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不轉帖
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
放眼一看海外中文文壇，都是姹紫嫣紅。
純粹由海外女性組成的華文女作家協會大大小小、分布各處；相反，沒有一個作家組織是純粹男性組成的。各種版本的海外女作家作品集不斷問世、絡繹不絕；相反，沒有一個作品集叫海外男作家作品集的。各家大報的文學副刊也由女性主宰沉浮、不讓須眉；男性寫手寥若晨星、隱隱約約。陰盛陽衰實在不是一個蠱惑人心的提法，而是一個有數量統計支持的事實。極而言之，海外中文寫作其實就是海外女性的中文寫作。
國內的大學裏已經開設了海外中文文學的研究課程和項目，海外中文文學史也許已經有人撰寫。我想，在這些課程、項目和書籍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肯定是一個又一個女人的名字。以北美文壇為例，從五十年代開始，是聶華苓和於莉華，白先勇隻是一個陪忖。再後來幾乎都是女性的名字，早一些是嚴歌苓和張翎，現在女性則幾乎統治了整個北美文壇。比如在散文天地裏輕歌曼舞的五月、袁勁梅、瑪雅、吳玲瑤、喻麗清、馬慧元、王瑞芸等等，在小說領域裏奇思妙想的秋塵、呂紅、嘯塵、施雨、簡揚、張慈，在詩歌園地裏長籲斷歎的小平、雪絨、方遠、施雨、翟永明、馬蘭等等，在文學評論領地裏獨占鼇頭的陳瑞琳。現在，在《星島日報》、《世界日報》和《僑報》的副刊以及在大大小小的文學論壇上活躍的幾乎都是女性。為什麽在海外中文創作上，會出現了陰盛陽衰的圖景？
我以為，首先得從生理解剖上來探求原因。女性善言辭，長於形象思維，體察精致，感觸細膩。文學正好是她們可以揚帆遠行、扶搖直上的大海和天空。但是，在漫長的男性主導社會的曆史中，規範是由男性製定的，女性幹什麽，做什麽，怎樣站，怎樣坐，怎樣講話，怎樣為人處事，都由男性規定著。男性剝奪了女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也剝奪了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使得女性不能象男性一樣在社會的方方麵麵展示自己，於是，女性的潛質（包括寫作才能）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卓文君、李清照、薛濤、魚玄機等幾個為數不多的女文人在很漫長的文學史上隻是一些偶然。到現代，女性較之她們的前輩，獲得了平等教育的機會，因此，其固有的文學才具也凸現出來。到了海外的這些女人大抵都在國內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其中很多具有優秀的語文功底。於是，麵對著全新的海外生活，她們就理所當然地直抒胸臆、訴諸筆端，自在地在文學的土地上耕耘起來。海外中文創作的隊伍中，主體是女性，這些女性寫手中，當然也不乏很多文字平平的，但是，她們在總體上比來自故國的男性寫手整齊。而且，海外中文文壇中最有成就，在漢語造詣上最出類拔萃的也當推女性。
其次，她們之所以構成了海外中文創作的主體，也跟她們家庭地位有著關聯。她們基本上從謀生的辛苦中解脫出來，可以超脫地進行高雅如創作的精神活動。其中有一些幹脆解脫了職場的鎖鏈，全身心投入創作。她們是家庭婦女，所以她們才可能是職業作家。寫作是她們身心上的一個大解放。要說婦女解放，女性在文壇裏的成長壯大應該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表現和標誌。
再次，她們中，有的在國內本來就已經是作家、編輯和文科教授，比如嚴歌苓、呂紅、五月、袁勁梅和陳瑞琳等等。對於她們而言，表達的技巧和手段早就具備，異國的生活不過是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表達內容而已。她們的創作生涯不過是從國內延伸到了國外。
最後，男人好象對宏大的政治話題更著迷，而女人對精微的生活內容更投入。這種趣味取向直接導致了男人女人對文壇的親疏遠近。
政治話題的確宏大，但也可能狹窄。現代社會基本上還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在故國的時候，男性有著強烈的參與意識，也覺得自己或多或少對社會有著影響，對社會天然有著指手劃腳的衝動和權利。這種儒家的入世情節在男性的心目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到了異國，縱論天下、抨擊時弊的熱情不僅沒有消退，反而越發激烈。如果到海外各種網上政治論壇（比如人氣比較大的萬維、新海川論壇）去看一眼，那裏聚集的多是男人，大家為自己認同信仰的理念鬥得血光四射、死去活來。
相反，女人對生活內容的話題更津津樂道，看起來是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情形卻恰好相反。正因為女人以平靜的心態體察人生、觀照世界，更容易超脫意識形態，目光由此可以更開闊更遼遠。政治的話題變幻著，就像氣泡一樣轉瞬即逝。圍繞時政的討論和寫作就是一個一個消逝在空氣中的氣泡。文學既然是一種藝術，其包含的關注的應該是一些廣博和永恒的東西。超意識形態的生活就包含著廣博和永恒的成份，是藝術的土壤和空氣。女人專注於生活，看似狹仄，其實更有藝術旨趣。這讓我想起了哥德那句著名的話：“理論是灰色的，隻有生活之樹長青。”
有趣的是，台灣的文壇在在蔣管時期也有同樣陰盛陽衰的現象，男人們大都噤聲了，女人們則可以從容地談天說地，於是就有了以陳若曦、施叔青、李昂、廖輝英諸人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形成了尉為壯觀的女性文學。然而今天的海外客觀環境並不一樣，卻也出現了文壇裏女性作家坐大的局麵。看起來，男人在異國麵臨的現狀跟當初的男人在台灣麵對的狀況天上地下，其實，兩種局麵卻有著深層的相通。這種相通就是對當下現在的政治無所作為感。台灣當初的專製和現在北美的自由之於男人們而言，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在這種專製和自由的表象背後，都是一種隔膜的異在，都是自己不能參與也不能幹預的一種嚴峻的存在。因此，當初男人們在台灣的噤若寒蟬跟今天男人們在海外的慷慨激昂看似迥異，其實隻是一枚硬幣的正方麵而已。
不錯，海外中文文壇中也不乏男性寫手，但第一，他們的勢力比較弱小；第二，他們的動力不夠強勁。這兩個表征是由男性心理、背景、誌趣和所承擔的家庭角色所決定的。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華人社會所推崇的一種理想和價值，但這個理想和價值其實隻是為男人樹立和規定的。
男性華人到了海外，入仕變得生疏和遙遠，經商之途也充滿艱難和險阻，仕途經濟落空之後，剩下來的就是尋找一份職業，或者開家小店支撐家小、謀生度日。一些人在為膏糧謀的忙碌中情趣漸淡漸滅。一些人雖然衣食不愁，卻因了以前的理工背景，對人文不能入門，於是就隻有在股市和牌場上打發光陰、消磨生命。還有一些人，原來在國外時，就是小有成就的作家，到了異國，卻被謀生的煙塵所淹沒，從此金盆洗手，自廢弄墨武功。另外一些人在進入小康之境之後，走上了寫作的道路。異國的生活為他們提供了五彩的創作資源，故國歲月裏鑄就的寫作功底得以枯木逢春，他們在創作的狀態下找到了人生牢靠的支點、驕傲的依據。人生可以因為許多原因而大放異彩，人可以因為許多原因而揚眉吐氣。拿到六位數的收入是一種，做官當老爺也隻是一種，寫作也是其中一種。古人就說過，人有七尺之軀，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可見，寫作也是男人尋求平衡甚至顯達的一個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男性寫手雖然走上了寫作的道路，但卻多少帶著某種無奈。他們之投身寫作，其實是補償效應使然。
補償效應是人生命中的一個鐵律。作為個體，瞎子的聽覺和觸覺出奇的靈敏，斷了下肢，上肢就尤為發達。作為追求，入不了仕途，也發不了財，就尋求另外的補償途徑，來證明自己的優秀。自我實現可以是政治上的，可以是金錢上的，也可以是其它方麵的。比如音樂，比如藝術，比如寫作。貝多芬說過，伯爵千千萬萬，但是貝多芬隻有一個。他一生生活困頓，所以音樂成為了他證明自我價值的途徑、獲取快樂的理由、和追求幸福的通道。卡夫卡一生做著一個卑微的小職員，卻矢誌不移地寫啊寫啊，終於在作古之後，成為了現代派文學的一代宗師。
跟中文文壇中的女性寫手相比，男性寫手多了一份沉重，少了一份超然。男人是為了寫作之外的原因而寫作。女性則是為了寫作而寫作，為了藝術而藝術。男人把寫作當成某種使命；女人卻把寫作當成某種消遣。所以，女人在寫作上舉重若輕，把文學當成下午茶一樣輕快享受，於是文學可以成為生活中的必須，卻又沒有苦難的重負。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麽海外文壇中女性雲集、男性零落了。當然，偉大的作品，在世間長存的作品一定是厚重的，帶著強烈的苦難旋律，比如《紅樓夢》、《水滸》、《安娜·卡列妮娜》、《靜靜的頓河》、《日瓦戈醫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等等。置身異國，生活不會隻是陽光明媚、花香鳥語。種族的衝突，文化的衝突，價值觀的衝突，今昔的衝突，勞資的衝突、夫妻的衝突……在移民的生活中不是可以忽略和淡化的。這些衝突可能讓寫作顯得沉重，但是，也可能會讓寫出來的作品更為震撼。女性如果既能以纖細的筆觸把玩生活、吟風弄月，又可以濃墨重彩書寫人生、張揚人性、剖析靈魂，那麽，她們的作品會更有力度，更能打動人心，更有時空的穿透力。
在海外，中文創作成為了女性走向輝煌的一條大道，濃烈的雌性色彩是海外中文文學深重的印記。
打上門來了。怎麽偷的？容我辯解。
已經用IE改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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