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盛世”何須危言 (南都周刊)

陳冠中：“盛世”何須危言
　　　　　　　　　　　　　　　　　　　　　　　　　　　　孫驍驥

“小說是需要嚴肅對待的事情”。為了寫小說，香港文化人陳冠中搬到北京，旅居十年，他終於寫成了其第一本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盛世》。從香港到北京，陳冠中嚐試著轉換身份，轉換觀察視角，而他對大陸諸多現象和問題的思考，終於在這本看似魔幻的《盛世》中，一一寫盡。

2013年，世界經濟進入“冰火期”，中國盛世正式隨之開始。那時，旺旺集團收購了星巴克，中式產品已經遠銷世界各國。每個中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在河南一個叫快樂穀的地方，興建了製造幸福藥劑的工廠，藥劑通過自來水進入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但實際上，在進入“盛世”之前，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不見了,這個月究竟發生了什麽，已經沒有人記得。一位叫方草地的歸國華僑、前國家法院的法官小希、作家老陳，總是感覺有些什麽不對勁，要追問那丟失的一個月。

這是陳冠中在《盛世》裏講述的故事。這本書雖然尚未在大陸發行，但卻在知識分子圈子裏口口相傳，並通過微博等社交工具的傳播效應，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

陳冠中是誰

在香港文化圈，陳冠中的名字無人不知，他曾經創辦了香港知名雜誌《號外》，並和梁文道、林奕華等創立“牛棚書院”。可在大陸，他卻要時時麵對“陳冠中是誰”的提問。對此，他說，“用香港作家稱呼我是最簡單的”。

生於上海，長於香港，最後定居北京。陳冠中將之視為一個自然發生的過程，他說香港讓他找到身份認同，而北京，則是他觀察中國的中心舞台。

1992年，陳冠中帶著投資意向來到大陸。當時，北京的文化圈人士還比較窮，陳冠中每次請客吃飯都擔心對方回請時破財。於是，他在亮馬公寓租了一間大房子，請來做飯的阿姨擺開“流水席”，宴請四方賓客，從王朔到王蒙，都成為陳冠中的座上客。

事實上，這並不是陳冠中第一次和大陸的文化界發生關係，他曾做過《讀書》雜誌的海外出版人，並投資了《現代人報》、《三聯生活周刊》以及“大地唱片”等，當年艾敬唱紅大江南北的“我的1997”，就是陳冠中的傑作之一。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陳冠中在大陸的投資風生水起，領域橫跨影視、音樂、出版產業。

從1997年開始，陳冠中突然想“好好寫東西”。這一寫就是十年。為此他在2000年搬到北京，並選擇了更安靜的生活方式。平時除了見見老朋友，參加一些活動，其餘的時間，大多用來觀察、思考和撰述。“寫作的時候我內心是很嚴肅的”。十年間，陳冠中的頭發由黑色轉為灰白，誠是歲月不饒人，但這漫長的時間，足夠讓陳冠中觀察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

“絳樹兩歌”談中國

在北京，《盛世》基本成為了知識圈裏的一本讀物。陳冠中無意於將它在這裏出版。但他並不擔心讀者們無法看到此書，“據說淘寶網上就有賣的”，他知道，對於圈內人士來說，通過一定的渠道得到此書其實不難。

看到此書不難，但是要真正把書寫透，很難。“中國太大了，很多事情無法三言兩語說清”，令陳冠中反感的是那些將中國問題簡單化的看法，比如流行一時的“通三統”理論。陳冠中很納悶，為什麽一些內地學者熱衷於這種簡單的思維方式。

陳冠中認為，要想說清楚中國的問題，前提是要學會“絳樹兩歌”。絳樹是指古代一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張嘴同時唱兩支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他2005年在台灣《思想》雜誌發表的文章就起名為《顧左右言他：中國論述的絳樹兩歌》。

陳冠中引述實證主義思想家韋伯和波蘭尼的理論，認為應該摒棄那些過於絕對、簡單的思維方式，隻有以“複雜的雞尾酒式全球觀”，才可能比較真實地觀察當今中國。

但陳冠中的“絳樹兩歌”起初也讓人有些疑惑，究竟作者的褒貶態度如何？著名學者李歐梵在談到陳冠中和《盛世》時不禁問：“這個《盛世》描寫的是一個‘烏托邦’的中國還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中國？”他最初也把此書當做幻想小說來讀，可越讀下去越發現文字充滿了“現實”的意味。

陳冠中似乎具有一種超然於世外的角度，既作為當代中國的觀察者，又置身於事外。不僅是陳冠中個人的態度，也是香港文化人的共識。陳冠中出國留學、學成歸國的七十年代，正是香港各種思想並舉的年代，歐洲、特別是法國的新浪潮電影進入香港，各類城市雜誌不斷湧現，社會上標榜“左”或者“右”的團體也並存不悖，競相爭鳴。

文化人梁文道說，香港人曆來對於過分表達自我有一種厭惡，這一點和內地流行的宏大敘事、台灣流行的悲情主義非常不同。香港知識界在70年代就開始嘲笑文學作品中的文藝腔，以比較“冷漠”的態度寫作，是香港作家的一個特點。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立場大聲喊出來。

在陳冠中看來，盛世不一定非得“危言”。“批判也可以是一種疑問、一種描述，小說不是非此即彼的論述。”他不過是在中國體會到些什麽，並把它寫成了一個故事。

******

陳冠中×南都周刊：人是我留在北京的唯一原因

2013是一本現實小說

南都周刊：《盛世》動筆之前有沒有設想過這本書的讀者群？

陳冠中：對我來說，這本書有兩個主要的讀者群。一個就是香港、台灣的讀者群。就這個讀者群來講我一直認為他們對中國的認知是有距離的，有鴻溝的。我希望能夠把他們帶到一個比較接近中國現實的狀態。如果讀者看了書，認為：“原來中國是這個樣子的”，那我就很滿足了。這是我對港台讀者的期待。

另一個是內地讀者群。這本書10月在香港出版，12月在台灣出版，如果內地讀者能通過他們的渠道買到這本書，我期待他們覺得挺靠譜的。內地這麽紛亂、難以言說的現狀，有人用文本把它表現出來，不管它完整與否，起碼做過這樣一種努力。中國的現實其實比小說更魔幻，很難說清楚。隻有小說語言勉強有機會把它說清。

南都周刊：你這幾年也撰寫過一些關於內地現狀的文章，這次是怎樣想到小說這個表達方式的？

陳冠中：人對於現狀的情感和體會，有時候如果不用小說表達會很難。但文化圈有很多人不看小說的，我甚至拿了書都不敢送給別人。實際上小說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到了今天可以說是百無禁忌。它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自己嚐試用小說之外的文章去寫內地，但都不是太滿意，很難完整地把內地的感覺寫出來。我發現還是要用小說來寫比較合適。

南都周刊：這本小說用了多久時間完成？

陳冠中：其實2000年我到北京就想寫一篇關於中國的小說，但想了幾個題材之後發現自己寫不下去，畢竟自己的童年、青少年都不在內地，所以沒有什麽底氣，也找不到好的題材。直到2008年，從地震到奧運，那個時間我才看到一個小說的架構。所以一過2008年我就開動筆始寫，不到半年就很快寫完了，中間還停頓、修改了幾次。

70年代的香港更有趣

南都周刊：你這一代香港人是否都懷念文化上的70年代？

陳冠中：香港1950年後出生的人數是最多的，1949年不少人從內地遷過去，造成了“嬰兒潮”的一代。1945年的時候，香港才60萬人，50年代初就有一兩百萬人，忽然人口猛增。那一代人剛好在70年代長大，取得了一些話語權，這幫人人數多，而且到現在還占據著社會的關鍵位置，所以他們整天覺得自己好重要。但對於之後的下一代來說，70年代不見得是多麽重要的年代。

其實香港的黃金時代是80年代，但黃金時代的成功是因為70年代有很多新東西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比如在電影領域就有很多不同的嚐試。但80年代商業片的成熟帶來的結果是很多小型的片就沒有了，大家一心想著拍商業片賺錢，這有點像內地這些年的情況。

南都周刊：你會有意無意對比內地和香港的情況嗎？

陳冠中：以前兩邊確實是有差距的。比如2000年回來的時候，當時要拍一個時裝大片，全內地隻有30個攝影師有能力去掌握時裝大片，很多連機器都沒有，2004年之後，這樣的差距非常小。以前商業片也是差距很大，90年代很多電影製作人找化妝、道具、動作設計的時候都會想到香港，但現在兩邊很多方麵可以互相替代，內地很多方麵甚至超過香港，現在內地的好萊塢就在北京。

南都周刊：為什麽選擇北京作為觀察中國的視角？

陳冠中：人是我呆在這裏的唯一原因。我也沒有其他選擇，台灣、香港也有不少人才，但人才的集中是沒法和北京比較的。我隻能呆在一個地方，中國真的太大了，隻有北京可以相對完整地理解中國。比如上海，上海的人是不太談論中國的，他們隻談上海和國外，香港也談不上理解中國，而北京，飯桌上大家都在談論全國的事情。

南都周刊：對於香港未來的文化走向，你有什麽期待？

陳冠中：香港人有一個誤區，就是認為一定要跟北京合起來。其實它可以和廣州、深圳這些城市合起來，形成一個粵派文化圈，肯定影響力會超過上海。有一次我在深圳演講，有很多深圳的年輕人跟我說，很想自稱為深圳人，想建立自己的文化。其實深圳和香港首先要連起來。文化界要建立一個新的心理地圖，文化產業需要民間自己來搞，官員是搞不好文化的。

□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