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先，還是＂安內＂先？（ZT)

（大兵原創）“攘外必先安內”引發的深層思考（三）
作者:jeffreytony 日期:2008-10-27 18: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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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還是“安內”？毛澤東和蔣介石
不同的抉擇
 
中國有句古語：“識時務者為俊傑。”中國曆史上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句至理名言的正確性，把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順應民意是政治家麵對重大決時所必須清楚的。抉擇是需要慎重的，特別是對於一言九鼎的國家領袖而言這點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作為領袖他們一言定乾坤，一個正確的抉擇可能力挽狂瀾，同時一個錯誤的選擇也可能“一招之失滿盤皆輸。”
內憂外患這是我們經常用來描述一個國家處於困境時的情景，一個國家內部的動蕩可以給外敵入侵造成可趁之機，同時外敵入侵有可能激化國內矛盾而引發內亂。因為內憂和外患總是結伴而來，中國有句俗話：“福不雙至，禍不單行。”殘酷的現實總是如此，同樣麵對內外交困的艱難局麵，毛澤東、蔣介石這兩個曾經決定中國命運的領袖人物做出不同的抉擇。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在剿共還是抗日的抉擇中選擇了前者。然而二十年後，毛澤東在解放台灣還是出兵朝鮮的抉擇中卻選擇了後者。蔣介石選擇了“攘外必先安內”。毛澤東選擇的是“先攘外而後安內”。也正因為此，中國在相似的環境下走出了兩段不同的曆程。
接下來我們分別來看看他們分別所處的曆史背景：
1927年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政府的大權，隨即開始地二次北伐，1928年張學良通電東北易幟，至此通過幾年的北伐蔣介石至此實現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北伐戰爭宣告了北洋軍閥混戰時代的結束，但是國民黨新軍閥的崛起不久便引發了新的戰火，先是蔣桂戰爭，後是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最終蔣介石因東北軍的支持而取得勝利。就在軍閥混戰之際，中國共產黨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此時蔣介石忙於與軍閥大戰而無暇顧及給了紅色革命發展以良好契機，軍閥混戰這也成了當時毛澤東提出“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夠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要依據。中原大戰結束之後蔣介石就馬不停蹄地開始調集兵力圍剿中央蘇區，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人挑起了“九一八”事變，派兵侵占東北。蔣介石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出現了。
此時蔣介石麵臨著打與不打的抉擇，如果進行還擊那勢必導致與日本開戰，這樣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剿共計劃必將擱置，讓共產黨趁機壯大實力以星星之火而燎原是蔣介石所絕不允許的。其次在國內問題尚未解決和對日戰爭尚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國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還沒有形成，軍隊尚未進行整編，此時與日本開戰蔣介石沒有把握。再次中國剛剛經過了一場大戰，元氣還未恢複，國家民不聊生，此時進行經濟建設是十分必要的，客觀地講從1927年到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之間的這十年是民國期間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被國民黨當局稱為“黃金十年”，此時如果開戰經濟建設必然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因此左右為難、騎虎難下的蔣介石選擇了一條不戰不和的折中選擇，不抵抗也不投降以觀局勢變化，“以空間換時間”默許了日本人對於東北的占領，以爭取時間加緊對蘇區進行圍剿。也正是基於這種目的，蔣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隨著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的向前推進美軍正式介入戰爭，美軍在仁川登陸之後朝鮮戰局立刻發生逆轉，美軍無視中國政府的警告跨國北緯38度線。此時朝鮮告急！中國邊境的安全受到美軍直接的威脅！然而此時年輕新中國剛剛度過一周歲的生日，東南沿海、西部廣大地區還沒有解放，全國很多地方剿匪任務還沒有完成，盤踞於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不斷叫囂反攻大陸。“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毛澤東正在緊鑼密鼓的部署攻台，此時來自北方威脅出現了，朝鮮戰端的半路殺出打亂了毛澤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宏偉計劃，何去何從毛澤東也猶豫了。
由於美國第七艦隊的橫加幹預，解放台灣難度陡增，因此攻台的計劃不得不被迫暫時擱置。然而對於是否出兵朝鮮中國領導高層曾經經曆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最終毛澤東還是豪邁的氣魄、必勝的信心和精辟的分析征服了大家，毅然決定出兵朝鮮，即使是在沒有得到蘇聯空軍支援，沒有掌握製空權的情況下，誌願軍仍然雄赳赳、氣昂昂的跨過了鴨綠江。毛澤東何嚐不知道這是一著險棋，誌願軍將麵對的是世界上最強悍的敵人，這場仗打贏了對中國的好處自然不在話下，然而一旦輸了後果將是可怕的，不僅僅是國家安全得不到保證，而且甚至可能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權。然而通過三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用最強有力的聲音告訴世界：中國贏了！
從上麵的曆史背景可以看出這兩段曆史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時也存在著很多區別，接下來我們就兩者的異同進行分析：
作為曾經叱吒風雲，影響中國命運的領袖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槍杆子裏出政權”理論的忠實擁護者和實踐者，軍閥割據時代的鬥爭經驗讓他們深深地明白奪取並鞏固政權是多麽的重要。於是在“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寧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他寧願頂著對日妥協的罵名也一心要剿滅共產黨這個心腹大患。解放戰爭末期毛澤東毫不理睬國民黨“劃江而治”的談判條件，堅決發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號召。從這裏可以看出鬥爭了幾十年的老冤家毛澤東和蔣介石誰都希望徹底消滅對方，雖然最終誰也沒有消滅對方，然而毛澤東以更加靈活的處理方式爭得了更多的主動。
無論是日本入侵東北還是美國介入朝鮮戰爭都是發生在中國剛經曆了大戰，整個國家滿目瘡痍，經濟百廢待興之時，此時的中國人經曆了長時間的戰亂家破人亡、山河破敗，渴望和平反對戰爭的主觀願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能夠得到一個安定和平的環境對於國家的重建和經濟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作為國家的統治者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深刻地明白這個道理，而且他們何嚐不希望如此呢？但是外來侵略者可不會高抬貴手，給中國創造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蔣介石一再退讓希望能夠換來短暫的和平，然而隨著日本人的步步緊逼最終還是沒有逃脫戰爭的劫難。毛澤東則選擇了戰爭，他明白“止戈為武”的含義，他明白隻能正義的用戰爭去消滅非正義的戰爭，用打贏戰爭去換取和平。因為他明白隻有打得贏戰爭才可能得到持久和平，隻有準備戰爭才可能擁有和平，和平不會垂青於懦弱的守望者，和平隻屬於戰場中的強者。
蔣介石和毛澤東所麵對的敵人都是強大的，一個是圖謀獨霸亞洲的日本軍國主義，一個是一心想稱霸世界的美帝國主義。無論是和日本還是美國交戰對於中國來說都是以弱擊強，盡管是敵強我弱，然而麵對窮凶極惡的敵人妥協退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和平時需要用實力來支撐的，沒有對等的實力就不可能有和平解決問題的基礎。在任何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做出的任何讓步都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複返。”不但不能得到對手和平的響應，反而助長了敵人的威風，得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蔣介石為了避免戰爭曾經對日本做出了一係列讓步：日軍占領東北中國軍隊沒有抵抗，後來又先後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一係列的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然而蔣介石所贈送的“禮品”並沒有滿足日本侵略者，反而更加刺激了他們的侵略野心，加速了全麵侵華的步伐。最後在實在不能再拖的情況下被迫開始抗戰，隻是之中都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雖然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這是付出了極其慘重代價換來的勝利。在這場戰爭中日本慘敗，而中國慘勝。
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誌願軍果斷相主動出擊，雖然在武器裝備上和強大的美軍相比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我軍展略部署正確，戰術運用得當，在戰爭中始終牢牢掌握了戰略主動權，最終迫使高傲的美國人乖乖的回到了談判桌上。在當時美蘇爭霸的背景之下，即使美國占領了整個朝鮮也不敢輕易越過鴨綠江入侵中國，從保衛中國本土來看似乎中國並非非出兵不可，毛澤東的這招險棋看起來似乎違背了中國人“慎戰”的傳統思維方式，其實不然，因為中國人“慎戰”並不是“避戰”，毛澤東出兵朝鮮是通過了謹慎分析論證之後才決定的，而蔣介石在“九一八”到“七七”這段時間裏完全是出於消極避戰的狀態。“慎戰”思想強調後發製人，後發即戰略上的防禦，而製人者需要戰術上的進攻。也正因為毛澤東的果斷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不僅打敗了美帝國主義，而且還獲得了朝鮮這塊重要的戰略緩衝區域。
當然我們在比較毛澤東和蔣介石決策之時不能簡單地進行評判，因為畢竟他們所麵對的情況還是不同的，至少在問題的嚴重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雖然有眾多相似之處，但是事實上蔣介石所麵對的形勢要比毛澤東麵對的情況要複雜嚴峻的多。國民黨黨內矛盾重重，派係、軍閥之間相互猜疑、混戰，接連不斷的內耗大大削弱了整體的合力，而且蔣介石還要麵對的是士氣高漲，正處於不斷發展的共產黨的挑戰；而新中國成立之後，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配合默契，團結一心，內耗少，人心齊，而且麵對的是士氣低落、狼狽逃竄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從這點來看蔣介石所麵對的“內憂”要遠遠大於毛澤東。
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主義奉行的是侵略擴張的法西斯主義，其敢於與強大的英美開戰可見其氣焰之囂張，而且日本是亞洲區域大國，早在田中義一那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裏便指出“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可見征服中國是其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核心部分，獲得中國的自然資源也是日本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不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日本人是不會輕易善罷甘休的，戰爭一旦爆發必將是一場決定存亡的全麵戰爭而不可能成為一場為了有限目的的局部戰爭；然而朝鮮戰爭則不同，美國曆來“重歐輕亞”，因此美國不希望和中國在遠東大打一場而影響了美蘇冷戰的全局部署，而且美國如果入侵中國勢必會引起蘇聯的強硬動作，甚至會引發美蘇之間的大戰，美國不會冒這個險，因此朝鮮戰爭注定隻是一場有限度的局部戰爭。就此來看蔣介石所麵對的“外患”也要比毛澤東嚴峻得多。
險惡的局勢也從客觀上影響了蔣介石的決策，這是蔣介石之所以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先攘外而後安內”而製定了一直以來廣受爭議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這也是受其客觀條件所影響的。“事物存在就有其合理性。”“重內輕外”的思維方式是經曆了中國社會發展幾千年的考驗，至少說明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在中華文化熏陶下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的背離傳統，也不可能完全的拋棄“重內輕外”的思維方式。
蔣介石的做法是一個獨立的曆史事件，但是也存在著一種曆史的必然，如果不是蔣介石掌權換一另個人也許他還會做出同樣的決擇，甚至更為徹底，因為曆史上很多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所犯的錯誤並不在於“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本身，而在於政策的執行過於死板頑固，缺乏靈活。中國有句俗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裏強調的就是靈活。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蔣介石命令中國軍隊不抵抗而丟掉東三省之後，遭到了廣大民眾的口誅筆伐，但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除了東北之外，在大多數地方的民眾中並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抗日浪潮，這時的共產黨在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下，也並沒有明確提出抗日的主張，而是一心執行“反蔣”的武裝暴動，並且在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兵變，希望能夠聯合中共反蔣抗日，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博古、李德並沒有給與回應。從這點來看當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認為：“階級矛盾重於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此時，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沒有受到很大的阻力。
然而隨著日本侵華的不斷深入，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已經威脅到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此時中共適時地將“反蔣抗日”路線改為“聯蔣抗日”，提出了建立抗日聯合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隨後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運動”，這也顯示出了廣大人民群眾已經認識到了日本入侵對於中華民族生存的嚴重威脅，抗日已經成為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然而此時的蔣介石試圖效仿弗朗哥頑固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逆潮流而動，犯天下之大不韙，最終鑄成大錯。中共的深明大義和蔣介石的頑固不化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也極大地改變了國共兩黨的民心所向。 “西安事變”的爆發和日軍步步逼近最終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樣蔣介石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沒有獲得好處，反而吃了“對日妥協”、“消極抗戰”的啞巴虧，使自己陷入了極其被動的境界。
不可否認蔣介石是中國近代一位出色的政客，能夠在軍閥割據、群雄並起的戰亂時代，力壓群雄，脫穎而出，其政治才能至少在玩弄權術方麵是出色的，他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熟悉中國國情的他深知在中國“內憂”總是重於“外患”，如果“內憂”得不到解決，也不可能集中精力解決“外患”，實現國家統一是中國曆朝曆代開國君主所肩負的神聖使命，從維護國民黨獨裁統治的角度來看這點無疑是正確的，於是他采取並堅持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但是蔣介石卻不是一名出色的軍事家，他總是用政治思維去思考軍事問題，而沒有以一個軍事家的視野去審視對日妥協對於軍事作戰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首先一槍不發放棄東北對於中國軍隊的士氣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也助長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和侵華的信心。其次，妥協退讓使我國喪失了大片領土和自然資源，反而讓對手有了一個可靠的後方基地作為擴大侵華的大後方，便於敵人以戰養戰。再次，將敵人引入本國腹地進行決戰對於中國這樣的弱國來說是比較明智的，但是這樣不可避免的要帶來更大的損失，特別是軍用設施和平民的傷亡。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和日軍傷亡懸殊並不很大，但是平民的傷亡數量卻是驚人的。再次，由於日軍是否全麵侵華心存僥幸，戰備工作不充分，這也導致了戰爭中特別是戰爭初期時時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丟失了大片國土，損失慘重。
在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則》中曾經寫到 “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滿蒙到中國，再從中國到世界，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展和擴張的基本路線。在這條路線的指導下，日本全麵侵華隻是時間問題，蔣介石送出的一塊塊肥肉隻能解其一時之饞，而不可能滿足日本軍國主義者征服和擴張的欲望。在戰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一味的消極避讓並不能稱作為“後發製人”。後發製人重在製人，“後發”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策略問題，是為了製人而後發，然而蔣介石完全是在逼不得已，無法退讓的情況下被迫應戰的，這樣的“後發”是盲目的，也是很不明智的。明知不可而為之，自欺欺人的後果當然可悲的。而抗美援朝時毛澤東則準確地把握住了戰略後發和戰術先發之間的辯證關係，果斷出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從“攘外必先安內”想到“和平崛起”
 
在當前的中國“和平崛起”無疑是一個時髦的名詞，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人們都大談中國之“和平崛起”。然而這個看似淺顯易懂的名詞背後卻隱含著深刻的含義。大家在對“和平崛起”狂吹熱捧之時，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理解“和平崛起”的深刻含義呢？到底“和平崛起”應該是政策還是策略？
我認為“和平崛起”至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的崛起；中國在和平的環境中崛起。這兩種解釋雖然在字麵上看似比較相近，然而在實質上其內在的深層含義則大為不同。前者是實現崛起的方式，而後者則是實現崛起的環境。前者對於中國而言是主動的，中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式，而後者我們並不能完全掌握主動權，維護和平的環境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對於並不具備超強實力的中國而言目前還不能像美國一樣具備主宰和平的能力。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學會適應環境，否則將不可能改變環境。
從第一種解釋的角度來看，和平崛起是中華民族最主要的發展方式，在中國曆史上曆朝曆代都是如此。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即使是中國曆史上最具侵略性的元朝最終也被中國內斂的傳統文化所同化而喪失了王朝建立之初的擴張欲望。中國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自給自足的農耕生產方式、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的政治格局、朝貢體係的外交思維、後發製人的防禦戰略這一切都決定了中華民族走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地發展道路，而不像西方大國一樣通過征服擴張，在奴役其他民族，掠奪他國資源的基礎上發家致富。
中華民族愛好和平是眾人皆知的事實，中國不擴張的政治傳統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國曆來和平崛起的史實也是世界人民心知肚明的，既然我們一直如此，那我們還用得著整天大張旗鼓的宣傳我們是“和平崛起”呢？中國之所以如此問題的根結在於“中國威脅論”的出現。隨著中國政治、軍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中國之崛起成為世人不可辯駁的事實，引起了西方敵對勢力的不安而將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於是乎他們便開始大肆叫囂“中國威脅論”。一時間“中國威脅論”無處不在，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處處叫囂、屢試不爽。關於“中國威脅論”爭論成為了世界各大新聞媒體的頭版頭條，其炙手可熱的程度可想而知。
這裏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實在有些讓我們感到費解，就當今世界而言，美國一超獨霸，雄厚的實力天下無雙，仗勢欺人，無惡不作：幹涉別國內政，侵略弱小國家，打壓弱小民族，操縱聯合國，一心圖謀奪取世界霸權而成為了威脅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要說目前世界上誰最囂張，美國當之無愧。再看看南亞的印度發展迅猛，特別是在軍事方麵積極提升軍隊現代化水平，積極發展海空軍試圖成為印度洋霸主，這點絲毫不亞於中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還有日本近年來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不斷擴軍，更新裝備，積極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國，並向海外派遣部隊。
美國、印度和日本不斷的擴軍備戰卻沒人給他們冠以“美國威脅論”、“印度威脅論”和“日本威脅論”。西方大國通過擴張和征服實現國家的崛起卻沒有人說這對世界發展是一種威脅，反而是愛好和平，曆來依靠“和平崛起”的中國卻成為了威脅世界和平的眾矢之的！對於美國、日本、印度以及其他西方大國而言“XX國威脅論”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因為這些性格張揚的民族不但不會視其為包袱，而將其看作國家地位提升的象征，因此而感到驕傲自豪。然而對於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則不同，中國有個成語叫：“韜光養晦”還有一個典故叫“臥薪嚐膽”。這兩個成語都展示出了中華民族內斂的性格特征，中國人通常喜歡采取一種低調的發展方式暗自發展，中國有句俗話：“槍打出頭鳥。”因此不愛出風頭，以防過早暴露實力而遭致對手的警覺。
西方敵對勢力正是看準了中國人怕“出頭”的這個特點，才憑空捏造了一個 “中國威脅論”。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腳的荒謬論題卻把中國人給嚇住了。中國人對於“中國威脅論”十分敏感，其程度程度遠遠高於對手給我們捏造的其他各項罪名。為了表明中國不會威脅別人的立場，中國人進行了一絲不苟的辯駁，以至於搬出幾千年來的曆史用以證明中國“和平崛起”的事實。中國人的觀點是明確的，證據是充分的，論證也是有力的，然而效果去不甚理想。無論我們如何進行辯駁，西方敵對勢力依然大張旗鼓地宣傳“中國威脅論”，不但沒有收斂，凡而愈發囂張。任憑你如何辯解都無濟於事，他該怎麽樣還是怎樣。反而是中國人的辯解被他們認為是心虛的表現，而讓他們感到更加得意。
中國有句俗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而這裏我們遇見的是更渾不講理的強盜，麵對無理取鬧的強盜再有力的辯解都是徒勞的。因為世界政壇不是公正無私的法庭，這裏也沒有公平的法律來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和糾紛，在強者為王、敗者寇，弱肉強食的現實世界裏“強盜邏輯”的存在使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此時不僅讓我想起了上世紀初的中國，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反誣是中國軍隊幹的，以此為借口挑起事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在此危急關頭，國民黨當局軍事上不作抵抗，而是讓顧維鈞跑到國聯去控訴日軍的暴行，表明中國的無辜和不幸，最終顧維鈞的“慷慨陳詞”請來了李頓調查團，然後後來的結果怎樣呢？中國人的努力並沒有能夠阻止日軍的侵華政策的執行，幾年後日本又一次以“丟人”為由製造了“七七事變”，不久日軍的鐵蹄踏遍了大半個中國。
在國家利益至上的當今社會，維護本國、本民族的利益才是一個國家的最高利益。鐵一般的曆史和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當今世界國際主義和國際友誼永遠是讓位於國家利益的。麵對殘酷而現實的世界格局，現實主義成為了大勢所趨。雖然我們不能放棄崇高的理想，也不能放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但是我們必須以為民族、國家負責的態度去審視現實的問題，做好最壞的打算。中國有句古訓：“置之死地而後生。”這句解決戰爭問題的名言在這裏也有極強的現實意義。隻有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才可能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任何問題。隻有準備好了戰爭才可能擁有和平，也隻有做好了非和平解決問題的準備才可以放心大膽的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
在本節的第一段我曾經提出了一個問題：和平崛起應該是政策還是策略？對此我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來政策是對內的，而策略是對外的；政策是相對穩定的，而策略則是靈活多變的；政策具有連貫性，而策略則具有階段性；政策是主觀決定的，而策略是根據客觀情況而製定的相應對策。從政策和策略特點來看，我認為“和平崛起”應該是我們對外交往的策略，是一個完全的外交詞匯，而不應該作為中國發展崛起的政策。
小平同誌說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壓倒一切的根本，發展的目的就在於實現民族的崛起。因此我們在處理一切問題時必須落腳於發展這個中心，朝向崛起這個目標。至於“和平發展”、“和平崛起”中的“和平”隻是“發展”與“崛起”的定語而已，作為定語“和平”始終是為主語服務的。在必要的情況下我們寧願放棄所謂的“和平”也必須保證我們的發展和民族的崛起。不要為了片麵的追求所謂的“和平”而影響了發展和崛起的大計，而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因此，發展和崛起是我們的政策是所在，而和平則是我們需要極力渲染的對外策略。策略服從於政策這是客觀規律，這也是我們所必須的。
西方敵對勢力極力鼓吹所謂“中國威脅論”其用心是險惡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一方麵對中國進行政治孤立、軍事遏製、經濟封鎖和文化滲透；另一方麵又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這樣隻允許美國欺負中國，而中國一旦作出反抗或這時表露出反抗的意圖則將被視為是中國威脅美國！這是什麽邏輯？隻許美國放火，而不許中國點燈！中國曆來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而對待這樣一個從不把自己和他人同等對待的霸權國家而言可以保持“和平”但是能與之平等對話和共處嗎？
此時此刻不僅讓我想起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往事，日本軍國主義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者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其中每一次事端都是日本人挑起的，然而他們總是栽贓給中國軍隊，柳條湖事件、虹口事件、宛平事件等等都是如此。按日本人的邏輯來看是中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駐防、威脅了日本在華利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日本被迫進行的反擊。這是何等的荒謬，這簡直就可以說是戰術級的“中國威脅論”！然而蔣介石為了避其風頭，保住這脆弱的“和平”，不斷妥協退讓，最終蔣介石的“誠意”並沒有扼製戰爭的爆發，反而因為怕被日本人找到中國威脅“中日親善”的口實，而束手束腳不敢在戰爭前線大舉進行戰備。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前，上海市區駐有大量日軍，然而由於“淞滬停戰協定”的限製中國正規軍卻不能在上海駐紮，以至於開展初期在中國的國土上反而形成了敵眾我寡的不利局麵。
蔣介石的教訓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對於“中國威脅論”我們不要怕，敵對勢力製造“中國威脅論”目的不就在於遏製中國的發展，敵人這招十分的陰險毒辣，這分明是對中國的變相恐嚇：“中國持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崛起，中國崛起必將威脅他們獨霸世界的美夢，威脅他們獨霸世界必將引起他們的不安，他們不安也就必將會采取不利於和平的措施，這樣也就必將會影響到中國的和平崛起！”這就是敵人的邏輯。如果我們為了避免“出風頭”而自縛手腳，不敢放手搞建設，特別突出的表現在國防建設上，這樣我們豈不是正中敵人下懷，敵人不費一槍一彈便實現了束縛中國發展的目的！
第一種意義上的和平崛起強調的是中國崛起的方式，而第二種意義上的崛起則是強調中國崛起的條件。任何一個民族的發展和崛起都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戰亂和動蕩是不利於國家建設和發展的，因此對於一個希望實現強大和崛起的民族爭取和平穩定當然是第一要務。
反對戰爭、爭取和平這是我們的目標，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怎樣才能獲得和平？什麽樣的狀態才能稱為和平呢？戰爭與和平是人類幾千年來一個不變的話題，在人們的印象中戰爭與和平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在承認兩者對立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沒有戰爭的狀態即為和平。《現代漢語詞典》中也是這樣對“和平”作解釋的。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概念來理解和平崛起，那麽“和平崛起”便可以理解成：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崛起。
“和平崛起”是否等價於“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崛起”這個問題值得我們仔細推敲。至少我認為兩者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在我看來非戰爭狀態不是我們想要的和平狀態。按第二種意義來理解中國實現和平崛起所需要的是不會發生戰爭的狀態，而非沒有發生戰爭的狀態。“不會發生戰爭的狀態”和“沒有發生戰爭的狀態”從字麵上看雖然僅僅一次隻差，但其含義這是有很大區別的。不會發生戰爭代表的是一種趨勢，一種動態，即是說過去沒有戰爭發生，現在沒有，未來也不會；而沒有發生戰爭則代表的是一種靜態，一種表象，隻能說現在沒有戰爭但並不意味著將來戰爭不會爆發，通常暴風雨來臨之前都是出奇的平靜，表麵的和平常常孕育著危機。
不進行戰爭並不代表我們擁有和平，蔣介石一再妥協讓步，暫緩了日本入侵的腳步。雖然在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之中日本軍國主義沒有發動全麵侵華，戰火也沒有燃到中國的內陸和沿海精華地區，但是蔣介石的讓步換來和平了嗎？美軍在海灣戰爭之後的十二年中除了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之外再沒有對伊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但是在美國的經濟封鎖、軍事威懾下伊拉克能安心建設嗎？朝鮮戰爭之後的五十多年裏朝鮮半島再也沒有爆發過戰爭，但是朝鮮有條件“和平崛起”嗎？
和平就如愛情一樣不是一廂情願，而必須是兩情相悅，維護和平需要的是雙方共同的努力，任何一方的單方麵行動都可能導致和平的破壞，破壞和平需要武力。同樣也需要用武力去破壞戰爭狀態，而恢複和平狀態。和平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過程，是一個力量對等變化的動態過程，當一方力量發生變化時，而另外一方保持不動這並不叫維護和平，反而是縱容戰爭的爆發，這是對和平的不負責態度。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隻有能夠打贏戰爭而讓對手不敢發動戰爭才可能獲得穩固的和平，否則這樣的和平都是脆弱的。特別是對於“樹大招風”的世界大國而言更是如此。
中國的崛起需要和平的環境，這是我們希望的，同時我們的敵人不希望的。真正的和平是需要有保障的，必須用強大的實力作為保障的，要想擁有和平的發展環境我們就必須做好用非和平手段保障中國崛起的準備。要想和平崛起就必須有戰爭的準備，我們不好戰，卻不能忘戰。為什麽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敢輕易與美國交戰，因為他隨時都在備戰。而為什麽中國曆史上總是擺脫不了戰爭的困擾，因為中國人總是忘戰。大量的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備戰則無戰，而忘戰則必戰。毛澤東主動出擊打贏的朝鮮戰爭而讓美帝國主義懸崖勒馬而不敢入侵中國，蔣介石一再退讓結果引狼入室，終究沒有能夠阻止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
前麵我已經談了對於“和平崛起”的兩種理解，一種是崛起的方式，一個是崛起的條件。其實這兩者應該是和平崛起的兩個要素而不應該孤立開來看的。按數學上排列組合的方法，我們可以列出四種情況：1、在和平的環境裏用和平的方式崛起；2、在和平的環境裏用非和平的方式崛起；3、在非和平的環境裏用和平的方式崛起；4、在非和平的環境裏用非和平的方式崛起。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和平環境是指戰爭不會爆發，至少是在崛起所需的時間之內；而非和平環境則包括存在嚴重戰爭威脅或處於戰爭狀態。
從以上四種情況來看，第一種情況是最理想的，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也正是如此，古代中國國力強盛、軍隊強大，在東亞地區首屈一指，實力之強是人和周邊國家所不可比擬的，超強的實力讓中國的對手望而卻步不敢輕易與中國交戰。麵對和平的外部環境中國又采取了和平的發展方式，自力更生而沒有走向擴張和侵略。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就屬於第二種情況，他們在工業革命之後，通過征服和擴張，大肆掠奪別國資源和財富而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第三種情況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這點中國人是深有體會，洋務運動沒有改變中國落後的命運，戊戌變法也沒能實現中國的複興，1927到1937“黃金十年”的建設成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踐踏下也毀於一旦。第四種情況雖然不可能直接實現國家之崛起，但是動用非和平的手段可以改變非和平的狀態而為崛起創造條件。中國共產黨在“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指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和民族的解放為中國今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愛好和平的中國人來說不會選擇第二種情況，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不能選擇第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用和平的方式在和平的環境裏崛起當然成為了我們的最佳選擇。願望是美好的，中國過去也的確是這麽做的。但是過去畢竟隻能代表過去，過去中國如同當今美國一樣具有超強的實力，現在有嗎？過去中國人不用擔心外敵入侵而可以高枕無憂，而現在行嗎？中國雖然現在沒有戰爭，但並不代表我們沒有戰爭的威脅，也並不代表在我們為崛起而努力的過程中不會遭遇戰爭。時代不同了，情況也變了，我們不能總是用靜止的眼光去看問題，過去能行的現在不一定能行了。我們爭取最優的情況同時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用非和平的方式去改變非和平的環境，而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一味追求和平而最終不但沒實現和平，而沒有實現崛起這個問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