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戰犯河本大作的最後歲月 （ZT)

　　臭名昭著的日本戰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國兵庫縣人。這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從軍以後,一貫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國。1926年至1929年,他擔任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1927年6月,日本內閣總理兼外交大臣田中義一召開“東方會議”,河本大作作為關東軍司令武藤信一的隨員列席會議,提出“使滿洲脫離中國本土,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主張。
　　
　　罪行累累惡名昭著
　　
　　“東方會議”之後,河本大作積極活動,於1928年6月上旬導演、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礙日軍在東北進行侵略行動的北洋政府大元帥張作霖。暗殺張作霖事件不僅引起世界輿論大嘩和英美兩國政府的幹涉,還打亂了日本田中內閣的戰略部署,造成了適得其反的後果,日本一些軍政要員,也認為河本大作等人的做法過於露骨和拙劣。1929年5月,一意孤行的河本大作被田中義一內閣和日軍大本營免去關東軍高級參謀職務,內定永久不能晉升軍級。
　　1932年10月,在“皇姑屯事件”完全平息以後,河本大作被任命為滿洲鐵路理事。1936年10月,出任滿洲炭礦理事長。他堅持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瘋狂推行“人肉開采”政策,以中國人民的生命來換取日本國所急需的礦產資源,在東北大地上製造了許許多多掩埋中國勞工白骨的“萬人坑”。
　　河本大作於1942年9月從東北來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倉財閥代表),擔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表麵上是一個企業實體,實際上是日本軍國主義對華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的組織。河本大作上任以後,多次在各廠長參加的會議上強調:“本會不是贏利性企業,而是經濟軍團司令部,要進一步加強生產,以貢獻於大東亞戰爭。”他親自組織“山西急進建設團”,強行征募和驅使大量青年勞工為日本國掠奪山西煤鐵等物產賣命。他還夥同日軍第一軍經理部、偽山西省政府日軍顧問室,征集19至21歲的中國壯丁,押送到山西產業社所轄46個工廠和礦山,強迫進行高強度勞役,為日軍實行“現地自活體製”賣命。另一方麵,通過日本在河北、河南等地的駐屯軍,以招收民工為名,誘騙貧苦農民,到山西各地的煤礦鐵礦,強製進行長期的超負荷的禁閉勞動。在武力的支持下,日軍對山西的豐富礦產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掠奪的對象包括煤炭、鐵、錳、鉛鋅、硫磺、石膏、池鹽、芒硝、木材等等。對於掠奪山西資源,河本大作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長遠的設想:“對山西的政策,應采取將山西的煤運往日本,而不是采取在山西建立重工業的方針。為此,必須以山西豐富的石灰石、無煙煤與黃河的水利發電為必要材料,建立一個瓦斯工廠。其次大力開采太原到介休間的石膏礦,以製造水泥、硫銨、急性硫酸和建築材料。”
　　日本侵略者對所有勞工進行殘酷的盤剝和壓榨,導致勞工大量死亡。僅在大同礦區,就製造了14個“萬人坑”,害死礦工6萬多名。
　　另外,河本大作還積極參與日軍山西派遣軍的情報、策反活動,與第一軍司令官澄田中將密謀招募中國士兵,彌補日軍兵源的嚴重不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動山西產業株式會社300多名日本職員投靠閻錫山。閻錫山將山西產業株式會社改為西北實業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擔任“總顧問”參與管理。他還策動其他日本工程技術人員留在山西,為閻錫山政權管理工廠、礦山,維修軍事設施。
　　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的河本大作,還勾結偽山西省公署日本顧問輔導官城野宏、山西派遣軍第一軍情報參謀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發起“在晉日人殘留運動”,串聯戰敗的日軍官兵和技術人員及其家屬,繼續與閻錫山“合作”、“寄存武力”,為“複興祖國”而“殘留”下來。他竭力鼓吹什麽“日本的複興之烽火,應從山西之一角燃燒起來”。閻錫山則為了“共同防共”、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統治,對所有日本“殘留”人員給予優厚待遇,對留用的日本軍人,全部給予軍官待遇,在現有級別的基礎上連升三級。1947年夏,閻錫山將“殘留”日軍改編為“暫編獨立第十總隊”,與人民解放軍作戰。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太原發動總攻擊,2600多名“殘留”日軍有500餘人戰死、700餘人被俘,其餘的投降。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侵略者,最終難逃與閻錫山政權一起覆滅的命運。
　　
　　在押初期拒不認罪
　　
　　太原解放後,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戰爭犯罪分子,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一直在太原關押。太原日籍戰犯管理所設在小東門看守所內。外層關押中國犯人,內層關押日本犯人。從外層到內層有三道門,不是“聯合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不能進入最後一道門。工作人員一般都在內層食住,夥食為一般幹部的“大灶”,住宿較緊張,像普通教室大的寢室,安設兩排通鋪,20多人並排而睡。山西省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成立以後,檢察機關就將河本大作作為偵查、起訴的重點對象。他是日軍指揮機關的高級參謀,罪行重點在日軍侵略方針製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劃上。河本大作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罪行被社會公開揭露的材料比較多,但有關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卻不多。河本大作是所謂的“中國通”,侵略經曆長,資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絕不會輕易低頭認罪;他還愛耍小聰明,放“煙幕彈”,反偵訊經驗多,使得偵訊方對他過去的高層次的幕後陰謀策劃活動取證非常艱難。
　　當時,負責偵訊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輕的大學生。他就是越南歸僑葉季龍。葉季龍1931年出生於越南,幼年時回國求學。195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葉季龍被借調出去參加遣送日僑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僑工作結束,葉季龍正式調到山西省調查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罪行聯合辦公室,擔任書記員兼做偵訊工作。
　　於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戰犯和這位初出茅廬的中國大學生,展開了一場場較量。
　　葉季龍不敢掉以輕心。他抓緊一切時間和機會,學習相關的法律與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與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斷,在審判評議會議上做好筆記,特別注意聽清重點審判員、庭長的意見和總結發言,隨後和自己事先的判斷相比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虛心請教;另外注意總結學習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總結。這樣,很快縮短了和老同誌業務上的差距。
　　他用一個多月時間,反複閱讀有關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總體上對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偵訊河本大作案犯的總體計劃。領導批準了他提出的偵訊計劃。
　　偵訊開始時,河本大作低垂著頭,但時時都在窺視對方,尋找掙紮、逃脫的機會。他看到葉季龍是一個年輕人,以為他閱曆淺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華罪行時,竟然大放厥詞:“中國的東北和日本帝國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日軍將士用鮮血換來的滿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軍閥蹂躪了。”“日本在大陸經營全被搞垮了。”
　　麵對他的這一套顛倒侵略與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關係的強盜邏輯言論,葉季龍當場嚴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當年侵略中國的立場上說話,這裏不是你在“東方會議”上陳述侵略主張的場所。如今你必須認清你是在中國的土地上,你不過是一個失敗的侵略者。你必須從侵略失敗中醒悟過來,你要對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表示應有的反省與懺悔,老老實實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偵訊交鋒中,我方先給河本大作定位為“失敗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氣。
　　在偵訊中,河本大作還繼續兜圈子,不交代實質性罪行,對他和家裏的女傭人以及女傭人的親閨女同居之事卻津津樂道。葉季龍立即加以阻止。
　　
　　在後來的偵訊交鋒中,河本大作供認:他從到關東軍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對中國采取主動攻擊的侵略政策。他主張的具體策略是:趁張作霖的30萬軍隊敗退時,在山海關解除其武裝,進而控製“滿洲”。河本大作對形勢的估計與策略獲得關東軍司令武藤信一的認可與支持,武藤信一根據河本大作擬定的《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計劃》在“東方會議”上作了發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隨員身份列席會議。“東方會議”按這個思路最後形成了《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武裝侵占的基本方針。河本大作根據這一方針擬定了詳細的日本關東軍解除中國奉軍武裝的作戰計劃。後來因為日本天皇敕命遲遲未下達,隻好放棄原計劃。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河本大作又開始策劃暗殺張作霖的陰謀。
　　當問到為什麽要把矛頭直指張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後快時,河本大作說:“張作霖是日本扶植起來的,後來越來越不聽日本帝國的話,忘恩負義的行為不勝枚舉,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葉季龍當麵加以駁斥:“這絕不是朋友間的‘忘恩負義’問題,你這是地地道道的強盜邏輯。你們日本人把張作霖當作‘傀儡’,屢次逼迫他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滿足你們苛刻無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絕。這才是你們殺害他的主要原因。張作霖是中國人,有起碼的民族意識和氣節。他說:‘我是東北人,東北是我的家鄉,父母祖宗的墳墓所在地,我不能出賣東北,以免後代罵我張作霖是賣國賊!’你們的所作所為,是對我們中國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因為張作霖沒有滿足你們的侵略要求,你們就可以在他的國家的領土上,在他的家門口將他炸死嗎?誰給你們的權力?這樣做符合國際法的哪一條?”
　　關於“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謀劃與實施的,河本大作開始時交代得較膚淺,可是對同牢房的犯人卻盡情吹噓。他描繪陰謀策劃是“必死之陣”,從說服關東軍司令官到情報調研,從選擇炸車地點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備、人員落實等等,每一步和每一個細節,都準備得十分具體,並有2~3個方案可供對比選擇,做到隨機應變,萬無一失。其中,對川島芳子用色情窺探張作霖行程等,則視為自己的“絕妙傑作”。
　　後來,偵訊人員通過管教人員和日籍戰犯城野宏等的接觸、交談,獲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噓的全部內容,又經過做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偵訊過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對由他主謀並親自實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較深入和詳細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陰謀策劃在炸車之後,趁奉天以及周圍社會動亂,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然後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為此,河本大作在奉天大和旅館門前集結了一個旅團的兵力。他估計,張作霖被炸後,他的衛隊可能會進行報複。那時,可令參謀尾崎大尉率領關東軍與之交戰,攪亂局勢,進而以“維持治安”為名,出兵占領奉天乃至全東北。但由於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實意圖的關東軍參謀,在3日夜裏解散了集結在大和旅館門前的那個旅團,緊急集合命令又被參謀長齋滕中將嚴令阻止,所以事件並未按他所策劃和希望的那樣繼續發展。當時奉天當局已識破日軍的陰謀詭計,為了穩定局勢,防止日軍趁機舉兵作亂,一方麵讓奉天督軍參議臧式毅、奉天省長劉尚清勸阻了奉天軍隊的自發報複行動;另一方麵對張作霖去世一事嚴密封鎖消息,秘不發喪。

　　河本大作在受審中,對這一段罪行作出與事實不符的交代。他說,爆炸過後,他親自帶軍醫到張帥府去慰問,目睹張作霖傷勢很重,腸子已流出腹外,必死無疑;當天立即電告日本軍參謀本部說“張作霖已被炸死”雲雲。事實上,當時河本大作對張作霖是死是活並不知悉。隨後讓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問,實則探聽消息。這位夫人見帥府燈火通明,氣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麵無戚容,談吐從容。這些狀況讓日方“摸不著頭腦”,使得河本大作的進一步陰謀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發表通電,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實現了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一領導。日軍暗殺張作霖事件造成了適得其反的後果。田中義一首相得知河本大作炸死張作霖時,沒有露出勝利的笑容,反而流著眼淚長歎:“孺子不知父母心,一切都完了!”
　　
　　防線崩潰低頭認罪
　　
　　當審問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機場最後一班飛機起飛,河本大作為什麽不逃跑的原因時,他開始時狡辯說:他曾經在日本駐朝鮮公使館當武官時,岸信介是他手下的雇員,如今岸信介當了日本首相,他無臉回國作岸信介的臣民。葉季龍立刻批駁他說:1949年4月岸信介還被美軍關押在監獄裏。他當首相是1955年釋放後的事。河本大作隻好承認:沒有逃離山西回國的真正原因,是“擔心被美軍關入牢房”。
　　經過一次次的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緒越來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線徹底崩潰,隻好交代自己在中國在山西犯下的種種罪行。這其中的原因,一個是“角色轉換”的結果。昔日騎在中國人民頭上為非作歹、囂張狂妄不可一世的軍國主義分子,如今淪為“階下囚”,麵對強大的正義的力量,自然沒了“底氣”,深知自己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擋曆史車輪前進的力量!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政府對待戰俘的政策的強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員的人格,不打不罵,在生活上讓他們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來的將、校級軍官待遇),又有醫療、文體娛樂,還讓家屬探監,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惡累累的戰犯懺悔認罪,請求寬恕,並鼓勵和幫助周圍的戰犯悔過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過學習,思想認識也有所提高。他說:“通過學習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過頭,就會走向反麵’的道理。張作霖不願當親日派,我炸死他,結果他的兒子張學良率領奉軍迅速倒向親美的蔣介石那邊,這是我預料不到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策劃與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七七盧溝橋事變,獲得的是短暫的軍事勝利。但在槍口下生活的中國人民不甘心情願當亡國奴,他們跟共產黨、八路軍走。是日本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趕到共產黨那邊了。日軍偷襲珍珠港成功,我曾為之歡呼,後來才懂得它產生了幫助敵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國人民,有力地幫助了羅斯福總統動員美國人民擺脫和平主義,迅速行動起來,同仇敵愾,投身於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使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變成眾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占別國的領土、主權、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來毀滅性的武力報複。”
　　河本大作說:“事情做過頭了,後果適得其反,這是從我一生的經曆中取得的教訓。”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惡後說:“我輸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政策輸了,天皇的大陸政策以及發動的‘聖戰’徹底輸了。我們給自己挖掘了墳墓,我認罪,罪有應得。我願在認罪供詞上簽字劃押。”
　　他一次又一次當著大家的麵,懊喪地跪在地上叩頭,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懺悔,謝罪道歉,請求中國人民寬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審訊和接受公開審判前,就因年邁體弱,病死於太原日籍戰犯管理所,終年71歲。
　　(責編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