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餘江縣送瘟神紀念館展廳，至今還張貼著鄧梅汝當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是一首民謠：“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多年難聞嬰兒聲，十家九戶絕後代。”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住進“幸福樓”的鄧梅汝老人當年和丈夫、婆婆都被檢出是血吸蟲病人，她是第一個搬起被子住進醫院的人，33天後，她的肚子平了。村民們驚奇之後，都跑去醫院打針吃藥。此後她做了50年的義務查螺員。本報記者 袁小兵 攝
開新填舊，土埋滅螺，這是當年餘江縣發現的血防經驗，餘江樹起了血防“第一麵紅旗”。
餘江縣1957年召開的第三次防治血吸蟲病專業會議。
餘江縣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普及防治血吸蟲病的科學知識。餘江縣送瘟神紀念館供圖 本報記者 袁小兵 翻拍
餘江樹立了全國血防第一麵紅旗，毛澤東為此寫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年代久遠的詩篇讓人產生血吸蟲早已絕跡的錯覺。實際上，血吸蟲從沒有在中國被滅絕過。2006年，吳儀副總理在餘江縣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上，批評部分地區“以為已經達標了，就把人員撤了，經費撤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她說，在鞏固成果方麵，餘江縣樹立了一個典範。
8月21日傍晚，贛東小縣餘江縣城仍很悶熱，我跳進了穿城而過的白塔河。孩子們光著身子在河裏嬉戲，女人們站在水裏用搗衣棒捶打著石板上的衣服，幾個老頭在垂釣，一個漁夫立於船尾點擊竹篙逆江而上，河水清澈，不時有水草飄過，空氣裏是落日、河水和炊煙的味道。盡管一個遊泳的男子忠告我前天有兩個大人在不遠處淹死，奔騰的水流讓我手忙腳亂，但我還是興致高漲地來回遊弋。這裏不是廣州裝滿自來水的遊泳池，沒有門票，沒有消毒劑，沒有重金屬和人尿酸的汙染。
但是———我突然打了個激靈———會不會有血吸蟲呢？我從小在鄱陽湖長大，身邊不少親友都感染過血吸蟲病，餘江縣雖在1958年宣布消滅了血吸蟲，毛澤東還為此欣然寫下著名詩篇《送瘟神》，“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作為那個火熱時代的寫照，至今還被許多農民貼在家門口的對聯上。但近些年的媒體都在說，血吸蟲又卷土重來了。想到這，我似乎看到它們那灰白色的線狀身軀鑽進我的肌膚，侵入我的血液、脊髓、大腦。
我大聲問身邊那男子：“你不怕有血吸蟲嗎？”他得意地哈哈笑了：“毛主席早把那瘟神送走了，幾十年都沒來過。再說，這麽急的水也根本沒有血吸蟲。”
我暢快地再次投入河中。上岸後，我開始追尋血吸蟲的足跡，尋找那個特殊年代為何至今仍為人們追憶和自豪的答案。
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
離我遊泳所在地5公裏的港邊村，我找到了能解答這個問題的人。她是76歲的鄧梅汝老人，笑聲朗朗，戴著草帽、穿著拖鞋剛從地頭回來。她的一生都與血吸蟲相關，但在1950年她從外村嫁到這裏時，她和當地人一樣都不知道血吸蟲為何物。
她隻看到又一個蕭索村莊，人們大多麵黃肌瘦，幹活有氣無力，有些人不分男女都挺著一個大肚子，有的就此病死。鄧梅汝“從出生就苦起”，先是父親病故，11歲時日本侵略軍燒了她家，母親帶她去寺廟避難，最後病死在廟外的石磨上。一個做地主的叔叔收養了她，但下雪天她還在打著赤腳割豬草，需要輪換著把一隻腳踩在另一隻腳背上才不至於讓它們凍僵。17歲那年，當她同父異母的姐姐介紹她嫁給姐夫的弟弟時，她決心開啟新的生活。
她的肚子漸漸隆起，卻遲遲不見分娩，而且同那些“大肚子”病人一樣日見消瘦，“身上發軟，鋤頭都拿不起。”餘江一首民謠這樣唱：“鋤頭兩斤鐵，拿到手裏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頭就想困。”在縣送瘟神紀念館展廳，張貼著她當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也是一首民謠：“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多年難聞嬰兒聲，十家九戶絕後代。”
“我老板開始冷落我，有好吃的也藏在婆婆房間，還好婆婆對我好，會拿出來給我吃，而且承擔了大部分家務。”鄧梅汝坐在涼席上回憶起往事，“那時候大家都說是‘水不好’，哪知道是得了血吸蟲呢。”
生活在廣州等大城市的年青人對這個寄生蟲知之甚少。它隻有在顯微鏡下才現形，但能量驚人。被感染的人或動物的糞便中會有大量的血吸蟲蟲卵，蟲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找到它的惟一宿主———釘螺後，就可以發育成胞蚴，一個胞蚴可以發育成千上萬的尾蚴，人或哺乳動物接觸疫水10秒鍾，尾蚴就會脫去尾巴變成童蟲鑽進身體，21天後就變成成蟲，在人體內存活最長可長達三四十年。患者症狀有發熱、上吐下瀉、四肢酸軟、肝髒腫大(即民間所說的“大肚子病”)。
1905年，中國在湖南常德一個農民的糞便裏檢出血吸蟲卵，據此宣布發現第一個血吸蟲病人。解放初中國患者增至1000萬，感染者1億人，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12個省、市、自治區。血吸蟲是世界第二大熱帶流行病，僅次於瘧疾，全世界患者超過2億人。
《餘江縣血防誌》記載，該縣解放前30年，血吸蟲患者死亡2.9萬人，毀滅村莊42個。薦頭村原有500多戶、2200多人，號稱薦頭府。解放時隻剩下8戶、24人，成了薦頭組。蘭田鄧家村的鄧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後一根獨苗，被兩次轉賣兩次改姓，人們叫他鄧、艾、宋咱福。
蘭田阪老人劉金元告訴我，村裏和他同年出生的5個夥伴，全都不到16歲就死於血吸蟲病，而他和爺爺、父母、3個妹妹、1個弟弟也都感染了這個病。原副縣長陳則民親眼目睹了上黃村的一幕慘劇：晚期血吸蟲病人黃萬明腹脹難忍，用剪刀戳腹瀉水，陳則民趕來時已經死亡。
1951年，餘江縣被省衛生廳證實為血吸蟲病流行縣。1953年，省血吸蟲病防治所遷至餘江。
毛澤東號召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在太湖療養時，發現長江中下遊血吸蟲病流行極為嚴重，遂向毛澤東寫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實地調研之後，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任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簡稱九人小組。很快，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提出7年消滅血吸蟲病。其後，所有有血吸蟲病的省、市、地、縣也漸次成立了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
針對中央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的步驟，餘江縣決定至少打個對折，“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兩年消滅血吸蟲病。”
同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會議上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2月17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令“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1000多名專業學者隨即帶著隊伍奔赴全國幾百個重疫區，給患者治病，謀求消滅血吸蟲的方法。
媒體後來評價說，這是一個非常完備的組織架構。由各個省市的負責人直接掛帥以保證其權威性，由大量專家學者調研以保證其科學性，再加之來自中央的不斷的督促，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可以說，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視程度，都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1956年，鄧梅汝所在的港邊村來了幾名醫生，每家每戶討要他們的大便，村民們不知道這是檢測是否含有血吸蟲卵，隻是覺得稀奇，稱他們是“屎醫生”。《餘江縣血防誌》說，村民多文盲，最初對血吸蟲茫然無知，血防人員就把釘螺放在顯微鏡下，村民透過鏡子能看見活蹦蹦的尾蚴，離開鏡子就什麽也看不見，以為是變魔術，不是真的。
鄧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檢出是血吸蟲病人，但她第一個搬起被子去了設在鄰村倉庫的臨時醫院。此時很多村民對治療還抱有懷疑，政府不但減免費，而且補貼工分。鄧梅汝記得，醫生態度特別好，由於條件簡陋，病床就鋪在地上，醫生每次打針都要雙膝跪在地上卻毫無怨言。33天後，她的肚子平了。村民們驚奇之後，都跑去醫院打針吃藥。
土埋滅螺，餘江經驗的發現
鄧梅汝出院後，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為消滅釘螺而沸騰，而釘螺正是以前村民們去河裏打魚、洗衣，去水塘裏牽牛，去溝渠裏引水，去水田裏勞作時踩在腳下的與泥土一樣的平常之物。現在，政府號召他們“開新溝，填舊溝”，把所有釘螺殺死在厚厚的土層之下。
與其他血吸蟲病流行地區一樣，餘江縣對滅螺試驗過多種方法：火燒、藥殺、水田改旱地、群眾撿螺，但效果都有限。一次，在全縣大規模查螺行動中，人們揭開幾年前因為興修水利而掩埋的舊溝渠，發現裏麵的釘螺全部死亡，變成了白色的螺殼。
這個偶然發現讓餘江走在了中國血防的最前麵。1955年冬至1958年春，僅13萬人口的餘江縣發動全縣所有3.6萬多勞力，開展“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大會戰，填舊溝382華裏，開新溝334華裏。
“老百姓聽說消滅釘螺可以治好大肚子病，都很踴躍。”原副縣長陳則民說。而對鄧梅汝來說，更多是“對共產黨的感恩”。紅旗獵獵，人聲鼎沸，號子聲聲，歌聲飄揚，鄧梅汝身處一個夢幻般單純、熱烈的世界。每次挑擔她都要求“再加滿一點”，原本羸弱的她，工分居然是生產隊婦女裏最高的。她當上了隊婦女主任。
陳則民那時候在水利部門工作，“衛生部門叫我們怎麽做，我們就怎麽做。”他看到，先要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至20厘米，再將這些草泥翻過來推入溝底，從無螺區挖來旱土攙上石灰，填入舊溝打實，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後再在上麵撒一層石灰。舊溝填滿後要做上標記，3年之內土地不能翻動。
毛澤東後來在《送瘟神》一詩中寫的“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就是對餘江人們“開新填舊”大場麵的浪漫寫照。
“第一麵紅旗”與《送瘟神》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報》第三版頭條發表了餘江縣委第一書記李俊九的文章《我們是怎樣根除血吸蟲病的？》，宣稱“取得了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勝利，實現了疫區人民多少年對消滅血吸蟲病的夙願”。
曾當過記者的餘江縣退休老幹部鄒華義1991年采訪李俊九。李說：“那文章得感謝方政委，是他‘逼’我寫出來的。”他所說的方政委，是當時的江西省省長、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組長方誌純。餘江是他主抓的實驗點。
“方政委對我說，隻知幹，不善於總結不是好領導。他批評我，不要關起門來打悶仗，要寫文章總結經驗，鼓舞士氣！在他的熱情鼓勵下，當我縣自檢達到消滅血吸蟲病標準的情況下，我叫來秘書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後都向方政委作了匯報。他聽了非常高興，就這樣，那篇文章發表了。”
文章發表的第三天，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派員前去餘江複查。半個月後，專家小組審議並頒發了《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餘江縣為此舉行慶功大會，方誌純親臨大會。與會的省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程崇圯教授說：“我在舊社會從事醫務工作16年，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看見過哪裏曾經根除了血吸蟲病，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文獻裏，根本找不到血吸蟲病可以消滅這一條。如今不僅聽到了，而且親眼看到了。”
1958年6月5日，衛生部發來賀電。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第一麵紅旗——— 記江西省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文中稱，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的過程，也是向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取得勝利的過程。列舉的錯誤思想包括：某些科學技術人員給大家散布悲觀論調，說什麽國民黨統治時期搞了20多年沒搞出什麽名堂，日本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消滅；有的醫學專家迷信全文，硬啃住書本上的長期療法不放，硬說三日、二日療法會死人。
當夜，杭州西字湖畔的毛澤東看到這篇報道，“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揮毫寫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這一年，鄧梅汝的腹部再次隆起，生下一個男嬰。後來，她又生下兩個男孩、兩個女孩。
盛名之下，“血防紅旗”屹立不倒
餘江自此樹立全國血防第一麵紅旗，名揚海內外。遠在非洲的蘇丹後來也派團前來參觀。它的聲名如此顯赫，以致如今我向外人介紹我是江西餘幹縣人時，一些人還會誤聽為餘江：“哦，毛主席寫《送瘟神》的那個地方。”
實際上，由於餘江奇跡誕生在1958年那個特殊年份，它的光芒自然少不了外界的諸多質疑，有些人擔心它和大煉鋼鐵、萬畝田一樣是“大躍進”的狂熱“衛星”。鄒華義為此詢問李俊九，李講了一個故事：
“1959年夏收季節，有一位公社黨委書記找到我，說想放個衛星，把四五畝田的早稻集中到一丘田裏，算一畝田的產量。我抓住這件事，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宣布，誰放衛星，我就撤誰的職！所以，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是腳踏實地幹出來的，沒有水分，更沒有浮誇！不要一提起1958年出現的好事就皺眉頭，那是一種偏見！因為那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天鬥地的曆史進程中的一個年代。”
餘江縣“開新填舊”正熱火朝天進行的時候，一次迎來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副主任、一級教授蘇德隆等專家前來視察，蘇肯定了“土埋滅螺”方法的成功，但也建議一些地方可用藥殺，比民工填土合算，同時指出了其他一些問題。當地評價專家組的到來是“好雨知時節”，但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中，蘇德隆的正確意見卻變成了“刮起一股陰風，否定土埋滅螺”，蘇受到非難。
毛澤東激情澎湃地筆書送瘟神之後，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餘江縣每年還查出很多血吸蟲病人。《餘江縣血防誌》記載，1959-1980年，該縣新查出病人1475人，治療病人3087人次，治療中3人死亡。
另一個現象是，自1958年宣布消滅血吸蟲病以後至1983年，餘江先後在原疫區發現51次35處殘存螺點。
1959年11月13日晚上，縣血防站站長楊龍祥呈送新當選的縣委第一書記計雲棠一份“絕密報告”，請求“閱後燒毀”。原來，查螺員在這年2-6月共計查出9隻活釘螺，雖都是陰性，無新感染病人，但卻把楊龍祥嚇壞了，他叮囑發現人說：“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密了，當心把你打成反革命！”隨後清理現場。但黨性促使他向縣委第一書記密告，他哭著說：“不該有釘螺，不該有啊！”
餘江方麵當即向上匯報，並在全縣上下進行“莫把榮譽當包袱，要把榮譽作動力”的思想教育。
1973年底，有農民在白塔河邊發現一隻釘螺，縣委連夜召開會議研究措施，發動群眾3000多人，連續三天三夜沿河查螺39公裏，沒有發現第二隻釘螺。1983年5月，在省水稻原種場發現新螺點，有螺麵積2481平方米，組織民工數百人進行滅螺。
餘江縣血防站站長程響亮說，1958年宣布根除血吸蟲病，並不是指完全消滅了釘螺，而是指再沒有發現由當地新感染的血吸蟲病人和家畜。《餘江縣血防誌》上記載的1959-1980年的新查出病人數，均是1959年前感染但在1959年後檢測出的。
1986年，餘江縣政府動員全民查螺，凡發現一粒獎勵30元。2004年，獎勵標準提高到300元。但23年來從無一人得獎。程響亮說，1983年後，餘江再無釘螺出現，時至今日也無一例病人。
程響亮認為，這個奇跡建立在縣委自1958年以來貫徹實施的“長期觀察、定期複查、反複鬥爭、鞏固勝利”血防精神之上，始終做到“思想不鬆、機構不撤、隊伍不散、工作不停”。2005年以後，縣政府每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強調部署血防工作。
1998年，當年寫下《第一麵紅旗》的新華社記者劉光輝，時隔40年再訪餘江，得出一個結論：全國血防戰線的“第一麵紅旗”沒有倒！
吳儀：鞏固成果，餘江樹立了典範
隨著血吸蟲、釘螺死去良久，那個火熱的大集體時代也早已消遁。鄧梅汝做生產隊婦女主任做了20年，直到分田到戶的新時代來臨。1986年，中央血防領導小組撤銷。1998年10月3日，鄧梅汝最後一次參加縣送瘟神紀念館舉行的座談會。此後5年，10年，毛澤東發表《送瘟神》45周年，50周年，再沒人請她去憶苦思甜。這讓她很傷心，她已經做了50年的義務查螺員。可是，她再也回不到那個時代了。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到了港邊村，像當年她第一個住進病房一樣，她帶頭讓自己居住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屋在推土機前轟然倒下。她當時在女兒家，珍藏的血防工作榮譽證書、老照片、黨員證都埋在了廢墟下麵。上麵建成村裏的公共花園，她搬進了上級撥款建造的褚紅色兩層“幸福樓”的2號房間，屋前有一棵樟樹、一棵水杉。她漸漸喜歡上新房子，雖然孩子們都很孝順，但老伴30年前死後，她獨居慣了。
老伴死的那年，送瘟神紀念館在縣城拔地而起。2003年斥資380萬元辟新後，更顯富麗堂皇，在裏麵的會客廳談話很像省部級以上高官之間的會晤。但二樓的縣防疫站辦公室就顯得寒酸過氣，一些舊的桌椅堆在角落布滿了灰塵，血防檔案躺在幾十年前的油漆斑駁的木櫃裏。長年沒有什麽病人前來檢測，致使這裏的化驗室基本閑置，除了每年春秋兩次查螺行動，醫生們可做的事不多。
餘江更多是靠展覽來證明血吸蟲的存在，而年代久遠的偉人詩篇更容易讓人產生血吸蟲早已絕跡的錯覺。實際上，血吸蟲從沒有在中國被滅絕過，前些年更從媒體上不斷傳來血吸蟲卷土重來的消息。
根據《中國血吸蟲病防治曆程與展望》發布的數字，2004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3萬人，其中晚期病人2.9萬人，尚未控製傳播的縣市有109個，釘螺麵積38.5萬公頃。病情最嚴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此前5年內，已有38個達到血吸蟲病傳播控製或傳播阻斷標準縣(市、區)疫情出現回升。
媒體提供的另一個數字是，中國受血吸蟲威脅的人口從6189萬人增加到9903萬人，相當於解放初期。
我的父親從小在鄱陽湖打漁，在上世紀60年代5次送去醫院治療。40多年過去，我的舅母現在也被診斷出相同病症。由於醫療技術的改進，她無需擔心生命安全，但她很難再享受到我父親那時期的幾乎免費的政策。
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製所研究員周曉農說，除了長江頻發洪澇災害造成釘螺擴散加劇、退田還湖政策使圍墾地重新變成釘螺孳生的沼澤地等自然因素外，也有人為因素，比如2001年世界銀行貸款血防項目結束後全國血防經費的投入嚴重不足，加上農村稅費製度改革的實施，限製了基層和群眾對血防的投入。
2006年吳儀副總理在餘江縣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上，批評部分地區“以為已經達標了，就把人員撤了，經費撤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她說，在鞏固成果方麵，餘江縣樹立了一個典範。
而正是這個會議，證實我國血吸蟲病防治思路已發生變化，從餘江經驗的全麵控製釘螺產生，轉到全麵控製傳染源，防止人畜糞便入水。
但餘江奇跡展示的密布基層的防疫公共體係，也是很多地區曾經丟棄而今又正在著力改進的。人海戰術正逐步退出曆史舞台，但“第一麵紅旗”昭示的那個火熱年代裏的很多東西，至今還為後人所珍視、收藏和懷念。
□采寫：本報記者 袁小兵
統籌：李召 韓福東
標 簽：血吸蟲,血防,餘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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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住進“幸福樓”的鄧梅汝老人當年和丈夫、婆婆都被檢出是血吸蟲病人，她是第一個搬起被子住進醫院的人，33天後，她的肚子平了。村民們驚奇之後，都跑去醫院打針吃藥。此後她做了50年的義務查螺員。本報記者 袁小兵 攝
開新填舊，土埋滅螺，這是當年餘江縣發現的血防經驗，餘江樹起了血防“第一麵紅旗”。
餘江縣1957年召開的第三次防治血吸蟲病專業會議。
餘江縣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普及防治血吸蟲病的科學知識。餘江縣送瘟神紀念館供圖 本報記者 袁小兵 翻拍
餘江樹立了全國血防第一麵紅旗，毛澤東為此寫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年代久遠的詩篇讓人產生血吸蟲早已絕跡的錯覺。實際上，血吸蟲從沒有在中國被滅絕過。2006年，吳儀副總理在餘江縣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上，批評部分地區“以為已經達標了，就把人員撤了，經費撤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她說，在鞏固成果方麵，餘江縣樹立了一個典範。
8月21日傍晚，贛東小縣餘江縣城仍很悶熱，我跳進了穿城而過的白塔河。孩子們光著身子在河裏嬉戲，女人們站在水裏用搗衣棒捶打著石板上的衣服，幾個老頭在垂釣，一個漁夫立於船尾點擊竹篙逆江而上，河水清澈，不時有水草飄過，空氣裏是落日、河水和炊煙的味道。盡管一個遊泳的男子忠告我前天有兩個大人在不遠處淹死，奔騰的水流讓我手忙腳亂，但我還是興致高漲地來回遊弋。這裏不是廣州裝滿自來水的遊泳池，沒有門票，沒有消毒劑，沒有重金屬和人尿酸的汙染。
但是———我突然打了個激靈———會不會有血吸蟲呢？我從小在鄱陽湖長大，身邊不少親友都感染過血吸蟲病，餘江縣雖在1958年宣布消滅了血吸蟲，毛澤東還為此欣然寫下著名詩篇《送瘟神》，“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作為那個火熱時代的寫照，至今還被許多農民貼在家門口的對聯上。但近些年的媒體都在說，血吸蟲又卷土重來了。想到這，我似乎看到它們那灰白色的線狀身軀鑽進我的肌膚，侵入我的血液、脊髓、大腦。
我大聲問身邊那男子：“你不怕有血吸蟲嗎？”他得意地哈哈笑了：“毛主席早把那瘟神送走了，幾十年都沒來過。再說，這麽急的水也根本沒有血吸蟲。”
我暢快地再次投入河中。上岸後，我開始追尋血吸蟲的足跡，尋找那個特殊年代為何至今仍為人們追憶和自豪的答案。
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
離我遊泳所在地5公裏的港邊村，我找到了能解答這個問題的人。她是76歲的鄧梅汝老人，笑聲朗朗，戴著草帽、穿著拖鞋剛從地頭回來。她的一生都與血吸蟲相關，但在1950年她從外村嫁到這裏時，她和當地人一樣都不知道血吸蟲為何物。
她隻看到又一個蕭索村莊，人們大多麵黃肌瘦，幹活有氣無力，有些人不分男女都挺著一個大肚子，有的就此病死。鄧梅汝“從出生就苦起”，先是父親病故，11歲時日本侵略軍燒了她家，母親帶她去寺廟避難，最後病死在廟外的石磨上。一個做地主的叔叔收養了她，但下雪天她還在打著赤腳割豬草，需要輪換著把一隻腳踩在另一隻腳背上才不至於讓它們凍僵。17歲那年，當她同父異母的姐姐介紹她嫁給姐夫的弟弟時，她決心開啟新的生活。
她的肚子漸漸隆起，卻遲遲不見分娩，而且同那些“大肚子”病人一樣日見消瘦，“身上發軟，鋤頭都拿不起。”餘江一首民謠這樣唱：“鋤頭兩斤鐵，拿到手裏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頭就想困。”在縣送瘟神紀念館展廳，張貼著她當年肚大如鼓、低首愁眉的半身像，旁注也是一首民謠：“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多年難聞嬰兒聲，十家九戶絕後代。”
“我老板開始冷落我，有好吃的也藏在婆婆房間，還好婆婆對我好，會拿出來給我吃，而且承擔了大部分家務。”鄧梅汝坐在涼席上回憶起往事，“那時候大家都說是‘水不好’，哪知道是得了血吸蟲呢。”
生活在廣州等大城市的年青人對這個寄生蟲知之甚少。它隻有在顯微鏡下才現形，但能量驚人。被感染的人或動物的糞便中會有大量的血吸蟲蟲卵，蟲卵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毛蚴找到它的惟一宿主———釘螺後，就可以發育成胞蚴，一個胞蚴可以發育成千上萬的尾蚴，人或哺乳動物接觸疫水10秒鍾，尾蚴就會脫去尾巴變成童蟲鑽進身體，21天後就變成成蟲，在人體內存活最長可長達三四十年。患者症狀有發熱、上吐下瀉、四肢酸軟、肝髒腫大(即民間所說的“大肚子病”)。
1905年，中國在湖南常德一個農民的糞便裏檢出血吸蟲卵，據此宣布發現第一個血吸蟲病人。解放初中國患者增至1000萬，感染者1億人，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12個省、市、自治區。血吸蟲是世界第二大熱帶流行病，僅次於瘧疾，全世界患者超過2億人。
《餘江縣血防誌》記載，該縣解放前30年，血吸蟲患者死亡2.9萬人，毀滅村莊42個。薦頭村原有500多戶、2200多人，號稱薦頭府。解放時隻剩下8戶、24人，成了薦頭組。蘭田鄧家村的鄧咱福，是全村幸存的最後一根獨苗，被兩次轉賣兩次改姓，人們叫他鄧、艾、宋咱福。
蘭田阪老人劉金元告訴我，村裏和他同年出生的5個夥伴，全都不到16歲就死於血吸蟲病，而他和爺爺、父母、3個妹妹、1個弟弟也都感染了這個病。原副縣長陳則民親眼目睹了上黃村的一幕慘劇：晚期血吸蟲病人黃萬明腹脹難忍，用剪刀戳腹瀉水，陳則民趕來時已經死亡。
1951年，餘江縣被省衛生廳證實為血吸蟲病流行縣。1953年，省血吸蟲病防治所遷至餘江。
毛澤東號召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在太湖療養時，發現長江中下遊血吸蟲病流行極為嚴重，遂向毛澤東寫信反映。1955年11月，在充分實地調研之後，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任組長，農業部和重點疫區的省委書記或省長參加，簡稱九人小組。很快，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提出7年消滅血吸蟲病。其後，所有有血吸蟲病的省、市、地、縣也漸次成立了七人小組或五人小組。
針對中央提出“一年準備，四年戰鬥，兩年掃尾”的步驟，餘江縣決定至少打個對折，“半年準備，一年戰鬥，半年掃尾，兩年消滅血吸蟲病。”
同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會議上發出了“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2月17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令“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1000多名專業學者隨即帶著隊伍奔赴全國幾百個重疫區，給患者治病，謀求消滅血吸蟲的方法。
媒體後來評價說，這是一個非常完備的組織架構。由各個省市的負責人直接掛帥以保證其權威性，由大量專家學者調研以保證其科學性，再加之來自中央的不斷的督促，毛澤東的親自過問，可以說，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視程度，都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1956年，鄧梅汝所在的港邊村來了幾名醫生，每家每戶討要他們的大便，村民們不知道這是檢測是否含有血吸蟲卵，隻是覺得稀奇，稱他們是“屎醫生”。《餘江縣血防誌》說，村民多文盲，最初對血吸蟲茫然無知，血防人員就把釘螺放在顯微鏡下，村民透過鏡子能看見活蹦蹦的尾蚴，離開鏡子就什麽也看不見，以為是變魔術，不是真的。
鄧梅汝和丈夫、婆婆都被檢出是血吸蟲病人，但她第一個搬起被子去了設在鄰村倉庫的臨時醫院。此時很多村民對治療還抱有懷疑，政府不但減免費，而且補貼工分。鄧梅汝記得，醫生態度特別好，由於條件簡陋，病床就鋪在地上，醫生每次打針都要雙膝跪在地上卻毫無怨言。33天後，她的肚子平了。村民們驚奇之後，都跑去醫院打針吃藥。
土埋滅螺，餘江經驗的發現
鄧梅汝出院後，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為消滅釘螺而沸騰，而釘螺正是以前村民們去河裏打魚、洗衣，去水塘裏牽牛，去溝渠裏引水，去水田裏勞作時踩在腳下的與泥土一樣的平常之物。現在，政府號召他們“開新溝，填舊溝”，把所有釘螺殺死在厚厚的土層之下。
與其他血吸蟲病流行地區一樣，餘江縣對滅螺試驗過多種方法：火燒、藥殺、水田改旱地、群眾撿螺，但效果都有限。一次，在全縣大規模查螺行動中，人們揭開幾年前因為興修水利而掩埋的舊溝渠，發現裏麵的釘螺全部死亡，變成了白色的螺殼。
這個偶然發現讓餘江走在了中國血防的最前麵。1955年冬至1958年春，僅13萬人口的餘江縣發動全縣所有3.6萬多勞力，開展“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大會戰，填舊溝382華裏，開新溝334華裏。
“老百姓聽說消滅釘螺可以治好大肚子病，都很踴躍。”原副縣長陳則民說。而對鄧梅汝來說，更多是“對共產黨的感恩”。紅旗獵獵，人聲鼎沸，號子聲聲，歌聲飄揚，鄧梅汝身處一個夢幻般單純、熱烈的世界。每次挑擔她都要求“再加滿一點”，原本羸弱的她，工分居然是生產隊婦女裏最高的。她當上了隊婦女主任。
陳則民那時候在水利部門工作，“衛生部門叫我們怎麽做，我們就怎麽做。”他看到，先要鏟下表層有螺的草泥，厚度為15至20厘米，再將這些草泥翻過來推入溝底，從無螺區挖來旱土攙上石灰，填入舊溝打實，新土至少要填1米厚，然後再在上麵撒一層石灰。舊溝填滿後要做上標記，3年之內土地不能翻動。
毛澤東後來在《送瘟神》一詩中寫的“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就是對餘江人們“開新填舊”大場麵的浪漫寫照。
“第一麵紅旗”與《送瘟神》
1958年5月10日，《江西日報》第三版頭條發表了餘江縣委第一書記李俊九的文章《我們是怎樣根除血吸蟲病的？》，宣稱“取得了全麵徹底根除血吸蟲病的勝利，實現了疫區人民多少年對消滅血吸蟲病的夙願”。
曾當過記者的餘江縣退休老幹部鄒華義1991年采訪李俊九。李說：“那文章得感謝方政委，是他‘逼’我寫出來的。”他所說的方政委，是當時的江西省省長、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組長方誌純。餘江是他主抓的實驗點。
“方政委對我說，隻知幹，不善於總結不是好領導。他批評我，不要關起門來打悶仗，要寫文章總結經驗，鼓舞士氣！在他的熱情鼓勵下，當我縣自檢達到消滅血吸蟲病標準的情況下，我叫來秘書一起研究，三易其稿，成文前後都向方政委作了匯報。他聽了非常高興，就這樣，那篇文章發表了。”
文章發表的第三天，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蟲領導小組派員前去餘江複查。半個月後，專家小組審議並頒發了《根除血吸蟲病鑒定書》。餘江縣為此舉行慶功大會，方誌純親臨大會。與會的省血吸蟲病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程崇圯教授說：“我在舊社會從事醫務工作16年，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看見過哪裏曾經根除了血吸蟲病，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文獻裏，根本找不到血吸蟲病可以消滅這一條。如今不僅聽到了，而且親眼看到了。”
1958年6月5日，衛生部發來賀電。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第一麵紅旗——— 記江西省餘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文中稱，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的過程，也是向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取得勝利的過程。列舉的錯誤思想包括：某些科學技術人員給大家散布悲觀論調，說什麽國民黨統治時期搞了20多年沒搞出什麽名堂，日本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消滅；有的醫學專家迷信全文，硬啃住書本上的長期療法不放，硬說三日、二日療法會死人。
當夜，杭州西字湖畔的毛澤東看到這篇報道，“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揮毫寫下著名的《七律·送瘟神》。
這一年，鄧梅汝的腹部再次隆起，生下一個男嬰。後來，她又生下兩個男孩、兩個女孩。
盛名之下，“血防紅旗”屹立不倒
餘江自此樹立全國血防第一麵紅旗，名揚海內外。遠在非洲的蘇丹後來也派團前來參觀。它的聲名如此顯赫，以致如今我向外人介紹我是江西餘幹縣人時，一些人還會誤聽為餘江：“哦，毛主席寫《送瘟神》的那個地方。”
實際上，由於餘江奇跡誕生在1958年那個特殊年份，它的光芒自然少不了外界的諸多質疑，有些人擔心它和大煉鋼鐵、萬畝田一樣是“大躍進”的狂熱“衛星”。鄒華義為此詢問李俊九，李講了一個故事：
“1959年夏收季節，有一位公社黨委書記找到我，說想放個衛星，把四五畝田的早稻集中到一丘田裏，算一畝田的產量。我抓住這件事，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宣布，誰放衛星，我就撤誰的職！所以，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餘江縣根除血吸蟲病是腳踏實地幹出來的，沒有水分，更沒有浮誇！不要一提起1958年出現的好事就皺眉頭，那是一種偏見！因為那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天鬥地的曆史進程中的一個年代。”
餘江縣“開新填舊”正熱火朝天進行的時候，一次迎來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副主任、一級教授蘇德隆等專家前來視察，蘇肯定了“土埋滅螺”方法的成功，但也建議一些地方可用藥殺，比民工填土合算，同時指出了其他一些問題。當地評價專家組的到來是“好雨知時節”，但在1957年反右和1958年“拔白旗”政治運動中，蘇德隆的正確意見卻變成了“刮起一股陰風，否定土埋滅螺”，蘇受到非難。
毛澤東激情澎湃地筆書送瘟神之後，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餘江縣每年還查出很多血吸蟲病人。《餘江縣血防誌》記載，1959-1980年，該縣新查出病人1475人，治療病人3087人次，治療中3人死亡。
另一個現象是，自1958年宣布消滅血吸蟲病以後至1983年，餘江先後在原疫區發現51次35處殘存螺點。
1959年11月13日晚上，縣血防站站長楊龍祥呈送新當選的縣委第一書記計雲棠一份“絕密報告”，請求“閱後燒毀”。原來，查螺員在這年2-6月共計查出9隻活釘螺，雖都是陰性，無新感染病人，但卻把楊龍祥嚇壞了，他叮囑發現人說：“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倘若泄密了，當心把你打成反革命！”隨後清理現場。但黨性促使他向縣委第一書記密告，他哭著說：“不該有釘螺，不該有啊！”
餘江方麵當即向上匯報，並在全縣上下進行“莫把榮譽當包袱，要把榮譽作動力”的思想教育。
1973年底，有農民在白塔河邊發現一隻釘螺，縣委連夜召開會議研究措施，發動群眾3000多人，連續三天三夜沿河查螺39公裏，沒有發現第二隻釘螺。1983年5月，在省水稻原種場發現新螺點，有螺麵積2481平方米，組織民工數百人進行滅螺。
餘江縣血防站站長程響亮說，1958年宣布根除血吸蟲病，並不是指完全消滅了釘螺，而是指再沒有發現由當地新感染的血吸蟲病人和家畜。《餘江縣血防誌》上記載的1959-1980年的新查出病人數，均是1959年前感染但在1959年後檢測出的。
1986年，餘江縣政府動員全民查螺，凡發現一粒獎勵30元。2004年，獎勵標準提高到300元。但23年來從無一人得獎。程響亮說，1983年後，餘江再無釘螺出現，時至今日也無一例病人。
程響亮認為，這個奇跡建立在縣委自1958年以來貫徹實施的“長期觀察、定期複查、反複鬥爭、鞏固勝利”血防精神之上，始終做到“思想不鬆、機構不撤、隊伍不散、工作不停”。2005年以後，縣政府每年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強調部署血防工作。
1998年，當年寫下《第一麵紅旗》的新華社記者劉光輝，時隔40年再訪餘江，得出一個結論：全國血防戰線的“第一麵紅旗”沒有倒！
吳儀：鞏固成果，餘江樹立了典範
隨著血吸蟲、釘螺死去良久，那個火熱的大集體時代也早已消遁。鄧梅汝做生產隊婦女主任做了20年，直到分田到戶的新時代來臨。1986年，中央血防領導小組撤銷。1998年10月3日，鄧梅汝最後一次參加縣送瘟神紀念館舉行的座談會。此後5年，10年，毛澤東發表《送瘟神》45周年，50周年，再沒人請她去憶苦思甜。這讓她很傷心，她已經做了50年的義務查螺員。可是，她再也回不到那個時代了。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到了港邊村，像當年她第一個住進病房一樣，她帶頭讓自己居住了半個多世紀的老屋在推土機前轟然倒下。她當時在女兒家，珍藏的血防工作榮譽證書、老照片、黨員證都埋在了廢墟下麵。上麵建成村裏的公共花園，她搬進了上級撥款建造的褚紅色兩層“幸福樓”的2號房間，屋前有一棵樟樹、一棵水杉。她漸漸喜歡上新房子，雖然孩子們都很孝順，但老伴30年前死後，她獨居慣了。
老伴死的那年，送瘟神紀念館在縣城拔地而起。2003年斥資380萬元辟新後，更顯富麗堂皇，在裏麵的會客廳談話很像省部級以上高官之間的會晤。但二樓的縣防疫站辦公室就顯得寒酸過氣，一些舊的桌椅堆在角落布滿了灰塵，血防檔案躺在幾十年前的油漆斑駁的木櫃裏。長年沒有什麽病人前來檢測，致使這裏的化驗室基本閑置，除了每年春秋兩次查螺行動，醫生們可做的事不多。
餘江更多是靠展覽來證明血吸蟲的存在，而年代久遠的偉人詩篇更容易讓人產生血吸蟲早已絕跡的錯覺。實際上，血吸蟲從沒有在中國被滅絕過，前些年更從媒體上不斷傳來血吸蟲卷土重來的消息。
根據《中國血吸蟲病防治曆程與展望》發布的數字，2004年全國有血吸蟲病人84.3萬人，其中晚期病人2.9萬人，尚未控製傳播的縣市有109個，釘螺麵積38.5萬公頃。病情最嚴重的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此前5年內，已有38個達到血吸蟲病傳播控製或傳播阻斷標準縣(市、區)疫情出現回升。
媒體提供的另一個數字是，中國受血吸蟲威脅的人口從6189萬人增加到9903萬人，相當於解放初期。
我的父親從小在鄱陽湖打漁，在上世紀60年代5次送去醫院治療。40多年過去，我的舅母現在也被診斷出相同病症。由於醫療技術的改進，她無需擔心生命安全，但她很難再享受到我父親那時期的幾乎免費的政策。
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寄生蟲病預防控製所研究員周曉農說，除了長江頻發洪澇災害造成釘螺擴散加劇、退田還湖政策使圍墾地重新變成釘螺孳生的沼澤地等自然因素外，也有人為因素，比如2001年世界銀行貸款血防項目結束後全國血防經費的投入嚴重不足，加上農村稅費製度改革的實施，限製了基層和群眾對血防的投入。
2006年吳儀副總理在餘江縣召開的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會議上，批評部分地區“以為已經達標了，就把人員撤了，經費撤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她說，在鞏固成果方麵，餘江縣樹立了一個典範。
而正是這個會議，證實我國血吸蟲病防治思路已發生變化，從餘江經驗的全麵控製釘螺產生，轉到全麵控製傳染源，防止人畜糞便入水。
但餘江奇跡展示的密布基層的防疫公共體係，也是很多地區曾經丟棄而今又正在著力改進的。人海戰術正逐步退出曆史舞台，但“第一麵紅旗”昭示的那個火熱年代裏的很多東西，至今還為後人所珍視、收藏和懷念。
□采寫：本報記者 袁小兵
統籌：李召 韓福東
標 簽：血吸蟲,血防,餘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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