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路官邸的最後晚餐

　　曆史的車輪已經跨進了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一個年頭。無情的現實擊破了身居六朝金粉之地霸主蔣介石的3至6個月消滅中共的迷夢，也導引了他的第三次下野。

　　蔣介石一生中有三次下台又上台。

　　第一次下野發生在1927年8月中旬。正當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深入中國腹地——長江中下遊之際，身居北伐軍總司令高位、手握重兵的蔣介石突於1927年 4月12日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反共“清黨”政變。4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蔣家小朝廷。3個月後，主政武漢的國民黨另一巨頭汪精衛也緊隨蔣介石其後，宣布反共“清黨”。盡管蔣、汪之間有許多恩怨，但在反共問題上實現了合流。蔣介石對汪精衛的反共之舉表示熱烈歡迎，並電汪要其赴寧“炳權”。明眼人一看便知，蔣要汪赴寧“炳權”，目的是企圖不動幹戈實現吞並武漢政府的目的。而汪精衛卻想通過寧漢合流奪取國民黨的第一把交椅。但汪深知，蔣不去他的目的無法達到，遂提出赴寧以蔣下野為先決條件。南京政府內的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與西山會議派以汪精衛提出的條件為借口，提出“請總司令自決出處”，逼蔣下野。

　　蔣對汪及桂係、滬派舉動憤怒異常，他在8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餘以為對同誌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汪乃異其是，誠非人類也。”在8月11日的日記中，他又表示待機而動，以獲最後勝利。

　　8月12日，蔣介石在無力抵禦黨內派係爭鬥的壓力下，意識到需尋找靠山以增強實力，故命陳布雷起草《告國人書》，宣布下野。在《告國人書》中，蔣介石特別強調自己的“進退生死”，“一以黨之利益為依歸”《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第51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印行。。

　　蔣下野不久攜張群、宋子文等人去了日本，取得了日本與美國對他的支持，同時也獲得了宋老夫人對蔣與宋美齡婚事的允諾。當目的達到之後，蔣於11月10日由日返滬，一麵籌辦與宋的婚事，一麵聯汪製桂策動複職。1927年12月10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請蔣複職。1928年1月4日，蔣介石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同年10月蔣出任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後又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職。這就是蔣介石的第一次下台又上台。

　　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發生在1931年12月。此次下野一方麵是由於蔣的誤國政策所致，另一方麵也是國民黨內派係爭鬥的結果。

　　早在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首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由於蔣介石將此方針付諸於實踐，遂招致國內各階級、黨派之間矛盾激化，致使綜合國力下降，同時縱容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9月18日製造了入侵中國東北的事件。麵對日寇對中國的步步入侵，蔣介石仍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並宣稱對日作戰“3月必亡”。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同時，此一形勢也為蔣介石的反對派所利用。

　　本來在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得意忘形，為了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一方麵對中共蘇區實行“ 全麵清剿”，一方麵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企圖通過這個會議，製定一部設置“大總統”的約法，並把自己推上“大總統”的寶座。當時政界要人吳稚暉、陳立夫、劉健群等人對蔣的主張均表支持。唯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長胡漢民表示堅決反對。胡的理由是：國民會議性質是訓政時期政治協商的組織形式，不是權力機關。國民會議的任務是齊一全國國民的心誌，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它不是國民大會，因而不具有選舉、罷免、創製、複決等四權。胡還認為，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之對內政綱，較任何約法都完備，無需再做欽定式之約法。

　　由於胡漢民的主張成了蔣介石當選總統的絆腳石，迫使蔣千方百計地企圖搬掉他。當合法手段達不到目的時，蔣便於1931年2月28日夜以非法手段扣押了胡漢民。

胡漢民被扣，引起社會轟動與反蔣派的激烈反彈。胡漢民派的中央委員紛紛到各地串聯反蔣；孫科的再造派離寧去粵；古應芬、陳濟棠等準備在廣州舉旗反蔣。蔣也準備應戰，一時戰雲密布。

　　正當戰端即開之際，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入侵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國人紛紛要求寧穗雙方息爭對外。蔣介石被迫釋放了胡漢民。10月27日，寧穗雙方代表在上海召開和平會議，反蔣派仍以蔣介石下野與改組南京政府為和解的條件。在全國人民抗日輿論與粵方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於1931年12月15日辭去國民政府主席、三軍總司令兼行政院長之職，再施以退為進之計。

　　蔣介石下野後，國民政府改為合議製，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張繼任立法院長。蔣雖下野，但事先預作布置，對孫科內閣取拆台政策。孫科上台並非眾望所歸，而是各派矛盾和鬥爭的產物，加之蔣下野後設置了重重障礙，使孫無力駕馭南京政府，上台後不到一個月就夭折了。蔣介石看到時機成熟，決定重新上台。他采取拉汪排胡的策略，逼走胡漢民，同時向汪表白“與諸同誌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36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6年11月版。。同時宣稱支持汪主政，他主軍。1932年3月6日，軍事委員會恢複，蔣被推舉為委員長。蔣介石以退為進之計再度得以實現。

　　通觀蔣介石的兩次下台又上台，可以看到他每次下台都是被迫的，但他耍盡權術，總是以自動引退的姿態出現，變被動為主動，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蔣的下台，每次都是權宜之計，下台的同時預為上台鋪路，還拆別人的台。那麽他的第三次下野是否也是如此呢？

　　說到蔣介石的第三次下野，還需從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國內形勢說起。

　　蔣介石下野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指揮下，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衝決著蔣介石為繼續堅持其內戰獨裁政策所設置的重重防線。人民解放軍在取得遼沈、淮海兩大戰役的決定性勝利之後，平津戰役將告勝利。人民解放軍的下一步，將是渡江作戰，摧毀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在人民解放軍的沉重打擊之下，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與“分區防禦”戰略遭到了徹底的破產，並導致了經濟、政治與外交的全麵危機。

　　國民黨在大陸的全麵崩潰，不僅加劇了內部的派係爭鬥，也給美、蔣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的統治地位正在走向動搖。正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給馬歇爾的報告中所指出的：

　　“除去蔣委員長的直屬親信人員和某些高級軍官外，沒有多少中國人繼續心悅誠服地支持他了。這個政府，特別是蔣委員長愈來愈眾叛親離了。”

　　來自新華社的評論更為入木三分：

　　“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是蔣介石維持自己反動統治的兩個主要工具”。“由於蔣介石的種種倒行逆施，遭到一切要求民主、和平、自由的人們的堅決反抗。蔣介石維持反動統治的工具正在迅速破產”。蔣本人“已經失了靈魂，隻是一具僵屍，什麽人也不相信他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84頁，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就連國民黨《中央日報》也哀歎蔣介石的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秋”台灣《中央日報》，1948年11月4日。

　　麵對風雨飄搖的國民黨統治與破敗不堪的局麵，蔣介石痛心疾首，但也無能為力，隻好低三下四地乞求洋大人。11月9日，蔣介石給蟬聯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寫了一封求救信，信中要求杜魯門：

　　“迅速給予並增加軍事援助，並發表關於美國政策之堅定的聲明”，“以鼓舞軍民士氣，並鞏固政府之地位”。同時，“盡速派遣一高級軍官與本政府共商有關軍事援助之具體計劃，包括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指揮作戰”《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蔣介石致函轉達至美國白宮後，遭到杜魯門的婉拒。杜魯門在複蔣介石函中雖宣稱盡一切可能“以加速依援華計劃采購在本國可以獲得之武器與彈藥，運往中國 ”，但同時又稱“駐華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少將洞悉目前局勢，可常備谘詢”《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誰都知曉，司徒雷登曾與蔣介石協議令巴大維與何應欽密切合作，共同指揮作戰，但事後蔣介石食言。此刻杜魯門讓蔣介石與巴大維商量，無異於自動關閉“美援” 大門。美國何以對蔣采取這種態度呢？重要原因是美國白宮已認為蔣介石不可救藥，準備在中國換馬，讓李宗仁取代蔣介石。蔣雖對白宮此舉憤怒異常，但國內局勢如此糟透，除了求助“美援”之外，已不可能創造“奇跡”。因此，他仍決定再派夫人赴美求援。

　　12月1日，帶著創造“奇跡”願望的宋美齡登上了赴美的專機。此次美國之行，宋美齡雖然先後得到馬歇爾與杜魯門的接見，但對她的“援華”計劃卻擱置一邊。更使她難堪的是，沒有看到羅斯福在世時對她的盛大歡迎場麵。充滿失望與惱怒的宋美齡憤憤地離開了華盛頓，隱居在紐約孔祥熙的鄉間別墅中。從此，她再未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當乞求“美援”失敗之後，蔣介石又遭桂係逼宮。

　　12月25日，蔣介石收到桂係大將白崇禧24日發給他的電報。來電大意是要政府與中共言和，並要美、蘇兩國出麵調停。桂係核心人物、副總統李宗仁與白崇禧遙相呼應，向蔣宣布五項和平主張：（1）蔣總統下野；（2）釋放政治犯；（3）言論集會自由；（4）兩軍各自撤退30裏；（5）劃上海為自由市。政府撤軍，由各黨派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並在上海和談。同時，蔣還收到湖南守軍程潛要他下野的通電。

　　12月30日，白崇禧再電蔣介石，重申前電主張。同日，河南省主席張軫也通電主和。

　　在內外交逼之下，盡管蔣介石不斷默念“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古人嘉訓，但仍不免心煩意亂。冷靜之餘，不得不考慮“和戰”與自己的進退問題。當時蔣介石的想法可從蔣經國日記中看出一些輪廓。蔣經國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

　　“父親近曾慎密考慮引退問題，蓋以在內外交迫的形勢之下，必須放得下，提得起，拋棄腐朽，另起爐灶，排除萬難，爭取新生。”

　　對於引退後可能發生的情況，蔣經國作了如下的分析與判斷：

　　“（1）匪軍南下，渡江進攻京滬。

　　（2）共匪陳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組織聯合政府，受匪操縱，並派兵進駐南京。

　　（3）暫停軍事攻勢，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後各個宰割，不戰而占據全國。

　　（4）李當政後，撤換各地方軍政要員，或由共匪加以收買，使彼等屈服投降。

　　（5）對父親個人極端誣蔑、詆毀、誹謗、侮辱，使無立足餘地，不複能為反共救國革命領導中心。

　　（6）李為共匪所逼，放棄南京，以遷都廣州為名，割據兩廣，希圖自保。

　　（7）美國對華政策，暫取靜觀態度，停止援助。

　　（8）俄帝積極援共，補充其軍費，建立其空軍，使我南方各省軍政，在威脅之下，完全崩潰，無法抵抗。”

　　蔣介石對其個人進退出處，作了如下判斷：

　　“進之原因：甲、勉強支持危局，維係統一局勢；乙、等待國際形勢之轉變；丙、靜觀共匪內部之變化。”

　　“退之原因：甲、黨政軍積重難返，非退無法徹底整頓與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丙、另起爐灶，重定革命基礎。”《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543—545頁，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1月版。

　　蔣介石眼見大陸局勢不可挽救，在下野引退後，便積極部署遷台的各項工作。圖為遷台不久，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出席集會。

　　蔣介石考慮成熟之後，於1948年12月31日晚在總統府官邸，召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40人聚餐。飯後，蔣對眾人冷冷地說：“現在局勢嚴重，黨內有人主張和談。我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不能不有所表示。現擬好一篇文告，準備在元旦發表。現在請嶽軍朗讀一遍，征求大家意見。”文告宣稱：願與中共“商討停止戰事，恢複和平的具體辦法”。但同時蔣介石又開出了對和平的五項先決條件，歸結起來就是要在保存國民黨的“憲法”、“法統”和軍隊等條件下，才能同中共重新和談。一句話，就是不要觸動國民黨現存的獨裁統治體製。至於蔣介石今後的進退未予明確說明，隻在文告最後有所暗示：“隻要和平可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唯國民的公意是從。”

張群念完文告之後，蔣介石征求聚餐者意見，當蔣問到李宗仁時，李答：“我與總統並無不同的意見。”在座的穀正綱、張道藩、王世傑等人均不讚成發表這個文告。蔣介石則憤憤地說：“我並不要離開，隻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係。”董顯光：《蔣總統傳》第 599—510頁，台灣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年10月版。蔣所講的“某一派係”顯然指桂係。

　　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的 “求和”文告發表。同日，新華社廣播了毛澤東撰寫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1月5日，新華社又播發了毛澤東撰寫的《評戰犯求和》的評論，揭露蔣介石“ 希望從白崇禧手裏奪和平攻勢的發明權，並在其新的商標下繼續其舊的統治”。毛澤東的評論切中要害。1月14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撰寫了《關於時局的聲明》，提出和平談判的八項政治主張。

　　其中首要條件就是懲辦戰爭罪犯，以及廢除偽憲法與偽法統等。這八項條件對蔣介石而言猶如五雷轟頂，視其為要他無條件投降的“哀的美敦書”，感到再無戀棧總統職位之必要。他對李宗仁稱：“就當前局勢來說，我當然不能再幹下去了。但是在離開之前，必須有所布置。”

　　蔣介石在下野之前預作什麽布置呢？

　　首先在經濟方麵，為了保留國民黨日後的“一線生機”與拆李宗仁的台，蔣介石於1月14日召見俞鴻鈞、席德懋二人，令其將國庫3?7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外匯移存台灣；同時將中央、中國銀行存在美國的外匯，化整為零，存入私人戶頭，以免無法提取。

　　其後，蔣又於1月18日在人事部署上安插其親信在要害部門。任命他最寵信的湯恩伯出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總司令，令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

　　從蔣介石的上述部署看，他的確已感到大陸將不保，故將重點放在經營台灣，為其日後退路預作安排。

　　當一切布置就緒之後，蔣介石邀約五院院長就午餐，正式宣布引退。1月21日，國民黨中央社播發了蔣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文告稱：

　　“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15年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全民族，實現民主，康濟民生為職誌，現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49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21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讚李副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冊第 3305頁。

　　以上宣言不過是蔣介石的官樣文章和故伎重演而已。蔣深深知道，他的此次下野是美國聯合桂係推倒了他。後來他在中國國民黨七大作報告時。曾追述第三次下野時說：

　　“我之下野的決定，固不能說全無國際環境之影響，但其重要因素，還是由於我們內在矛盾的關係為多。”《革命文獻》第77輯第92頁。

　　蔣介石還稱，他的下野還出於對台灣問題的考慮。“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灣就不能兼顧，亦就不能成為‘反共抗俄’的堅強堡壘。”《革命文獻》第77輯第110頁。

　　蔣這段話雖有些牽強，為自己下野尋找托詞，但也符合蔣介石的思維邏輯。因為早在1946年10月蔣巡視台灣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4卷第461—462頁。

　　當時蔣介石還沒料到3年後他會被趕到台灣，但是他卻看到了台灣的重要性及有利條件，初步形成了經營台灣以作為內戰後盾的設想。後來他在國民黨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時稱：“就算是整個大陸被共產黨拿去了，隻要保著台灣，我就可以用來恢複大陸。因此，我就不顧一切，毅然決然的下野。”《革命文獻》第77輯第93 頁。

　　據筆者觀之，蔣介石之所以在下野時選中台灣作為他的“反共複興”基地，是出於以下幾種考慮：

　　其一，從台灣地理位置上講，便於避居困守。台灣是中國第一大島嶼，位於大陸東南100多公裏的海麵上。東北隔著琉球群島與日本遙遙相對；東麵是浩瀚無際的太平洋；西麵和西南麵隔台灣海峽與大陸福建省和廣東省相望；南臨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群島相鄰。台灣的地理位置具有極高的軍事戰略價值，被譽為太平洋上一艘“永遠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種有利的地理位置既易於倉皇敗退至此的國民黨軍隊得以喘息，也易於蔣介石在此設置“流亡政府”，空做“反攻大陸”的幻夢。

　　其二，台灣具有比較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先進的工業、交通基礎。台灣省麵積約3?6萬平方公裏，雖然不足全中國麵積的4%，但在台灣大小80餘個島嶼中，卻有馳名中外被譽為“台灣三寶”的米、糖、茶三大物產；有四季不斷、品種繁多的水果；有約相當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麵積總和的“森林寶庫”；有200 多種已探明的“地下礦藏”；還有豐富的水產資源。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相適應，台灣又是較早興辦洋務、修鐵路、開礦山、辦工廠的地區。日本占據台灣之後，在 50年的時間內，為榨取台灣人民的血汗與掠奪台灣資源，進行了廣泛的投資，使發電、鋼鐵、機械、化學、金屬等工業逐漸增長；運輸、交通、通訊、金融事業也很發達，農業也有所發展。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權全麵接管了台灣的一切設施與行政權。豐富的自然資源與較先進的工業、交通基礎就可成為國民黨敗軍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

　　其三，如敗退台灣可以同美國進一步勾結，爭取“外援”，以利“反攻”成功。盡管美國企圖以李宗仁取代蔣介石，但從美國的—貫立場與全球戰略考慮。美國不會放棄對國民黨的支持。這一點蔣介石比別人看得清楚，所以在美國發表棄蔣白皮書時，蔣介石並未公開指責美國，這為後來的美、蔣再次合作提供了條件。

　　基於上述三點考慮，蔣介石在下野前，將其嫡係部隊收縮至東南沿海一線，為其在台灣建立所謂“反共基地”進行精心安排。待其一切布置就緒之後，蔣介石才宣布下野。當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覆滅之後，蔣介石便將“國民政府”與中央黨部遷至台灣。

　　對於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各界評論頗多。蔣介石自己稱：“在當時如果我不下野，當然我仍在南京，我認為隻要有海空完整無缺，那南京是可以守的，萬一守不住，我亦決心死在南京。”《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5第134頁。

　　很顯然，蔣介石將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了李宗仁，這是有欠公道的。

　　蔣經國稱他父親的下野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運，幾乎斷送國脈”《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2輯第555頁。。台灣史學界官修“國史”有這樣的說法：蔣的下野使“政府失去領導中心，匪軍乘機加緊全麵叛亂，大陸因落匪手”④鴻鳴：《蔣家王朝》第279—280頁，香港中原出版社 1986年11月版。。香港史學家鴻鳴先生對此說評論稱：“這是一種推過於人、文過飾非的說法，藉此保存蔣的一代完人的形象”。④到底如何評價蔣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我相信讀者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