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去台誌願軍戰俘（180師）的口述

文章摘自《看曆史》雜誌2010年3月刊 口述：趙英魁 撰稿：王豐

核心提示：戰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類似“反共抗俄”之類的字眼。還有些戰俘營幹部基於報複心態，竟然在戰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汙穢字眼，辱罵共產黨的領導人。刺完字以後，幹部們對戰俘說：“刺了這些字，你們回去吧！你們敢回去嗎？”

1950年初夏，朝鮮戰爭突然爆發，上級號召解放軍戰士奔赴前線，抗擊美國侵略者，20歲的趙英魁參加了入朝誌願軍。

入朝半年，趙英魁在漢城以北不遠處負傷，被追擊而來的美軍虜獲。

1954年1月，近萬名誌願軍戰俘被脅迫遣送到台灣。台灣當局對外宣稱，朝鮮戰場有一萬四千餘名中國戰俘，拒絕重返大陸，選擇前往台灣，投奔蔣介石陣營，並為這群赴台戰俘起了一個名字：“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專訪誌願軍老兵戰俘趙英魁，透過趙老現身說法，回溯這段令人刻骨難忘的戰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還不滿十五歲，進入閻錫山部隊當兵。進部隊滿四個月，排長告訴我們，現在部隊人滿為患，正準備裁員，一分錢都沒領著，白幹了四個月。後來我才曉得，錢餉都給排長私吞了。

1946年春，國共內戰全麵開打。有位長輩在閻錫山部當連長，我就隨著這位連長又回到閻錫山部，被編配在閻部第三十三軍七十師工兵連當兵，駐地在太原外圍地區，部隊的任務是修碉堡、安地雷、構築工事。這時內戰越打越凶，晉省境內交通中斷，回不了老家。過不久，“共軍”攻進太原周邊地帶，城郊逐漸陷於漫天戰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連奉命掩護團部突圍，團長和長官們早已逃之夭夭，我們掩護部隊邊走邊打，來不及撤退，亂軍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聲轟鳴，殺聲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無頭蒼蠅似的四處奔竄，既疲乏又恐懼，我這娃娃兵哪裏見過這種場麵。槍炮聲鋪天蓋地，不知道該往哪裏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樹底下，喘著大氣，心想暫時在樹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剛坐下不久，工兵連一個下士班長也氣喘噓噓奔了過來。我問他：“眼下我們的人都跑光了，該怎麽辦？”他說：“部隊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該往哪裏逃，等天亮再說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遠處走來兩個穿粗布軍服的軍爺，衣服胸口別了一方符號，上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我朝他打招呼：“怎麽沒聽說過有這個番號啊？你們是胡宗南的部隊嗎？”內戰時期胡宗南部調了不少人支持閻錫山部。走在前頭那個操河南口音的軍爺，麵露不悅地斥責我：“胡說八道！什麽是胡宗南的部隊！我們是解放軍。不要亂講話！你們兩個俘虜跟我走，我帶你們進村裏去。”我這才意識到，我們已經成了解放軍俘虜！

我被編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野戰軍，成為一名戰士，參加了解放太原的戰役。這支隸屬徐向前的隊伍，在1949年解放戰爭的最後階段，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
 

入朝被俘

1950年八九月份間，由於朝鮮戰事白熱化，上級下達指示，要調我們到國防最前線去。大部隊到達天津，我們在那裏接受抗美援朝戰前教育。上級命令，開赴前線的單位名額有限，一個營隻挑一個連，采取自願報名方式，但是，這項命令旋即引起戰士們一陣喧鬧，因為很多人來不及報名，誌願軍即已額滿。報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動，上級見士氣高昂，便順應軍心，下令全軍開赴前線。那年，我十七歲，隸屬第十八軍團第六十軍第一八０師，階級：戰士。

我軍是第二階段入朝的部隊。入朝之後，橋梁和道路都被美國飛機炸成一片廢墟。鴨綠江鐵橋炸斷，我們部隊趁夜泅渡新義州。美機企圖二十四小時阻滯我軍的前進，公路、鐵路、橋梁完全癱瘓。渡過鴨綠江後第三天，我軍遭逢美機狂炸濫射，官兵傷亡頗重，但仍堅持戰鬥，士氣昂揚。1951年5月份，我軍渡過漢江，前鋒距離漢城僅二十公裏，上級突然緊急命令我軍撤退。接到命令，我們非常錯愕。我軍兩名隨軍韓語翻譯，從電台廣播知悉，我軍已深陷美軍包圍。

深陷重圍之中，上級命令我軍各自為戰，往回撤至鐵原，再行集結。接奉突圍命令以後，因視線不良，我不慎失足掉進坑道裏，摔傷了腿。我舉步維艱，跟不上隊伍，一路步履蹣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後，來了幾個手持衝鋒槍的美軍，他們先是對我們大吼大叫，繼而比手劃腳，示意要我們舉起手來。我和另外三個無武裝的傷兵，一塊被送進釜山戰俘營。因為天冷，腿部傷口疼痛難當，美軍待我們稍微客氣一點，一切都照規矩辦事。美軍把我們交給韓國兵看管，幾個韓國兵像強盜似的，窮凶極惡，搶走了我的鋼筆、皮帶和隨身錢幣。一名韓國兵強迫我脫去皮鞋，逼我交換他的破膠鞋，我示意不肯，這韓國兵猛踢我受傷的腿，像土匪似的奪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戰俘營待了幾天，我們被轉送到濟州島戰俘營。濟州島戰俘營美軍虐待中國戰俘，故意給我們小麥粒當主食吃，而不配給我們麵粉吃。許多人因為吃了小麥粒煮成的“飯”，不消化而瀉肚子。戰俘們向美軍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複說：“你們中國人吃米不也是這樣吃的嗎？”我們說：“小麥粒哪能吃？必須研磨成麵粉做麵吃啊！”美國人根本置若罔聞，掉頭而去。恰巧，蔣介石的太太宋美齡，從台灣派來牧師，向戰俘傳教，我們借機向牧師抱怨美軍虐待戰俘，牧師大吃一驚，連忙去跟美軍辦交涉。美軍突發慈悲，特地找來一條牛，專門用來牽磨，把麥子壓碎了，再讓中國戰俘吃。

但是，戰俘營夥食配量嚴重不足。我們每天都要修碼頭、扛石頭修房子、幹各種粗活，吃不飽飯，根本沒有力氣做工。中國戰俘再度透過宋美齡的牧師，向美軍反映。老美這次竟然兩手一攤：“你們中國戰俘吃不飽，我也沒有辦法！”老美聲稱，戰俘營的口糧定量，是遵照日內瓦協議的規定。老美根本在扯謊！美軍供應中國戰俘一天吃兩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麥飯。菜色千篇一律，永遠隻配給我們吃綠豆芽，這綠豆芽哪裏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進嘴裏嘰呱嘰呱，怎麽嚼都嚼不動。隔好幾天才配給每人一丁點罐頭牛肉、罐頭馬鈴薯。

刺字

在我們進入濟州島戰俘營之前，總數一萬多人的誌願軍戰俘當中，悄悄混進了一批台灣滲透來的假俘虜，這批假戰俘裏頭有一個叫黃效先的人，他是徐蚌會戰（淮海戰役）中兵敗自殺的國民黨軍將領黃百韜的兒子。黃效先混跡朝鮮戰俘營，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人員為身份掩護，表麵上是宣傳聯合國政策，實際上在跟我們洗腦上大課，宣稱共產黨暴力統治如何如何，國民黨在台灣積極建設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誘使我們去台灣。

中國戰俘裏邊，有不少是原國民黨軍四川鄧錫侯、劉文輝的部隊，裏頭有不少出身國民黨軍校的成員，也有不少原國民黨黨員，在聯軍默許和台灣方麵積極運作之下，這批人搖身一變為中國戰俘營的管理幹部，分別被任命為聯隊長、大隊長、小隊長、班長等職銜。

上完大課，組織好幹部，接下來第三件事就是發起刺字，就是在我們戰俘身體上刺青紋身，刺上各種反共標語和政治口號。戰俘起初都不願意刺字，有好幾個態度堅決的戰俘，先挨了小隊長一頓耳光，到了晚點名吹熄號以後，那幾個態度強硬不肯刺字的人，被個別叫到營區暗處，他們被幹部圍住恐嚇：“你們究竟是要吃軟還是吃硬？要吃軟，就乖乖刺字。我們是受上級命令，你們不刺字我們就要受處分，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們小隊長，也是原國民黨軍軍官。他除了勸我們刺字，還派一個和我們年齡相當的班長，威脅我們：“關公不吃眼前虧，你們如果不刺字，害小隊長交不了差，那麽就不要怪他不客氣，在這裏，我們要打誰就打誰，要幹掉誰就幹掉誰，神不知鬼不覺，我們可以把屍首扔進毛廁糞坑。”在威逼恐嚇之下，戰俘們迫於無奈，絕大多數人被迫接受刺字命運。

刺完字不久，好戲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點名的時候，幹部上台宣布：“明天聯軍就要開始審查啦！你們願意回大陸的人舉手！”好多戰俘思鄉心切，紛紛舉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覺以後，舉手表示要回大陸的人，全被幹部帶到營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毆，有的戰俘當場被打斷腿。挨了打如果還是拒不合作，就當場被活活打死。我們躺在床上，豎起耳朵傾聽從海灘方向傳來的陣陣哀號聲，那淒厲的哀鳴，今天回想起來，還令人不寒而栗。

幹部們的威脅絕非虛張聲勢，接下去的幾天當中，有好幾個戰俘不明不白失去蹤影。我們深信這些失蹤的戰俘，是被國民黨幹部殺掉了。

最後階段，他們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諱地將不從命的戰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親眼看過他們拿著固定帳蓬的釘鑽子，活活打死兩名戰俘，處死的理由就為了處罰他們不肯刺字。當局殘殺了戰俘之後，還迫令戰俘派出代表，到現場觀看戰俘的屍首。他們對觀看的戰俘說：“你們看，這就是不刺字的下場。”

我認識一個戰俘，原來是解放軍排長，就在一天晚上被他們打斷腿，動彈不得。我悄悄告訴他：“你怎麽那麽傻，你要回去何必現在講出來呢？”他無奈地說：“我哪裏知道他們誘騙我們上當？”最後這位排長仍然如願返回大陸，隻是他的瘸腿已經永遠無法康複。

戰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類似“反共抗俄”之類的字眼。還有些戰俘營幹部基於報複心態，竟然在戰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汙穢字眼，辱罵共產黨的領導人。刺完字以後，幹部們對戰俘說：“刺了這些字，你們回去吧！你們敢回去嗎？”

刺字紋身之後，我們被轉送到距離南朝鮮海岸更遙遠的巨濟島，戰俘插翅難飛。巨濟島戰俘營有二十餘萬北朝鮮戰俘，我們中國戰俘一萬多人。進入巨濟島戰俘營，中國戰俘的災難並未就此結束。

我們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滿反共標語。某日，一位幹部跳上講台，手上拿著一本雜誌，貓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這裏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聞天地》，刊登了一篇報道，我念出來給你們聽聽……”他煞有其事地聲稱，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戰俘，回到大陸以後，就會遭到公審批鬥，戰俘會被罰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鮮血淋淋地挖掉。念完雜誌的報道，這個幹部問我們：“你們回去就會被批鬥，會被當眾強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們還敢回去嗎？”

這麽一講，戰俘們真的被嚇得麵麵相覷，這一招確實管用，戰俘們在心理上軟化了想回大陸老家的堅定決心。威嚇之後，進而利誘戰俘。台灣派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會長方治，“軍人之友社”社長江海東，連袂到朝鮮，對戰俘提條件，故示優待。江海東說，隻要戰俘肯去台灣，可以自由選擇職業，假如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像是印度)，悉聽戰俘尊便。

在國民黨官員甘言誘惑之下，戰俘們不知不覺入其彀中。戰俘們產生了錯誤的認知，誤以為國民黨當局會讓戰俘來去自由，可以先到台灣，再轉往想去的中立國家。

 

牢獄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軍與國民黨連手把我們運往台灣。

船抵達台灣基隆，戰俘們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個叫苦苓嶺的地方。苦苓嶺有一個軍方單位，它隸屬國民黨軍“總政治部”轄下的“心戰總隊”。被威逼利誘送抵台灣的戰俘，總人數號稱一萬四千人，被編成兩個聯隊，後來，我們又被安上一頂高帽子：“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

到台灣之初，連續發生好幾宗戰俘上吊自殺悲劇。戰俘原本深信國民黨當局會尊重他們的意願，送他們到別的中立國家去。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到台灣後，立刻失去自由，被集體送往“心戰總隊”，形同關押。還施以密集課程，強迫這些“反共義士”上課，灌輸黨國思想教育。台灣當局又發動所謂“請纓從軍運動”，強迫戰俘簽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識的戰俘，因為不願意當兵，幹部不斷糾纏，逼得他最後走上自殺絕路。

我被強製分配到嘉義民雄國民黨軍“教導營”後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幾名武裝軍人將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亂”！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指控弄得驚慌失措。

這樁“叛亂案”和一位名叫李國安的戰俘有關。李國安在韓國戰俘營裏，曾經參加話劇隊演話劇，台灣還發了一紙獎狀，表彰他為台灣宣傳的功績。李國安就向戰俘營幹部反映他的意願，希望去台灣後能進軍中康樂隊。到了林口“心戰總隊”，上麵卻不理會李國安想去康樂隊的申請，直接分發李國安到部隊當兵。幾次向上頭反映，卻得到“沒有辦法，這是上級命令”的答複。李國安心裏十分氣憤，頻頻抱怨上了國民黨的當。

分發部隊服役後，空閑時間，總和李國安等四、五位戰俘朋友湊在一塊談天說地。李國安不管旁邊有沒有人，破口大罵國民黨不守信用。

某日，李國安牢騷滿腹，高聲大罵：“國民黨不如共產黨好，我們從前被共產黨俘虜，人家還不曾欺騙過我們呢！國民黨是騙子！還在我們身上刺了那麽多字，將來有機會回大陸，身上刺了這許多反共標語，我們是兩頭不討好。”當時有人提議，大家在台灣舉目無親，何不結拜兄弟，以後兄弟有難或者遇有病痛時，也方便彼此有照應。

可能是李國安講話口無遮攔，遭軍中特務“政治戰士”向政治部檢舉，李國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國安供出我們結拜兄弟的事。不久，我們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會我作的任何辯護，硬栽給我一項莫須有的重罪：“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第一審，我們五個人有兩個被處死刑，三個人被判無期徒刑，我被判無期徒刑。

審訊過程中，我們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經曆。我雙手被捆綁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務啟動鉸盤，把我高高吊起，他大聲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認？”我搖頭表示不承認，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這時，我的手腕痛徹心腑，兩手幾乎脫臼，實在痛得受不了，隻好被迫低頭認罪。

我們五個人裏頭有一個是山西洪桐縣人，恰巧第二審的軍法官也是山西洪桐縣人，他詳細審閱了全案的檔案數據，軍法官很同情我們的境遇。他輕聲說：“你們五個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識字，怎麽可能‘組織叛亂團體’呢？”他當場訓誡：“以後你們這些孩子講話要當心了，不要再亂講話。”

我的無期刑期，經軍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關押了五年期滿後，因為沒有人敢保釋我，所以又被送到“遊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漢、和瘋子關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後被監禁長達十年，其間，還被關到火燒島(綠島)一年。最後，幸蒙一位在韓國戰俘營當過我們隊長的退伍軍官出麵作保，我才終於獲得自由。剛到台灣時我才二十三歲，出獄時，已經快要三十好幾了，大好青春歲月，一大半在牢裏蹉跎。

記得在我出發上朝鮮戰場前夕，曾經往家裏寄了一封信，說我要去朝鮮打仗了，希望家裏捎一張全家福照片給我。之後音信渺茫。家裏沒我的消息，以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門口掛上一隻“烈屬”木牌，大陸政府按月送錢給我母親。“烈屬”木牌，保護我家兩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我才一償回鄉夙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