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人（ZT）

2005年5月8日，胡錦濤主席在會見參加中國抗日戰爭的俄羅斯老戰士代表的講話中說：“在那場人類曆史上空前慘烈的戰爭中，中蘇兩國人民並肩作戰，結下了生死與共的友誼。當時，中華民族的許多熱血兒女，包括毛澤東主席的長子毛岸英，毅然投身蘇聯紅軍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作戰。”
　　讓我們來盤點一下並永遠記住下麵的這些在蘇聯衛國戰爭中戰鬥過的中國麵孔吧。

　　飛行員唐鐸：“鷹”擊長空綻血花

　　1944年，利比茨克空軍高級軍官學校少校教官唐鐸經過多次爭取，終於獲得上前線的機會。豪情萬丈地登上了戰機。唐鐸後來回憶這段歲月時，不禁感慨萬分：“在那些日子裏，飛機幾乎都是帶血作戰，因為每次作戰回來，後麵的空乘戰鬥人員有的受傷有的犧牲，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人們就把犧牲者抬下去，把飛機檢修一下，換上另一個人，又立即起飛參加戰鬥。”

　　唐鐸算得上一個傳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陽的他，參加過五四運動，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參加了“工學世界社”、“二八運動”和進占裏昂中法大學的鬥爭，被反動派驅逐出境。回國後投入大革命洪流，被錄取為國民革命軍軍事飛行學校學生。1925年，他被選派到蘇聯學習航空技術，獲得航空機械工程師學位的唐鐸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軍高級軍官學校當少校教官。為了參加蘇聯衛國戰爭，唐鐸多次向上級打報告，申請上前線，但都未能獲得批準。一直到1944年，在戰爭快要進入尾聲的時候，唐鐸才如願以償，擔任蘇軍某空中射擊團副團長，奔赴前線。唐鐸參加了後期對德作戰，他多次率機飛赴前線，與入侵的德機空戰，屢建戰功。他先後榮獲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紅星勳章，由於在衛國戰爭中的傑出貢獻，他還獲得了一枚衛國戰爭中的最高榮譽——蘇聯衛國戰爭勳章。

　　1953年唐鐸告別蘇聯回國，先後任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係主任、遼寧大學副校長、遼寧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

　　毛岸英：率坦克連直搗柏林

　　1942年5月，當衛國戰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正在莫斯科伊萬諾沃蘇雅士官學校學習的毛岸英決定走出書齋和學堂，上戰場去打擊法西斯。但他的申請卻沒有得到批準，對此他一直不甘心，最後毛岸英想到給斯大林寫信。信的末尾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謝遼沙”，同時又注明“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但他寄出去的信投出去十幾天後，如泥牛入海。碰巧，這時蘇軍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爾斯基將軍來到毛岸英所在的國際兒童院看望各國的孩子們。當毛岸英向他提出參軍的要求時，將軍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用軍人的果斷口氣回絕道：“不可以，你是中國人，沒有加入蘇聯國籍，上戰場還輪不上你。”毛岸英開始施展他的雄辯口才，說：“曼努意爾斯基同誌，我想問一個問題，您說共產國際這幾個字怎樣解釋?”沒等將軍回答，他又自問自答：“共產表示世界走向一種大同，叫做共產主義，各個國家不同種族的成員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國際，就是國際主義。我爸爸在中國打擊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在蘇聯打擊德國法西斯，目標都是一個。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責任。”一番話把努意爾斯基將軍深深打動了，他答應幫忙讓他上戰場去殺敵。

　　後來，毛岸英終於參加了夢寐以求的衛國戰爭，他在蘇軍一支坦克部隊任連指導員，隸屬於白俄羅斯第一方麵軍。這時蘇軍正在對德國法西斯展開猛烈反攻。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毛岸英不怕犧牲，英勇頑強，哪裏有負隅頑抗的德國軍隊，他的坦克連就衝上去，炮轟碾壓，一路戰鬥，一直隨大部隊攻克柏林，見證了德國法西斯垮台的偉大曆史時刻。

　　毛岸英短暫的一生，經曆非常曲折。他當過學徒，撿過破爛，賣過報紙，推過人力車。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蘇聯學習。在蘇聯期間，他開始在軍政學校和軍事學院學習，以後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曾冒著槍林彈雨，轉戰歐洲戰場。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毛岸英遵照毛澤東“ 補上勞動大學這一課”的要求，在解放區搞過土改，做過宣傳工作，當過秘書。解放初期，任過工廠的黨委副書記。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求入朝參戰，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部俄語翻譯和秘書。他工作積極，認真負責，迅速熟悉了機關業務。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軍轟炸機突然飛臨誌願軍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幾十枚凝固汽油彈，他不幸犧牲在了美軍投下的燃燒彈形成的火海中。

　　女記者胡濟邦：“兩支槍”投入戰鬥

　　在衛國戰爭的戰場上曾經有這樣一位中國女性，她全程經曆了衛國戰爭，在列寧格勒保衛戰和莫斯科保衛戰的腥風血雨中，在扭轉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會戰戰場上，都曾留下了這位女共產黨員嬌小的身影。

　　她就是作為戰地記者的浙江人胡濟邦。胡濟邦用清新明快的筆觸向中國人報道蘇聯人民的不屈不撓的戰鬥故事，她既寫新聞，又參加戰鬥，在戰場上，她曾多次對撲上來的德軍開槍。她的一支槍“筆杆子”極大鼓舞了國內抗戰的信心，另一支槍真槍實彈地對敵人予以迎頭痛擊。

　　胡濟邦，記者、外交家。浙江永康人。1935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1931年南京“珍珠橋慘案”中，為“護校委員會”十三名委員之一。先後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蘇聯，被讚為“中國前往蘇聯的首位傑出女性”;也是當時僅有的歐戰中國戰地記者;參加了戰時及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采訪過斯大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杜魯門、張伯倫、邱吉爾、戴高樂、鐵托、卡達爾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雲人物。

　　新中國成立後，胡濟邦參加了外交部的籌建工作，為將軍大使的夫人們做外交禮儀培訓。1956年調《人民日報》任記者，曾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1979年至1985年丈夫畢季龍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胡濟邦也到美國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讚。

　　來自中國的“娃娃軍”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曾向蘇聯國際兒童院輸送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後代。在德國入侵蘇聯時，這些中國孩子曾與蘇聯人民一起，經曆了長達四年的衛國戰爭，以各種方式投入戰鬥。

　　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蘇聯國際兒童院裏的中國孩子已經達到100多人，這些孩子中有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朱德的女兒朱敏和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以及“廣州起義”領導者黃平的兒子黃健等人。

　　衛國戰爭爆發後，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一齊參加軍事訓練，去工廠和集體農莊勞動，幫著收麥子、收土豆、在森林裏伐木頭，或參加縫紉組縫製軍衣、帳篷，到市內醫院參加救護傷員。據李特特回憶，在莫斯科會戰中，李特特和她的夥伴們與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戰壕。她說：“在零下40攝氏度的天氣裏，泥土凍得比石頭還硬，血從棉手套裏滲出來，後來我就幹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

　　黃健在戰爭期間參加了他所能參加的一切“保衛蘇聯”活動。為了給部隊製造簡易的反坦克燃燒彈，他曾和同學們挨家挨戶收集空酒瓶;他們還去挖反坦克戰壕和清掃軍用機場跑道上的積雪。當時隻有十五六歲、正在發育的他每月都和同學去醫院獻血，每次430毫升。

　　“我們參加了許多義務勞動。挖防空洞的時候，每個孩子的手上都是傷口，都流著血。我們還去醫院護理傷員。”蔡妮回憶說，“兒童院裏主動去前線參戰的男孩有 16個人犧牲了，其中一個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那時候，許多家庭的男子都上前線去了，經常從街上，傳出接到死亡通知書的母親和孩子們令人心碎的哭聲。幾乎每一個蘇聯家庭，都有人在那時犧牲。”

　　在殘酷的戰爭中，和其他20個來自各國的孩子一道，朱德的女兒朱敏淪為德國法西斯的小囚徒;1943年8月，又被裝入悶罐車，押送到德國東普魯士，在集中營裏服苦役，她不畏強暴，嚴守身世，頑強地在集中營活了下來;直到1945年1月蘇聯紅軍攻克東普魯士，朱敏才得以離開集中營，經過幾個月的流浪生活，被送到波蘭一個蘇聯難民收容站裏被人發現，才於1946年1月重新回到莫斯科，並完成中學和大學學業。

　　俄羅斯人民沒有忘記中國人在衛國戰爭中的貢獻。2005年，在衛國戰爭勝利 60周年之際，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向27位中國老人頒發了“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其中包括毛澤東之子毛岸青、劉少奇之女劉愛琴和朱德之女朱敏等人。(劉繼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