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1966年7月19日，毛澤東召見國家主席劉少奇時說：“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工作組的鬥爭。

從6月下旬開始的工作組“反幹擾運動”逐漸進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20多天時間裏，北京24所高等院校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師生被打成“反革命”，這一比例幾乎不亞於反右運動。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在京的耳目，把上述情況頻頻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我在20世紀60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有100多個黨，大多數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這段話或許能從一個側麵去了解毛澤東在分析各種情況之後得出的結論。為此，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返回北京。劉少奇聞訊立即前往毛澤東住處，打算匯報前一段工作。隻見毛澤東住所門前停著幾輛小轎車，屋裏燈光明亮，顯然，毛澤東在接待客人。門衛卻告訴劉少奇，毛澤東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早已休息了。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返家。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時，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澤東還十分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這些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著頭腦：土地改革不是使用工作組形式嗎？“四清” 運動不是使用的工作組形式嗎？對劉少奇派工作組作法，毛澤東先回複同意，雖然又說“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嗎，亂就亂它一陣。”但是，如果毛澤東回京時，局勢真是一片混亂，似乎也不好交待吧！？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王光美所在的清華大學以及北京大學都首先執行了。然而，此前由於陳伯達、康生、江青、曹軼歐的煽動，使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能量仍在聚集擴展。為此，劉少奇希望工作組能夠體麵地逐漸後退，以穩住整個“文化大革命”局勢。

此時，毛澤東利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學生中繼續頻繁活動，以便在工作組問題上，製造群眾與劉少奇更嚴重的對立。

7月21日，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著的蒯大富，表示了對他反工作組行動的支持。

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前一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工作作了更明確的表態。毛澤東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對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對待工作組問題。毛澤東則指出：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沒能理解毛澤東講話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持保留意見。為此，他匯集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認為工作組大部分是好的，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的辦法。

毛澤東知道劉少奇對待工作組的態度後，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北京大學作為基地與劉少奇通過王光美在清華大學這個基地相抗衡。7月22、23日，陳伯達、江青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挑起北大師生對“6.18事件”的辯論，煽動群眾起來反對工作組。陳伯達一反既往的觀點，明確表示：“對於6.18這個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錯誤的。”江青對受工作組打擊的群眾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一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革命的和我們站在一塊兒。”他們還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寫信中央，批評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文革中的做法是錯誤的。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同時對工作組問題表態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有了毛澤東的公開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25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在東操場，江青親自主持召開萬人辯論大會，親自揭發批判工作組。康生則在會上特別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再一次挑動群眾反工作組的情緒。26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時再一次指出，全國95%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下令撤銷工作組。當晚，陳伯達、康生、江青再去北京大學，組織召開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他們站在反對工作組的立場上，把對北大工作組的態度問題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江青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現出了唯她最“革”的姿態。江青激動過分，忘乎所以，無法自控，將她與毛澤東和前妻楊開慧的兒子毛岸青的妻子張韶華的矛盾，在萬人大會上抖露出來，並聲嘶力竭高喊毛家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最後陳伯達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北大工作組長）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在幾個人的煽動下，會場群情激憤，難以形容。

麵對不可阻擋的反工作組浪潮，劉少奇非常清楚，清華大學的工作組也難以維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認為派工作組是形勢所迫，大勢所趨，並沒有錯。為此，他於7月27日找康生單獨談話，當康生說“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劉少奇堅持說：“不是”。為了支持康生對蒯大富的評價，陳伯達當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7月27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號召大家“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江青在海澱區召開的中學生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罷掉海澱區中學工作隊隊長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咄咄逼怕下，28日，北京市委作出了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次日，毛澤東又派周恩來親自去過問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蒯大富也被送去參加了大會。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被迫在派工作組問題上作檢查。劉少奇這次或許是說了心裏話：“怎麽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真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以致“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當會議結束時，毛澤東來到會場接見與會代表。經久不息的掌聲，連綿不斷的“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率先離開會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心境大慨有天涯之別。

8月4日，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並作了蠱惑人心的講話。當天，陳伯達在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清華大學工作組大會上公開為蒯大富平反。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暴露了《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毛澤東大字報的公開在全國孤立了劉少奇。

在借用群眾力量的基礎上，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當天，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麵扭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

通過《十六條》的第二天，全國各地主要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十六條》。在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歡呼的人群，報喜的人流，湧向各省市委所在地。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的鑼鼓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呼聲響成一片，居住在中南海裏的人都為之震動。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的群眾。當激情滿懷的群眾看見毛澤東神話般地出現在眼前，聽見他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時，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千萬雙手盡力地伸著，希望能碰到毛澤東那神聖的身軀，更希望和他握手。當毛澤東被群眾簇擁著登上接待站講台，連聲說道“同誌們好！同誌們好！”時，那種情緒，那種場麵，用鼎沸這個詞也難以形容。直到警衛人員趕到接待站將毛澤東請回中南海後，人群仍在繼續翻滾，聞訊趕來的大批大批群眾更增加了那兒的溫度。

第二天，《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和激動人心的言辭報道了毛澤東會見群眾的場麵，以此表明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這種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動搖不了的。

在群眾情緒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協助下，毛澤東主導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通過了《會議公報》。《公報》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權力進行了調整。劉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最明顯的是：林彪權力上升了，劉少奇權力削弱了。而這才隻是劉少奇最後命運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