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蔣介石下野後，循前兩次下野慣例，迅即離南京返抵故裏浙江奉化溪口，以便“沉思與自省”。據董顯光所著《蔣總統傳》稱：
1949年退守台灣前，蔣介石回奉化老家祭祀祖墳，身邊是孫子孝文和孫女孝章，蔣經國恭敬地站在父親身後。
在蔣初返奉化時。完全地“置身政治圈外”，過著艱苦、寧靜的生活，除破例接見張治中外，毫無其他動作。然據筆者所查，董顯光所言與曆史事實出入甚大。僅在蔣身居奉化3個月內，就曾多次接見黨政軍要員，不斷插手政務，拆李宗仁的台，為他第三次上台作準備。
據蔣經國日記稱：
1月25日，蔣電令顧祝同指揮北平中央軍，對中共作戰。同時令國民黨中央軍作空運南撤準備。
1月28日，適逢農曆除夕，蔣介石全家在報本堂（豐鎬房）團聚度歲。蔣經國稱這是他父親自1913年至今36年第一次在家度歲。同來溪口度歲者，有國民黨要員張群、陳立夫、鄭彥棻3人。
1月30日，蔣介石在老家召見行政院秘書長黃少穀，決定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先行遷粵，其後加以整頓。
2月12日，蔣介石令蔣經國致電參謀總長顧祝同，令劉安祺死守青島。
2月17日，蔣介石召見閻錫山，曾討論國民黨黨政軍今後改造問題及政務問題。
2月19日，蔣介石召見劉為章時，談及和談問題，蔣介石告劉：“李宗仁以毛之八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
與此同時，蔣介石支持行政院長孫科與李宗仁鬧矛盾，致使孫科將行政院遷至廣州，使府院之爭再度重演，李宗仁總統職權幾乎被架空。當孫科氣憤之下掛職而去後，行政院長一職竟無人問津。李宗仁請求何應欽組閣，但何稱沒有蔣先生的點頭，不敢做任何事情。最後還是李宗仁派張治中、吳忠信到溪口見蔣，得到蔣的允許後，何應欽才於3月11日開始組閣。
上述事實一再說明：蔣介石引退之後，始終未放棄手中的權力，他坐鎮溪口，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控製黨政軍特各部門。另據李宗仁後來回憶說：
“為便於控製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蔣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裏建立電台7座，隨意指揮，參謀總長顧祝同，對一兵一卒的調動完全聽命於蔣先生。2月 16日，我在總統府宴請留京高級軍政人員閻錫山、於右任、居正、顧祝同等。眾人方入席，侍從人員便來報告說，溪口蔣先生有電話給顧參謀總長。顧祝同隻得放下碗箸去接電話。蔣先生這電話原先打到國防部，部裏人說，代總統今日請客，參謀總長現在在總統府吃飯。蔣先生便命令將電話接到總統府。是晚我們一席未終，顧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電話。由此可見蔣先生對各項軍政大事控製得嚴密，實與退休之前無異。”《李宗仁回憶錄》第955—95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李宗仁的回憶進一步證明董顯光所言與事實不符，也說明蔣介石下野後絕非是一個“普通公民”。
當國共和談破裂、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蔣介石深感王朝滅亡在即，迅即結束了“隱居”溪口的生活，重返政治戰場。其實他一刻也沒離開過。4月22 日。蔣飛抵杭州西子湖畔，召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王世傑、陶希聖、吳忠信等緊急磋商，研討應對之策。會議結果商定一文告，包括下列內容：
（1）政府今後唯有對中共堅決作戰。
（2）在政治方麵，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
（3）在軍事方麵，由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指揮。
（4）采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國民黨內部團結和黨政之間聯係。為此，決定在黨內設立“非常委員會”，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主持黨政聯係。《申報》1949年4月23日。
會議期間，李宗仁對於他代總統期間政出多門現象大發牢騷，並提出退職。蔣介石因拿到了“非常委員會”的大權，便故作姿態說：“不論你要怎樣做，我總歸支持你。”李得到蔣的再度許諾，不好再表示反對，遂於當日返抵南京。蔣介石又返溪口小住。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渡江部隊占領南京，國民政府遷往廣州辦公。許多政府要員紛紛自尋生路。連李宗仁為自己生存計也於當日臨時決定飛抵桂林。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呈四分五裂狀態。
4月24日，蔣介石得知南京失陷消息後，“精神之抑鬱與內心之沉痛，不可言狀”。為了防止家人做人民解放軍的俘虜，遂決定將家人送往台灣，同時決定赴上海部署新的防禦，企圖固守淞滬。翌日，蔣介石攜蔣經國到蔣母墓前辭行。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又徒增依依之戀耳 ”，終於不告而別。當時，蔣經國描述父子的心情是：“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當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04頁。
4月26日，蔣氏父子抵黃浦江之複興島。當日，召見徐次辰、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湯恩伯、毛人鳳、穀正綱等匯報情況，並作最後防禦指示，以“保衛大上海”。
4月27日，蔣介石鑒於南京失守後黨內外一片混亂局麵，發表《和平絕望、奮鬥到底》的談話，宣稱：
“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他呼籲各界要認識“共黨之需要非 ‘和平’，而為戰爭，更要重振抗日時期之決心與勇氣，為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民主和平而奮鬥，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第 3307頁。。
很顯然，這篇顛倒黑白的談話是在為其反共戰爭打氣，也表明他還要作最後的掙紮。4月30日，蔣介石對軍隊將領發表訓話時，一再要求部下堅守上海六個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屆時必將得到美國的全力保護，就會重新光複全國。翌日，蔣介石又宣稱他要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艱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然而當蔣介石言猶在耳之際，隨著人民解放軍占領杭州、進軍上海，蔣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遂於5月7日離開上海。蔣在當日日記中表示：無論怎樣艱難險阻，“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蔣介石剛走5天，人民解放軍便發起了解放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戰役。僅僅 13天，被國民黨大肆鼓吹的上海“馬其諾防線”便被人民解放軍突破。5月25日，上海已在人民解放軍的控製之下。
上海失守，“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海上漂泊了半月有餘的蔣介石決定去台灣“重振革命大業”《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19頁。。
5月末，蔣介石飛抵台灣，先後就住於陽明山（原名草山，因蔣介石推崇明朝哲學家王陽明，他在此居住後便將草山改為陽明山）和高雄壽山。初到台灣期間，蔣介石父子的心情受大陸敗局的影響，一直很頹喪。蔣經國在6月4日、9日日記中寫道：
“淫雨初晴，精神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覺到愁苦。連夜多夢，睡眠不安。”
“昨晚月色澄朗，在住宅前靜坐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念故鄉，深感流亡之苦。”《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24—625頁。
煩悶之餘，蔣介石開始擬定防台計劃，以舟山、馬祖、金門、潮汕一線為前哨，也為“反攻複國”之橋梁，並確定今後以台灣防務為第一。此間，蔣介石兩次接到李宗仁和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來電，要其到穗“主持大局”。蔣經國覺得“尚非其時，亦非其地”。但蔣介石則不然，他認為複出的時機要來臨，迫不及待於6月 18日複電李宗仁、閻錫山稱：
“時局艱難，兄等持顛扶傾，辛勞備嚐，感佩之餘，時用係念，辱承約晤，能不遵行？茲擬於短期內處理瑣事完畢，決定行期。”《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27—628頁。
6月21日，蔣介石在對部下的一次訓話中，解釋他將赴廣州主持大政的理由稱：
“我是一個下野的總統，論理不應再問國事，一切由李代總統代處理……但想起總理生前的咐托，勉以‘安然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嚐’的遺言，現在是我黨危難關頭，所以我以黨的總裁地位來領導大家同共產黨作殊死戰。”
7月14日，蔣介石自台北飛抵廣州。連續幾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頻頻召開會議，並於16日成立了國民黨非常委員會。會議規定：這一超憲法機構為非常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的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決議通過方為有效。會議推舉蔣介石為非常委員會主席，李宗仁為副主席，閻錫山、朱家驊、居正、吳鐵城、吳忠信、何應欽、張群、孫科、陳立夫為非常委員會委員，洪蘭友、程思遠為正副秘書長。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再次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從幕後走向了前台，指揮國民殘餘力量作最後的頑抗。會議還通過《扭轉時局方案》，決定以海軍封鎖沿海，用空軍轟炸被解放的城市，令陸軍殘餘力量保衛大西南。
與非常委員會機構相適應，蔣介石決定在台北設立總裁辦公室。黃少穀受蔣介石指令解釋設立總裁辦公室原因時稱：“總裁因不能常住中央黨部所在地，事實上須有少數必需人員隨同辦事，故成立一小規模辦事機構，稱‘總裁辦公室’。內分數組，或從事黨務、政治、經濟及國防等問題之研究，或辦理事務性工作。”其性質屬於“總裁之私人秘書機構”台灣《中央日報》，1949年7月29日。。該機構於8月1日正式在台北辦公。這是繼非常委員會成立之後的又一太上機構，它的成立表明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又有所加強。
1949年12月，張群（左）與吳鐵城（右）由香港赴台灣時在船上的留影，神色凝重地望著大陸。
蔣介石登台後，為了挽救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7月23日，蔣飛抵廈門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建立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長官公署，以陳誠為長官。該機構於8月 15日正式成立。同時決定守住福州，鞏固台灣，支持到明年春天。然而不到一月，國民黨軍隊便於8月17日從福州敗退，此項決定遂成泡影。福州失守後，蔣介石又將希望寄托於西南。8月24日，蔣介石由台飛抵重慶。25日，蔣在重慶接見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後約見宋希濂。29日，蔣在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防止人民解放軍入川，確保川、滇等地安全。
正當蔣介石準備將四川作為“複興”根據地並企圖創造“奇跡”之際，卻遭到了來自兩方麵的沉重打擊。
一方麵來自新華社的訊息是：8月26日，解放軍消滅了馬步芳與馬鴻逵的主力部隊，占領了蘭州。9月19日，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脫離國民黨，綏遠和平解放。9月25日至26日，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與省主席包爾漢通電脫離國民黨，新疆和平解放。更使蔣介石震驚的是：他的最大敵手毛澤東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聽到上述消息，蔣介石“至為痛心”。更使他產生的最大顧慮是：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必定在蘇聯幫助下，建立海空軍，到那時，國民黨將“處境更艱”、“為勢更劣”。因為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大崩潰、大分化、大逃亡已成為這個政權運作的突出特征。盡管蔣介石整日穿梭於台北——廣州——重慶和成都之間，仍阻擋不住如潮水般撤退的國民黨軍隊及失敗的大趨勢。
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驚慌失措的“國民政府”倉皇撤退至抗戰時期的陪都——山城重慶辦公。當“政府”機構立足未穩之際，忽聞重慶郊外炮聲隆隆，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山城之下。11月29日，繼廣西桂林失守後，重慶又失，“國民政府”隻得被迫遷往成都辦公。“政府”辦公人員始終處於惶惶不可終日之中。
另一方麵，蔣介石的替罪羔羊、桂係首領、“中華民國”的名義總統李宗仁，突於11月下旬宣布赴美就醫，12月5日成行。李的不辭而別使蔣非常惱火，因為李走時並未聲明辭職或引退，使蔣處在了十分尷尬的地位。
重慶既失，成都已無險可守。敗退至此的蔣氏父子住在中央軍校內，自12月1日起連續召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王方舟、胡宗南等人，研究西南作戰計劃。由於劉文輝、鄧錫侯、盧漢正在醞釀脫離國民黨陣營，加之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黨政軍完全解體，西南防禦計劃始終未能出台。
12月7日，蔣介石再召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與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二人竟避不應召。蔣介石感到成都已危在旦夕，遂同張群、閻錫山商討對策。對於國民黨中央及“政府”駐地問題，起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候機反攻。後又感到國民黨在大陸“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決定將“中央機構”遷往台北，在西昌設大本營，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同時決定張群飛滇探明盧漢動向。
翌日，張群由滇飛抵成都，告蔣盧有異動跡向。蔣讓張再次飛滇，安撫盧漢，以防不測。同日，“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正式決議遷台辦公。
12月10日，雲南盧漢宣布起義，並致電劉文輝，要其會同四川將領將蔣介石扣留，獻給中共。此時，成都城內秩序已亂，蔣的侍衛人員發現蔣的住所周圍有“可疑人物”出現，立即告蔣從後門走。蔣介石父子感到成都已成將要爆炸的火藥庫，再也無力回天，遂決定下午飛台北。
午餐後，蔣介石父子步出中央軍校的大門，邊走邊唱“國歌”，很有幾分悲壯的味道。下午2時整，蔣氏父子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起飛，永遠告別了中國大陸，向台灣飛去。“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此刻，這位鹽商的後代，一定會想起頑童歲月，慈母教誨；更會懷念黃埔起家，北伐督軍，蔣家王朝開張的盛典。想當年，抗戰領袖，民族英雄，民國總統，好不威風凜凜；而如今，孤家寡人，眾叛親離，灰溜溜如喪家之犬，隻能退守孤島苟延殘喘。幾小時後，飛機降落在四海茫茫的台灣孤島。從此，開始了蔣家小朝廷偏安台灣的時期。
1949年退守台灣前，蔣介石回奉化老家祭祀祖墳，身邊是孫子孝文和孫女孝章，蔣經國恭敬地站在父親身後。
在蔣初返奉化時。完全地“置身政治圈外”，過著艱苦、寧靜的生活，除破例接見張治中外，毫無其他動作。然據筆者所查，董顯光所言與曆史事實出入甚大。僅在蔣身居奉化3個月內，就曾多次接見黨政軍要員，不斷插手政務，拆李宗仁的台，為他第三次上台作準備。
據蔣經國日記稱：
1月25日，蔣電令顧祝同指揮北平中央軍，對中共作戰。同時令國民黨中央軍作空運南撤準備。
1月28日，適逢農曆除夕，蔣介石全家在報本堂（豐鎬房）團聚度歲。蔣經國稱這是他父親自1913年至今36年第一次在家度歲。同來溪口度歲者，有國民黨要員張群、陳立夫、鄭彥棻3人。
1月30日，蔣介石在老家召見行政院秘書長黃少穀，決定將國民黨中央黨部先行遷粵，其後加以整頓。
2月12日，蔣介石令蔣經國致電參謀總長顧祝同，令劉安祺死守青島。
2月17日，蔣介石召見閻錫山，曾討論國民黨黨政軍今後改造問題及政務問題。
2月19日，蔣介石召見劉為章時，談及和談問題，蔣介石告劉：“李宗仁以毛之八條件為和談基礎，直等於‘投降’。”
與此同時，蔣介石支持行政院長孫科與李宗仁鬧矛盾，致使孫科將行政院遷至廣州，使府院之爭再度重演，李宗仁總統職權幾乎被架空。當孫科氣憤之下掛職而去後，行政院長一職竟無人問津。李宗仁請求何應欽組閣，但何稱沒有蔣先生的點頭，不敢做任何事情。最後還是李宗仁派張治中、吳忠信到溪口見蔣，得到蔣的允許後，何應欽才於3月11日開始組閣。
上述事實一再說明：蔣介石引退之後，始終未放棄手中的權力，他坐鎮溪口，仍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控製黨政軍特各部門。另據李宗仁後來回憶說：
“為便於控製全國各地一切軍政措施，蔣先生返溪口之後，便在其故裏建立電台7座，隨意指揮，參謀總長顧祝同，對一兵一卒的調動完全聽命於蔣先生。2月 16日，我在總統府宴請留京高級軍政人員閻錫山、於右任、居正、顧祝同等。眾人方入席，侍從人員便來報告說，溪口蔣先生有電話給顧參謀總長。顧祝同隻得放下碗箸去接電話。蔣先生這電話原先打到國防部，部裏人說，代總統今日請客，參謀總長現在在總統府吃飯。蔣先生便命令將電話接到總統府。是晚我們一席未終，顧祝同先後接了三次溪口的電話。由此可見蔣先生對各項軍政大事控製得嚴密，實與退休之前無異。”《李宗仁回憶錄》第955—956頁，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李宗仁的回憶進一步證明董顯光所言與事實不符，也說明蔣介石下野後絕非是一個“普通公民”。
當國共和談破裂、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後，蔣介石深感王朝滅亡在即，迅即結束了“隱居”溪口的生活，重返政治戰場。其實他一刻也沒離開過。4月22 日。蔣飛抵杭州西子湖畔，召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王世傑、陶希聖、吳忠信等緊急磋商，研討應對之策。會議結果商定一文告，包括下列內容：
（1）政府今後唯有對中共堅決作戰。
（2）在政治方麵，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
（3）在軍事方麵，由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指揮。
（4）采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國民黨內部團結和黨政之間聯係。為此，決定在黨內設立“非常委員會”，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主持黨政聯係。《申報》1949年4月23日。
會議期間，李宗仁對於他代總統期間政出多門現象大發牢騷，並提出退職。蔣介石因拿到了“非常委員會”的大權，便故作姿態說：“不論你要怎樣做，我總歸支持你。”李得到蔣的再度許諾，不好再表示反對，遂於當日返抵南京。蔣介石又返溪口小住。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渡江部隊占領南京，國民政府遷往廣州辦公。許多政府要員紛紛自尋生路。連李宗仁為自己生存計也於當日臨時決定飛抵桂林。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呈四分五裂狀態。
4月24日，蔣介石得知南京失陷消息後，“精神之抑鬱與內心之沉痛，不可言狀”。為了防止家人做人民解放軍的俘虜，遂決定將家人送往台灣，同時決定赴上海部署新的防禦，企圖固守淞滬。翌日，蔣介石攜蔣經國到蔣母墓前辭行。本想再到豐鎬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又徒增依依之戀耳 ”，終於不告而別。當時，蔣經國描述父子的心情是：“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當日，“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萬一”《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04頁。
4月26日，蔣氏父子抵黃浦江之複興島。當日，召見徐次辰、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湯恩伯、毛人鳳、穀正綱等匯報情況，並作最後防禦指示，以“保衛大上海”。
4月27日，蔣介石鑒於南京失守後黨內外一片混亂局麵，發表《和平絕望、奮鬥到底》的談話，宣稱：
“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他呼籲各界要認識“共黨之需要非 ‘和平’，而為戰爭，更要重振抗日時期之決心與勇氣，為國家獨立、民族自由、民主和平而奮鬥，必能獲得最後之勝利”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第 3307頁。。
很顯然，這篇顛倒黑白的談話是在為其反共戰爭打氣，也表明他還要作最後的掙紮。4月30日，蔣介石對軍隊將領發表訓話時，一再要求部下堅守上海六個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屆時必將得到美國的全力保護，就會重新光複全國。翌日，蔣介石又宣稱他要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艱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然而當蔣介石言猶在耳之際，隨著人民解放軍占領杭州、進軍上海，蔣在上海待不下去了，遂於5月7日離開上海。蔣在當日日記中表示：無論怎樣艱難險阻，“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蔣介石剛走5天，人民解放軍便發起了解放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戰役。僅僅 13天，被國民黨大肆鼓吹的上海“馬其諾防線”便被人民解放軍突破。5月25日，上海已在人民解放軍的控製之下。
上海失守，“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海上漂泊了半月有餘的蔣介石決定去台灣“重振革命大業”《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19頁。。
5月末，蔣介石飛抵台灣，先後就住於陽明山（原名草山，因蔣介石推崇明朝哲學家王陽明，他在此居住後便將草山改為陽明山）和高雄壽山。初到台灣期間，蔣介石父子的心情受大陸敗局的影響，一直很頹喪。蔣經國在6月4日、9日日記中寫道：
“淫雨初晴，精神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覺到愁苦。連夜多夢，睡眠不安。”
“昨晚月色澄朗，在住宅前靜坐觀賞。海天無際，白雲蒼狗，變幻無常，遙念故鄉，深感流亡之苦。”《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24—625頁。
煩悶之餘，蔣介石開始擬定防台計劃，以舟山、馬祖、金門、潮汕一線為前哨，也為“反攻複國”之橋梁，並確定今後以台灣防務為第一。此間，蔣介石兩次接到李宗仁和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來電，要其到穗“主持大局”。蔣經國覺得“尚非其時，亦非其地”。但蔣介石則不然，他認為複出的時機要來臨，迫不及待於6月 18日複電李宗仁、閻錫山稱：
“時局艱難，兄等持顛扶傾，辛勞備嚐，感佩之餘，時用係念，辱承約晤，能不遵行？茲擬於短期內處理瑣事完畢，決定行期。”《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627—628頁。
6月21日，蔣介石在對部下的一次訓話中，解釋他將赴廣州主持大政的理由稱：
“我是一個下野的總統，論理不應再問國事，一切由李代總統代處理……但想起總理生前的咐托，勉以‘安然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嚐’的遺言，現在是我黨危難關頭，所以我以黨的總裁地位來領導大家同共產黨作殊死戰。”
7月14日，蔣介石自台北飛抵廣州。連續幾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頻頻召開會議，並於16日成立了國民黨非常委員會。會議規定：這一超憲法機構為非常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政府的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決議通過方為有效。會議推舉蔣介石為非常委員會主席，李宗仁為副主席，閻錫山、朱家驊、居正、吳鐵城、吳忠信、何應欽、張群、孫科、陳立夫為非常委員會委員，洪蘭友、程思遠為正副秘書長。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員會主席，再次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從幕後走向了前台，指揮國民殘餘力量作最後的頑抗。會議還通過《扭轉時局方案》，決定以海軍封鎖沿海，用空軍轟炸被解放的城市，令陸軍殘餘力量保衛大西南。
與非常委員會機構相適應，蔣介石決定在台北設立總裁辦公室。黃少穀受蔣介石指令解釋設立總裁辦公室原因時稱：“總裁因不能常住中央黨部所在地，事實上須有少數必需人員隨同辦事，故成立一小規模辦事機構，稱‘總裁辦公室’。內分數組，或從事黨務、政治、經濟及國防等問題之研究，或辦理事務性工作。”其性質屬於“總裁之私人秘書機構”台灣《中央日報》，1949年7月29日。。該機構於8月1日正式在台北辦公。這是繼非常委員會成立之後的又一太上機構，它的成立表明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又有所加強。
1949年12月，張群（左）與吳鐵城（右）由香港赴台灣時在船上的留影，神色凝重地望著大陸。
蔣介石登台後，為了挽救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敗，7月23日，蔣飛抵廈門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建立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長官公署，以陳誠為長官。該機構於8月 15日正式成立。同時決定守住福州，鞏固台灣，支持到明年春天。然而不到一月，國民黨軍隊便於8月17日從福州敗退，此項決定遂成泡影。福州失守後，蔣介石又將希望寄托於西南。8月24日，蔣介石由台飛抵重慶。25日，蔣在重慶接見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後約見宋希濂。29日，蔣在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隴南與陝南為決戰地帶，防止人民解放軍入川，確保川、滇等地安全。
正當蔣介石準備將四川作為“複興”根據地並企圖創造“奇跡”之際，卻遭到了來自兩方麵的沉重打擊。
一方麵來自新華社的訊息是：8月26日，解放軍消滅了馬步芳與馬鴻逵的主力部隊，占領了蘭州。9月19日，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脫離國民黨，綏遠和平解放。9月25日至26日，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與省主席包爾漢通電脫離國民黨，新疆和平解放。更使蔣介石震驚的是：他的最大敵手毛澤東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聽到上述消息，蔣介石“至為痛心”。更使他產生的最大顧慮是：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必定在蘇聯幫助下，建立海空軍，到那時，國民黨將“處境更艱”、“為勢更劣”。因為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大崩潰、大分化、大逃亡已成為這個政權運作的突出特征。盡管蔣介石整日穿梭於台北——廣州——重慶和成都之間，仍阻擋不住如潮水般撤退的國民黨軍隊及失敗的大趨勢。
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驚慌失措的“國民政府”倉皇撤退至抗戰時期的陪都——山城重慶辦公。當“政府”機構立足未穩之際，忽聞重慶郊外炮聲隆隆，人民解放軍已兵臨山城之下。11月29日，繼廣西桂林失守後，重慶又失，“國民政府”隻得被迫遷往成都辦公。“政府”辦公人員始終處於惶惶不可終日之中。
另一方麵，蔣介石的替罪羔羊、桂係首領、“中華民國”的名義總統李宗仁，突於11月下旬宣布赴美就醫，12月5日成行。李的不辭而別使蔣非常惱火，因為李走時並未聲明辭職或引退，使蔣處在了十分尷尬的地位。
重慶既失，成都已無險可守。敗退至此的蔣氏父子住在中央軍校內，自12月1日起連續召見鄧錫侯、劉文輝、熊克武、王方舟、胡宗南等人，研究西南作戰計劃。由於劉文輝、鄧錫侯、盧漢正在醞釀脫離國民黨陣營，加之國民黨軍隊潰不成軍，黨政軍完全解體，西南防禦計劃始終未能出台。
12月7日，蔣介石再召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與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二人竟避不應召。蔣介石感到成都已危在旦夕，遂同張群、閻錫山商討對策。對於國民黨中央及“政府”駐地問題，起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候機反攻。後又感到國民黨在大陸“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決定將“中央機構”遷往台北，在西昌設大本營，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同時決定張群飛滇探明盧漢動向。
翌日，張群由滇飛抵成都，告蔣盧有異動跡向。蔣讓張再次飛滇，安撫盧漢，以防不測。同日，“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正式決議遷台辦公。
12月10日，雲南盧漢宣布起義，並致電劉文輝，要其會同四川將領將蔣介石扣留，獻給中共。此時，成都城內秩序已亂，蔣的侍衛人員發現蔣的住所周圍有“可疑人物”出現，立即告蔣從後門走。蔣介石父子感到成都已成將要爆炸的火藥庫，再也無力回天，遂決定下午飛台北。
午餐後，蔣介石父子步出中央軍校的大門，邊走邊唱“國歌”，很有幾分悲壯的味道。下午2時整，蔣氏父子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機起飛，永遠告別了中國大陸，向台灣飛去。“俯視眼底大陸河山，心中愴然”。此刻，這位鹽商的後代，一定會想起頑童歲月，慈母教誨；更會懷念黃埔起家，北伐督軍，蔣家王朝開張的盛典。想當年，抗戰領袖，民族英雄，民國總統，好不威風凜凜；而如今，孤家寡人，眾叛親離，灰溜溜如喪家之犬，隻能退守孤島苟延殘喘。幾小時後，飛機降落在四海茫茫的台灣孤島。從此，開始了蔣家小朝廷偏安台灣的時期。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