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評發動西安事變的逼蔣抗日論
朱長超
1936年的12月，處於外憂內患中的中國麵臨著日本的步步進逼，亡國的危險迫在眉睫。在日本人發動蘆溝事變之前，張學良將軍卻抓緊機會，率先發動了西安事變。他下令槍殺中華民國衛隊，拘捕國家領袖，扣留高層官員，製造了嚴重流血事件，造成全國性的大震蕩。有些人主張借此殺蔣，有人則一心希望蘇聯和中共支持他建立以他為首的西北聯合政府。中華民族經他這樣一折騰，內戰如弦上之箭，國家如覆巢之卵，民族危在旦夕。對於這次事變，有人認為大功存矣，至少動機是好的，所謂好的動機是指張將軍是逼蔣抗日。
對於西安事變高度評價的人們，自然也把張學良看作是曆史的功臣了。張學良曾經是國民政府全國海陸空三軍的副總司令，東北三省的最高領導。1931年，因不戰而拱手讓出東三省而名聞於世；1936年，又因發動過西安事跡而名聲大躁。這次事變，對中國的曆史發展和他個人的曆史發展，影響都甚大。一個麵對日軍攻占北大營而下令不抵抗的將軍，一個不去抗戰而去拘捕國家首腦的將軍，客觀上是幫助日本侵略還是阻止日本侵略？主觀上是逼蔣抗日還是另有所謀？
西安事變的發動的動因，曆來有一個理論，叫做逼蔣抗日論。例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指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該書指出，１２月１２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就是因為蔣介石不抗日，所以張楊要逼他抗日。認為西安事變是他（蔣介石）違背曆史潮流而遭到的嚴厲懲罰。（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２１卷，２３５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並認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共逼蔣抗日的目標初步實現。（同上，第２３２頁）逼蔣抗日論是許多中國大陸曆史學著作關於西安事變動因的最普遍的理論。
張學良將軍自己也聲稱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使蔣抗日。他在事變當日早晨通報全國（早就準備好的）的致全國電中說，為迫使蔣補贖前愆而發動了事變：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盛.......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蔣委員長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作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意思是蔣不聽張學良將軍要求抗日的主張，張才采取行動，想逼他抗日。
可見，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無論是張學良將軍本人，還是中共黨史的表述，或者是大陸曆史學家的認識，都認為是為了逼蔣抗日。逼蔣抗日論是長期以來存在於曆史學界的權威理論。
西安事變究竟是什麽性質的事變？張學良的逼蔣抗日論能否成立？發動事變的張學良將軍是曆史的功臣還是曆史的罪人？這是中國近代史需要研究明白的問題。如何科學地評價張學良，如何理性而曆史地評價西安事變，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作者是一個曆史愛好者，現把自己的一得之見就教於廣大讀者和專家。
評價的三個原則
為了達到科學地評價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應該努力堅持三個原則。
一個是事實原則。他做了什麽，影響了什麽，人們當時認識到什麽，等等，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不能為了表明某人和某個集團和正確，而故意地掩蓋什麽，製造什麽。比如說，張學良曾經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共產國際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不加入共產黨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而沒有同意他入黨。這個情況是不是事實，需要考證。又如，毛澤東聽說蔣介石被張學良所扣，心中狂喜，幾次電報讓張殺蔣，也準備在陝北公審蔣介石，延安開始搭建公審會場。這說明延安方麵當時根本不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殺蔣對於毛澤東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脫離事實作評論，會是沙灘上造樓。
第二是曆史原則。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曆史功過，必須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代去考察。那個時代是日本人步步緊逼，民族危機加深，中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不能以今天的標準來認識那個時代的張學良的所作所為。不能認為日本人最後還是被我們打敗了為理由來認識西安事變。
第三是國家原則，即超黨派、超集團原則，以國家利益作為評價的標準。對於張學良的和西安事變的評價，不能站在東北軍的立場上，不應該站在西北軍的立場上，不應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不應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而應該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西安事變，可能對於某個黨是有利的，對於另一個黨可能是有害的。我們不能據此就認為它是有好的或不好的。我們也不能因為張學良將軍與某黨的關係較好而將他評為曆史功臣，也不能因為他損害了某黨的利益而認為他是曆史罪人。我們的評論，應該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
張學良將軍抗日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有一條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蔣不抗日，他要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論是否成立，需要兩個最基本的條件。第一是張學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蔣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國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隻有這兩個事實存在，逼蔣抗日的理由才有可能成立。如果這兩個理由有一個不成立，或者兩個都不成立，那麽，張學良所稱的發動西安事變是 逼蔣抗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張學良抗日嗎？他什麽時候抗過日呢？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張學良將軍的抗日史。
曆史就是曆史，它不容偽造，不能美化，也不能歪曲。曆史告訴我們，張學良將軍沒有抗過日。即使在能夠抗日的時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應該抗日的時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曆史，實際上是避戰史，逃跑史，即使有極小規模的接觸，也隻有失敗史。
第一，九一八事變前，有識之士顧維鈞曾經進言，‘要防範日本不測之心，\'但張未予重視，也根本不想防範和抵抗。他下令，萬一日本進攻，東北軍不予抵抗。
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張學良指示前來請示的東北參謀長榮臻，敵果挑釁，退避為上。９月６日，張將軍又發電指示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參謀長榮臻等人：對於日本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可見，張在事變發生之前，已經明明白白地確定了萬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針。這種萬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針，能稱得上抗戰、能算是抗日嗎？
第二，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晚，張學良將軍兩次下令不抵抗。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一個夜裏，日本軍隊進攻北大營的時候，張學良正在北平陪一個演員看戲，燈紅酒綠，笙歌悠揚。日本人突然進攻北大營的時候，東北軍的高級領導都不在營中。在營中的參謀長趙鎮藩不敢隨意處置，請示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王又請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榮不敢作主，請示張學良。張在電話裏回答，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 避免衝突是個什麽意思呢？就是讓他手下的東北軍的強兵悍將脫離日本人，不與日本發動事變的日本軍隊接觸，不與接觸，能算是抗戰嗎？它隻是逃跑的代名詞。避免衝突，也不能算作是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
第三，沈陽失守後，東北還有遼闊的國土，張將軍手下還有東北軍幾十萬大軍。這些軍隊，可以據守關寨之險守衛國土；可以隱入山林，展開遊擊戰爭；日本軍隊隻有２萬人，東北軍完全可以與之一點。張將軍卻仍然不抗日，節節後退，乃至拱手退出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關。使日本人在二個月內盡據關東百萬平方公裏江山。日本人如此輕而易舉地占領東北，如此順利地為創建偽滿洲國準備條件，張學良將軍的避免衝突方針是幫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國民、中央政府、國家領導，三軍統帥，都曾再三要求張學良將軍抵抗日軍侵略。外交家顧維鈞曾被張學良聘為外交顧問。他建議張將軍堅守錦州，以保衛華北，如果錦州不守，則華北也難守。他對張說：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為國家計，守土殺敵是軍人的本分，更是國家軍隊副總司令的本分。為個人計，殺父之仇、喪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從張學良將軍的名聲計，逃跑避戰，也不是上策。但是，張學良將軍自幼熟讀兵書，仍然執行三十六走為上計的計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張將軍堅守錦州。蔣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國家名義和私人名義力勸張將軍暫緩從錦州撤兵。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第二天，蔣又派出航空一隊前去助戰，蔣明確告訴張，航空一隊將在三日內到達北平，歸張指揮，其意在給張學良將軍鼓勁，希望張下決心堅守錦州，並加強堅守錦州的空中力量。蔣的電報，可以看作是國家的命令。但是張學良將軍仍然無意抵抗，決意撤退。接著，張將軍撤走了守衛錦州的三個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並且，據日本學者關寬治、島田俊產：《滿洲事變》記載，張學良將軍於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動撤出錦州的答複。（見趙暉：《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張學良和蔣介石》，載《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張學良將軍在數十萬雄師撤退之前，向敵方報告不準備與日交戰的行為，可謂用心良苦。其行為十分儒雅，與西安事變時下令槍殺總統衛隊時的果斷、勇敢判若兩人。抗戰抗戰，畢竟不是小朋友玩過家家的遊戲，因此，張學良將軍將東北軍守城部隊撤兵錦州，也不能算是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
１２月２５日，國民政府電令張將軍對於日軍進攻錦州，以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當時蔣介石下野，孫科當權）決定，如遇侵犯，則抵禦之。國民政府將會議精神電告張將軍。張將軍複電說，強弱之勢，相去懸殊，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幸之理。這意思是說，東北軍與日本軍，力量相差太大，如果打的話，決無戰勝的可能。言下之意，他隻能退，隻能逃。一向似乎敢作敢為的張將軍，麵對日寇步步緊逼，麵對國民政府保衛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繼續撤兵。而日軍此時已迫近錦州。
１２月３０日，國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蔣介石在陳濟棠廣州政府及桂係的壓力下宣布下野）再次電令張將軍：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學良將軍身為全國海陸空三軍副總司令，對於國家命令，置若網聞，繼續撤兵。國民政府給張學良將軍的電報表明國民政府是要抗戰的，而張學良是不抗戰的。他違抗了國民政府要他守衛錦州、抗擊日寇的命令。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東北軍全部撤到關內。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輕而易舉地從張將軍手中取得錦州。從日本發起九一八事變到張將軍讓出東三省全部國土，英勇的張學良將軍沒有下過一次作戰令，他退出沈陽、退出錦州，退出東北的曆史，隻能稱作撤退史，是決不能稱作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的。
第四，在日本準備進攻張學良將軍據守的熱河時，張將軍自己不抗日，還製造種種借口抵製和破壞抗日。
日本扶植成立滿洲國後，將熱河劃入滿洲國領土。熱河在今河北省北部東至山海關一帶，是聯接華北與東北之要衝，進可收複東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還關係著東北義勇軍的軍援運輸線，一旦有失，正在山林風雪中苦戰的東北義勇軍勢難持久。而張學良將軍退出關外後，守衛在平津地區，熱河是他的轄區治下，熱河省省長是他的部下湯玉麟。守衛熱河，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
當時，國民政府準備熱河抗戰。行政院長汪精衛（當時是主張抗日的）製定了防守熱河的計劃，其方針是：增兵換將。國民政府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決定增兵熱河，計劃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東北軍的地盤，以增強防守熱河的力量。
然而，增兵抗日守熱河的計劃遭到張學良將軍的強烈反對。張學良將軍自己不想抵抗日軍的進攻，也不想讓中央政府派兵參加或支持抵抗日軍的進攻。他擔心，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北軍務，影響他在東北軍中的絕對權威。他也決不要中央軍隊進入他的轄區。他把東北軍看成是張家軍，把熱河省看成是張學良自家的地盤。
為了促成熱河抗戰的勝利，這年6月，汪精衛親赴北平，告訴張學良：日本調兵到東北，我們也應當調兵去抵抗。固然軍隊的係統可以變動，而調兵熱河的計劃不能變更。但是他無法說動張學良。張的托詞，是他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無可奈何。為了抗戰，南京政府有意撤換湯玉麟，以加強熱河防務。張學良將軍為了達到政府軍無法進入熱河抗日的目的，將中央政府的這一計劃告訴了湯，以致湯玉麟更加堅決地拒絕南京政府增兵熱河。這個張學良將軍的部下、東北軍的將領隻向南京政府要求軍需補充，拒絕中央增兵到熱河參加抗戰。張學良的所作所為表明，他不僅自己不想抗日，而且采取了種種惡劣手段破壞熱河抗戰。
這年7月，日軍在熱河邊境挑起事端。汪精衛屢次發電指示張學良將軍出兵抵抗，而張學良將軍回電不是要糧要餉，就是認為汪精衛要抓權指揮華北軍事。汪無法實現防守熱河的政府意誌，內心憤怒不已，決心辭職，他想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8月6日，汪精衛連發五電，責備張學良將軍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致敵益驕，延及淞滬。今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望張學良亦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無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8月8日，汪精衛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張學良轄境中河北、察哈爾各處稅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萬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實屬忍無可忍。今熱河告急，平津危殆，張漢卿擁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國唯有去軍閥，統一內政。可見，當時的中央政府，包括行政院長汪精衛是積極推動熱河抗戰的，而張學良將軍則用種種手法抵製和破壞熱河抗戰計劃的實施。其手段是十分惡劣的。汪精衛所揭露的張學良不想抗戰、破壞熱河抗戰的事實充分表明，張學良將軍根本不想抗日，根本沒有抗日。
在巨大的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應當對民意有所交代。他讓張學良將軍在三策中作出選擇：
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
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
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
蔣介石請張學良將軍權衡得失，擇一而行。前兩策都是抗戰，但是，張學良將軍堅決地選擇了第三策，這就是說，張學良選擇了不參加熱河抗日。可見，張學良將軍在熱河抗戰中，始終是不抗日的，甚至是破壞抗日的。本來，日本人占領了張學良的老家，張學良麵對東三省父老鄉親，應該有愧於心，應該雄糾糾地奮戰疆場，馬革裹屍，以雪恥辱，報效國家。但是，他卻一避再避，一失再失，一阻再阻。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從來不想，從來不敢與日本人作戰。他所作所為，完全是一個地方軍閥擁兵自保、收租自肥、占山為王的土皇帝作派。
第二年，即1933年，日本終於進攻熱河了。3月4日，僅僅128名日軍，就占領了張學良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將領湯玉麟守衛的熱河省省會承德市，湯玉麟嚇得不戰而逃。
東三省淪陷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後方的戲院，承德淪陷時，張學良將軍依然在北平。日本曾放風說要暗殺張學良將軍，為了避免日軍可能的暗殺，張學良將軍在日本進攻熱河時，不親赴熱河督陣抗戰，躲在北平。張學良將軍領導的東北軍再次放棄了熱河的大片土地。
由此可見，張學良將軍麵臨著一次又一次抵抗日寇雪國恥報家仇的機會。少量日軍進攻北大營，他可以抗日；日本攻擊沈陽，他可以抗日；日本進攻錦州，他可以抗日；日軍進攻熱河，他更可以抗日。即使有犧牲，也比逃跑避戰要好。一個國家海陸空三軍的副總司令，國家有難時刻，一逃再逃，一避再避，不戰一場，一抗一日，逃到了大後方，卻開始發動兵變，扣留國家元首，屠殺國家士兵，卻美其名曰逼蔣抗日。張將軍有幾十萬雄師，日軍當年就在眼前，為什麽不抗日呢？勇敢的張學良將軍為什麽不逼一逼自己去抗日呢？
雖然張學良將軍有抗日的條件，也有抗日的機會，更有抗日的理由。東三省是張作霖的發家之地，父母陵寢所在。張學良將軍身為東三省最高行政長官，身為全國海陸空三軍副總司令，有守土、抗敵、衛國、保家之責。從一個男子漢個人來說，匹夫見辱，奮身相鬥，更何況是國恨家仇？豈能一忍再忍，一辱再辱？但是，張學良將軍從未動過抗日的念頭。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時，張將軍不抗日；國民政府要求他嚴守錦州時，他不抗日；國民政府嚴令他堅守熱河時，他仍然不抗日。恰恰相反，他望風而退，堅持退避。日本人進攻北大營，他避戰；日本人進攻錦州，他避戰；日本人進攻熱河，他也避戰。他擁有幾十萬訓練有素的東北軍，但是，一失沈陽，二失錦州，三失東北，四失熱河。一個一而再、再而三喪失國土的將軍，一個曆來不抗日的將軍，竟然逮捕國家元首，說是為了逼蔣抗日，這不是一種天大的笑話嗎？這種理由能夠成立嗎？張學良將軍這樣的避戰將軍能稱得上是抗日的英雄嗎？曆史不是明明白白地將曆史的鑒定書寫在青史上了嗎？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不抗日嗎？
上麵已經論及，張學良所謂逼蔣抗日一說，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事件的發動者必須是個抗日派，二是西安事變的對象蔣介石必須是個不抗日的投降派。張學良將軍不是一個抗日派，上文已經論及。下麵則要論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是不是不抗日的。如果是不抗日的，你才有逼的理由。如果人家是抗日的，你將人抓起來，就沒有理由，也沒有逼人抗日的必要。
曆史證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是要抗日的。並且在西安事變前準備過抗日、支持過抗日、發動過抗日。因此，張學良將軍的為逼蔣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一說更加不能成立。人家明明在抗日或者在準備抗日，你還逼別人幹什麽？你還製造事端幹什麽？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是否在準備抗日或者實行過抗日呢？讓我們看看曆史事實。
第一，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早就紮紮實實地著手準備長期抗戰。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製定了以空間換時間、準備長期抗戰的戰略，積極建設大後方。1934年4月，由蔣介石親自掌管為對付日本侵略而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仍隸屬於軍事委員會)，隨即開始在大後方(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投資設廠開礦，進行軍事重工業建設。並抓緊在西南地區勘探和建設公路。這些戰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正確的，也是有成效的。1936年，國民政府多年的建設措施終於開始顯示成果，國民經濟實現了全麵好轉，農業豐收，工業振興，外貿增長，各項指標都出現了曆史最好水平。特別是國防軍工，有了相當快的發展，為長期抗戰創造了條件。曆史證明，這種準備在後來堅持長期抗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充分備戰，準備長期抗戰，這本身就是抗戰的一部分。也是決心抗戰的表現。
第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根據敵強我弱的方針，采取了比較穩妥的抗日方針，即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戰術則是步步為營，處處設防，以達到延遲日方進攻，爭取時間調動抗戰力量的目的。這個方針的基本點是抗戰。戰爭初期，從敵我雙方的國力、兵力上講，我方確實處於劣勢，但是，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後備力量較強，因此，國民政府提出了以空間換時間，努力著手備戰、不急於決戰或避免全麵戰爭的方針，這從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的角度看，是切實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這樣可以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曆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隻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麵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穩妥抗戰決不是不抗日，更不是投降。１９３５年月１１月在國民民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蔣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這就是說，不放棄和平是為了備戰的需要，是為了最後戰勝日寇的所采取的方針。所謂最後關頭，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同聞周報，第１２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國民黨第五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是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導土主權的完整......。我們絕不訂立任何分割我們的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國聞周報，第１３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１９３２年他提出的對日方針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史學家認為，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始終不變的。他提出了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乃為禦侮圖強基本之要務。拿我們的血肉來代替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炮，他的方針也是以空間換時間。這些抗戰方針與毛澤東提出的中日戰爭是持久戰的論斷有相似之處。是對敵我力量雙方全麵考慮後提出的抗戰方針。這個方針是抗日的，不是投降的，是積極的，不是逃避的，是穩妥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逼蔣抗日說，是缺乏內在的依據的，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和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麵對日軍的侵略，曾多次發動過抵抗日軍進攻的戰爭，表現了抗戰的決心。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再三下令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堅守錦州，抵抗日本，阻滯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國民政府會議的決議，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等給張學良的電報，都是要其守衛錦州。軍令如山，說明抵抗日本進攻錦州，這是國家的方針，也是蔣介石的方針。蔣介石還明白告訴張學良，準備派遣航空部隊，歸張學良將軍指揮，以增強張將軍抵抗日軍進攻的能力。事實證明，國民政府令張抗日，蔣介石令張抗日，孫科令張抗日，汪精衛也令張抗日，但是，都沒有成功。張學良將軍就是不抗日，他不抗日的意誌十分堅定。任你多大的權威、多堅決的命令，都無法促使他抗日。
在一二八抗戰中，國民政府調動了幾十萬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使日本人幾天之內攻克上海的希望落空。中國軍隊在這次戰爭中浴血抗戰，可歌可泣，其英雄精神驚天地而泣鬼神，雖然戰爭失利，但是，也重挫了日本，充分體現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抗戰的決心。如果不是南京政府決心抗戰，幾十萬軍隊怎麽可能在戰場上拚命廝殺？
熱河抗戰中，南京政府也積極備戰。先是汪精衛增兵調將，積極備戰，遭到張學良將軍的再三阻撓。但汪精衛確實在為熱河抗戰奔走效命。蔣介石也積極主張熱河抗戰。１９３３年1月27至29日，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武藤信義連發三道攻擊熱河的命令，熱河之戰迫在眉睫。當時華北學界人士和非東北係將領，均認為張學良才具不堪以擔當大任。宋哲元、馮治安、劉汝明、商震、龐炳勳等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蔣介石決心親臨前線，指揮熱河抗戰。但張學良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您能來最好，要沒空就別來了，叫宋子文來幫我籌劃軍餉就行。(鈞座如能北來，自屬最善。倘南中公務繁要，一時不克來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來平，代為主持。而轉撥餉項各事，良可就近與之詳商。)很顯然，張學良將軍此電是不要蔣親臨熱河，其雞腸小肚，躍然紙上。國家要員，副總司令，居然視戰爭如兒戲。總司令要親臨前線抗日，副總司令婉言拒絕。綠林之氣，軍閥之風，躍然紙上。最後，蔣介石不管張態度如何，準備於５日赴熱河指揮抗戰，但臨行前消息傳來，張學良將軍的部下熱河省省長湯玉麟不戰而逃，日軍輕取熱河，承德已經淪陷，隻得放棄北行計劃。但蔣介石的行為表明，他是準備到熱河參加抗戰的。他對戰爭的態度，與張學良完全不同。同是對熱河抗戰，張學良將軍在前線而不戰，蔣介石準備親臨前線領導抗戰，一直不抗戰的張將軍卻去逼堅持抗戰的蔣介石逼蔣抗日，這在邏輯上是絕對說不通的。
此外，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還發動和支持了長城抗戰，密雲抗戰。１９３６年９－１１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又支持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的綏遠抗戰。這些都表明，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動上是抗日的，切切實實地與日軍交過戰。
第四，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八年抗戰期間，進行了一係列艱苦卓絕的戰爭，如上海八一三抗戰，台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長沙保衛戰，常德保衛戰，鎮南關大捷，緬甸抗戰，等等，每一場戰爭都可歌可泣，國民黨抗戰將士們的英雄之氣，愛國激情，驚天地而泣鬼神，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國民黨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主要的力量，抵抗著大多數日本侵略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陣亡殉國的將士達３４０餘萬人。說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抗戰，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國民黨是抗戰的。他的抗戰，決不是張學良將軍逼出來的。張學良將軍自己不抵抗，卻要逼著抗日的政府和國家領袖去抵抗，這實在是很滑稽的。他的發動西安事變的理由，是絲毫也站不住腳的。
從社會各界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批評看逼蔣抗日論不能成立
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於張學良放棄東北、放棄熱河和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也從一個方麵表明，他的所謂逼蔣抗日論是不能成立的。
中國民眾對張學良不戰而退出東三省是非常不滿的。他的弟弟張學思的衣服上，曾被人用墨汁寫上不抵抗將軍之弟幾個字。更有人寫詩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與歌女影星在一起。
中國民眾對於張學良在熱河抗戰中的惡劣表現也是非常不滿的。他自己不抗戰，也不讓中央派軍隊到他的轄區抗戰，輿論對此非常不滿。胡適曾認為他在熱河抗戰期間的表現有五大罪行。他的罪過，總括說來，至少有五點：
(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
(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
(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
(四)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
(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恭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不統一，......都由於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胡適的言論代表著當時中國相當多知識分子的觀點。
對於西安事變，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也是反感的。普遍認為對國家抗日將造成極大損害。胡適曾寫到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後的感覺。他說：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驟然低落，隻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國難當頭，強敵壓境，國家多事之秋，竟扣留國家領袖，槍殺衛士，製造流血事件，這樣做不得人心。事件發生後，胡適、蔣夢麟等北平六名大學校長聯名批評張學良。該電報代表了中國學界領袖們的意見，更反映全國輿論和廣大知識分子的主流看法。電報指出：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電文中束身歸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一語，分量很重。胡適等人的電文很明確，認為這是名為抗敵，實則 自壞長城。是敵人之快、國家之難。胡適等人表示堅決反對。如果張學良將軍真的要逼蔣抗日，理應得到廣大中國人民和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西安事變後，卻遭到全國眾口一辭的反對譴責之聲。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張學良將軍的逼蔣抗日論不能成立，全國人民對他的理由不予認可。
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也強烈地反對張學良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張學良原來以為，蘇聯一定會支持西安事變。這可能是中共方麵向他傳播的消息，也可能是他的直覺告訴他的。他也許認為，共產黨支持共產黨，蘇聯共產黨一定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他的扣蔣行動，一定會得到中共的支持，也一定能得到蘇共的支持。但是，對於西安事變，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卻堅決反對。12月13日晚，莫斯科致電延安，對西安事變定性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製造的陰謀，是要利用張學良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如果任其發展，中國將長期內戰。日本便可坐享其成。蘇聯對於西安事變不會支持。（見張國燾回憶錄）蘇聯還發表一份聲明，聲明措詞極其強硬。聲明指出，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發動這樣的事變，是一種賣國行為。蘇聯對此不負任何責任。蘇聯並且要求，立即釋放被扣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大員，如果中共支持張學良處死蔣介石，蘇聯將與中共斷絕關係。斯大林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信中說，張學良發動的兵變是另一次日本陰謀.......其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並破壞高漲中的抗日運動。毛澤東看到此信，大為意外，大為不滿，但是又不能不遵照去辦。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於１２月14日發表社論，強烈抨擊張學良。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也評論說：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隻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美英政府更是嚴厲地譴責西安事變。認為它影響了中國的抗日力量，是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總之，張學良處於全國人民的反對之中，在國際上也處於空前孤立的地步。泰晤士報，紐約時報，都批評張學良在國難深重之際，發動事變，製造事端，削弱了抗日力量，幫助了日本人。
各地方實力派是否支持張學良呢？除四川劉湘外，大多數對西安事變持批評否定態度。張事前寄予厚望的閻錫山、宋哲元、韓複渠等地方大員都不支持張學良。至此，張學良原以為蘇聯會支持，全國人民會支持，地方實力會支持，結果，除了延安，幾乎沒有人支持他發動的事變，中國大多數國民認為他幫了日本人的忙。國內國外的輿論界是一片譴責聲。
就是張學良將軍的結發妻子於鳳至，也堅決地反對張發動西安事變。張發動西安事變時，她正在英國。一聽到事變的消息，她立即去電張學良，要他一定保護蔣的安全，要求立即釋放他及隨行人員。她愛張學良將軍，但更愛中國。她知道中國再也不能分裂了，中國再也不能折騰了。她告訴張學良，中國局勢很明顯，蔣介石和中央政府是國家的主要力量，是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文匯讀書周報》２００７．１２．７）她聲稱，如果她在事前知道張要發動此事變，她會堅決反對。從權衡輕重、國家為重這一點上，張學良將軍雖然身著戎裝，似很英武，然而，他遠遠不如一個女流之輩。他的行為，連妻子也是堅決地反對的。
幾十年後，張學良將軍是否支持當年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呢？他自己也似乎並不堅持發動西安事變是正確的。第一，他多次表示，發動西安事變是魯莽行動，是闖了大禍，自己是個罪人。顯然，婉轉地否定了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行為。第二，他不怨恨被軟禁幾十年，似乎也表示自己罪有應得。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張學良還提到，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他認為處罰他是應該的，說明他自己在幾十年的反思之後，也認識到自己發動西安事變對國家是有害的，自己是有罪的，處罰是必要的。第三，他至死沒有接受當年支持或策動他發動事變的一方朋友的好意。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講武堂時的同學呂正操捎話邀請張學良回大陸探親訪友，北京亞運會時，國家主席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台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要她捎話給張學良，可派專機接他來大陸。本來，看看父親的墓地，看看文革中被打死的弟弟張學思的骨灰，看看許多跟隨他的經曆鎮反、反右、文革風雨的將士們，看看故土，是人之常情。但他沒有應邀。這似乎表明，他對自己當年發動的事變，並不如當年那樣理直氣壯。他對自己是有所否定的。
當然，支持張學良將軍的，還是有的。他的最大的支持者是日本人。日本人是非常歡迎他發動這樣的事變的，最好是三天兩頭發動一次，並且發動得越大越好。日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擴大事件的影響，恨不得中國方麵能像一鍋粥一樣沸騰起來，大家你打我，我打你。這樣，日本更高興。但是，日本人畢竟是聰明的。他的高興和支持不能溢於言表，他隻能偷偷地高興，暗暗地發笑。如果他公開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反倒會引起中國各方的警惕，反而有可能讓他們團結起來。因此，日本人靜悄悄地坐山觀虎鬥，沒有歡呼，隻是在心底裏喝彩叫好。從日本人的支持或暗中高興，也從一個方麵說明，逼蔣抗日之說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逼蔣抗日說能夠成立，日本是高興不起來的。
如果逼蔣抗日說能夠成立，理應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理解，理應得到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渴望抗日的中國人民不支持，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不支持，它的社會反應是親者痛仇者快。這樣一種親痛仇快的事變，能說是為了逼蔣抗日嗎？
從西安事變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看，逼蔣抗日說也不能成立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國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蔣介石的生命麵臨著重大危險，中國麵臨著四分五裂和內戰的重大危險。從西安事變麵臨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看，逼蔣抗日說決不能成立。因為如果蔣介石死了，或者中國發生內戰了，你張學良將軍自稱有逼蔣抗日願望，你又如何能自圓其說？
西安事變後，中國麵臨著分裂和內戰的嚴重危險。第一，西安事變後，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認為張學良扣押領袖，槍殺將士，拘留國家大員，對於這種擾亂國家的行為。必須嚴厲鎮壓。南京政府一度派出了飛機，中央一些集團軍進軍陝西，戰爭一觸即發，中國處於內戰亡國的最危險的邊緣。第二，張學良將軍想組建西北聯合政府，由西北軍、紅軍、東北軍三位一體，建立政府，他自充領袖。這樣，他就可以在西北割據，由東北王變成西北王。他的這個願望，在事變之後向蔣提出的幾個條件中表達了出來。其中就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這也許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核心動機。如果他的這個目標達到，西北聯合政府真的成立，中國又增加了一個地方割據勢力，南京政府也有可能會像處理福建事件、兩廣事件一下加以平定，無論是戰是撫，都會削弱抗日力量。第三，張學良策劃東北軍和西北軍將士發動西安事變，客觀上將這兩支軍隊推向叛軍的危險境地，推向與中央分庭抗禮、拔刀相向的危險狀態。本來這是一支受到日軍恥辱、喪失根據地的正義的、有可能奮起抗日的軍隊，張學良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使這支軍隊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它不去英勇抗日，卻陰謀兵變，自然差一點成了一支叛軍，它很有可能點燃內戰之火。總之，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使國家麵臨著沉重的災難，麵臨著分裂和內戰的危險。在國家的巨大的災難和危險麵前，張學良將軍和有些人的所謂逼蔣抗日說是多麽地蒼白和可笑啊。你說你逼蔣抗日，為什麽不惜在強敵虎視眈眈之際，不惜將國家推入分裂和內戰的境地呢？
西安事變，也使蔣介石麵臨著死亡的危險。
第一，在事變準備階段，張學良將軍曾經致電陝北，保持著密切聯係。1936年12月11日星期五的夜間，張學良將軍給毛澤東拍發了那條神秘的密電之後，立即召集了一個大約十來個高級將領的會議。他命令他們逮捕蔣的總參謀長；接管總督辦公室解除警察和一個國民黨準軍事部隊--藍衣社的武裝；並占領機場。張學良的貼身警衛長，一名26歲的上尉，隨後帶領200人趕赴臨潼實施兵變行動。這就是說，張學良將軍與中共密謀在先，發動事變在後，毛澤東方麵事先是了解張的計劃的。而張學良將軍也是很清楚當時陝北方麵對蔣的態度的。毛澤東等人對蔣是充滿仇恨的，是希望殺之而後快的。因此，在事變之前，張的兵變計劃就不能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就存在著中共方麵將被張將軍扣留的蔣介石殺死的可能。既然存在著嚴重的殺蔣的可能，怎麽能夠說是逼蔣抗日呢？
第二，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生命危險驟然增大。一方麵，張學良將軍將蔣交給紅軍的可能性在增大著，另一方麵，南京方麵轟炸西安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著。蔣介石雖然被張學良將軍扣留，但是，蔣介石並不是怕死之徒，並不接受張學良的要挾。張學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任何承諾，相反，蔣嚴厲譴責張學良的兵變。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張學良曾經萌發將蔣介石交給陝北紅軍處理的念頭。後來，陝西方麵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麵臨著中央軍隊的壓力，張學良曾經威脅說，一旦發生戰爭，他將無法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他有可能把蔣介石交給陝北紅軍，也有可能把蔣介石當作人質。一旦爆發內戰，張學良是很有可能把蔣介石交給紅軍的，如果那樣，蔣介石生還的可能性是極小的。那時，蔣介石的生命確實是麵臨極大危險的。同時，蔣介石的生命還麵臨著南京方麵對西安轟炸而被炸死的危險。甚至也存在著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的某些激進勢力將蔣殺死後嫁禍於南京轟炸炸死的可能。總之，蔣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變之後，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蔣介石的生命如此危險，逼蔣抗日說怎麽能夠成立呢？
第三，從紅軍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基本態度看，蔣介石是有可能被殺死的。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立即致電毛澤東，聲稱他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及隨行人員看管。電報要求延安派人共商大計。並希望紅軍向延安以南地區擴展，以防不測。中共的領袖們的反應是十分興奮，有人說，蔣也有今日；有人說，張學良幹得不錯。朱德說，現在沒有別的話說，先殺蔣再說。毛澤東的態度是，讓張楊出麵打頭陣，我們站在後麵。張聞天、王稼祥等的態度是請示莫斯科。毛澤東則暗暗地鼓勵張學良殺掉蔣介石。他致電說，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顯然，這是示意要他處理蔣，（即殺掉蔣），不要讓蔣輕易逃脫。並說，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朱德說， 爽爽快快對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認為用不著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毛的態度說，殺字不能由我們口裏直說出來，毛並對朱德說，你不要太過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以上見《張國燾回憶錄》）總之，延安方麵的態度是殺的意見占了上風。而張學良事前與毛澤東聯係，事後則又緊密聯係。他雖然事變得手，但處於四麵楚歌之中。在山窮水盡之際，為了尋求支持，完全有可能將蔣交給紅軍。因此，蔣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變之後，確實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蔣介石生命很有可能被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逼蔣抗日之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從張學良將軍與中共方麵對蔣介石處置的協商看，從中共方麵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態度看，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生命麵臨著嚴重的威脅，因為長期以來，打倒蔣介石是中共方麵的一貫立場。１９３５年月１２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議的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反對當前最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２１卷，２２８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和和平處理後，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在《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還堅持認為，作為中國革命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則堅持‘倒蔣是抗日的前提\'。（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２頁）認為中共當前的方針，是打倒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號召不管什麽人，什麽派別，什麽武裝隊伍，什麽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隻有最廣泛的下層的、各階層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統治。（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０頁）可見，即使是在西安事變已經和平地處理了，中共在內部的文件中仍然是把蔣介石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是當成中國共產黨的最主要的敵人的。在中國共產黨的心目中，打倒蔣介石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同樣重要的。１９３７年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相當時間，中共尚且必欲除蔣而後快，在西安事變發生時，如果張學良將軍將蔣介石移交給延安，中共方麵是不可能采取逼蔣抗日方針的，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朱德等等，在蘇聯和斯大林的電報之前，都是極力主張殺蔣的。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張學良將軍逼蔣抗日說難以成立。
張學良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是送給日本人的最豐厚的禮物。鶴蚌相爭，漁翁得利。西安事變拘押了國家領袖、國家武裝力量的總司令，讓全世界看著笑話。中國人自相殘殺，窩裏內鬥，是日本人夢寐以求的事情，現在張學良將軍終於該出手的時候出了手，而且小六子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連國家領袖也抓了起來。如果三位一體的西北聯合政府成立，日本人會很高興；如果張學良將軍將蔣介石送到延安開批鬥會公審會，然後將他槍殺，日本人會更高興；如果南京的中央軍進攻陝西，東北軍西北軍紅軍聯合起來與中央軍對抗，日本人一定會乘機而起，乘虛直入，攻占中國更多的山河。甚至有可能一舉滅亡中國。明朝的時候，漢族的幾路大軍互相殘殺，為清兵開了道，清了路。張學良如果將西安事變擴大化，那一定為日本人的進攻掃清各種障礙，至少大大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使中國抗日群龍無首。如果這樣，日本全麵占領中國的時候，天皇陛下和日本軍部一定會給張學良將軍頒發最高的榮譽證書。他是日本打敗中國的第一大功臣。那時，日本的曆史教科書上，張學良將軍的名字將光照千秋。日本人子子孫孫會無限感謝張學良將軍。當年，他張將軍以和平為重忍辱負重，悄然撤離了沈陽城，後來又默默地撤出錦州，撤出山海關，日本人已經有足夠的理由感謝他了。現在他又拘留抗日政府的元首，槍殺國民政府的衛隊，拘押南京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這是日本侵略者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喜訊，是天上突然落下的餡餅。如果張將軍將西安事變進行到底，或者西安事變變得無法架控，中國內戰也許會由此而爆發，日本人也許就能順利地占領中國。如果是那樣一個結局，他對於日本國的貢獻，實在不下於明末的吳三桂將軍，更不在末代皇帝傅儀陛下啊。而這樣的一個結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過，蒼天垂憐中華，張學良將軍麵對著全國人民的反對，麵對著他寄予期望的蘇聯政府的反對，連中共領導也在蘇聯政府的壓力下改變了立場。張學良將軍四麵楚歌，最後有所悔悟，他釋放了蔣介石，並且陪送蔣返回南京。使中國避免了內戰。他的錯誤雖然嚴重，送蔣行為還是應當肯定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礁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三國演義上的楊慎寫的這首詞讓人們從更恬淡的心態看待當年的大事件。當年使國家震動的西安事變，如今看來，也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浪花，一次飯後茶餘笑談的小資料而已。不過，曆史還是有是非的。細細看來，張學良身上有一點綠林的匪氣，有一點豪傑的俠氣，還有一些市井小兒的無賴氣，也有一點過於寵愛造成的公子氣。他喜怒無常，任性妄為。他的一生，東北易幟，促進統一，是曆史的大功；擁兵自保，避戰敗退，拱讓東北，是他的大錯；發動西安事變，槍殺政府衛隊，拘捕國家領袖，險些造成內戰內亂，將國家和民族置之深淵，這是他的大罪。總體而言，蓋棺定論，他是民族的罪人，是國家的罪人，是曆史的罪人。由於他的不抵抗，東三省轉眼之間淪於敵手；由於他發動西安事變，破壞了抗戰大計，差一點釀成民族的大分裂，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張學良將軍對於抗戰，隻有敗退之過，破壞之力，毫無尺寸之功。麵對昭昭青史，麵對東三省數千萬父老和幾萬萬國民，麵對張作霖的亡靈，張學良將軍應該羞愧於地下。
青史昭昭。曆史是不可欺的，曆史是有是非的。各種教科書上曆來充塞著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將軍逼蔣抗日的說法，曆史的事實表明此說難以成立，因此冒失地寫作此文，想廓清曆史的一點謬誤，並求教於曆史專家。錯誤之處，歡迎讀者和專家們的批評。
本文在寫作中得到旅美學者張坤和先生的支持和幫助
2008.1.27修改9。22修改，11月修改
朱長超
1936年的12月，處於外憂內患中的中國麵臨著日本的步步進逼，亡國的危險迫在眉睫。在日本人發動蘆溝事變之前，張學良將軍卻抓緊機會，率先發動了西安事變。他下令槍殺中華民國衛隊，拘捕國家領袖，扣留高層官員，製造了嚴重流血事件，造成全國性的大震蕩。有些人主張借此殺蔣，有人則一心希望蘇聯和中共支持他建立以他為首的西北聯合政府。中華民族經他這樣一折騰，內戰如弦上之箭，國家如覆巢之卵，民族危在旦夕。對於這次事變，有人認為大功存矣，至少動機是好的，所謂好的動機是指張將軍是逼蔣抗日。
對於西安事變高度評價的人們，自然也把張學良看作是曆史的功臣了。張學良曾經是國民政府全國海陸空三軍的副總司令，東北三省的最高領導。1931年，因不戰而拱手讓出東三省而名聞於世；1936年，又因發動過西安事跡而名聲大躁。這次事變，對中國的曆史發展和他個人的曆史發展，影響都甚大。一個麵對日軍攻占北大營而下令不抵抗的將軍，一個不去抗戰而去拘捕國家首腦的將軍，客觀上是幫助日本侵略還是阻止日本侵略？主觀上是逼蔣抗日還是另有所謀？
西安事變的發動的動因，曆來有一個理論，叫做逼蔣抗日論。例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指出，１９３６年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該書指出，１２月１２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就是因為蔣介石不抗日，所以張楊要逼他抗日。認為西安事變是他（蔣介石）違背曆史潮流而遭到的嚴厲懲罰。（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２１卷，２３５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並認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共逼蔣抗日的目標初步實現。（同上，第２３２頁）逼蔣抗日論是許多中國大陸曆史學著作關於西安事變動因的最普遍的理論。
張學良將軍自己也聲稱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使蔣抗日。他在事變當日早晨通報全國（早就準備好的）的致全國電中說，為迫使蔣補贖前愆而發動了事變：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盛.......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蔣委員長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作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意思是蔣不聽張學良將軍要求抗日的主張，張才采取行動，想逼他抗日。
可見，對於西安事變的發生，無論是張學良將軍本人，還是中共黨史的表述，或者是大陸曆史學家的認識，都認為是為了逼蔣抗日。逼蔣抗日論是長期以來存在於曆史學界的權威理論。
西安事變究竟是什麽性質的事變？張學良的逼蔣抗日論能否成立？發動事變的張學良將軍是曆史的功臣還是曆史的罪人？這是中國近代史需要研究明白的問題。如何科學地評價張學良，如何理性而曆史地評價西安事變，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作者是一個曆史愛好者，現把自己的一得之見就教於廣大讀者和專家。
評價的三個原則
為了達到科學地評價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應該努力堅持三個原則。
一個是事實原則。他做了什麽，影響了什麽，人們當時認識到什麽，等等，都要以事實為根據。不能為了表明某人和某個集團和正確，而故意地掩蓋什麽，製造什麽。比如說，張學良曾經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共產國際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不加入共產黨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因而沒有同意他入黨。這個情況是不是事實，需要考證。又如，毛澤東聽說蔣介石被張學良所扣，心中狂喜，幾次電報讓張殺蔣，也準備在陝北公審蔣介石，延安開始搭建公審會場。這說明延安方麵當時根本不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殺蔣對於毛澤東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脫離事實作評論，會是沙灘上造樓。
第二是曆史原則。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曆史功過，必須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代去考察。那個時代是日本人步步緊逼，民族危機加深，中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不能以今天的標準來認識那個時代的張學良的所作所為。不能認為日本人最後還是被我們打敗了為理由來認識西安事變。
第三是國家原則，即超黨派、超集團原則，以國家利益作為評價的標準。對於張學良的和西安事變的評價，不能站在東北軍的立場上，不應該站在西北軍的立場上，不應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不應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而應該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西安事變，可能對於某個黨是有利的，對於另一個黨可能是有害的。我們不能據此就認為它是有好的或不好的。我們也不能因為張學良將軍與某黨的關係較好而將他評為曆史功臣，也不能因為他損害了某黨的利益而認為他是曆史罪人。我們的評論，應該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
張學良將軍抗日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有一條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蔣不抗日，他要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論是否成立，需要兩個最基本的條件。第一是張學良是抗日的，或者是要抗日的。第二，蔣介石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國民政府是不抗日的，或者是不想抗日的。隻有這兩個事實存在，逼蔣抗日的理由才有可能成立。如果這兩個理由有一個不成立，或者兩個都不成立，那麽，張學良所稱的發動西安事變是 逼蔣抗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張學良抗日嗎？他什麽時候抗過日呢？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張學良將軍的抗日史。
曆史就是曆史，它不容偽造，不能美化，也不能歪曲。曆史告訴我們，張學良將軍沒有抗過日。即使在能夠抗日的時候也不抗日，即使是在應該抗日的時候也不抗日。他的抗日曆史，實際上是避戰史，逃跑史，即使有極小規模的接觸，也隻有失敗史。
第一，九一八事變前，有識之士顧維鈞曾經進言，‘要防範日本不測之心，\'但張未予重視，也根本不想防範和抵抗。他下令，萬一日本進攻，東北軍不予抵抗。
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張學良指示前來請示的東北參謀長榮臻，敵果挑釁，退避為上。９月６日，張將軍又發電指示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參謀長榮臻等人：對於日本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可見，張在事變發生之前，已經明明白白地確定了萬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針。這種萬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針，能稱得上抗戰、能算是抗日嗎？
第二，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晚，張學良將軍兩次下令不抵抗。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一個夜裏，日本軍隊進攻北大營的時候，張學良正在北平陪一個演員看戲，燈紅酒綠，笙歌悠揚。日本人突然進攻北大營的時候，東北軍的高級領導都不在營中。在營中的參謀長趙鎮藩不敢隨意處置，請示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王又請示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榮不敢作主，請示張學良。張在電話裏回答，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 避免衝突是個什麽意思呢？就是讓他手下的東北軍的強兵悍將脫離日本人，不與日本發動事變的日本軍隊接觸，不與接觸，能算是抗戰嗎？它隻是逃跑的代名詞。避免衝突，也不能算作是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
第三，沈陽失守後，東北還有遼闊的國土，張將軍手下還有東北軍幾十萬大軍。這些軍隊，可以據守關寨之險守衛國土；可以隱入山林，展開遊擊戰爭；日本軍隊隻有２萬人，東北軍完全可以與之一點。張將軍卻仍然不抗日，節節後退，乃至拱手退出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關。使日本人在二個月內盡據關東百萬平方公裏江山。日本人如此輕而易舉地占領東北，如此順利地為創建偽滿洲國準備條件，張學良將軍的避免衝突方針是幫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國民、中央政府、國家領導，三軍統帥，都曾再三要求張學良將軍抵抗日軍侵略。外交家顧維鈞曾被張學良聘為外交顧問。他建議張將軍堅守錦州，以保衛華北，如果錦州不守，則華北也難守。他對張說：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禦。為國家計，守土殺敵是軍人的本分，更是國家軍隊副總司令的本分。為個人計，殺父之仇、喪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從張學良將軍的名聲計，逃跑避戰，也不是上策。但是，張學良將軍自幼熟讀兵書，仍然執行三十六走為上計的計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張將軍堅守錦州。蔣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國家名義和私人名義力勸張將軍暫緩從錦州撤兵。１９３１年月１２月８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第二天，蔣又派出航空一隊前去助戰，蔣明確告訴張，航空一隊將在三日內到達北平，歸張指揮，其意在給張學良將軍鼓勁，希望張下決心堅守錦州，並加強堅守錦州的空中力量。蔣的電報，可以看作是國家的命令。但是張學良將軍仍然無意抵抗，決意撤退。接著，張將軍撤走了守衛錦州的三個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並且，據日本學者關寬治、島田俊產：《滿洲事變》記載，張學良將軍於１２月７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動撤出錦州的答複。（見趙暉：《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張學良和蔣介石》，載《南方周末》，２００２。８。８）張學良將軍在數十萬雄師撤退之前，向敵方報告不準備與日交戰的行為，可謂用心良苦。其行為十分儒雅，與西安事變時下令槍殺總統衛隊時的果斷、勇敢判若兩人。抗戰抗戰，畢竟不是小朋友玩過家家的遊戲，因此，張學良將軍將東北軍守城部隊撤兵錦州，也不能算是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
１２月２５日，國民政府電令張將軍對於日軍進攻錦州，以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
１２月２９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當時蔣介石下野，孫科當權）決定，如遇侵犯，則抵禦之。國民政府將會議精神電告張將軍。張將軍複電說，強弱之勢，相去懸殊，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幸之理。這意思是說，東北軍與日本軍，力量相差太大，如果打的話，決無戰勝的可能。言下之意，他隻能退，隻能逃。一向似乎敢作敢為的張將軍，麵對日寇步步緊逼，麵對國民政府保衛錦州多次命令和指示，居然毫不理采，我行我素，繼續撤兵。而日軍此時已迫近錦州。
１２月３０日，國民政府（１２月２５日，蔣介石在陳濟棠廣州政府及桂係的壓力下宣布下野）再次電令張將軍：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學良將軍身為全國海陸空三軍副總司令，對於國家命令，置若網聞，繼續撤兵。國民政府給張學良將軍的電報表明國民政府是要抗戰的，而張學良是不抗戰的。他違抗了國民政府要他守衛錦州、抗擊日寇的命令。
１９３２年元月２日，東北軍全部撤到關內。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日本輕而易舉地從張將軍手中取得錦州。從日本發起九一八事變到張將軍讓出東三省全部國土，英勇的張學良將軍沒有下過一次作戰令，他退出沈陽、退出錦州，退出東北的曆史，隻能稱作撤退史，是決不能稱作張學良將軍的抗戰史的。
第四，在日本準備進攻張學良將軍據守的熱河時，張將軍自己不抗日，還製造種種借口抵製和破壞抗日。
日本扶植成立滿洲國後，將熱河劃入滿洲國領土。熱河在今河北省北部東至山海關一帶，是聯接華北與東北之要衝，進可收複東北，退可屏障平津，而且它還關係著東北義勇軍的軍援運輸線，一旦有失，正在山林風雪中苦戰的東北義勇軍勢難持久。而張學良將軍退出關外後，守衛在平津地區，熱河是他的轄區治下，熱河省省長是他的部下湯玉麟。守衛熱河，是他不可推卸的責任。
當時，國民政府準備熱河抗戰。行政院長汪精衛（當時是主張抗日的）製定了防守熱河的計劃，其方針是：增兵換將。國民政府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決定增兵熱河，計劃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東北軍的地盤，以增強防守熱河的力量。
然而，增兵抗日守熱河的計劃遭到張學良將軍的強烈反對。張學良將軍自己不想抵抗日軍的進攻，也不想讓中央政府派兵參加或支持抵抗日軍的進攻。他擔心，汪精衛有意染指東北軍務，影響他在東北軍中的絕對權威。他也決不要中央軍隊進入他的轄區。他把東北軍看成是張家軍，把熱河省看成是張學良自家的地盤。
為了促成熱河抗戰的勝利，這年6月，汪精衛親赴北平，告訴張學良：日本調兵到東北，我們也應當調兵去抵抗。固然軍隊的係統可以變動，而調兵熱河的計劃不能變更。但是他無法說動張學良。張的托詞，是他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無可奈何。為了抗戰，南京政府有意撤換湯玉麟，以加強熱河防務。張學良將軍為了達到政府軍無法進入熱河抗日的目的，將中央政府的這一計劃告訴了湯，以致湯玉麟更加堅決地拒絕南京政府增兵熱河。這個張學良將軍的部下、東北軍的將領隻向南京政府要求軍需補充，拒絕中央增兵到熱河參加抗戰。張學良的所作所為表明，他不僅自己不想抗日，而且采取了種種惡劣手段破壞熱河抗戰。
這年7月，日軍在熱河邊境挑起事端。汪精衛屢次發電指示張學良將軍出兵抵抗，而張學良將軍回電不是要糧要餉，就是認為汪精衛要抓權指揮華北軍事。汪無法實現防守熱河的政府意誌，內心憤怒不已，決心辭職，他想以自己的辭職，逼迫張學良辭職。8月6日，汪精衛連發五電，責備張學良將軍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致敵益驕，延及淞滬。今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天下。望張學良亦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無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8月8日，汪精衛召開記者招待會，指出：張學良轄境中河北、察哈爾各處稅收，迄未有分文解交中央，截留自用，每月至少500萬元。而一有命令，即向中央要款，實屬忍無可忍。今熱河告急，平津危殆，張漢卿擁兵不前，民族危亡，指日可待，故救國唯有去軍閥，統一內政。可見，當時的中央政府，包括行政院長汪精衛是積極推動熱河抗戰的，而張學良將軍則用種種手法抵製和破壞熱河抗戰計劃的實施。其手段是十分惡劣的。汪精衛所揭露的張學良不想抗戰、破壞熱河抗戰的事實充分表明，張學良將軍根本不想抗日，根本沒有抗日。
在巨大的民意和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應當對民意有所交代。他讓張學良將軍在三策中作出選擇：
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
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
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
蔣介石請張學良將軍權衡得失，擇一而行。前兩策都是抗戰，但是，張學良將軍堅決地選擇了第三策，這就是說，張學良選擇了不參加熱河抗日。可見，張學良將軍在熱河抗戰中，始終是不抗日的，甚至是破壞抗日的。本來，日本人占領了張學良的老家，張學良麵對東三省父老鄉親，應該有愧於心，應該雄糾糾地奮戰疆場，馬革裹屍，以雪恥辱，報效國家。但是，他卻一避再避，一失再失，一阻再阻。他的所作所為表明，他從來不想，從來不敢與日本人作戰。他所作所為，完全是一個地方軍閥擁兵自保、收租自肥、占山為王的土皇帝作派。
第二年，即1933年，日本終於進攻熱河了。3月4日，僅僅128名日軍，就占領了張學良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將領湯玉麟守衛的熱河省省會承德市，湯玉麟嚇得不戰而逃。
東三省淪陷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後方的戲院，承德淪陷時，張學良將軍依然在北平。日本曾放風說要暗殺張學良將軍，為了避免日軍可能的暗殺，張學良將軍在日本進攻熱河時，不親赴熱河督陣抗戰，躲在北平。張學良將軍領導的東北軍再次放棄了熱河的大片土地。
由此可見，張學良將軍麵臨著一次又一次抵抗日寇雪國恥報家仇的機會。少量日軍進攻北大營，他可以抗日；日本攻擊沈陽，他可以抗日；日本進攻錦州，他可以抗日；日軍進攻熱河，他更可以抗日。即使有犧牲，也比逃跑避戰要好。一個國家海陸空三軍的副總司令，國家有難時刻，一逃再逃，一避再避，不戰一場，一抗一日，逃到了大後方，卻開始發動兵變，扣留國家元首，屠殺國家士兵，卻美其名曰逼蔣抗日。張將軍有幾十萬雄師，日軍當年就在眼前，為什麽不抗日呢？勇敢的張學良將軍為什麽不逼一逼自己去抗日呢？
雖然張學良將軍有抗日的條件，也有抗日的機會，更有抗日的理由。東三省是張作霖的發家之地，父母陵寢所在。張學良將軍身為東三省最高行政長官，身為全國海陸空三軍副總司令，有守土、抗敵、衛國、保家之責。從一個男子漢個人來說，匹夫見辱，奮身相鬥，更何況是國恨家仇？豈能一忍再忍，一辱再辱？但是，張學良將軍從未動過抗日的念頭。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時，張將軍不抗日；國民政府要求他嚴守錦州時，他不抗日；國民政府嚴令他堅守熱河時，他仍然不抗日。恰恰相反，他望風而退，堅持退避。日本人進攻北大營，他避戰；日本人進攻錦州，他避戰；日本人進攻熱河，他也避戰。他擁有幾十萬訓練有素的東北軍，但是，一失沈陽，二失錦州，三失東北，四失熱河。一個一而再、再而三喪失國土的將軍，一個曆來不抗日的將軍，竟然逮捕國家元首，說是為了逼蔣抗日，這不是一種天大的笑話嗎？這種理由能夠成立嗎？張學良將軍這樣的避戰將軍能稱得上是抗日的英雄嗎？曆史不是明明白白地將曆史的鑒定書寫在青史上了嗎？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不抗日嗎？
上麵已經論及，張學良所謂逼蔣抗日一說，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事件的發動者必須是個抗日派，二是西安事變的對象蔣介石必須是個不抗日的投降派。張學良將軍不是一個抗日派，上文已經論及。下麵則要論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是不是不抗日的。如果是不抗日的，你才有逼的理由。如果人家是抗日的，你將人抓起來，就沒有理由，也沒有逼人抗日的必要。
曆史證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是要抗日的。並且在西安事變前準備過抗日、支持過抗日、發動過抗日。因此，張學良將軍的為逼蔣抗日而發動西安事變一說更加不能成立。人家明明在抗日或者在準備抗日，你還逼別人幹什麽？你還製造事端幹什麽？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是否在準備抗日或者實行過抗日呢？讓我們看看曆史事實。
第一，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早就紮紮實實地著手準備長期抗戰。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製定了以空間換時間、準備長期抗戰的戰略，積極建設大後方。1934年4月，由蔣介石親自掌管為對付日本侵略而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仍隸屬於軍事委員會)，隨即開始在大後方(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投資設廠開礦，進行軍事重工業建設。並抓緊在西南地區勘探和建設公路。這些戰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正確的，也是有成效的。1936年，國民政府多年的建設措施終於開始顯示成果，國民經濟實現了全麵好轉，農業豐收，工業振興，外貿增長，各項指標都出現了曆史最好水平。特別是國防軍工，有了相當快的發展，為長期抗戰創造了條件。曆史證明，這種準備在後來堅持長期抗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充分備戰，準備長期抗戰，這本身就是抗戰的一部分。也是決心抗戰的表現。
第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根據敵強我弱的方針，采取了比較穩妥的抗日方針，即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戰術則是步步為營，處處設防，以達到延遲日方進攻，爭取時間調動抗戰力量的目的。這個方針的基本點是抗戰。戰爭初期，從敵我雙方的國力、兵力上講，我方確實處於劣勢，但是，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後備力量較強，因此，國民政府提出了以空間換時間，努力著手備戰、不急於決戰或避免全麵戰爭的方針，這從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的角度看，是切實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這樣可以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曆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隻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麵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穩妥抗戰決不是不抗日，更不是投降。１９３５年月１１月在國民民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蔣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這就是說，不放棄和平是為了備戰的需要，是為了最後戰勝日寇的所采取的方針。所謂最後關頭，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同聞周報，第１２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國民黨第五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是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導土主權的完整......。我們絕不訂立任何分割我們的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國聞周報，第１３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１９３２年他提出的對日方針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史學家認為，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耗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的，始終不變的。他提出了步步為營，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乃為禦侮圖強基本之要務。拿我們的血肉來代替我們的國防，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擋敵人的槍炮，他的方針也是以空間換時間。這些抗戰方針與毛澤東提出的中日戰爭是持久戰的論斷有相似之處。是對敵我力量雙方全麵考慮後提出的抗戰方針。這個方針是抗日的，不是投降的，是積極的，不是逃避的，是穩妥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逼蔣抗日說，是缺乏內在的依據的，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和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麵對日軍的侵略，曾多次發動過抵抗日軍進攻的戰爭，表現了抗戰的決心。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再三下令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堅守錦州，抵抗日本，阻滯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國民政府會議的決議，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等給張學良的電報，都是要其守衛錦州。軍令如山，說明抵抗日本進攻錦州，這是國家的方針，也是蔣介石的方針。蔣介石還明白告訴張學良，準備派遣航空部隊，歸張學良將軍指揮，以增強張將軍抵抗日軍進攻的能力。事實證明，國民政府令張抗日，蔣介石令張抗日，孫科令張抗日，汪精衛也令張抗日，但是，都沒有成功。張學良將軍就是不抗日，他不抗日的意誌十分堅定。任你多大的權威、多堅決的命令，都無法促使他抗日。
在一二八抗戰中，國民政府調動了幾十萬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使日本人幾天之內攻克上海的希望落空。中國軍隊在這次戰爭中浴血抗戰，可歌可泣，其英雄精神驚天地而泣鬼神，雖然戰爭失利，但是，也重挫了日本，充分體現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抗戰的決心。如果不是南京政府決心抗戰，幾十萬軍隊怎麽可能在戰場上拚命廝殺？
熱河抗戰中，南京政府也積極備戰。先是汪精衛增兵調將，積極備戰，遭到張學良將軍的再三阻撓。但汪精衛確實在為熱河抗戰奔走效命。蔣介石也積極主張熱河抗戰。１９３３年1月27至29日，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武藤信義連發三道攻擊熱河的命令，熱河之戰迫在眉睫。當時華北學界人士和非東北係將領，均認為張學良才具不堪以擔當大任。宋哲元、馮治安、劉汝明、商震、龐炳勳等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蔣介石決心親臨前線，指揮熱河抗戰。但張學良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您能來最好，要沒空就別來了，叫宋子文來幫我籌劃軍餉就行。(鈞座如能北來，自屬最善。倘南中公務繁要，一時不克來平，最好令子文兄先行來平，代為主持。而轉撥餉項各事，良可就近與之詳商。)很顯然，張學良將軍此電是不要蔣親臨熱河，其雞腸小肚，躍然紙上。國家要員，副總司令，居然視戰爭如兒戲。總司令要親臨前線抗日，副總司令婉言拒絕。綠林之氣，軍閥之風，躍然紙上。最後，蔣介石不管張態度如何，準備於５日赴熱河指揮抗戰，但臨行前消息傳來，張學良將軍的部下熱河省省長湯玉麟不戰而逃，日軍輕取熱河，承德已經淪陷，隻得放棄北行計劃。但蔣介石的行為表明，他是準備到熱河參加抗戰的。他對戰爭的態度，與張學良完全不同。同是對熱河抗戰，張學良將軍在前線而不戰，蔣介石準備親臨前線領導抗戰，一直不抗戰的張將軍卻去逼堅持抗戰的蔣介石逼蔣抗日，這在邏輯上是絕對說不通的。
此外，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還發動和支持了長城抗戰，密雲抗戰。１９３６年９－１１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又支持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的綏遠抗戰。這些都表明，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行動上是抗日的，切切實實地與日軍交過戰。
第四，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八年抗戰期間，進行了一係列艱苦卓絕的戰爭，如上海八一三抗戰，台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長沙保衛戰，常德保衛戰，鎮南關大捷，緬甸抗戰，等等，每一場戰爭都可歌可泣，國民黨抗戰將士們的英雄之氣，愛國激情，驚天地而泣鬼神，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抵抗侵略的精神。國民黨成為抵抗日本侵略的最主要的力量，抵抗著大多數日本侵略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陣亡殉國的將士達３４０餘萬人。說國民黨和蔣介石不抗戰，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國民黨是抗戰的。他的抗戰，決不是張學良將軍逼出來的。張學良將軍自己不抵抗，卻要逼著抗日的政府和國家領袖去抵抗，這實在是很滑稽的。他的發動西安事變的理由，是絲毫也站不住腳的。
從社會各界對張學良和西安事變的批評看逼蔣抗日論不能成立
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於張學良放棄東北、放棄熱河和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也從一個方麵表明，他的所謂逼蔣抗日論是不能成立的。
中國民眾對張學良不戰而退出東三省是非常不滿的。他的弟弟張學思的衣服上，曾被人用墨汁寫上不抵抗將軍之弟幾個字。更有人寫詩諷刺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與歌女影星在一起。
中國民眾對於張學良在熱河抗戰中的惡劣表現也是非常不滿的。他自己不抗戰，也不讓中央派軍隊到他的轄區抗戰，輿論對此非常不滿。胡適曾認為他在熱河抗戰期間的表現有五大罪行。他的罪過，總括說來，至少有五點：
(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
(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
(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
(四)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
(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恭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不統一，......都由於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胡適的言論代表著當時中國相當多知識分子的觀點。
對於西安事變，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也是反感的。普遍認為對國家抗日將造成極大損害。胡適曾寫到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後的感覺。他說：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驟然低落，隻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國難當頭，強敵壓境，國家多事之秋，竟扣留國家領袖，槍殺衛士，製造流血事件，這樣做不得人心。事件發生後，胡適、蔣夢麟等北平六名大學校長聯名批評張學良。該電報代表了中國學界領袖們的意見，更反映全國輿論和廣大知識分子的主流看法。電報指出：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電文中束身歸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一語，分量很重。胡適等人的電文很明確，認為這是名為抗敵，實則 自壞長城。是敵人之快、國家之難。胡適等人表示堅決反對。如果張學良將軍真的要逼蔣抗日，理應得到廣大中國人民和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但是，西安事變後，卻遭到全國眾口一辭的反對譴責之聲。這也從一個方麵說明，張學良將軍的逼蔣抗日論不能成立，全國人民對他的理由不予認可。
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也強烈地反對張學良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張學良原來以為，蘇聯一定會支持西安事變。這可能是中共方麵向他傳播的消息，也可能是他的直覺告訴他的。他也許認為，共產黨支持共產黨，蘇聯共產黨一定會支持中國共產黨。他的扣蔣行動，一定會得到中共的支持，也一定能得到蘇共的支持。但是，對於西安事變，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卻堅決反對。12月13日晚，莫斯科致電延安，對西安事變定性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製造的陰謀，是要利用張學良的野心，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如果任其發展，中國將長期內戰。日本便可坐享其成。蘇聯對於西安事變不會支持。（見張國燾回憶錄）蘇聯還發表一份聲明，聲明措詞極其強硬。聲明指出，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發動這樣的事變，是一種賣國行為。蘇聯對此不負任何責任。蘇聯並且要求，立即釋放被扣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大員，如果中共支持張學良處死蔣介石，蘇聯將與中共斷絕關係。斯大林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了一封措辭強硬的信，信中說，張學良發動的兵變是另一次日本陰謀.......其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並破壞高漲中的抗日運動。毛澤東看到此信，大為意外，大為不滿，但是又不能不遵照去辦。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於１２月14日發表社論，強烈抨擊張學良。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也評論說：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隻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美英政府更是嚴厲地譴責西安事變。認為它影響了中國的抗日力量，是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總之，張學良處於全國人民的反對之中，在國際上也處於空前孤立的地步。泰晤士報，紐約時報，都批評張學良在國難深重之際，發動事變，製造事端，削弱了抗日力量，幫助了日本人。
各地方實力派是否支持張學良呢？除四川劉湘外，大多數對西安事變持批評否定態度。張事前寄予厚望的閻錫山、宋哲元、韓複渠等地方大員都不支持張學良。至此，張學良原以為蘇聯會支持，全國人民會支持，地方實力會支持，結果，除了延安，幾乎沒有人支持他發動的事變，中國大多數國民認為他幫了日本人的忙。國內國外的輿論界是一片譴責聲。
就是張學良將軍的結發妻子於鳳至，也堅決地反對張發動西安事變。張發動西安事變時，她正在英國。一聽到事變的消息，她立即去電張學良，要他一定保護蔣的安全，要求立即釋放他及隨行人員。她愛張學良將軍，但更愛中國。她知道中國再也不能分裂了，中國再也不能折騰了。她告訴張學良，中國局勢很明顯，蔣介石和中央政府是國家的主要力量，是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希望。（《文匯讀書周報》２００７．１２．７）她聲稱，如果她在事前知道張要發動此事變，她會堅決反對。從權衡輕重、國家為重這一點上，張學良將軍雖然身著戎裝，似很英武，然而，他遠遠不如一個女流之輩。他的行為，連妻子也是堅決地反對的。
幾十年後，張學良將軍是否支持當年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呢？他自己也似乎並不堅持發動西安事變是正確的。第一，他多次表示，發動西安事變是魯莽行動，是闖了大禍，自己是個罪人。顯然，婉轉地否定了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行為。第二，他不怨恨被軟禁幾十年，似乎也表示自己罪有應得。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張學良還提到，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他認為處罰他是應該的，說明他自己在幾十年的反思之後，也認識到自己發動西安事變對國家是有害的，自己是有罪的，處罰是必要的。第三，他至死沒有接受當年支持或策動他發動事變的一方朋友的好意。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定居後，講武堂時的同學呂正操捎話邀請張學良回大陸探親訪友，北京亞運會時，國家主席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台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要她捎話給張學良，可派專機接他來大陸。本來，看看父親的墓地，看看文革中被打死的弟弟張學思的骨灰，看看許多跟隨他的經曆鎮反、反右、文革風雨的將士們，看看故土，是人之常情。但他沒有應邀。這似乎表明，他對自己當年發動的事變，並不如當年那樣理直氣壯。他對自己是有所否定的。
當然，支持張學良將軍的，還是有的。他的最大的支持者是日本人。日本人是非常歡迎他發動這樣的事變的，最好是三天兩頭發動一次，並且發動得越大越好。日本人也非常希望能擴大事件的影響，恨不得中國方麵能像一鍋粥一樣沸騰起來，大家你打我，我打你。這樣，日本更高興。但是，日本人畢竟是聰明的。他的高興和支持不能溢於言表，他隻能偷偷地高興，暗暗地發笑。如果他公開支持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反倒會引起中國各方的警惕，反而有可能讓他們團結起來。因此，日本人靜悄悄地坐山觀虎鬥，沒有歡呼，隻是在心底裏喝彩叫好。從日本人的支持或暗中高興，也從一個方麵說明，逼蔣抗日之說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逼蔣抗日說能夠成立，日本是高興不起來的。
如果逼蔣抗日說能夠成立，理應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理解，理應得到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支持和理解，但是，渴望抗日的中國人民不支持，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不支持，它的社會反應是親者痛仇者快。這樣一種親痛仇快的事變，能說是為了逼蔣抗日嗎？
從西安事變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看，逼蔣抗日說也不能成立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國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蔣介石的生命麵臨著重大危險，中國麵臨著四分五裂和內戰的重大危險。從西安事變麵臨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看，逼蔣抗日說決不能成立。因為如果蔣介石死了，或者中國發生內戰了，你張學良將軍自稱有逼蔣抗日願望，你又如何能自圓其說？
西安事變後，中國麵臨著分裂和內戰的嚴重危險。第一，西安事變後，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認為張學良扣押領袖，槍殺將士，拘留國家大員，對於這種擾亂國家的行為。必須嚴厲鎮壓。南京政府一度派出了飛機，中央一些集團軍進軍陝西，戰爭一觸即發，中國處於內戰亡國的最危險的邊緣。第二，張學良將軍想組建西北聯合政府，由西北軍、紅軍、東北軍三位一體，建立政府，他自充領袖。這樣，他就可以在西北割據，由東北王變成西北王。他的這個願望，在事變之後向蔣提出的幾個條件中表達了出來。其中就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這也許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核心動機。如果他的這個目標達到，西北聯合政府真的成立，中國又增加了一個地方割據勢力，南京政府也有可能會像處理福建事件、兩廣事件一下加以平定，無論是戰是撫，都會削弱抗日力量。第三，張學良策劃東北軍和西北軍將士發動西安事變，客觀上將這兩支軍隊推向叛軍的危險境地，推向與中央分庭抗禮、拔刀相向的危險狀態。本來這是一支受到日軍恥辱、喪失根據地的正義的、有可能奮起抗日的軍隊，張學良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使這支軍隊處於十分狼狽的境地，它不去英勇抗日，卻陰謀兵變，自然差一點成了一支叛軍，它很有可能點燃內戰之火。總之，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使國家麵臨著沉重的災難，麵臨著分裂和內戰的危險。在國家的巨大的災難和危險麵前，張學良將軍和有些人的所謂逼蔣抗日說是多麽地蒼白和可笑啊。你說你逼蔣抗日，為什麽不惜在強敵虎視眈眈之際，不惜將國家推入分裂和內戰的境地呢？
西安事變，也使蔣介石麵臨著死亡的危險。
第一，在事變準備階段，張學良將軍曾經致電陝北，保持著密切聯係。1936年12月11日星期五的夜間，張學良將軍給毛澤東拍發了那條神秘的密電之後，立即召集了一個大約十來個高級將領的會議。他命令他們逮捕蔣的總參謀長；接管總督辦公室解除警察和一個國民黨準軍事部隊--藍衣社的武裝；並占領機場。張學良的貼身警衛長，一名26歲的上尉，隨後帶領200人趕赴臨潼實施兵變行動。這就是說，張學良將軍與中共密謀在先，發動事變在後，毛澤東方麵事先是了解張的計劃的。而張學良將軍也是很清楚當時陝北方麵對蔣的態度的。毛澤東等人對蔣是充滿仇恨的，是希望殺之而後快的。因此，在事變之前，張的兵變計劃就不能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就存在著中共方麵將被張將軍扣留的蔣介石殺死的可能。既然存在著嚴重的殺蔣的可能，怎麽能夠說是逼蔣抗日呢？
第二，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生命危險驟然增大。一方麵，張學良將軍將蔣交給紅軍的可能性在增大著，另一方麵，南京方麵轟炸西安的可能性也在增大著。蔣介石雖然被張學良將軍扣留，但是，蔣介石並不是怕死之徒，並不接受張學良的要挾。張學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任何承諾，相反，蔣嚴厲譴責張學良的兵變。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張學良曾經萌發將蔣介石交給陝北紅軍處理的念頭。後來，陝西方麵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麵臨著中央軍隊的壓力，張學良曾經威脅說，一旦發生戰爭，他將無法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他有可能把蔣介石交給陝北紅軍，也有可能把蔣介石當作人質。一旦爆發內戰，張學良是很有可能把蔣介石交給紅軍的，如果那樣，蔣介石生還的可能性是極小的。那時，蔣介石的生命確實是麵臨極大危險的。同時，蔣介石的生命還麵臨著南京方麵對西安轟炸而被炸死的危險。甚至也存在著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的某些激進勢力將蔣殺死後嫁禍於南京轟炸炸死的可能。總之，蔣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變之後，處於嚴重的危險之中。蔣介石的生命如此危險，逼蔣抗日說怎麽能夠成立呢？
第三，從紅軍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基本態度看，蔣介石是有可能被殺死的。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立即致電毛澤東，聲稱他向蔣痛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張，蔣則一味拒絕，他不得已實行兵諫，已將蔣及隨行人員看管。電報要求延安派人共商大計。並希望紅軍向延安以南地區擴展，以防不測。中共的領袖們的反應是十分興奮，有人說，蔣也有今日；有人說，張學良幹得不錯。朱德說，現在沒有別的話說，先殺蔣再說。毛澤東的態度是，讓張楊出麵打頭陣，我們站在後麵。張聞天、王稼祥等的態度是請示莫斯科。毛澤東則暗暗地鼓勵張學良殺掉蔣介石。他致電說，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顯然，這是示意要他處理蔣，（即殺掉蔣），不要讓蔣輕易逃脫。並說，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係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讚成應由人民公審。朱德說， 爽爽快快對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他認為用不著等候莫斯科的指示。毛的態度說，殺字不能由我們口裏直說出來，毛並對朱德說，你不要太過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以上見《張國燾回憶錄》）總之，延安方麵的態度是殺的意見占了上風。而張學良事前與毛澤東聯係，事後則又緊密聯係。他雖然事變得手，但處於四麵楚歌之中。在山窮水盡之際，為了尋求支持，完全有可能將蔣交給紅軍。因此，蔣介石的生命在西安事變之後，確實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蔣介石生命很有可能被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逼蔣抗日之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從張學良將軍與中共方麵對蔣介石處置的協商看，從中共方麵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態度看，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生命麵臨著嚴重的威脅，因為長期以來，打倒蔣介石是中共方麵的一貫立場。１９３５年月１２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議的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反對當前最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２１卷，２２８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和和平處理後，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在《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中還堅持認為，作為中國革命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共產黨則堅持‘倒蔣是抗日的前提\'。（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２頁）認為中共當前的方針，是打倒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及其統治。號召不管什麽人，什麽派別，什麽武裝隊伍，什麽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隻有最廣泛的下層的、各階層的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統治。（同上，２１卷，第２２８，２３０頁）可見，即使是在西安事變已經和平地處理了，中共在內部的文件中仍然是把蔣介石看成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是當成中國共產黨的最主要的敵人的。在中國共產黨的心目中，打倒蔣介石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同樣重要的。１９３７年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相當時間，中共尚且必欲除蔣而後快，在西安事變發生時，如果張學良將軍將蔣介石移交給延安，中共方麵是不可能采取逼蔣抗日方針的，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朱德等等，在蘇聯和斯大林的電報之前，都是極力主張殺蔣的。這也從一個方麵證明，張學良將軍逼蔣抗日說難以成立。
張學良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是送給日本人的最豐厚的禮物。鶴蚌相爭，漁翁得利。西安事變拘押了國家領袖、國家武裝力量的總司令，讓全世界看著笑話。中國人自相殘殺，窩裏內鬥，是日本人夢寐以求的事情，現在張學良將軍終於該出手的時候出了手，而且小六子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連國家領袖也抓了起來。如果三位一體的西北聯合政府成立，日本人會很高興；如果張學良將軍將蔣介石送到延安開批鬥會公審會，然後將他槍殺，日本人會更高興；如果南京的中央軍進攻陝西，東北軍西北軍紅軍聯合起來與中央軍對抗，日本人一定會乘機而起，乘虛直入，攻占中國更多的山河。甚至有可能一舉滅亡中國。明朝的時候，漢族的幾路大軍互相殘殺，為清兵開了道，清了路。張學良如果將西安事變擴大化，那一定為日本人的進攻掃清各種障礙，至少大大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使中國抗日群龍無首。如果這樣，日本全麵占領中國的時候，天皇陛下和日本軍部一定會給張學良將軍頒發最高的榮譽證書。他是日本打敗中國的第一大功臣。那時，日本的曆史教科書上，張學良將軍的名字將光照千秋。日本人子子孫孫會無限感謝張學良將軍。當年，他張將軍以和平為重忍辱負重，悄然撤離了沈陽城，後來又默默地撤出錦州，撤出山海關，日本人已經有足夠的理由感謝他了。現在他又拘留抗日政府的元首，槍殺國民政府的衛隊，拘押南京國民政府的軍政大員，這是日本侵略者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喜訊，是天上突然落下的餡餅。如果張將軍將西安事變進行到底，或者西安事變變得無法架控，中國內戰也許會由此而爆發，日本人也許就能順利地占領中國。如果是那樣一個結局，他對於日本國的貢獻，實在不下於明末的吳三桂將軍，更不在末代皇帝傅儀陛下啊。而這樣的一個結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過，蒼天垂憐中華，張學良將軍麵對著全國人民的反對，麵對著他寄予期望的蘇聯政府的反對，連中共領導也在蘇聯政府的壓力下改變了立場。張學良將軍四麵楚歌，最後有所悔悟，他釋放了蔣介石，並且陪送蔣返回南京。使中國避免了內戰。他的錯誤雖然嚴重，送蔣行為還是應當肯定的。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礁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三國演義上的楊慎寫的這首詞讓人們從更恬淡的心態看待當年的大事件。當年使國家震動的西安事變，如今看來，也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浪花，一次飯後茶餘笑談的小資料而已。不過，曆史還是有是非的。細細看來，張學良身上有一點綠林的匪氣，有一點豪傑的俠氣，還有一些市井小兒的無賴氣，也有一點過於寵愛造成的公子氣。他喜怒無常，任性妄為。他的一生，東北易幟，促進統一，是曆史的大功；擁兵自保，避戰敗退，拱讓東北，是他的大錯；發動西安事變，槍殺政府衛隊，拘捕國家領袖，險些造成內戰內亂，將國家和民族置之深淵，這是他的大罪。總體而言，蓋棺定論，他是民族的罪人，是國家的罪人，是曆史的罪人。由於他的不抵抗，東三省轉眼之間淪於敵手；由於他發動西安事變，破壞了抗戰大計，差一點釀成民族的大分裂，給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機。張學良將軍對於抗戰，隻有敗退之過，破壞之力，毫無尺寸之功。麵對昭昭青史，麵對東三省數千萬父老和幾萬萬國民，麵對張作霖的亡靈，張學良將軍應該羞愧於地下。
青史昭昭。曆史是不可欺的，曆史是有是非的。各種教科書上曆來充塞著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將軍逼蔣抗日的說法，曆史的事實表明此說難以成立，因此冒失地寫作此文，想廓清曆史的一點謬誤，並求教於曆史專家。錯誤之處，歡迎讀者和專家們的批評。
本文在寫作中得到旅美學者張坤和先生的支持和幫助
2008.1.27修改9。22修改，1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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