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鬆與音樂家鄭律成的故事

　　鄭律成與延安的動人歌聲
　　
　　抗戰時的延安，是一個歌聲起伏的天地。
　　
　　唱歌，早已遠遠超出了文化娛樂的範疇，被我軍列為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紅軍初創時期，教唱革命歌曲就是政治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延安時期，一大批音樂家來到聖地，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參加革命。這其中，有一位來自朝鮮的作曲家——鄭律成。
　　
　　1918年8月13日生於朝鮮全羅南道的鄭律成，父兄都是愛國者。他們目睹了自己的祖國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受了國破家亡的悲痛。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了規模宏大的“三·一”獨立運動，鄭律成的大哥、二哥因參加這次運動而遭通緝，在朝鮮難以立足，便來到中國，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大哥回朝鮮秘密組織革命活動，被關進監獄，出獄不久便病故；二哥進了雲南講武堂，後參加北伐，英勇犧牲。一直想把小兒子留在身邊的母親，曆經了這些大起大落、血淚交織的生死變故，毅然把鄭律成送到了戰火中的中國。
　　
　　七七事變發生後，鄭律成在著名愛國人士李公樸先生的資助下，背著小提琴和二哥留下的曼陀鈴，帶著《世界名曲集》，於1937年10月由上海到達延安。他先在陝北公學學習，後又進入魯迅藝術學院。他麵部棱角分明，有很強的雕塑感，肩膀甚寬，個兒適中，善於指揮數千人的大合唱，也能在聯歡會上一個人引吭高歌。
　　
　　進入延安的第二年，鄭律成譜出了聞名遐邇的《延安頌》。當時，千千萬萬青年人在抗日戰爭潮流衝擊下，如同奔向太陽一般奔到了延安。延安的街頭、曠野、延河邊，山山野野，到處人如海，歌如潮。“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哦!延安，你這壯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心中奔騰!”那時，人們穿的是草鞋，住的是窯洞，吃的是小米飯，喝的是南瓜湯。可是，每個人心中對這裏的一切一切都充滿了熱愛，洋溢著幸福之感，而這支歌正好抒發了人們心底的這種感情。因此，哪裏有人群，哪裏就有這動人的歌聲。
　　
　　這首歌從延安傳到各解放區，傳到了全國各地，傳到了東南亞。此時的鄭律成，像一團滾動在聖地延安的金色火焰。這首歌歌詞的作者是從廈門進入延安的才女陳淑媛(莫耶)，她是在鄭律成的請求下迅速完成這首歌詞的。1993年6月5日，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將《延安頌》定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並頒發了榮譽證書。
　　
　　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則是鄭律成為中國革命做出的更大貢獻。這首歌是他和公木共同創作的《八路軍大合唱》8首歌曲中的一首，原為《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在我國新音樂運動史上，有著譜寫戰鬥歌曲的優良傳統。許多音樂家都在創作中義不容辭、不同程度的涉及音樂的軍事題材。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現在的國歌)、冼星海的《救國軍歌》、麥新的《大刀進行曲》、賀綠汀的《遊擊隊歌》，都曾經是經久傳唱的名曲。在中華民族抗擊日寇的解放事業中起到過激勵、奮發、鼓舞鬥誌的巨大作用。然而，在軍歌創作上，鄭律成卻占有一個突出的地位。他從19歲到達延安開始，直到逝世前，從未間斷過軍事題材——軍歌、戰歌、進行曲的創作。他始終如一地謳歌人民子弟兵，其作品數量之多、體裁之廣，可說是不多見的。他既是我國新音樂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也是當之無愧的我國軍事題材歌曲的開拓者。譜寫氣魄雄渾的《八路軍大合唱》時，鄭律成剛剛20歲。在延安，在這個時候，他還收獲了自己幸福的愛情。
　　
　　綻放在延河岸邊的愛情之花
　　
　　生於四川巴縣的姑娘丁雪鬆，眉眼兒秀氣，1938年初進入延安時，剛剛19歲。在女子大學，她是校友會俱樂部的主任，清晨出操，她在延河邊喊口令；文娛活動，當然由她組織。這個腰紮皮帶、短發拂耳的女子，自然引起了鄭律成的注意。鄭律成常常老遠跑來，找她商量文娛方麵的事情。兩個人在一起談音樂，談身世，也談經曆。兩人的出身一樣貧苦，年齡也相當，談到高興處，兩人便站在蒼茫的黃土高原上，對著長河落日、塞上孤城放聲高歌。鄭律成聽了丁雪鬆的歌聲，稱讚她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中音。他哪裏知道，早在重慶市的教會學校文德女中學習時，丁雪鬆就無師自通，學會了吹洞簫、橫笛，還會彈風琴，而且開始接觸西方宗教音樂，被吸收到唱詩班。想不到半年之後，她會在如此遼闊的黃土高原上，與異國朋友一起發出這樣蕩人心魂的肺腑之音。
　　
　　一天，丁雪鬆回到自己的窯洞，眼睛忽然一亮，驚訝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著一瓶盛開的馬蘭花，桌上放著一本包著皮兒的書。翻開書的扉頁，是《安娜·卡列尼娜》。送書人署名：鄭律成。丁雪鬆的心怦怦直跳——她明白，是美妙的歌聲、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他們連在了一起。
　　
　　但不知何故，鄭律成忽而受到懷疑，詢問、審查，神秘兮兮，沒完沒了。也有人反複勸說丁雪鬆，讓她與鄭律成趁早斷絕往來。丁雪鬆回答：我寧願永遠等著他!1941年底，參加過長征的朝鮮同誌、八路軍炮團團長武亭來延安開會，出麵作證，鄭律成才得到解脫。
　　
　　鄭律成與丁雪鬆成婚那天，周揚主持婚禮，賓客擠滿了窯洞。鄭律成是個好獵手，打了兩隻黃羊招待大夥，紅紅火火地熱鬧了半宿。
　　
　　第二年，他們生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兒。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生活非常艱難。為了給女兒補充營養，鄭律成賣掉了自己千裏迢迢背進延安的心愛的小提琴，給女兒起名為“小提”。兒時的鄭小提總是病災不斷，關於父愛的另一段回憶，可以做如下描述：母親帶工作組下鄉，由父親一個人照顧她。因她患了百日咳後身體一直很弱，後來又得了痢疾，高燒不退，人們都說這個孩子活不成了。父親將從前方帶回來的退燒藥放在針管裏，自己給女兒注射。就是這樣一次一次的注射，終於使她退了燒，創造了奇跡。
　　
　　實際上，鄭律成對其他的孩子同樣有關切的愛，在與他們的接觸中獲得了不少素材，寫出了《綠色的祖國》、《我們的生活多麽幸福》等優秀的兒童歌曲。後來人們談到鄭律成時總在猜想：或許正因為這種愛，他才有像孩子們一樣純真的感情，有像孩子們一樣永不消減的熱情。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鄭律成在朝鮮工作期間，還為朝鮮人民譜寫了《朝鮮人民進行曲》、《朝鮮人民遊擊隊戰歌》等，在朝鮮軍民中廣為流傳。抗美援朝戰爭中，鄭律成經常出沒於硝煙彌漫的戰場，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譜寫了《中國人民誌願軍進行曲》、《誌願軍十讚》(歐陽山作詞)、《歌唱白雲山》(劉白羽作詞)等，鼓舞誌願軍抗擊中朝人民的共同敵人。
　　
　　鄭律成在朝鮮時，丁雪鬆也去了平壤。夫妻二人分別為各自的國家進行工作(丁雪鬆擔任華僑聯合會總會委員長及新華社駐平壤分社社長)，一家人事業順遂，和平安定。到了1950年，中國政府決定在平壤建大使館，鄭、丁二人便不能不進行抉擇了：夫妻之中，必須有一人加入另一方的國籍，不然，隻有分手。連續幾個夜晚，兩人決斷不下，無以成眠。中國畢竟是鄭律成的第二故鄉，對丁雪鬆與孩子，他更怕想到“割舍”二字。後經周恩來批準，鄭律成加入中國國籍，夫妻二人心滿意足地回到了中國。
　　
　　中國，朝鮮，兩個國家的軍歌出自一個音樂家之手，這位音樂家夫妻二人在根本上又分屬於兩個國度，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音樂家之死與丁雪鬆之痛
　　
　　鄭律成是一個重感情的剛強漢子。劉白羽懷念他時，在1997年8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在紀念他時，不能不想到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麵。那還是“四人幫”竊取部分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的時候，到像我們這樣所謂“黑線人物”家裏來，是冒著風險的。一個夜晚，有人敲門，門開處，我一下看到鄭律成同誌，我們又激動又高興，握著手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們兩人都雙鬢染上白霜了，他非常關切地問我身體怎麽樣?至於他自己，他說他身體很好，就是血壓高一點。他還是那樣正直，他直率地談到“四人幫”霸占樂團，他說：“我不到他們那裏去!”當時這一句鐵骨錚錚的話是有千鈞之重啊!不過在談話之中，我覺得他的心情和我一樣都很沉重，但我又覺得他火熱的熱情還是充滿全身。
　　
　　烏雲總有消散之日，“四人幫”終於垮台了。全國人民沉浸在極度的狂歡之中!鄭律成身為偉大的音樂家，其興奮可想而知。1976年12月7日，鄭律成張羅著要去打魚，丁雪鬆公務在身，忙得顧不上丈夫。中午，鄭律成腦血管崩裂，倒在了長風嗚咽的山林之中……
　　
　　因過度興奮而死亡，亡人也許會含笑瞑目吧，但他留給生者、留給妻子的悲慟，卻不堪忍受!
　　
　　第二年的這一天，為紀念鄭律成逝世一周年，以中央樂團為首的6個文藝團體舉辦了“鄭律成作品音樂會”。那些與鄭律成同飲延河水的老首長、老戰友和文藝界知名人士都來了，“魯藝”、“抗大”的同誌組成了“老戰士合唱團”。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馬海德聽了這個音樂會，動情地對丁雪鬆說：“老同誌在一起唱當年的革命歌曲，好像又恢複了戰鬥的青春。受過磨難的同誌又被‘啊，延安’的戰鬥歌曲聚攏在一起，多有意義!”
　　
　　馬海德很難發“鄭律成”3個字的音，所以，他一直稱鄭律成為“啊，延安”。
　　
　　從1977年開始，幾乎每一個清明節，丁雪鬆都要把一束鮮花放在丈夫的靈前。她靜靜地麵對著那個已經長眠的人，默默地訴說著她真摯的愛，訴說著她心中那份沉重的歉疚：
　　
　　我這一生的確做過不少事，不管做得好不好，我知道我問心無愧。但是我惟一愧對的是我們這個家。這麽多年了，我幾乎從來不理家務。我的丈夫鄭律成生前就常常開玩笑說：你是我們家中的官僚主義者。我心裏很清楚，如果說我這一生還做出過一點成績的話，這和他一向對我的幫助和鼓勵是分不開的。的確，我這一生，對他，對我的孩子，真是太吝惜時間和精力了。
　　
　　每當我想到鄭律成的早逝，我總是覺得自己有一份推卸不掉的責任。他長期以來患高血壓症，但是我每天忙來忙去的很少關心他，我甚至不知道這種病嚴重時可以奪去一個人的生命。1976年12月7日他去世的那一天，哪怕我稍微警覺一點都會注意到：他當時血壓高得連脖子都紅了。可我因為忙著第二天出國訪問的事情，絲毫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他說他感到有些頭暈，想到郊外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我就那樣眼睜睜地看著他消失在屋外怒號的狂風裏，耳邊還回響著他臨走時對我說的一句話：“我會早些趕回來的，明天早上我要到機場去送你……”就在那一天的中午，一個告訴我他被送到昌平醫院去搶救的電話打過來了。我呆愣了片刻之後，才猛然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當我趕到他身邊的時候，腦溢血已使他不省人事。兩個小時之後，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就令人難以置信地離我們而去了。事後友人忍不住詰問我說：你為什麽會那麽粗心呢?高血壓病人最怕一冷一熱的刺激。那天外邊的氣溫那樣低，你怎麽就讓他出去了呢?我隻覺得自己無言以對。
　　
　　一切都已經無可挽回了……
　　
　　1979年2月，丁雪鬆出任中國駐荷蘭大使。中國人民的第一位女大使，以東方女性獨有的韻致出現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丁雪鬆在荷蘭600多個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為她贏來了一個公正的評價：丁雪鬆是女大使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年以後，命運又給了她一次機遇：出任中國駐丹麥大使。在這個誕生過許多美麗童話的國家，丁雪鬆又度過了忙碌而充實的兩年。離任時，丹麥最大的國際貿易公司寶隆洋行的總經理和4名副總經理全體出動為她餞行。經理們站在丁雪鬆麵前，其意義不同於一位外交大臣對一位稱職的女大使的褒獎，而是意味著一批成功男性對一位傑出女性的欽佩。總經理先生致詞時如此說：丁大使把高雅的風度與職業的外交和卓越的才能結合了起來……丹麥和寶隆洋行將想念丁大使。
　　
　　人生無悔。為“大家”而獻青春獻血汗，她舍棄了“小家”的歡樂。丁雪鬆托起的，是一位無私的中國女性光彩奪目的自尊和自強。
[稿源：紅網綜合]
[編輯：鄧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