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村，原名楊遺華。上海人。1980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政教係專科，1971年赴安徽無為縣鄉村插隊務農，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9年兼職榕樹下網站，任藝術總監。2004年兼職99書城網站，任藝術總監、總版主、論壇版塊“小眾菜園”首任版主。2009年6月擔任盛大文學主辦的“首屆全球華語原創文學大展”文學評議團主席。2014年7月，擔任上海網絡作家協會會長。 現任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失去土地的人，他將顆粒無收。
何況，我們在二十歲左右。
——黃石
黃石，畫家兼寫作人，曆任報社記者，廣告公司設計師，上市公司藝術總監。近年來有描繪上海的作品問世。出版長篇小說《上海百樂之門》。嚐試在童話故事中融入當代城市元素，出版繪本《咪咪嚕外灘迷失記》《咪咪嚕和小薈》《寶貝你不知道》。出版描繪上海城市街景的畫冊《最美的上海》，多次舉辦以“最美的上海”為主題的個人畫展。
我們是誰
我們是烏合之眾。小真是我中學同學，還是幼兒園同伴。小鬆是她的哥哥，小華是小鬆騎車追蹤來的朋友，黃石是小華給小真找來的畫畫老師。小樸（讀作瓢）是小鬆的朋友撿到的（後敘）。
小鬆和小真的父母是上影廠的導演、演員，母親當時在坐牢，父親在“五七幹校”。黃石的父母是老報人，在雷霆萬鈞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轟炸之後，他父親被當場打成“右派”，母親隨之倒黴。小華的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她是洪晃的表姐，我在遇到洪晃之前的二十年就聽說章含之女士的故事）。小樸家不詳，父親定居加拿大，可見也不是好出身。我母親是工人，唯一的“紅五類”。
是文革，打破階級階層，讓這些不相幹的年輕人湊到一起。我們的家離得不遠。上海的華山路，江蘇路，鎮寧路，襄陽路。騎自行車正好。按年齡排序，是黃石，小鬆，小華，我，小真，小樸。
978 號
華山路 978 號是小鬆小真的家，是我們的主要活動據點。美名“小白樓”，諢名“酒吃飽”。這是一幢獨立的洋房，兩層之上有個樓頂平台。院子裏有棵很高的杉樹，壯美。可惜後來被小鬆為蓋房子伐了。
一牆之隔大概是屬於華東局的大別墅，有極大的花園，常年沒什麽動靜，神秘。小鬆家的雞不小心飛到那個花園去，要去正門請工作人員幫忙抓回來。那花園不讓閑人進的。
這樓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看上，小鬆跟一夥不要命的朋友用木棍鐵棍之類的冷兵器誓死捍衛才保了下來。
我到 978 去玩時，蔣伯伯住在二樓的主臥室，伯母被關押。蔣伯伯血壓高，走路腳步很重。小真住下麵亭子間，小鬆住上麵亭子間。
我第一次進這樓玩是 1971 年，中學畢業之後，插隊落戶之前。
那時它已被多次抄家，底樓空關，窗戶用蘆席遮著，玻璃破碎。院中的車庫堆放雜物。其餘房間很整潔，無贅物。主臥室很長的書櫥空空蕩蕩。有一套《魯迅全集》，有一本郭沫若簽名的《百花集》。
小真給我看過院子中拍的一張照片，照片上有很小的她和周恩來總理。她的父親蔣君超和母親白楊被文革的剪刀剪掉了。她十二歲生日那天，家被紅衛兵抄了。
285 弄 36 號
黃石所住的江蘇路285弄36號在弄堂深處，是小洋房的底樓。他跟外婆相依為命。有時也有代溝的矛盾。他曾很傷感地來找我，我們坐在延安西路江蘇路口的商店台階上說話，他說：“小弟，我們以後要是像外婆一樣嘮叨，我們就不活！”
我說：“好的，我們自殺！”
他的弟弟黃彪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父母被發配到南京梅山，即所謂 9424 工地。外婆去世後，他一個人住，方想起外婆的好。
文革後父母從南京回來，家裏才像個家。34 號的雙胞胎兄弟劉多劉宜是他好友，和善信教的劉伯母常在窗口叫黃石去吃飯，我也跟去吃過。劉伯伯是冠龍照相器材商店的技師，在上海是暗房權威。
那弄堂對麵的 284 弄 5 號是傅雷先生的故居。文革二十周年時，我走訪那樓，寫下紀念他的小說《死》，提到苟活的我們和我們的不堪苟活。
我曾在這屋子住過一段時間，跟黃石麵對麵。黃石叫我至今是我家裏的小名“小弟”。黃石睡裏麵的箱子間。他淩晨兩點三刻起床，三點半到汽四公司預備著，哪條線路缺調度，他就被派去。如果不缺人，上午即可回家。
這種生活節奏令他隻能早睡。記得有天在小鬆的亭子間，他求我們讓他先睡一下。忘了是誰開始缺德，說黃石非常感興趣的話，唱兩句他喜歡的歌。不唱下去，這歌曲就開始在他肚子裏盤旋。後來他跳起來，不睡了。
我借黃石的工作證去長寧區圖書館看書（知青跟農民一樣，沒有任何證），那時可看到巴爾紮克了。有天被管理員無情揭穿，照片是我換上去的。我懷疑她早看出來了，那天才說。他這工作證很好，坐任何公交車隻要對售票員出示一下，說一句“我是四場的”即可免票。
我們用偷來的煤塊燒起壁爐。關燈，壁爐的光影很美。我於是寫詩：“真的，煤是活的/煤也有生命的光焰和熱忱/我想它原本是不屈的靈魂/烈火中爆響了愛的歌聲”。
在北京的四五事件之後，黃石在西麵牆貼上畫紙，以接近真人的尺幅畫了一組哀悼的群像。
黃石的鄰居小弟常常跟過來玩，諢名“郭扁”。他妹妹智商不高，但唱歌音準，黃彪說她半音隻隻唱得出來。
郭扁有陣學吉他，那是上海的新風潮。我們勢利，隻信奉鋼琴提琴銅管木管等
樂器，對浮浪的吉他非常排斥。郭扁隻好賠笑，但還是彈他的。
在這花園中，還曾玩過氣槍。黃彪買的。（我將彪字拆開，稱他虎三。）打青黴素的小瓶子不過癮，就打遠處工廠的鐵皮大煙囪。算好拋物線，一槍打去，遲遲聽到“砰”的一聲。槍法不錯。
還有“槍法不亂”。這是劉宜說的，快弓段落有的演奏員指法跟不及，但在大樂隊中，上弓下弓整齊劃一，聲音沒有，但，槍法不亂。
花絮：在工廠當炊事員的陳泓腰插兩把廚刀，自稱兩肋插刀，槍法尤其精湛，得自家傳。他是風流少年，開一兩用車（即今天的助動車）勾引姑娘，公路上轉過頭接吻。他再瘋玩，到點了即回家練琴。有天他打下一串麻雀後去找黃石，見黃石不在，將窗戶玻璃砸了進屋。後來他去了美國。八十年代的有一陣，人們不是已去外國就是說準備去外國。
我們幹什麽
小鬆寫詩，那時我也愛寫詩，詩多神聖！他排擠嫌棄誹謗，因我寫過雜文，將我算作“雜人”。剩下他一個詩人。黃石和小真畫畫。小樸也畫畫，跟黃石麵對麵相互當畫家也當模特。黃石寫過電影劇本，《門與窗》，給我的電影劇本《犧牲》畫過海報。
這都是不可能拍的。記得有次，在手工很不錯的徐君參與下，還拍過一段小電影。電影導演蔣君超老伯伯很有興致地掌了一下來自舊貨店的小機器，拍我們走過去。文革讓電影回到它的創始年代，那次拍下的膠卷據說是在浴缸裏衝洗的。我至今未見。
年輕人在一起喜歡聊天。不在一起喜歡通信。那時最怕“俗氣”二字，後來看信，寫的都是新詩是否有格律等話題。例如，小鬆忽發奇想，說既然有押韻，為何不能押聲？
收到信我很興奮，於是寫了一些分行的詩句試效果，卻發現押聲無效。小鬆發現有的詩有“半逗律”，即在七字一句詩的第四個字也埋伏了韻，讀來韻律感更強。那時沒有書看，隻能在黑暗中摸索。其實新詩的所謂格律，何其芳等前輩早已討論。
有時也唱歌，唱《外國名歌二百首》中的歌。我五音不全，跟著混混。我們唱安徒生的《茅屋》，唱《牧童》。最喜歡的是那首蘇聯歌曲《我們——年輕人》：
"看我們多快樂，大家一齊來迎接朋友，他們相信光明的未來，他們追求和平與自由。用鬥爭和勞動沐浴歡樂的陽光，我們全力以赴驅趕那黑暗，朋友們向前進。是我們青年人，人數眾多隊伍壯大，像那廣闊天空的星星，像那遼遠海洋的浪花。是我們青年人，手臂牽緊不離分，如果你相信幸福，忠實於友誼，我們就同前進。太陽在照耀，它為我們燃燒……"
後來，在 2007 年的日本大阪，我們相聚，重唱這久違的“團歌”。
那時要看《三國演義》都找不到。但人民總有智慧。我看的莫泊桑的《一生》就是借光弄堂裏的玩伴，他不知從哪裏借來。他打牌，讓我坐在旁邊先看，不得帶走。
小鬆的父親在抄家前轉移了一些書籍，其中有《草葉集》、《安娜·卡列尼娜》和《約翰·克利斯朵夫》等。我抄書。在借不到買不到書的時候，抄書是古法。我（以及朋友幫我）抄過《唐詩三百首》、《李太白全集》、《約翰·克利斯朵夫》、《草葉集》和後來的《小癩子》等書。後來我抄過潔本《金瓶梅》不錄的一萬多字。我至今保存小華當年抄的《拜倫抒情詩選》、《愛情故事》和零散的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
她在一本前麵是毛主席寶像和語錄的本子後麵，抄《論鋼琴表演藝術》、《基礎樂理》和攝影知識等。她有段時間癡迷彈鋼琴，要將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熱情》彈下來。
那時，我們不知道自己正寫的是以後說的“地下文學”。多年後，作家薛海翔跟我認識了，說：“原來《朋友》是你寫的，我當時看了覺得這個人寫得很黃色！”
那時，寫好了也隻是小圈子傳閱，秘不示人。小鬆寫了許多詩，如《我和地球一齊醒來》等，抄在一個本子上，至今未發表。他的詩不在朦朧詩之下。
我母親非常擔憂，她曾看過我寫了偷藏的文字，懇求我不要再寫了。我不說話。母親是個工人，見過聽過許多文化人倒黴，她本能地知道這會招來滅頂之災。
1974 年，我們在小鬆小華插隊落戶的安徽來安縣聚會後上黃山，在陳村水庫開船前，我發現隨身帶的本子丟了，裏麵有電影文學劇本《犧牲》。小華陪我返身去找，敲開人家的門，很幸運地收回。
陳村母親
母親知道我熱衷一起玩的是麻煩的孩子，聽見我們說話無忌，非常怕自己兒子卷入危險。有一陣，小鬆來找我玩，不上樓，在樓下大叫“黃石！”
我再晚回家，母親總是開著燈等我。見我回來，看看我不說話，關了台燈，摘下老花眼鏡睡覺。
在下鄉的那幾年，我看過另外一種地下文學《少女的心》、《一雙繡花鞋》。偶然有無名氏寫的東西傳來。小鬆曾非常喜歡一個譯文，記得開頭的一句是“海潮呼嘯而來，一個身材頎長的少女……”
我們都喜歡一首詩，《白洋澱》，署名根子。我將它背下。我國現在流傳的被保存的文本，是我在 1984 年交給主編《新創作》的張新奇發表的。後來，阿城說他認識根子，本名嶽重，我請阿城將菲薄的稿酬轉交。
我在《附記》中說：當年，我正熱衷於寫點歪詩，讀到此詩被它深深地激動。在那個蓋子下，我想，居然有這樣的作品，居然有這樣的作者。我夢想，有天蓋子揭去，該怎樣地燦爛奪目嗬……這些作品既不同於當時的正規出版物，也不同於以後的“傷痕文學”。願有許多有心人來做一點“鉤沉”的工作，以填補空白，以洗刷當年出版界的恥辱。
文革結束，蓋子揭開，首先看到的是《班主任》和《傷痕》。令我非常失望。
在黃石家，我們聽過許多西方古典音樂。那時黃彪從黑龍江調到父母身邊了。他是個習慣從一個短波電台偷聽古典音樂的人。
所以我說過，音質是不要緊的，有音樂才是要緊的。他們家買了錄音機。劉多、劉宜是上海交響樂團和舞蹈學校的專業小提琴手，翻錄了許多唱片。那是非常幸福的時光！
我喜歡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不喜歡巴赫。劉宜給我說了許多巴哈的怎麽好——他們專業人士都稱巴哈，不稱巴赫。我還是喜歡貝多芬。喜歡他的被壓抑而不被打死，有點《老人與海》的意思。貝多芬說：“人啊，你要自助！”
有錄音機之前，我們聽過一些唱片。最慘的那天，小鬆騎車帶我，我坐書包架上，懷裏緊緊抱住好容易借到的唱片，門德爾鬆的《e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黑夜，我們去找唱機。走了好幾家，終於在某個人家裏聽成了。
那時上海時興自己做喇叭箱，主人一直在要我們聽他喇叭箱沉悶的貝司。順便一說，我因讀不好五線譜，曾奮力將《e 小調》翻譯成簡譜（譯稿還保存著）成為他們的笑柄。
我在散文《古典的人》中寫道：1972 年。去檢查一下院子的鐵門是否關好，將房門鎖上，窗簾低垂。開一個八瓦的台燈，要它照著牆。六七個人圍桌而坐，其中的一名負責翻唱片。人們約定，不許說話，不許抽煙。這一切像在進行宗教儀式。
唱片是七十八轉的，三五分鍾就要換一麵。一首貝多芬的《Ｄ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被分散在十二麵上。音量被調得很輕，奧依斯特拉赫的琴聲如訴。我們跟著貝多芬，從四聲定音鼓出發，去經受精神的洗禮。
在這個門與窗隔開的空間裏，在小心翼翼地放送的音樂聲中，我們將精神交給另一個世界。那是一個古典的世界，也是人道的正直的世界。然而，它無法高聲歌唱，向所有交出人格與靈魂的人敲響 0333∣1 -∣，並將他們的目光緩緩導向田園。
他們像真的一樣。一張素描可畫上一個月，那種翻模子翻得邊角不銳的摩西頭像，或者，一隻雞蛋。每天摳一點。看他們畫畫要急死。我給他們當過一次模特，穿條褲頭，持一根拖把棍站住。我向來不喜歡不動，這才知道模特不是好當的，後來就一概拒絕。黃石沒人可畫，隻好一再畫自己的人體。那些畫應該還在。
買油畫顏料很費錢。知道象牙黑好，但隻能用碳黑。他們來破麻袋自己處理成油畫布，做框繃緊，也像真的。通常畫在硬板紙上，塗一層草白漆。
有個黃昏，黃石和小真在天台上畫落日，嫌我在旁邊搗亂，給我一紙一筆，我於是畫了平生第一張油畫。我上色果斷，不吝惜顏料，令人側目。我畫得很快，一個大大的太陽。蔣伯伯上來看我們，賞我一個“大膽獎”。
有次有個好生意，不知誰攬來的事情，畫十二平方米的布景。這是照相館用的景片，人站在前麵好像到過古建築。油畫布買來，我請姐姐將它拚成大幅的。我們七手八腳將它釘在車庫牆上，噴水後很平整。畫這畫沒報酬，但多餘的顏料可歸自己。那些畫家在畫精細部分，黃石調好顏料，要我爬上去塗抹藍天。
那時看到不少好畫（印刷品）。《維納斯的誕生》，《泉》，讓黃石說起來既肉欲又無邪。黃石喜歡列賓，還有列維坦的森林。柯巴巴的醬油調子。格裏高萊斯庫。發明將本子卷起來，用一隻眼睛從洞中看畫，略去邊框後畫就更立體了，特卡切夫兄弟筆下逆光的孩子的腿，如四根小玻璃棍。《馬拉之死》、《鏡前的維納斯》，《向日葵》。
看畫時黃石的手指會忽然一點，要你看這個那個細節。記得有本素描書，上麵的裸體被穿上了三角褲。那時每張畫都很珍貴，每張畫都是營養。畫冊很少見，算是大餐，有時是雜誌上撕下的畫頁，有時是明信片。“掃四舊”沒掃幹淨的東西，艱難而珍重地流傳著。
我們都窮
我們一夥人中，黃石、小真、小樸是有工資的，當年說的“三十六元萬歲”。其餘的三個農民基本沒收入。騎車去港口過去點的華新社，到黃浦江遊泳，黃石騎車在前，見他仰頭在幹什麽，追上去，原來在偷喝酸奶。馬上要他給我一瓶（一毛五一瓶）。他買來本是大家到江邊喝的。他手頭寬裕時會闊綽地買些摜奶油（三毛一杯）來分享。
蔣伯伯的油氽花生米常被我們偷吃。他寬容笑笑，有次老頭說：“你們要給我留一點的！”那時，他家也有買不起糧食的時候，後來將房子的底層也賣了。但即便如此，還是喜歡拍照，有一台蘇聯產的經常要拍打它修它的電視機，保持生活的格調。
小真家的灶台下有個烘箱，有次蔣伯伯親自出手，烘烤出好吃的麵包。小真會做色拉，我幫她調色拉油，性急放油多了，澥了，隻好再打個雞蛋來救命。飯後眾人唱歌玩，我隻能聽聽跟跟。“朝霞裏牧童在吹小笛，露珠兒灑滿了青草地……”
黃石玩玩就瘋起來，跳上椅子唱著敲打兩隻鍋蓋。老保姆見了甚心疼，敲得
走形，鍋就蓋不平了。黃石會飛快地彈著舌頭摹仿樂器。他被小乖指為佯狂。
冬天，黃石戴一條絳紅的羊毛圍巾，折邊已殘破，我們說他喜歡“破爛美”。他告訴我們的都是“差一點”的故事，差一點跟某姑娘拉手接吻什麽的。
我們穿著儉樸。舊衣服，也許有補丁。哥哥姐姐的勞保用品工作服，工作皮鞋。喜歡背那種黃色的軍用挎包。
窮人有窮人的過法。我們隆重熱烈地慶賀小樸生日，早早籌備。黃石創作了一個泥雕，姑娘靠在小夥子胸前。我將一條條硬板紙對折，打洞，用絲線串起，寫上我的長詩《生之歌》。這像是韋編三絕的竹簡。
補說小樸的來曆。她是彭小蓮在金華火車站的月台發現的，見這姑娘身背寫生夾，“氣質好”，就上去說話。後來將她介紹給小真。氣質，是我們常常會提到的詞。
旅遊
我們一起去過兩個地方，蘇州和黃山。此外，騎自行車到過佘山等。多次坐小火車去金山海濱遊泳。
去蘇州是即興的，大概是 1972 年的年初。插隊落戶的人回滬探親了。夜晚，眾人正在小鬆的房間聊天，忽然說去蘇州吧。我回家跟母親請假，“姆媽，我要去蘇州。”她同意了，給了我五元錢，叮囑幾句。我們坐的是棚車，去蘇州的慢車票是一塊五，棚車八毛。棚車就是裝運貨物的車皮，過年臨時加出來的。
棚車沒有座位，席地而坐。打牌。震動。打牌無聊了，我們就在車廂裏“鬥雞”（支起一條腿，靠另一條腿站立，攻擊對方。誰雙腳著地就算輸了）。火車晃蕩，我們也晃蕩。蘇州到了。去朋友的家，晚上打地鋪，男女分室。這家有個可愛的小女孩，她的聲音我記了幾十年，一早問我是不是吃油條，發音是“耐阿七雨叼？”真真好聽！
玩好靈岩山天平山網獅園等回上海之前，所有人交出身邊的錢，留下回家的車費，其他的都吃了。甚至吃了著名的鬆鼠黃魚。
回到上海，走在馬路上，我們走在馬路中間，黃石忽然放開嗓門唱了起來：“阿哥阿妹情意長，好像流水日夜響……”他自稱這歌聲“順風一站路”，成為名言。
花絮：後一年的春節，因上海不賣炮竹焰火，我們從鄉下帶回來。我們說好了，穿上舊衣裳，在小鬆家的樓頂平台分成兩隊開仗。到最後，居然點燃幾十顆的“夜明珠”攻擊對方，黃石去廚房找來鍋蓋當盾牌。我捏著“電光炮”在手裏炸響，將小真的耳朵炸蒙了。
在這天台我曾和小鬆摔跤。蔣伯伯上樓，說：“你們自相殘殺啊！”
也有溫馨的時候。那時華山路行人很少，戀人喜歡在這裏“蕩馬路”。我們在天台上算好提前量，發射一支火箭，正好落在他們跟前。戀人一驚，四處看看，急忙走自己的路。嗬嗬這叫做“丘比特的火箭”。
去黃山預謀已久。小真正巧腳板工傷骨折。1974 年的春天。那時我已大體康複。我先坐火車到安徽滁縣轉來安縣。跟文具店的小焦接頭，她領我去女生宿舍，轉交小華，小華跟我走著去村子。路上她說小鬆跟滁縣的小流氓打架，不好進城。
路上饑渴，摘黃瓜在褲腿擦擦吃了。到了，屋裏沒人，正詫異，忽然背後被踢了一腳，小鬆原來躲在後麵。在鄉下，朋友來，多高興！
為迎接其他朋友的到來，我們去摘桑葚，鋪好床單，搖動桑樹，它就掉下。小鬆以水果糖為誘惑，讓村裏的孩子們去抓田雞（青蛙），號稱要弄個座山雕的百雞宴。我和他在黑板上寫詩歡迎。我寫的是：“情切花生焦，意盛桑子紅。鄉人無所有，綠豆湯一盅。”後來知道，美麗的小焦姑娘的媽媽，真的姓花。
小鬆的這個家真是家徒四壁。他的寫字台是磚塊壘的，鋪塊木板。
我們一群人去村外玩，麥地裏正見一人長的蛇。奮勇用泥塊砸暈，我抓住它尾巴掄在地上摔死。小鬆提著蛇回村，農民怕蛇。這蛇被我們開膛剝皮蒸蒸吃了。還記得剝皮時拔河似的，蛇身突然斷了，人摔了。
我還珍藏一張騎牛的照片，穿長褲汗背心。這是我最好的照片之一，橫騎牛背，很放鬆，麵帶笑容。因為，我是放過牛的。
限於篇幅，去黃山的事情沒法細述。值得一記的是我第一次邂逅陳村水庫。從地圖看，南京坐船到銅陵上車，青陽陵陽之後就黃山的湯口了。誰知那天路上見一車禍而死的孩子，接著就受阻於地圖上沒有的水庫了。渡船每天一班，我們被迫停了一天。
在水庫遊泳，借來竹筏玩水，拍照。（我現存的照片是徐君放照片時試曝光的條子。他是世家子弟，與拍照相關的手藝非常好，重實惠。那時有點怪他重色輕友，現在很理解一次旅遊那麽多人，一一周全不可能的。謝謝他送我這試樣條子，讓我重溫當年的場景。）我沒想到日後陳村水庫的名字被我借用成了筆名。也沒想到它索性改名太平湖。
1974，那時黃山的遊客極少。我們在山腳的黃山大禮堂住下，禮堂的偌大的房間隻有我們幾個人，可以從這床跳到那床跑一圈。
你要喜歡藏個刻字的茶杯留念盡管留念。夜晚，我們坐在溫泉的大石頭上聊天，泉水在石下流過，手藝非常棒的徐兄在獻藝，當場衝洗膠卷。
我們爬山。半山寺的老和尚被請來陪同興致勃勃的蔣伯伯。那時我體能已恢複到“雙脫手”上下天都峰、鯽魚背，置身邊的鐵鏈於不顧。在大氣磅礴的排雲亭，我對群山舒暢地大叫，城裏人從來沒有過的叫，群山回應。我發現我神氣回來了。
回程，我在蕪湖跟朋友們告別，我過長江去插隊落戶的鄉下，去見大象等弟兄，懷著僥幸心理去辦“病退”手續。
白楊回家
白楊（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
我稱白楊女士為伯母或小真媽媽，她稱我小楊。我去，她會說“小楊啊，你來啦！”我走，蔣伯伯會說“隨時來！”
記得伯母是 1972 年被釋放的，因一個國民黨特務頭子的亂寫，她無辜被關了五年多。那天我照例去找小鬆玩，他下來開門，神情緊張，要我這幾天別去，要我跟黃石也說一下，等候通知。
白楊與家人合影。
小鬆的母親終於回家了，她出獄時連林彪已死都不知道，要讓她適應一下。後來小鬆通知我們去，介紹他的朋友給媽媽。那天我第一次見到伯母。她如常人家的和藹的家長。我們一起吃飯。飯後照例有餘興節目，一隻調羹旋轉著，指著誰誰就表演節目。
不巧指到了伯母。她大大方方的，很專業地朗誦：“毛主席啊紅太陽，明明亮亮照四方。春天有你百花香，小麥青青油菜黃……”出獄不久的她聲情並茂。我們這些孩子麵麵相覷，沒說任何話。伯母後來早退去休息了。
說到朗誦，我想起第一次見彭小蓮，她在小鬆家院子裏的真情朗誦：“當我戴上鮮豔的紅領巾，我的心嗬總是那樣激動……”憑借記住的“瓦藍瓦藍的天空”，我用 google 在網上搜到了《紅旗一角的故事》。一首紅色的詩。
那天，她給我很深的印象是，她會在“操你媽”後麵毫不猶豫地補足賓語。惡狠狠。後來我跟上影廠導演彭小蓮成了朋友，但我是看了她紀念爸爸的那本書《他們的歲月》後才真正了解她的。她的高幹父親彭柏山因胡風案早早走了厄運。為免受欺淩，她隻能自己保護自己，保護母親。
我很佩服小真媽媽的是，有天晚上，我在他們家天台乘涼她遞給我一支香煙。抽完，她將煙頭朝花園一扔，說：“不抽了。”之後，我沒見過她抽煙。醫生勸告她戒煙，她就戒煙了。
前途
那時的上海北站可看到這樣的景象，曬得黑黑的年輕人挑著兩隻重重的大號旅行袋檢票出站。袋子裏是上海稀缺的花生和菜油。行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看他們。一看而知，這是知青。
在那個廣闊田野，我們沒有前途。小鬆曾想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戲文係。他費力地活動農村幹部推薦他。有一陣我住他們家，一起結構故事，寫提綱和台詞，希望幫他過關。
故事中有個農村的瞎子，貧下中農，卻稱作“亮眼媽”。因為樣板戲在那裏放著，
我們努力參照。他姐夫小乖哥也幫著出過主意。這有點像日後的寫電視劇時的群 P。
小鬆還是太天真，他的家庭出身，無論多麽努力，不會被錄取的。他後來從農村的房梁上摔了下來，昏迷，口吐白沫，被救護車送回上海。小真驚惶地來找我，我一聽馬上騎車跟她去醫院。
在華山醫院的觀察室，小鬆沒有表情地躺著。這樣一個好表現的人，一點不作聲了，大家為他難過。醫生帶著一隊實習生來，輪番翻開他眼皮，手電筒照照，取得經驗。結論是腦震蕩後遺症。
在小鬆回家休養的時候，小華、黃石和我常常去看他，跟他說話，聽音樂。經蔣伯伯允許，黃石曾接小鬆到他家散心。在跟蔣伯伯夏天去青島療養之後，他奇跡般康複了。他在那裏遇到一生中的第一個妻子。
1975 年初我病退回滬，進了裏弄生產組，日工資八毛。小華也在搞病退。她有少女時代哮喘的病曆。煤氣令她又喘。我和小鬆、小華都是病退回滬的。出上海一個章遷出，回上海要蓋近十個章。
我在農村三年多，在七房村一個屋簷下的同學，最長的插隊八年。交出整個青春，等同經曆一次抗日戰爭。回城後，他們是最弱的弱勢。這不展開說了。
這些朋友中，隻有我去參加了 1977 年的高考，僥幸考取大專。小真 1978 年進了北京電影學院，後去美國畫畫。她曾加入斯皮爾伯格《太陽帝國》的團隊。曾獨立執導電影《新十字街頭》。
小鬆從日本回來後曾執導電視片《今年在這裏》、《小木屋》等，轉而經商。後來專心於海南的開發，人稱“博鼇之父”。
小華去美國。小樸去加拿大。黃石去加拿大後折回，在一個開發頂級房產的公司上班，任藝術總監。業餘喜好在弄堂網以三姐夫之 ID畫四格漫畫。
我從 1985 年至今是上海作協的專業作家，BBS 的資深版主。現在我們難得見麵，見麵則相互拿往事取笑，開心一如從前。
還有借給我莎士比亞劇本的陳玨、教小真畫畫的朋友範遷的故事。小咪姐和小乖哥的故事。不說了。
不能以為那時的生活就像我寫的那麽好玩。當時的基調是壓抑。如我在《死》中所寫的，格外想念域外的和平。因對前途異常失望，我寫了兩首較長的詩後在近二十歲時曾找死過一回。（關心這事情的人，可去《天涯》雜誌找看民間語文欄目，我曾發表當年的《遺書》。）我的家人和小鬆家聽到我的死訊異常惶恐。
他們怕我死都死了說什麽沒遮攔的話，大家就沒得活了。但我在《遺書》是說自己身體不好當了逃兵，跟任何人無關，最後要小輩跟毛主席走。死不死是個人選擇，我絕不會讓家人朋友更難生存。
我提到這事情也因為我很想說一說，被救回被抬到公社後，有天晚上小鬆他居然來看我了！他從蕪湖過江到裕溪口醫院撲空，到我的生產隊撲空，一路摸來，差點以為我已死了。見到他我太高興了！我們說話，當晚共睡一榻。第二天，陽光燦爛，他硬要架著我到院子裏走走。我非常感動。我的朋友不僅生可遊玩，也可死都見麵的。
之後，我困難地因病退回上海（史稱“病退”）。我們還是經常見麵，有時幾乎天天見麵。我這之後背下了《白洋澱》。
我這個不散步的人，有次推著自行車陪小華走了很長的路。那時，我們都沒有路。
1976 年 9 月 9 日。那時我終於是裏弄生產組的職工，情緒又非常之壞。好心朋友勸說我。那天我從小鬆家出來，正走到延安西路江蘇路，忽然聽到遠方傳來微弱低沉的廣播，在說“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我馬上站住，腦子一片空白。
停止一會，我清醒，心裏頓時奇怪地鬆了，長出一大口氣。我返身奔跑著去通報朋友。
之後，我寫詩《悼主席》，隻一句：
你，給我以新的生命！
——引自《上海文學》作者：陳村
附言：
我在本文中回避了一些故事，那時有一點青年男女的愛戀和其他。這是本文的缺憾。那時的愛戀方式絕非今天，時代太酷烈，連是不是戀愛結婚生育都是問題，何況其他。隻能讓當事人自己去說，希望朋友們留下回憶，發表或不發表。
感謝催促我成文的朋友。一不留神很可能永遠不寫。之前，我懇請親愛的母刊《上海文學》給我留下版麵。我在 1979 年 9月號發表小說《兩代人》，至今正好三十年。再留個爪印吧。感謝這三十年中養育我的親人，鼓勵幫助我的師友。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