密來到洪希厚的住處，與她商談次日清晨乘接和談代表團的飛機去北平的安排。洪希厚知道張治中在北平的情況，當得知此次行動是周恩來特意安排的，便毫不猶豫地答應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四點，洪希厚、鄭淑華起身叫醒了孩子，由侄媳親自開車將她們送到機場。洪希厚一再叮囑孩子，到機場緊跟大人，別人問起就說到蘭州，千萬別說去北平。候機廳裏人很多，大都是準備南逃的。洪希厚碰到了一些國民黨權貴夫人，便像沒事似的與她們打招呼，並且大方地說“去蘭州，去蘭州”。一位國民黨的交通部長看到洪希厚帶著孩子，好奇地問她要去哪裏。洪希厚說是去蘭州。這位交通部長說：“今天沒有去蘭州的飛機，已經派飛機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團，張長官就要回來了，你們回去等吧！”洪希厚裝著很驚詫的樣子，“哦”了一聲，隨後道謝告別。此時，負責接應的人為了避人耳目，領著洪希厚一行繞到了機場航道另側，在那裏，正停著一架飛往北平的專機。
中航公司業務經理、中共地下黨員鄧士章夫婦迅速把兩位夫人和孩子送上飛機，並且命飛機立刻起飛。飛機上沒有別的人，全部是張家的人。飛機隻在青島機場停留加油，於當日中午平安抵達北平西苑機場。
其實，當洪希厚一行出現在機場的時候，就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警覺，情報處長毛森立即向湯恩伯報告了這一情報。湯恩伯懷疑地說：“不會吧，去查查！”經查實，確有此事。但是此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湯恩伯立即派軍機前往攔截。這架軍機追到青島後，得知專機已經離開多時，已經無法攔截，隻好飛回上海複命。湯恩伯得知後大發雷霆，將“中航”負責人全部拘留起來，一定要查出究竟是誰放走了洪希厚一行。不過對於此事，後來的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國民黨“後知後覺”，棋差一招。也有人說是湯恩伯暗中放行，有意延誤了阻撓和追截的最佳時機。因為張治中曾有恩於湯恩伯，湯恩伯曆來對張治中尊重非常，還尊稱洪希厚為伯母。
這天中午，周恩來又來到張治中在北平的住處，對他說：“文白兄，我們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張治中沒有反應過來，問道：“什麽客人，我認識嗎？”周恩來神秘一笑，說道：“你當然認識！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張治中一路都在想，此時南京政府的人都已經跑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誰還會來到北平？
在飛機場，一架飛機緩緩降落在停機坪。張治中抬頭一看，從飛機上走下來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還有弟弟張文心的夫人鄭淑華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張治中十分驚異，張大了嘴，不知道該說什麽好。戰爭年代，烽火硝煙，這樣的情況能和家人團聚，那種驚喜和高興難以言表。孩子們一見到父親，立刻飛跑著撲進張治中的懷裏。張治中熱淚盈眶，激動不已。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來說：“恩來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原來，周恩來早在張治中決定留下不走時就緊急通知有關部門，責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要想盡一切辦法將張治中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
“和平將軍”的新使命
國民黨反動派對南京政府代表團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氣憤。1949年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後來又發兩個電訊混淆視聽，並對張治中本人進行人身攻擊。為澄清事實，張治中不得不在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聲明》稱：“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奮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批評製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救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斷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證明。”聲明最後表示：“我覺得，各地同誌們，應該懲前毖後，當機立斷，毅然決然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民主主義的實現而共同努力。至於我們國民黨，早就應徹底改造，促進新生，才能適應時代，創造時代，達成我們革命黨人應負的曆史使命”。同一天，新華社以《評張治中聲明》為題發表社評指出，張治中聲明“表示他對於目前中國形勢的看法”，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國民政府和談代表的共同意見”。“這個聲明是值得歡迎的；其中對於國民黨內愛國分子的勸告，是向他們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社評指出：“四月間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如果當時南京國民黨集團的首腦們尚有悔禍之心，本是他們的一條出路。但是甘受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國民黨匪首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首腦機關，最後還是拒絕和平，使他們自己派赴北平的代表團前功盡棄。”
就在蔣介石指使中央社發假消息，並對張治中進行攻擊誹謗時，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醞釀籌備中。一天，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麵，用夾著煙頭的手指了指張治中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請他在人民政府中擔任職務，你們看怎麽樣？”還沒有等別人回答，張治中自己先搖開了帽子說：“過去的階段，我是負責人之一，這一階段已經過去了，我這個人當然也就成為過去了。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用他慣常的幽默的語言說：“過去的階段等於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大年初一做起！”
事實真如毛澤東所說。張治中曾在新疆任職多年，對那裏的情況十分了解。經過反複思考，他將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見書提交毛澤東，希望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貢獻。毛澤東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知人善任，任命張治中為新設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協助彭德懷指揮進軍大西北。從此，張治中將軍由真誠的愛國主義者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9月他給陶峙嶽、包爾漢去電，成功地策動了新疆和平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張治中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為祖國的繁榮和統一辛勤工作。
和談前，兩赴溪口謁見蔣介石
張治中將軍在率和談代表團赴北平之前，曾兩次去溪口晉謁下野的蔣介石。
張治中第一次去溪口，是在由西北回南京後不久，為了準備行將進行的和平談判，於3月3日與吳忠信一道前往溪口。蔣介石似乎猜出張治中此行的目的，見到張治中後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你們的來意，是要勸我出國吧？”說著，拿著桌上的報紙隨手一揚，談談地一笑，“報上已經登出來了。”張治中不覺一怔，剛要說什麽，就被蔣介石搶先說道：“他們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這是不行的！我如今是個普通國民，到哪裏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還說：“我可以自動住到國內任何地方，即使到國外也可以，但是絕對不能出於逼迫。”
蔣介石的幾句話讓張治中一時間不知該說什麽好。的確，張治中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勸蔣介石出國。因為剛剛上任的李宗仁代總統已經痛切地感覺到，蔣介石雖然下野，但他的勢力還在牢牢地控製著各個方麵，使得李宗仁根本無法行使權力，處處受製。張治中此次受李宗仁之托，有意把蔣介石勸出國，這樣李宗仁才能放手，也才有利和談的進展。然而現在顯然已經不可能把這種意圖進行下去了，因為蔣介石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所以張治中也不敢再說些什麽，隻好跟蔣介石匯報一些和談的情況。他對蔣介石說：“總裁，南京方麵對中共所提八條的第一項，意見是統一的，都認為不能接受。”
“嗯，嗯”。蔣介石見自己的聲威見效，張治中也順應了自己，語氣緩和下來：“當然啦！李德鄰（李宗仁）現在負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德鄰的成敗也是我的成敗。文白，你可以告訴德鄰，我一定竭力支持他。我自己願意終老家鄉，絕不再度執政。”
張治中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碰了軟釘子，直接影響到他此次的溪口之行，在隨後的幾天談話中，張治中也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最終無功而返。
張治中第二次到溪口麵見蔣介石，是在南京政府接到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談判事宜的決定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啟程前往北平前夕。前往溪口的目的是向蔣介石“請求指示”，同行的還有屈武。在飛機上，張治中對屈武說：“你同蔣經國是同學，什麽話都可以談得的，到奉化後，我同總裁談，你就同蔣經國談，我看他對他父親還是有影響的。”屈武不好意思地回答說：“以前跟這位太子是至交，如今已是貌合神離了！”
到了溪口，張治中拿出準備參加和談的草案稿給蔣介石看。草案要求和談開始前，雙方就地停戰，雙方軍隊分期分批於駐在區域就地自行整編。還有好幾條，沒有寫在書麵上，是腹案。蔣介石把草案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然後又很認真地聽取張治中將腹案陳述一遍。張治中匯報完畢，蔣介石笑道：“我沒有什麽意見。文白，你這次擔任的是一件艱苦的任務，一切要當心那！”
蔣介石同張治中、吳宗信來到蔣母墓道，行完禮，由墓廬的山徑邊走邊談。蔣介石對張治中再度表示：“文白，我是願意和平，終老還鄉”。
“總裁這句話對和談很重要，也可以消除黨內的分裂。”張治中信以為真，於是高興地又問道：“總裁，不知是否可公布於報端？”蔣介石說：“你斟酌吧。”
張治中等人離開溪口的時候，由蔣經國陪送到筧橋機場。蔣經國與屈武同車。分手時，蔣經國對屈武說：“文白先生也太天真了！現在還講和平，將來是沒有好結果的，我看他會死無葬身之地的！”蔣經國這最後一句話，是其父蔣介石近幾個月的口頭禪。在飛機上，屈武把蔣經國的話告訴張治中，張治中呆了一下，生氣道：“你為什麽不早告訴我？我要當麵質問他，教訓他！他父親說一切要當心，他卻說我死無葬身之地，這像什麽話！”張治中回南京後，馬上把溪口之行寫成新聞稿發表，並應邀在立法院演說。張治中的演說詞慷慨激昂，博得了全場喝采。演講的第二日，張治中率團啟程，飛往北平參加和談。
和談初期籠罩的不快氣氛
1949年4月1日上午，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一行二十餘人，乘“空中行宮”號飛機由南京飛抵北平。在機場上，張治中發現中共和談首席代表周恩來未來迎接，來接機的僅是中共和談代表團秘書長齊燕銘，北平市政府秘書長薛子正、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心裏很納悶。
張治中一行人走進下榻的北京六國飯店時，抬頭見到一幅大標語：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張治中對屈武說：“看來中共對我們的誠意是有懷疑的！”當晚，中共和談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宴請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參加的有中共代表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和秘書長齊燕銘；南京政府方麵有首席代表張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劉斐和秘書長盧鬱文。
宴會結束後，周恩來、林伯渠和張治中、邵力子談話。周恩來對張治中：“文白先生，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蔣介石早已下野，你為什麽還要到溪口去向戰犯頭子請示？你這樣做法，完全是為了加強蔣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視聽、破壞和談的作用。”
張治中沒有思想準備，麵露尷尬，但仍振振有詞地解釋道：“第一，我是國民黨員，蔣介石是國民黨總裁，黨員行動，總得讓總裁知道吧！第二，現在名義上是李宗仁代總統，但實權仍在蔣介石手裏，為了和談工作不致夭折，我不能不去摸個底呀！”周恩來接著說：“不管怎麽說，隻能說明蔣介石還在發號施令。這種由蔣導演的假和平，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兩人爭執起來。原來周恩來對張治中來北平之前的溪口之行一直不滿意。
從4月2日至7日，雙方代表就“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個別交換意見，主要議題是“戰犯”及“渡江”兩項。
李宗仁的意圖是“隔江而治”，幻想保住江南半璧江山，徐圖後計；中共方麵堅決表示“無論和戰，均須過江”。這就使李宗仁“劃江而治”的迷夢成為泡影。為此，雙方原擬4月5日的正式和談，不得不向後推遲。
從4月8日起，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分別會見了南京政府的6位代表。第一天會見了張治中，第二天是邵力子、章士釗，第三天是黃紹竑、劉斐，第四天是盧鬱文。
第一天，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雙清別墅，毛澤東並親自出門迎接，他熱情地握著張治中的手說：“謝謝你，1945年到重慶，承你熱情接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使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歡送會！別來你的身體和家人都好嗎？”
毛澤東的這番言行使張治中的心鬆馳下來。這一天，毛澤東和張治中長談了4個小時。張治中根據南京方麵的和談草案以及溪口蔣介石談話指示的要點，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了一些問題和意見。
“關於戰犯問題，”張治中坦率地說，“蔣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願意終老是鄉，終身不擔任國家職務。為便利和談，希望戰犯問題不要列入條文”。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寬大處理，戰犯在協定中不舉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責任的字樣。
關於聯合政府問題，張治中提出可按重慶政協的政治民主化和達成的協議辦理，國民政府當將權力交給新政府。毛澤東認為，聯合政府成立，必須有相當一段時間，甚至要經過四五個月之久。在此期間，南京政府仍可維持現狀，行使職權，以免使社會秩序陷入紊亂。
張治中還說，國民黨執政20多年，沒能遵守孫中山先生的遺教進行建設，愧對國家和人民，今後是你們執政了。你們怎麽做，責任是重大的。毛澤東說，今後，我們大家來做，是大家合作的。當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來結束戰爭，恢複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偉大的生產建設，使國家和人民進入富強和康樂的境地。
4月9日，張治中接到了新任行政院長何應欽發來的電報，轉告4月7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和談原則的決議。從決議中可以看到，國民黨毫無和談誠意，繼續作垂死掙紮，同時也表明李宗仁、何應欽根本無權決定和談條件。
從4月13日開始，雙方進入正式談判階段。當日，毛澤東函告周恩來，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上解釋協定草案要點並征求對方意見外，還應向張治中表明：“4月17日必須決定問題。18日以後，不論談判成敗，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應爭取南京代表團六人都簽字。如果李、何、白不願簽字，隻要他們自己願簽，亦可簽字。簽字後他們不能回去，叫他們全體留平。”
兩次正式會議上的較量
4月13日晚9時，國共雙方的和談代表團於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談。
在勤政殿內，一排長桌放在大廳中間，兩邊分坐雙方代表，長桌兩邊後側各有3張小條桌，是雙方記錄和列席人員的座位。會談前，國民黨和談代表都已經看過並在內部討論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預感到談判形勢的嚴峻。
第一次會議，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一個詳細的說明。在明確戰爭的曆史責任的問題上，周恩來指出：“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政府擔負。因為這是一個曆史性的協定，是保證今後國內和平的一個文件，所以必須在條款的前文明確這個責任。”關於懲辦戰爭罪犯，這個整個國民黨統治集團最敏感的問題，周恩來是這樣說的：這一條分兩款，一款是規定在這次戰爭中主要的戰犯必須懲辦。在懲辦原則之下，給予寬大待遇；第二條是關於日本戰犯。南京國民政府放走了日本侵華戰爭最大的戰犯岡村寧次及其以下260多名的日本戰犯。“對於這種措施全國人民異常震怒。所以我們一定要求在簽訂協定以後，由政府要回來重辦。”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張治中發言。他先是對中共方麵給予南京政府代表團的周到接待表示感謝和敬意。然後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條款進行了陳述。主要分三個部分闡述：一是（草案的）“前文裏有若幹過於刺激的字句，我們希望在精神和內容能酌加刪節。”二是第四條關於軍隊改編機構整編委員會問題。張治中認為，中共提出整編委員會要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下成立，我們認為軍隊改編的第二階段，應由聯合政府來辦理分區改編軍隊工作，聯合政府下自然有軍事機構來掌管這一事項，而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本來是中共的軍事機構，這點實應考慮。三是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民主聯合政府移交……而在第十九款中規定：南京國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並接受其領導”，若是如此，“豈不是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變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這點我要重申剛才所提同樣的理由，認為不相宜，請中共代表團諸位先生再加考慮。”發言最後，張治中十分感慨地說：“我今天固然代表我們政府和中共商談和平，同時個人一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至少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這次中共在戰爭中勝利，可說已到了一個圓滿的地步，如果現在這個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貫徹下去，那麽中共就不僅是軍事的勝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目前則我們以至誠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從此領導國家，達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標，並建設國家，臻於富強康樂之境。這就是我們代表團同人向中共代表團同人所想表示的一點小小意見和希望。”
在討論《國內和平協定草案》過程中，南京政府代表團提出了40餘條意見，中共接受了20餘條。4月14日，周恩來和張治中就協定草案全部內容要點再度具體交換了意見。4月15日晚7時，中共代表團將最後定稿的《國內和平協定》送達南京政府代表團。
4月15日晚9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先由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正的要點，亦即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所提修正之點加以說明。周恩來強調指出，《國內和平協定》不僅吸收了各位大部分的意見，而且也采取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士的建設性意見，最後由中共代表團定案，是不可變動的定稿，“我們期待南京代表團同意這個協定，接受這個協定，簽字在協定上。”爾後，周恩來鄭重地宣布，談判以4月 20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簽字，須於4月20日以前表明態度，4月20日為簽字日期，“我們隻能約束到本月二十日為止，到那時還不能獲得協議簽字，那我們就隻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後了。”
在這次正式會議上，張治中也作了較長的發言，發言說：“在我們代表團的立場來說，這個《國內和平協定》既然是最後的文件，我們對它如果認為是完全對的，就答應簽字；認為不能簽字就不簽字。不是說還有商量，還有字斟句酌的餘地。隻是同意簽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後文件’是照這樣解釋的話，那麽我們代表團同人現在就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也沒有發表意見的必要了。當然，我們的政府正等待著我們代表團的報告，這次會議之後，我們還是繼續研究，準備把我們的意見報告政府，請示它作最後的決定，然後再來答複中共代表團。”張治中還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我不能再有話說下去，不過我想略為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或感想。我要再說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團的意思和感想。”
張治中看了一眼周恩來，繼續說下去：“中國有一句古話，也許恩來先生會覺得有封建意味，就是‘兄友弟恭’，我覺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打個比方，國共兩黨之爭，好比兄弟之爭，同是中國人，同是一個民族，今天誰吃了虧，誰討了便宜不必太認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讓弟弟管，沒有關係，‘便宜不出外。’過去做哥哥的雖有錯誤，自己感到慚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夠擔當起來，把家當好，自己也實在感到光榮……做大哥的，不但對於弟弟的能幹，能擔當重大責任，表示敬重高興，而且要格外幫助他，使他做好……以上隻是我個人的意見與感想，假使有不對的地方，希望恩來先生和諸位代表先生加以原諒”。
張治中發言時，周恩來耐心傾聽，聚精會神。周恩來和張治中不是初交，而是多年的摯友。黃埔軍校初辦時，張治中就進了黃埔，後任黃埔第四期軍官團團長，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從那時開始就與他共事。二十多年來，周恩來對張治中為人公正、厚道，剛直不阿的性格和為國家民族而奮鬥、為祖國的和平事業而奔走的精神，是熟知的、也是非常尊敬的。但即便如此，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周恩來不回避談出自己的意見。對張治中的發言以及“個人感想”，周恩來不能同意，他當場表明了態度。周恩來說：“剛才文白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不能不辯白一下。就是對於‘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說雙方的關係等於兄弟一樣，是指兩個代表團的立場，那麽我們都是為和平而努力的，我們很願意接受。過去大家雖有不對，今後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過去國民黨20多年來，尤其最近兩年又九個半月的蔣介石的朝廷來說，這就不是兄弟之爭，而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孫中山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對清葉赫那拉氏進行的鬥爭，就不是兄弟之爭；對袁世凱的討伐，就不是兄弟之爭；對曹、吳的聲討，就不是兄弟之爭。都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如果說是兄弟之爭，孫中山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對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表示它的嚴肅性。說是兄弟之爭，如果把蔣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進去，就失掉了它的嚴肅性。孫中山先生過去領導的多次革命的失敗，這也是教訓之一，等到國共合作後，才補救過來了，但是以後蔣介石叛變了。我們今天願意與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願意與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團結在一起；中國現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勞動人民，這是最廣大的基礎，其他如地主階級的開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資產階級也可以合作，至於知識分子，當然更可以合作。這是最廣大的合作，可以達到與全國人口90%的人們合作”。
“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和談會議結束後，南京政府代表團回到住處，馬上對《國內和平協定》進行鄭重研究。經過討論，大家認為這個定稿已經接受了他們所提修正意見40餘處的多半數，特別是關於戰爭罪犯一項刪去“首要次要”字樣；原來把南京政府和所屬部隊置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統轄之下一句也改換了。因此代表團一致認為盡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了然於‘戰敗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係之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麽就隻有毅然接受，以誠心承認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對國民黨保全者實多，總比頑固到底、失敗到底的好”。於是國民黨代表團決定16日派代表黃紹竑和顧問屈武帶文件回到南京，勸告李宗仁、何應欽接受《國內和平協定》。
但是，黃、屈爾人回南京已有數日，南京方麵卻遲遲沒有消息。代表團幾次發電表催促，直至4月20日深夜才接到李宗仁、何應欽簽署的南京政府答複中共的電文。對中共所提的經過協商形成的八條二十四款的《國內和平協定》，南京方麵斷然拒絕。電文稱：“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以解除兄弟鬩牆之爭端者，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且複限期答複，形成最後通牒，則又視和談之開端為戰爭之前夕。”電文列舉各條款所不能接受的“理由”時稱：“該項協定全文均充滿以中共武力控製全國之意味，一則曰‘人民解放軍’開進，再則曰‘人民解放軍’接收，所謂和平協定，實際為欲政府承認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國政府之軍隊，固等於全部繳械投降。”
南京代表團接到電報之後，粗略討論，便抄錄一份交給中共代表團。
1949年4月21日上午9點，紅日升騰，陽光普照，街頭巷尾到處都在叫喊“號外”、“號外”：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了！
南京政府代表團一看報紙方知，當南京政府表示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雄師，遵照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於4月20日夜發起渡江戰役，20日在荻港、21日淩晨1時在江陰渡江成功，國民黨一直仰仗的長江天塹已被突破，“劃江而治”的夢想徹底化為泡影。
北平和談破裂後，鑒於解放軍百萬雄師已打過長江，中共方麵考慮到南京代表回去的安全問題，於是誠懇地挽留張治中一行。雖然南京代表團的人基本上都表示願意留在北平，但張治中卻很苦悶，思想鬥爭很激烈，他說：“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決裂，理應回去複命。大家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複命。”周恩來得知後，又一次代表毛澤東主席來到六國飯店會見了彷徨、猶豫的張治中。周恩來深情而又直率地對張治中說：“現在，你無論是回南京、上海或廣州，國民黨的特務都不會放過你。‘西安事變’，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我看，你這個人還是封建，你為什麽隻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中國革命、中國人民著想呢？你留下來，對尚未解放地區的起義，特別是新疆的和平解放是有作用的。至於嫂夫人和家裏人，由我安排，盡管放心！”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真誠挽留下，張治中經過再三考慮，終於放棄了回南京複命的想法，決定留在北平。而就在他與周恩來會見的那一天，張治中已經與李宗仁聯係，要求派飛機來接代表團。
周密安排，家人團聚
周恩來對張治中說的“至於嫂夫人和家裏人，由我安排，盡管放心！”這幾句話，是早有安排的。張治中赴北平和談後，中共南京地下黨負責人沈世猷就找到張治中的弟弟張文心，要求他設法將張治中的家眷及他本人的家屬一並送到上海。張文心8歲時，父母雙亡，他是跟著兄長張治中長大的，兄弟感情深厚。淮海戰場上，張文心起義後回到南京，與好友沈世猷取得聯係。而沈世猷是我黨的地下黨員，1949年10月奉命打入了湯恩伯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作戰處，進行情報和策反工作。
事有湊巧，1949年4月19日，蔣緯國通知張治中夫人洪希厚立即乘他的飛機去上海，並說：若和談失敗，南京即將失手，在北平的和談代表團直接飛上海。這顯然是蔣介石授意的。但不管怎麽樣，這對張家的人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洪希厚立即派人把正在明德女中上學的小女兒接回家，匆忙地乘上蔣緯國的飛機去了上海。蔣緯國的夫人石敬宜到機場接機，蔣緯國讓他的司機開著他的座車將張夫人和孩子送到張治中的侄兒家。隨後，在沈世猷的幫助下，張文心夫人鄭淑華及幾個孩子也分批到滬。
4月22日夜，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秘密來到洪希厚的住處，與她商談次日清晨乘接和談代表團的飛機去北平的安排。洪希厚知道張治中在北平的情況，當得知此次行動是周恩來特意安排的，便毫不猶豫地答應去北平。
第二天清晨四點，洪希厚、鄭淑華起身叫醒了孩子，由侄媳親自開車將她們送到機場。洪希厚一再叮囑孩子，到機場緊跟大人，別人問起就說到蘭州，千萬別說去北平。候機廳裏人很多，大都是準備南逃的。洪希厚碰到了一些國民黨權貴夫人，便像沒事似的與她們打招呼，並且大方地說“去蘭州，去蘭州”。一位國民黨的交通部長看到洪希厚帶著孩子，好奇地問她要去哪裏。洪希厚說是去蘭州。這位交通部長說：“今天沒有去蘭州的飛機，已經派飛機去北平接和平代表團，張長官就要回來了，你們回去等吧！”洪希厚裝著很驚詫的樣子，“哦”了一聲，隨後道謝告別。此時，負責接應的人為了避人耳目，領著洪希厚一行繞到了機場航道另側，在那裏，正停著一架飛往北平的專機。
中航公司業務經理、中共地下黨員鄧士章夫婦迅速把兩位夫人和孩子送上飛機，並且命飛機立刻起飛。飛機上沒有別的人，全部是張家的人。飛機隻在青島機場停留加油，於當日中午平安抵達北平西苑機場。
其實，當洪希厚一行出現在機場的時候，就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警覺，情報處長毛森立即向湯恩伯報告了這一情報。湯恩伯懷疑地說：“不會吧，去查查！”經查實，確有此事。但是此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湯恩伯立即派軍機前往攔截。這架軍機追到青島後，得知專機已經離開多時，已經無法攔截，隻好飛回上海複命。湯恩伯得知後大發雷霆，將“中航”負責人全部拘留起來，一定要查出究竟是誰放走了洪希厚一行。不過對於此事，後來的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國民黨“後知後覺”，棋差一招。也有人說是湯恩伯暗中放行，有意延誤了阻撓和追截的最佳時機。因為張治中曾有恩於湯恩伯，湯恩伯曆來對張治中尊重非常，還尊稱洪希厚為伯母。
這天中午，周恩來又來到張治中在北平的住處，對他說：“文白兄，我們一起去接一位客人吧！”張治中沒有反應過來，問道：“什麽客人，我認識嗎？”周恩來神秘一笑，說道：“你當然認識！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張治中一路都在想，此時南京政府的人都已經跑得差不多了，這個時候誰還會來到北平？
在飛機場，一架飛機緩緩降落在停機坪。張治中抬頭一看，從飛機上走下來的竟是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還有弟弟張文心的夫人鄭淑華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張治中十分驚異，張大了嘴，不知道該說什麽好。戰爭年代，烽火硝煙，這樣的情況能和家人團聚，那種驚喜和高興難以言表。孩子們一見到父親，立刻飛跑著撲進張治中的懷裏。張治中熱淚盈眶，激動不已。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周恩來說：“恩來先生，你想得真周到啊！”原來，周恩來早在張治中決定留下不走時就緊急通知有關部門，責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要想盡一切辦法將張治中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
“和平將軍”的新使命
國民黨反動派對南京政府代表團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氣憤。1949年6月15日，廣州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後來又發兩個電訊混淆視聽，並對張治中本人進行人身攻擊。為澄清事實，張治中不得不在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聲明》稱：“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奮鬥經驗，深得服務人民建設國家的要領，並且具有嚴格的批評製度，學習精神，和切實、刻苦、穩健的作風。……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能力把國家危機挽救過來，還可希望把國家搞好，斷不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證明。”聲明最後表示：“我覺得，各地同誌們，應該懲前毖後，當機立斷，毅然決然表示與中共推誠合作，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亦即為中共新民主主義的實現而共同努力。至於我們國民黨，早就應徹底改造，促進新生，才能適應時代，創造時代，達成我們革命黨人應負的曆史使命”。同一天，新華社以《評張治中聲明》為題發表社評指出，張治中聲明“表示他對於目前中國形勢的看法”，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國民政府和談代表的共同意見”。“這個聲明是值得歡迎的；其中對於國民黨內愛國分子的勸告，是向他們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社評指出：“四月間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如果當時南京國民黨集團的首腦們尚有悔禍之心，本是他們的一條出路。但是甘受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國民黨匪首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首腦機關，最後還是拒絕和平，使他們自己派赴北平的代表團前功盡棄。”
就在蔣介石指使中央社發假消息，並對張治中進行攻擊誹謗時，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醞釀籌備中。一天，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當著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人的麵，用夾著煙頭的手指了指張治中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請他在人民政府中擔任職務，你們看怎麽樣？”還沒有等別人回答，張治中自己先搖開了帽子說：“過去的階段，我是負責人之一，這一階段已經過去了，我這個人當然也就成為過去了。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用他慣常的幽默的語言說：“過去的階段等於過了年三十，今後還應從大年初一做起！”
事實真如毛澤東所說。張治中曾在新疆任職多年，對那裏的情況十分了解。經過反複思考，他將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見書提交毛澤東，希望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貢獻。毛澤東和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知人善任，任命張治中為新設立的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協助彭德懷指揮進軍大西北。從此，張治中將軍由真誠的愛國主義者逐步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1949年9月他給陶峙嶽、包爾漢去電，成功地策動了新疆和平起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張治中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為祖國的繁榮和統一辛勤工作。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