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人的文革中國之旅

一個德國人的文革中國之旅

 

－讀《中國回歸》

木愉

 

 

《中國回歸》（China Returns），是德國人克勞斯·梅納特（Klaus Mehnert）於1971年寫的。早在1929年，他作為一個學生就到過中國了。之後，他又多次到過中國，在二戰期間，他在上海居住了將近五年，教書並且做《二十世紀》雜誌的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於1958年又到過中國。1969年想到中國去看稀奇，申請了簽證，卻被友好地拒絕了。後來，還是得力於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說情，由周總理特批，才於1971年初，在巴黎中國大使館拿到了到中國的簽證。

 

1966年，文革開始，之後三年間，中國對世界關上了大門。1969年，文革的大亂基本過去，學校複課了，紅衛兵到了農村，工廠農村都基本走上了生產正軌。梅納特在這個時候拿到簽證，表麵上有西哈努克開後門的因素，其實，跟決策圈的考慮有關。就在梅納特到中國之後一個月，尼克鬆也踏上了這片土地，開始曆史性訪問。梅納特到中國的訪問旅遊得到了官方的特別優待，他可以到14個省份去訪問。按照梅納特的理解，在1970－1971年間，中國高層肯定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讓中國的門對外開放一點，讓西方世界對中國有一定的了解。而梅納特恰巧是這個關鍵的曆史時刻的受益者，成為了文革開始後第一個擠進中國大門的西方遊客。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報告，即客觀的觀察。第二部分是評價，即主觀的評論和比較。第三部分是背景。就文革以及文革中出現的種種事件做一般的介紹。第四部分是文件。搜集了毛澤東的一些著作和文革中的一些文章。顯然，本書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才是打上作者印記的東西，是他的所看所聽所想。

 

到了1971年的中國，最讓梅納特吃驚的是，所到之處，他幾乎成了中國唯一的外國人。在南京動物園，他比園中的動物更吸引人的眼球，人們紛紛把目光從獅子、老虎和大象的身上移到他的身上。在上海南京路，他的周圍圍滿了好奇的人們。有的小孩站到他的前麵去，以便有個好的角度欣賞一個西方人；而有的小孩卻害怕了，躲到了母親的背後。

 

到了上海，陰差陽錯，他住進了1941年他住的同一個旅館。旅館很大，餐廳在第八層樓上。在他住的那一層，有50個房間之多，卻隻有他及其兩個翻譯還有其他十來個客人。客人中有一個希臘水手，在上海得了急病，隻好住下來醫治，痊愈之後，就等著他的船回來接他。為了打發光陰，他帶著相機到外麵拍照，馬上就被人圍住，把他的相機搶過去，再把裏麵的膠卷拉出來曝了光。之後，又把他帶到派出所。在那裏被盤問了兩個小時，他才被放了出來。他一看到梅納特，就抱怨在這裏時光難熬，還不無遺憾地說：“有很多姑娘，但卻沒有……”水手走遍天涯可以輕而易舉得到的東西，在這片淨土上卻遭到了徹底的根絕。

 

梅納特感歎道，一個西方人在中國要消失根本不可能，隻要走到街上，就有幾百雙幾千雙眼睛跟隨著你。

 

當時的北京，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通訊社，隻有不到五個國家的通訊社有常駐代表。外文報刊在旅館裏非常罕見，在他居住的北京飯店，隻有《北京觀察》以及阿爾巴尼亞的一本官方雜誌。

 

讓梅納特倍感興趣卻又十分費解的一個話題是中國人的分配製度。他們為什麽工作？他們工作的熱情從何而來？物質刺激為什麽沒有起到該起的作用？

 

他到大寨去訪問，由宋立英和郭鳳蓮接待。兩人都是大寨大隊革委會副主任，郭鳳蓮還兼共青團支書和民兵連指導員。在那裏，他聽了宋對大寨曆史的介紹，參觀了大寨的地標虎頭山，還參觀了大寨民居－窯洞。然後，就是跟大寨人討論他們的分配製度。

 

大寨人都居住在窯洞裏，每家一孔，不寬，卻也都有住的。窯洞外有獨立的廚房。豬羊等等牲畜都是公家的，家裏就養雞。讓人吃驚的是，大寨人沒有自留地，而且，早在1963年就廢除了自留地。在大寨的帶頭下，大寨所在的昔陽縣都沒有自留地。在中國農村的其他地方，自留地卻是普遍存在的。梅納特問：“為什麽沒有自留地？”回答是：“大家都忙於集體的事，所以沒有時間再種自留地。”

 

大寨有三家商店。一家是賣衣服的，一家是買食品和用品的，另一家是賣書和文具的。另外，還有一家醫院。

 

有趣的是，梅納特問到了計劃生育。回答是肯定的。計劃生育已經在大寨實行，人工流產是合法的，而且也免費。梅納特又問：“據你們了解，有婦女利用這些設施和服務嗎？”回答也是肯定的。不僅有，而且很多婦女都這樣做了。毛澤東在50年代末批判過馬寅初，卻在後來推行了計劃生育，而且還是文革時期。

 

吃中午飯的時候，梅納特問了他最感興趣的問題，這就是報酬問題。

 

男勞力一天賺10個工分，未婚女性得7分，已婚女性因為要照顧家庭，所以隻得6.5分，比如宋郭兩個女士。也有例外，陳永貴得11分。另一個號稱鐵肩膀同誌的得10分半，因為他幹活實在太出色了。梅納特為女性報不平，說：“我的國家為了女人可以獲得跟男人同樣的報酬，奮鬥了100多年。你們不覺得你們得的太少了嗎？”兩個並不以為然，解釋道：“結婚的女性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難道集體應該給私活提供報酬？”

 

大寨一年一度開一次社員大會，對每一個人的工分重新審核，如果需要，就作出調整。重新確定未來一年每天所得工分，采用自報公議的方式。讓這個德國人不解的是，評定工分的標準之一有政治態度一項。他問，其它都有客觀標準，而政治態度有客觀標準嗎？人家告訴他，政治態度也有標準，比如學習毛著的時間多少、個人品行、勞動積極性、勞動質量等等。

 

 

當梅納特問道：“八年了，大寨發展了，經濟增長了，但你們的報酬卻沒有增長。你不覺得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一個問題嗎？”宋郭回答道，我們並不是隻為金錢而工作……梅納特急忙問：“為什麽而工作？”兩個答道：“工作是為毛主席增光，為社會主義祖國增光。”

 

梅納特所到之處，“為毛主席增光，為社會主義祖國增光。”成了他聽得最多的感言。中國人的勞動動機和激勵因素簡直獨一無二，跟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包括蘇聯的人都不一樣。

 

梅納特還去參觀了五七幹校。這個五七幹校在北京郊區，歸屬於東城區，有1255人。學員有東城區各部門的幹部，也有教師。有點需要說明，現在一說到五七幹校，好像到那裏去的學員都是去勞改似的。而這個學校的學員並非是政治上倒黴了，才到這裏來的。

 

毛澤東發表了五七指示兩天後，第一個五七幹校在黑龍江出現了。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關於幹部有必要參加體力勞動的講話。同時，報紙上也發表了黑龍江那所五七幹校的經驗總結。當天的社論號召機關裏的幹部，尤其是那些年輕幹部，除了老弱病殘，都到五七幹校去參加勞動。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幹部不做官當老爺，去掉官僚作風。北京東城區五七幹校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起來的。開始，大家住在村莊裏，後來，他們得了一塊沙地，開始建房打井。僅僅一年之後，他們開始有收成了。連續第二年獲得豐收之後，他們實現了蔬菜、糧食和肉食品的自給自足，還辦起了生產塑料桶的工廠。

 

重訪中國，參觀721工人大學成了梅特納的一個向往，他在上海第一機床廠參觀了該廠的工人大學。該大學在1968年聲名鵲起，毛澤東對這種辦學方向充滿了讚賞，號召：“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就是著名的7.21指示。

 

梅納特問，工人大學已經培養了多少人了，回答是230個技術員和10個工程師。校長介紹了學校的學製。早上學習，學習政治、軍訓、數學、機械、電器和英語等等。早上聽課，下午自學。學期結束或者考試或者作論文。

 

四十多年過去，文革的這些社會實踐已經痕跡全無。同樣是社會主義社會，麵貌卻是會如此迥然不同的。

 

梅納特對毛澤東之後的時代並不樂觀，不敢預測。隻斷定愛國主義是毛澤東留給他的民族的最後一份禮物。這一點，梅納特的確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