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海是由移民組成的城市，五方雜處，華洋混居。除了國外來滬的洋佬番鬼最多時達到15萬之眾外，來自國內各省的更不可計數。但靠著“近水樓台”之地理便利條件，江、浙兩地的外來移民竟占據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他們反客為主，在人口總數上甚至超過土生土長的本地上海人。現在很多上海人，隻有在填寫涉及籍貫的各種表格時，才有可能想到自己的祖、父輩原來也是“巴子” （時下上海人對外地人的統稱，包括台灣人，也有“台巴子”的美號）。而在滬上外地籍貫的家庭中，寧波人和江北人又占了半壁江山，這兩種人在一度存有濃厚地域意識觀念的上海灘，成為鮮明對立的兩極。
寧波人在上海的優越感特別強，筆者看來，這與早期寧波藉移民在滬篳路藍縷，取得成功有直接的關係。還在開埠初期，許多後來居上的寧波籍買辦就漸漸在上海嶄露頭角，並不比廣東籍商人遜色。曾把自己女兒嫁給“洋槍隊”（後叫“常勝軍”）首領華爾的楊坊，就是一個稱雄於滬上的“寧波大亨”，此人剛從家鄉浙東鄞縣（縣治即今寧波市）來滬時，還被人誤認為是挑水夫。由於進過教會學校，會說一口英語，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使他當上怡和洋行的買辦，並依附外商致富，成為申城頭號鴉片大王，上海的寧波幫、以及大浙江幫（如包括杭州幫）和其他滬上商人都奉其為首富、首宦、首紳。這個寧波大富豪用錢為自己捐戴了道台頂子，1862年被任命為蘇鬆糧道，寧波幫或人稱四明公所幫也在滬上成為洋人和官府都不敢小覷的社會勢力。到了20世紀，長期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也是滬上寧波老鄉引為自豪的“阿德哥”，他不僅以華董身份躋位於租界權力中心，法租界還將現在的西藏南路冠以其名，即虞洽卿路，這在當時的華人眼中，確屬難得的殊榮。不過，寧波人自我感覺雖好，曆史上的老上海人還是甩下一句頗有意思的俗話：“寧可與蘇州人尋相罵（吵架），也不願同寧波人講話”。原因很簡單，前者講的是吳儂軟語，後者卻是近乎噪音汙染般地令人討厭，那充斥著大量象聲詞的話語，咭咭呱呱地就像有人在放機關槍。用英語形容，就是“very noisy”。
相形之下，江北人的人口總數雖然日趨增多，卻被上海人尤其是寧波人看得扁扁的，這與來滬的江北人（廣義上包括蘇北人和皖北人）大多從事服務性行業，俗稱“三把刀”，即理發用的剃頭刀、做大餅油條的小攤販用的切菜刀和浴室裏修腳師傅的扡腳刀。還有的從事倒糞桶、掃馬路、拉黃包車，以及碼頭工人等低賤工種。他們中大多因家鄉鬧災或逢兵燹，被迫逃難到滬，能找到上述一份工作己屬不易。筆者記得兒時常有帶濃重蘇北口音的剃頭匠挑著擔子到弄堂為大人小孩理發，價格要比店堂裏的便宜，而滬上有把年紀的理發師也大多為蘇北人，而且又以揚州人居多。江北人的住處又多呈聚集擁擠而破敗之狀，大多是棚戶區，上海的虹鎮老銜、閘北的番瓜弄和楊浦、普陀等都有所謂的“江北弄”。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原因還不僅僅是他們的職業和經濟狀況差，因為山東、河南、湖北等地也有來滬謀生的，如碼頭工人過去還有湖北幫等。真正的原因或許同曆史上江北人給上海人留下極壞的印象有關。
1862年4月初，由合肥人李鴻章率領的5500多名準軍陸續由安慶抵滬，這幫人稱“叫化子兵”的丘八，沒事時，曬太陽，捉“老白虱”；有事時，既肯賣命般地和太平軍打仗，更會驕縱橫行，搶上海的富戶家室還隻是小菜一碟，甚至連時任奉賢縣令的楊溥都被一夥野蠻的淮軍銘營（淮軍將領劉銘傳部）官兵殺害，官猶如此，民何以堪！儲存在百姓記憶中的曆史惡感由此輾轉相傳。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兩次淞滬戰爭，又讓上海人對江北人的表現增加一份反感， 如1932年“一·二八”期間，報紙常出現“江北流氓在閘北搶劫”的新聞；還有的報紙宣稱“無知和文盲的蘇北人被日本人收買做特務工作”雲雲。這些帶有明顯歧視意咪的指責，使所有江北籍貫的人統統成為社會輿論的受害者。 “江北人”長期以來在上海成為罵人的貶義詞，並由此引申出“江北腔”，往往泛指無賴痞子相，和籍貫本身倒無太多關係。至於被寧波人、蘇南人（蘇州、無錫、常州一帶）瞧不起的滬上江北人，對外自報山門時總是強調自己是蘇北人，或安徽人，他們也不喜歡這個帶貶義的稱呼。
江北人因為生活水平低下，多少也影響到其性格和涵養，“文革”時期打群架成風，最凶悍而又不怕死的流氓大多來自於江北弄，是公認的事實。“一分錢照太陽”往往也是上海人喜歡揶揄江北人節儉的形容詞句；“不來不來一大幫，不吃不吃一大碗”則是挖苦江北人中講假客氣的可笑語氣。連獨腳戲中引逗市民發笑的傳統手法中，拿江北人講上海話來尋開心的，也經常是屢試不爽的絕招，如滬語“我騙濃就勿是人”，用帶江北口音的“上海話”講來，就成了“無騙龍就百試靈”。在滑稽戲中出現講江北話的人物，不是戇頭戇腦的傻小子，就是凶巴巴的蠻不講理之輩。這種現象還曾引起滬上蘇北籍民眾的強烈不滿。
對江北人的歧視，在20世紀70-80年代還普遍存在於上海市民的意識中。其時滬上人士所戴的“上海牌”手表按表殼的含鋼量來區分表的質量和價格，有“全鋼”、“半鋼”之分，惟因“鋼”和“江”在滬語中發音相同，因而相應地被謔讀為“全鋼（江）”和“半鋼（江）”，分別代表某人父母雙方均為江北人者；或其父母雙方中一方為江北人，另一方為其他籍貫人者。同樣類似的隱指，還有說某某是“蘇州北門的人”，以表示其為蘇北人。在改革開放之前，滬上很多男女的婚嫁，大多經過介紹渠道，非江北籍人，尤其是寧波人或浙江省其他地區人，以及蘇南人和上海本地人，十分在意對方的籍貫，在尚不完全了解對方情況和信息時，對方是否帶“鋼”，居然成為判斷其家庭背景的重要衡量標尺。社會對江北人的偏見達到如此程度，也實在太過分了。
好在社會的發展已使上海人對“江北人”的歧視意識越來越淡薄了。滬上新型住宅樓群的層出不窮，使原來的棚戶區不複存在；教育的普及、人才流動的速度加快和社會財富的迅速增加，使原來的“窮街”和“下隻角”裏得以湧現出大量年輕的成功人士；男女彼此擇偶的自由度和開放度大大增加等等，這一切都使傳統的地域意識和由此產生的歧視偏見變得不合時宜。現在上海市區裏20來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少有和自己父母講家鄉話的，一般是講普通話（上海人稱之為“開國語”），要麽就是使用社會上通行的上海話。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今後誰還會去在意什麽“全鋼”或“半鋼”呢？
寧波人在上海的優越感特別強，筆者看來，這與早期寧波藉移民在滬篳路藍縷，取得成功有直接的關係。還在開埠初期，許多後來居上的寧波籍買辦就漸漸在上海嶄露頭角，並不比廣東籍商人遜色。曾把自己女兒嫁給“洋槍隊”（後叫“常勝軍”）首領華爾的楊坊，就是一個稱雄於滬上的“寧波大亨”，此人剛從家鄉浙東鄞縣（縣治即今寧波市）來滬時，還被人誤認為是挑水夫。由於進過教會學校，會說一口英語，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使他當上怡和洋行的買辦，並依附外商致富，成為申城頭號鴉片大王，上海的寧波幫、以及大浙江幫（如包括杭州幫）和其他滬上商人都奉其為首富、首宦、首紳。這個寧波大富豪用錢為自己捐戴了道台頂子，1862年被任命為蘇鬆糧道，寧波幫或人稱四明公所幫也在滬上成為洋人和官府都不敢小覷的社會勢力。到了20世紀，長期擔任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虞洽卿，也是滬上寧波老鄉引為自豪的“阿德哥”，他不僅以華董身份躋位於租界權力中心，法租界還將現在的西藏南路冠以其名，即虞洽卿路，這在當時的華人眼中，確屬難得的殊榮。不過，寧波人自我感覺雖好，曆史上的老上海人還是甩下一句頗有意思的俗話：“寧可與蘇州人尋相罵（吵架），也不願同寧波人講話”。原因很簡單，前者講的是吳儂軟語，後者卻是近乎噪音汙染般地令人討厭，那充斥著大量象聲詞的話語，咭咭呱呱地就像有人在放機關槍。用英語形容，就是“very noisy”。
相形之下，江北人的人口總數雖然日趨增多，卻被上海人尤其是寧波人看得扁扁的，這與來滬的江北人（廣義上包括蘇北人和皖北人）大多從事服務性行業，俗稱“三把刀”，即理發用的剃頭刀、做大餅油條的小攤販用的切菜刀和浴室裏修腳師傅的扡腳刀。還有的從事倒糞桶、掃馬路、拉黃包車，以及碼頭工人等低賤工種。他們中大多因家鄉鬧災或逢兵燹，被迫逃難到滬，能找到上述一份工作己屬不易。筆者記得兒時常有帶濃重蘇北口音的剃頭匠挑著擔子到弄堂為大人小孩理發，價格要比店堂裏的便宜，而滬上有把年紀的理發師也大多為蘇北人，而且又以揚州人居多。江北人的住處又多呈聚集擁擠而破敗之狀，大多是棚戶區，上海的虹鎮老銜、閘北的番瓜弄和楊浦、普陀等都有所謂的“江北弄”。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原因還不僅僅是他們的職業和經濟狀況差，因為山東、河南、湖北等地也有來滬謀生的，如碼頭工人過去還有湖北幫等。真正的原因或許同曆史上江北人給上海人留下極壞的印象有關。
1862年4月初，由合肥人李鴻章率領的5500多名準軍陸續由安慶抵滬，這幫人稱“叫化子兵”的丘八，沒事時，曬太陽，捉“老白虱”；有事時，既肯賣命般地和太平軍打仗，更會驕縱橫行，搶上海的富戶家室還隻是小菜一碟，甚至連時任奉賢縣令的楊溥都被一夥野蠻的淮軍銘營（淮軍將領劉銘傳部）官兵殺害，官猶如此，民何以堪！儲存在百姓記憶中的曆史惡感由此輾轉相傳。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兩次淞滬戰爭，又讓上海人對江北人的表現增加一份反感， 如1932年“一·二八”期間，報紙常出現“江北流氓在閘北搶劫”的新聞；還有的報紙宣稱“無知和文盲的蘇北人被日本人收買做特務工作”雲雲。這些帶有明顯歧視意咪的指責，使所有江北籍貫的人統統成為社會輿論的受害者。 “江北人”長期以來在上海成為罵人的貶義詞，並由此引申出“江北腔”，往往泛指無賴痞子相，和籍貫本身倒無太多關係。至於被寧波人、蘇南人（蘇州、無錫、常州一帶）瞧不起的滬上江北人，對外自報山門時總是強調自己是蘇北人，或安徽人，他們也不喜歡這個帶貶義的稱呼。
江北人因為生活水平低下，多少也影響到其性格和涵養，“文革”時期打群架成風，最凶悍而又不怕死的流氓大多來自於江北弄，是公認的事實。“一分錢照太陽”往往也是上海人喜歡揶揄江北人節儉的形容詞句；“不來不來一大幫，不吃不吃一大碗”則是挖苦江北人中講假客氣的可笑語氣。連獨腳戲中引逗市民發笑的傳統手法中，拿江北人講上海話來尋開心的，也經常是屢試不爽的絕招，如滬語“我騙濃就勿是人”，用帶江北口音的“上海話”講來，就成了“無騙龍就百試靈”。在滑稽戲中出現講江北話的人物，不是戇頭戇腦的傻小子，就是凶巴巴的蠻不講理之輩。這種現象還曾引起滬上蘇北籍民眾的強烈不滿。
對江北人的歧視，在20世紀70-80年代還普遍存在於上海市民的意識中。其時滬上人士所戴的“上海牌”手表按表殼的含鋼量來區分表的質量和價格，有“全鋼”、“半鋼”之分，惟因“鋼”和“江”在滬語中發音相同，因而相應地被謔讀為“全鋼（江）”和“半鋼（江）”，分別代表某人父母雙方均為江北人者；或其父母雙方中一方為江北人，另一方為其他籍貫人者。同樣類似的隱指，還有說某某是“蘇州北門的人”，以表示其為蘇北人。在改革開放之前，滬上很多男女的婚嫁，大多經過介紹渠道，非江北籍人，尤其是寧波人或浙江省其他地區人，以及蘇南人和上海本地人，十分在意對方的籍貫，在尚不完全了解對方情況和信息時，對方是否帶“鋼”，居然成為判斷其家庭背景的重要衡量標尺。社會對江北人的偏見達到如此程度，也實在太過分了。
好在社會的發展已使上海人對“江北人”的歧視意識越來越淡薄了。滬上新型住宅樓群的層出不窮，使原來的棚戶區不複存在；教育的普及、人才流動的速度加快和社會財富的迅速增加，使原來的“窮街”和“下隻角”裏得以湧現出大量年輕的成功人士；男女彼此擇偶的自由度和開放度大大增加等等，這一切都使傳統的地域意識和由此產生的歧視偏見變得不合時宜。現在上海市區裏20來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少有和自己父母講家鄉話的，一般是講普通話（上海人稱之為“開國語”），要麽就是使用社會上通行的上海話。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今後誰還會去在意什麽“全鋼”或“半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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