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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迷信的種種鬧劇: 唐生智的“佛”字軍

(2009-06-23 04:16:28) 下一個
荒誕迷信的種種鬧劇: 唐生智的“佛”字軍
作者:李偉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國舊軍隊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軍。5萬官兵都摩頂受戒成為佛教徒,佩戴一枚圓形胸章,正麵是一“佛”字,背麵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佛教提倡護生戒殺,而軍隊以殺伐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離。這是民國的一件奇事。 奇事的製造者是兩位奇人:唐生智與顧法師。
唐生智,字孟瀟,湖南東安縣人,1889年生。他是將門之後,祖父唐本有曾任廣西提督。1907年,唐生智畢業於陸軍小學,後又進陸軍中學,以成績優秀,保送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為校長蔣百裏所賞識。保定畢業分配在湖南混成旅當見習軍官。在討伐袁世凱的護法戰爭中,顯露才華。由排長、連長逐步升至團長、旅長。在湖南各派混戰中,趙恒惕一派獲勝,屬趙派的唐生智升任第四師師長,兼湖南善後督辦,駐兵衡陽。他招兵買馬,大力擴充部隊,很快擁有5萬人槍,實力遙居湘軍之首,他儼然以“湖南王”自居。

1923年夏天,有一位僧人直闖唐公館,向唐生智獻計。“你的處境非常危險”,僧人的第一句話,使唐生智吃驚,“危險有:一是趙恒惕對你深有戒心,並不完全信任;二是湖南派係眾多,都在謀算你;三是衡陽毗鄰廣西,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虎視眈眈,你隨時都有被吞並的危險。”這一席話,使唐生智動了心,向僧人問自救之道。“按我愚見,不如東與吳佩孚虛與委蛇,西與新桂係暗中聯絡,從而養精蓄銳,等待時機,一舉而克全湘。”這正說到唐生智心坎裏,立刻請僧人上坐,後來把他留在軍中。

這位僧人法號淨緣,姓顧,俗名伯敘。江蘇武進人(另有人說他是揚州人),佛教密宗居士(居士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受過三歸五戒的人)。顧伯敘信仰佛學,但不讚成自殘肌膚的受戒,所以當了居士。

顧法師被留,與唐生智相見恨晚,唐對他言聽計從,尊為老師。不久,唐為他在長沙建造一座“二學園”作為顧的講經談法之所。顧定期宣講佛法。唐部文武官員紛紛投拜在顧的門下。唐的5萬官兵也都摩頂受戒成了佛教軍。

顧法師行徑反常。佛教徒應清心寡欲,但他擁有六房姨太太,最大的不過30歲,小的不過17歲。他雖勸人戒殺,但他卻並不吃素,每天宰鴨殺雞,奇怪的是他隻吃雞鴨內髒,餘下的就賞給別人。同時他又善飲,一次能喝白蘭地兩大瓶。

顧法師到唐生智部的第二年(1924)春,湖南霪雨成災,人心不安。唐生智向顧法師求教。“我可以設壇求晴。”顧法師笑著表示。在衡陽南門外,按顧的指示搭起高台,八名童男童女,齋戒沐浴。在連綿陰雨中,顧法師登壇誦經念咒,如此表演一番,也許是巧合,天公忽然雨止雲開,並放出陽光。台下成千上萬的百姓與士兵,山呼萬歲,從此衡陽軍民把顧法師敬如天神。接著顧法師又在衡陽辦了個金光明法會,宣揚佛法,擴大他的影響。

南京保衛戰:唐生智主動請戰原因及其後果

作者 蟋蟀王

1937年11月11日,蔣介石第二次召集國軍將領商討保衛南京的問題。在會上,幾乎所有其他將領都認為不應死守南京。這時,唐生智站出來激昂地說,南京是我國首都,是國際觀瞻所係,又是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棄守,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

1937年11月17日,蔣介石第三次召集各路將領商討保衛南京的問題。蔣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總理陵墓所在,必須要守。然後他問在座各位:“誰願意負起防守南京的責任?”

然而,其他將領都默語不言。唯有唐生智站起來慷慨激昂地說:“抗戰以來,我們中下級幹部在戰場上犧牲的很多,但還沒有一個高級將領為國捐軀。我願意防守南京,誓與首都共存亡。”於是,蔣介石就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在唐生智的指揮下,國軍八萬餘人自1937年12月4日至12日,抗擊數倍於己的日軍,進行了悲壯的南京保衛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唐生智沒有履行自己“與首都共存亡”的誓言,於1937年12月12日晚乘船逃離南京,丟下幾十萬中國軍民在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中慘遭日軍屠殺。

唐生智當時主動請戰的原因是什麽?從他後來臨陣脫逃的表現來看,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出於愛國激憤。一般的史學家認為,主要是唐生智不甘寂寞,出於功名心。當時,唐生智隻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訓練總監”,不受重用,想以此來重振旗鼓,恢複軍權。然而,台灣的現代史家吳相湘卻有另外一個解釋。

根據李君山所著《上海南京保衛戰》(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一書援引吳相湘披露,唐生智主動請戰指揮南京保衛戰,其實是他聽信了術士顧子同的勸告。顧子同告訴唐生智,唐的前生是“金陵王”,合當坐鎮南京。顧子同的占卜結果說,日軍占領上海之後不會再向南京推進。因此,唐生智才自告奮勇,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這其中的如意算盤,當然是如果日軍真地不進攻南京,唐生智白撿一個舍身救國的英雄美名。李君山說,民國期間,軍閥多半迷信,常常依賴占卜、術士來決定行止,所以這種說法或許有它的可信之處。

唐生智當時棄城逃跑,那不叫“失敗”,叫“臨陣脫逃”,一件比“失敗”可恥一百倍的事情。在南京保衛戰上,唐生智有如下錯誤:一、戰略上錯誤:在國軍上海戰敗兵敗如山倒、日軍氣焰囂張的情況下,提出死守南京;二、指揮係統上的錯誤:他一個湖南軍閥,脫離軍隊十年多,在南京守軍中沒有任何根係,根本指揮不動軍隊;三、戰與和策略上的錯誤:南京保衛戰第一線、第二線都失守的情況下,日軍於1937年12月10日在南京撒傳單,要求守軍投降;在南京明明守不住、國軍喪失基本戰鬥力和鬥誌的情況下,他要麽考慮率兵投降,要麽棄城離去,讓南京變成不設防的城市;四、倉惶出逃的錯誤:草草開個會,就決定撤退,沒有具體落實如何撤退、誰斷後,沒有確定下屬各部隊都接到命令、沒有對留下的平民如何保護,就倉惶出逃。

據記載,參加衛戍區司令部撤退會議的有些國軍將領,開完會就直接逃出城了,留下下屬部隊死守城門,造成大量無辜死亡。如果真的為了弟兄們的安全,唐生智可以決定投降、或有組織撤退。即便投降,也不會妨礙唐生智殺身成仁:他可以與日軍談判,安頓好降軍,然後自殺。其實,日軍攻進南京後,國軍將士照樣被俘數萬人,但是由於沒有正式的投降程序,戰俘得不到保護,被日軍殘暴殺戮無數。當然,南京死難者的罪責應當算在日軍頭上。唐生智無論如何還是抗日的。但是,作為南京保衛戰總指揮的唐生智,的確應當承擔相當的責任。

這個唐生智,是個常敗將軍,解放後居然當上了政協委員。不過,晚年他至少作了兩件好事:一是1949年5月唐生智領銜發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響應起義的通電,籲請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動,促使和平解放,使人民免受戰禍。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逼他檢舉劉少奇、賀龍的所謂罪惡,唐生智堅決抵製,因而受到嚴重的摧殘,於1970年4月6日癌症複發,不治而逝。

抗戰期間,唐生智以“左”的麵目出現,高唱愛國高調,別人不敢反對他,否則就是“”。他主張南京保衛戰,卻有沒有勝利的本錢,隨後又逃跑,讓幾十萬軍民慘遭殺戮。所以,我認為,在曆史的關鍵時候,有時空喊愛國口號、盲目抵抗的人,比起求和退讓的人,對國家對民族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值此南京大屠殺六十七周年之際,發表這篇經修改的舊文,以此銘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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