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善抑惡
揚善抑惡，把中華民族好的一麵發揚光大，揭露批判不利於中華民族發展富強的因素，這才是真正的炎黃子孫情。
ZT: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01/1704269.html
文革慘絕人寰一幕：女屍裸體遊街 兒子被逼拉車 多維
文革裸屍與重慶紅歌/中國老水
遊街在中國，隻是一道舊風景，曆史雖說悠久，但真正形成規模和氣候的，還應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不過，這要是同文革相比，就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如果說文革把人性之惡發掘至極致的話，那麽，這遊街就是人性之惡不乏幽默、頗具匠心的表演，而裸屍遊街便是這種表演中的上乘之作。
戴高帽、掛牌、被人綁架著遊街，太普通了，隻是遊街中的“小兒科”，都已普及到學前班了，而給所謂幕後的“黑手”塗上黑墨汁，給惹上作風流言的女人剃成陰陽頭、綁上瓢遊街，也隻是寫實主義表現手法，雖極具連想，層次是上了一個台階，卻殊少創新，隻有裸屍遊街，才把遊街這門藝術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一個又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文革中如沒有裸屍遊街這項空前絕後的創舉，與之交相輝映的世紀偉人一定頗為寂寞和失落，起碼辜負了他老人家那番運籌已久的良苦用心。
裸屍，如果隻是讓人抬著、背著遊街，這誰都容易辦到，並無新鮮過人之處，但要讓人覺得那不是一具裸屍，而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光著屁股的人，難度係數就要大得多了。不過，這絕對難不倒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洗禮以後，已經徹底解放了的人性和良知，他們創造性的發明，圓滿解決了裸屍遊街要人背與抬的這一世界性的難題。
裸屍是一具畏罪自殺的女屍，是被傳言中的貧下中農“翻身棍”嚇破了膽才走上絕路的地主婆，姓秦，剛嫁到彭家沒享幾天福，就解放了，旋即就做了寡婦，大人小孩都稱她彭二寡婦。她在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也即批鬥大會的前夜，選擇了上吊自殺。這種公然以死抗拒群眾運動的方式，顯然激怒了意誌風發的毛主席的忠實小將。
於是，革命小將決定，一定要打掉彭二寡婦的“囂張氣焰”，誓將遊街示眾進行到底。經再三斟酌，也充分地征求和吸收了他們的父兄意見，他們的父兄也樂於參與和貢獻了自己的意見，最後，凝聚著多人智慧與心血的煉獄般的道具就光榮誕生了！
文化大革命的無私在這裏又一次得到了證明：隊裏的裝卸工無私地借出板車，木工無償地奉獻技術和勞動力，那些家裏儲有零散木料的，就他一塊你一塊地拿出來，還有很多幫忙的，也不計報酬的忙得不亦樂乎。
在一陣又一陣歡呼聲和一陣又一陣口號聲中，彭二寡婦遊街的道具終於進入實用階段：板車上豎起穩固堅實的三角架，彭二寡婦全身赤裸著，直挺挺的被綁在三角架上，遠遠看去，就象一個大活人站立在板車上。她的頭上戴著高帽，高帽上書寫：反攻倒算的地主分子彭二寡婦，可胸前卻一反常態沒有掛牌子，大概設計者是為了突出她胸前那兩顆幹癟的乳房以吸引眼球。
文革運動，說穿了，就是一埸比惡運動，誰比誰更惡，就誰比誰更忠，而裸屍遊街的更惡看點，——如果不是重慶曾使我憂慮的話，我寧可死，也不願繼續回憶、也不忍繼續回憶那慘絕人寰的一幕——還不在於裸屍本身，而在於吃力地拖著板車的小個子青年。他正是彭二寡婦惟一的兒子。隻見他在造反派的喝斥和皮鞭抽打下，兩眼流淚，低著頭，按照指令時快時慢的在縣城的街道上走著。他邊走邊哭，沒有羞愧，沒有痛苦，隻有害怕，而在身後，他的母親赤身挺立，麵無表情，那茫然無神的兩眼，仿佛直視著遠方，她那幹癟的乳房隨著高低不平道路的顛簸，而搖晃著，跳動著，說她象一具女屍，不如說更象一尊超然物外的女神像。
一個母親的被踐踏，一個兒子的被羞辱，絲毫沒有喚起人們的同情，反而剌激和膨脹了大家的獵奇心。所謂的萬人空巷，在這裏得到了最有力的體現。這時，看膩了遊街的人們，爭先恐後走出家門，互相笑著、叫著、指點著、拍著巴掌，當他們弄清那個拖著板車的青年，就是裸體女屍的兒子時，一個個不由得“嘖嘖”讚歎起來，有的還走上前去，抓住那個兒子的頭發，強迫他朝後仰起臉，要他認清麵前的“地主分子的醜態”。兒子閉著眼，泣不成聲的模樣，並沒帶來圍觀看客的憐憫，相反，他們更大聲地喊道“讓他說，讓他劃清界線！”
當重慶紅歌響起的時候，我的眼前就會時常浮現板車上綁著的那具赤裸的女屍，那個苦難的倍遭踐踏的母親，耳邊也會時常響起那個兒子的抽泣聲和“讓他劃清界線！”的大眾的呼喊。因此，我盼待著政治體製改變，盼待著經濟改革的成果不要得而複失，也盼待著文革不要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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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們那些為文革辯護的人一個真實故事：文革期間，在廣東中山的一條村落裏，我的一個朋友的母親就是雙手被吊樹上，腰部被繩子紮緊，胸口被放進一堆蛇而被活活嚇死的。而另一邊廂，當年隻有五歲的我，就在廣州體育學院的飯堂裏，在台下參加人們批鬥我父親的大會，而我父親的好友，一對教授夫婦，在文革的風雨中，兩個人把自己捆綁一塊，從海珠橋跳下去，死的時候他們才都三十幾歲，還有，我家鄰居親眼看著和他關押一起的那個人，不甘受辱，一頭從低層的二樓栽下去，硬生生把自己撞死。你們那些為文革叫好的人，還要我提供更多的文革史實嗎？我真的還有很多，就我們一個家族都講不完。我還告訴你們，文革紀念館總有一天會被建立起來的。
多維
一、大興縣大屠殺的背景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
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831”事件：殺盡“黑五類”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
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這天。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月1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
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不是不報，時候沒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三、“革命行動”：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麽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及其慫恿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屠殺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暴力主張，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
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且愈演愈烈。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謊言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殺！霸占“黑五類”的婦女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全文附後），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
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人多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
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逐步解開這個迷團。
中國是幸運的——看看柬埔寨偉大的共產主義實踐
本文載自《一個文革受難者的新海國圖誌》，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提起柬埔寨，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知道有個西哈努克親王。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國內右翼朗諾集團乘西哈努克出訪之際，在美國支持下，發動政變，西哈努克流亡。因為怕得罪美國，一直支持他的法國和蘇聯都拒絕接納他。在西哈努克走投無路時，毛澤東收留了他，幫他在北京組織了流亡政府，並收養了這個政府，西哈努克本人也一直繼續享受著國家元首的待遇。
幾年後，在他的王國上演了一場比文革更慘烈的"革命".他的盟友——柬埔寨共產黨政權"紅色高棉"推翻了朗諾集團後，實行極端左傾的共產主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清洗，其殘忍度和規模比中國文革有過之而無不及。西哈努克自己的十八個親人（一個兒子、二個女兒、二個女婿、十三個孫子）被殺害，親王夫婦遭軟禁，不準外出、不準見客、不準通話通郵，如果不是中方關注，他也早已遭殃。在紅色高棉統治的短短四年時間，柬埔寨有約250萬人口被害（當時柬隻有800萬人口）。在柬埔寨的中國華僑也未能幸免，70萬人中將近一半遭到殘酷殺害。
紅色高棉垮台後，柬埔寨人建立了紅色高棉的"罪惡館"，將挖掘出來的屍體、骷髏和當時殺人的真實照片陳列出來，供人民參觀。相比較中國而言，百歲作家巴金老人早已去世，而他所倡導的文革博物館至今都還沒有建起來，甚至連影子都沒有，我從內心更佩服柬埔寨人敢於正視曆史的勇氣，這也更增加了我對這個和中國有過同樣經曆的國家的好奇。
華人經濟的國家
我們的第一站是金邊，導遊首先帶我們去了"中央市場".它是"金邊的地標"、"生活藝術博物館"，是法國殖民者在 1935年建造的。十字形圓頂建築，從空中俯視，就像一個巨型電風扇。建築內部無梁無柱，四通八達，是金邊最繁忙的市場之一。市場內各種商品應有盡有：工藝品、珠寶、旅遊紀念品、佛像、盜版書、明信片、服裝、各種電器、日用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等。而中央市場裏麵的商人基本上都是華僑和中國大陸商人，導遊向我們介紹說，雖然柬埔寨90%是高棉民族，華僑隻占人口的5%（30多萬），但華人控製著國家80%的經濟。華人在柬埔寨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絕大多數華人從事商業活動，國家稅收的很大一部分來自華人公司、工廠、銀行。去年中國企業對柬埔寨的投資額比2004年增長460%，成為最大外來投資國，北京向柬埔寨發放了數億美元的貸款和援助，遠遠超過美國提供的6200萬美元援助。在柬的華人中，以潮州人最多，其次是廣東人、客家人、海南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已在那裏生活了好幾代。現任柬內閣中，超過半數以上的部長包括總理洪森的妻子，都有華裔血統。
西哈努克大道上的獨立廣場中央屹立著"獨立紀念碑"，四根巨柱上鐫有七層蓮花蓓蕾形寶塔，每一層四周的"花瓣"都是精美的"那伽"雕飾。這座獨立碑，是紀念1953年西哈努克親王帶領人民贏得民族獨立、結束法國長達90年的殖民統治而修建的，後又改為勝利紀念碑，用來紀念那些死於內戰的高棉人。
在銀閣南麵的廣場上，我們還看到"柬越友誼紀念碑".這是一座用白色石頭壘起來的紀念碑，它被藝術家用刀斧劈出伶俐的線條。紀念碑上三個人緊緊地矗立在一起，一個女人手裏抱著一個嬰兒。我端詳石頭上的臉，想起羅大佑的歌《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麵孔有紅色的汙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柬埔寨曾是亞洲的孤兒，被拋棄很長時間，尤其在四年的國內大屠殺中，國際社會竟沒有人出來阻止紅色高棉的暴行，最後還是原紅色高棉的洪森倒戈，帶著越南人打進來，才讓大屠殺住了手，所以柬人提到戰爭，總會觸到心靈的傷痛。
紅色高棉——恐怖的回憶
一談起紅色高棉，我們的司機小陳和導遊蔡先生就表現出對紅高棉及前領袖波爾布特的仇恨，他倆都是當地華僑，司機小陳一家有四人被害，導遊蔡先生家中也有三人被害。團中的知識分子與我都極力想聽華僑蔡先生親身經曆的故事，旅途車中，在我們不斷的提問下，三十六歲的蔡先生盡管不願回憶辛酸往事，但還是斷斷續續地向我們述說當年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曆史：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銘心的日子。這一天，紅色高棉荷槍實彈的軍人們，勒令全市老百姓三天之內必須離開金邊，說："你們用不著帶城市的東西！三天之內就回家，誰也不準留下！美國人要轟炸金邊！美國人馬上要轟炸城市了！"開始，一些居民不肯離開家園，采取觀望態度。後來敵不過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內，200萬人口都被強製離開，包括老弱病殘。有"東方小巴黎"之稱的金邊頃刻間成了一座有路無人走、有車無人開、有房無人住的"鬼城".大部分金邊人沒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條不歸之路，人們丟下產業，匆匆離去；也有人預感到前景不妙，將金銀首飾等細軟隨身攜帶。蔡先生父母給兄妹四人隨身帶了些幹糧，沒想到這點米日後成了他們的救命糧，使他們與死神擦身而過。為了消滅富人、把所有柬埔寨人統統變成窮人，紅色高棉把家具、冰箱、電視、汽車、書籍等生活用品，當作"革命"的對象，通通燒掉，砸掉；貨幣被取消，黃金、白銀、美金成了糞土。那些隻帶了貨幣的人沒多久就發現，一夜之間這些鈔票變成了廢紙，在趕往鄉下的長途跋涉中隻能作手紙用。許多華僑幾代人都在金邊開店鋪做生意，僅僅幾晝夜間，他們與金邊人一起被迫離開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成為徹頭徹尾的無產者。有幸到達目的地的人，一落腳便開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種的日子。紅色高棉為了把每一個城裏人改造成農民，要求每位"新人"必須重新登記，交代以前的曆史，幾乎所有人都虛報出身。
那時，男女老少一律隻能穿黑色長袍或中國文革式的中山裝，婦女不論多大年紀，必須剪清一色的齊耳革命頭。不許自由戀愛，婚姻由組織指定配對。家庭也被解體了，成立男、女勞動隊強製勞動，"吃"在公社大食堂。剛開始還允許每家領取一天的定量，後來有人私存餘糧以備不測，柬共乾脆改為每餐配給，搞徹底的公有化改造。沒過多久，糧食的配給越來越少，飯也由幹變稀。人們開始以野菜、草根、樹皮果腹，很快，連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餓死，而活著的人連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氣都沒有。最後，因饑不擇食，有人開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國餓殍遍野。活著的人除了白天種地修渠，晚上還要開會學習。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盡頭，還沒等到餓死就自行了斷，蔡導的那對年幼體弱的弟弟妹妹就是這樣死去的。
蔡導的父母一再叮囑兄弟倆咬牙挺著，說："我們是華僑，祖國會出麵來救我們的。"當時有幾十萬華僑都咬緊牙關，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主席來救他們，因為當時紅高棉政權的報紙都刊登了中國派出不少專家團來柬援助的消息。華僑不理解："中國是紅色高棉的最大支持者，這些忘恩負義的豺狼為什麽要屠殺華僑？難道中國政府會坐視不救？"有一次，蔡導父親和一群人在山上勞動，看到了中國標誌的飛機，許多人拚命揮手、放煙火發求救信號，結果竟被紅高棉槍斃了幾個人。還有一次，村裏一個紅色高棉的翻譯告訴華僑，離他們不遠處有中國派出的建設專家小組駐紮地。村裏幾個膽大的華僑年輕人冒險去報信求救，結果反而被這些中國人出賣，給紅色高棉抓起來。公判大會上，一個自稱中國派來的幹部帶頭喊口號："中國政府堅決支持紅色高棉政權的革命鬥爭！支持打擊階級敵人、打擊特務反動派！"那幾個去求救報信的青年華僑都被槍斃了，這對華僑們來說是一次致命打擊，大家徹底失望了，知道毛澤東是支持紅高棉的。柬埔寨的華僑成了被祖國拋棄的孤兒。
蔡導一家和華僑們度過了三年八個月地獄般的生活，終於盼到救星洪森領著越南人打進了金邊。骨瘦如柴的母親在解放前的二個月，終於支持不住而活活餓死，臨終前一手拉著兄弟倆，一手拉著丈夫，說中國廣東老家有她的親人，一定要逃脫紅色高棉的魔爪。父親總算堅持帶著他兄弟倆從地獄爬了出來，可終因積勞成疾，回到金邊第一年就得重病去世了。臨死前他一直跟蔡導兄弟倆說："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要看到紅高棉會有什麽下場？"政府後來的調查統計顯示，這期間有100多萬人在紅高棉的迫害下，死於營養不良、勞累和疾病，華僑就有幾十萬。
聽了蔡導的故事，團裏有許多人流下眼淚，好幾位老師鼓勵他把這種刻骨銘心的經曆寫下來，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記過去。蔡導說，欣慰的是政府要公審紅高棉的決定今年又提出來了，我們兄弟倆每年祭祀時，都會把這好消息告訴父母的在天之靈。
"罪惡館"——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殺
在中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中，原本沒有參觀罪惡館的活動，我很失望。打聽後才知道，原來是怕中國遊客參觀後回國宣傳影響太壞，所以取消了柬方安排的這些參觀項目。關於紅色高棉的故事，中國盡量避而不談，政府也不希望人民知道。什麽原因？說穿了這是件中國政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打掉門牙往肚裏咽"、有苦難言的事情。中方旅行社越是不願意帶我們去參觀這些地方，反而越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一到金邊，我就向當地導遊提出要參觀紅色高棉的"罪惡展館"，柬方導遊的回答也很簡單：隻要我們同意，另外增加費用，他們可以安排。幸虧我們是個八人的小團，有一半是知識分子教師，在我的鼓動下，大家一致同意前去參觀。
紀念塔共十七層，陳列著遇難者骷髏，8000顆頭蓋骨按性別、年齡密密麻麻排列著，暗淡的光線下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這樣的殺戮場在柬埔寨有二萬處。
紅色高棉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二十天，每一天都是在殺人中度過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絕後。S-21殺戮場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被發掘的，挖出了近9000具屍體。導遊說，溝渠對麵還有許多死人坑尚待挖掘，但紀念塔實在堆不下那麽多頭骨。紅色高棉為節省子彈，殺人多用棍棒重擊或以斧頭砍殺。導遊順手拿起幾個頭顱骨，指給我們看頭蓋骨上斧頭砍出的裂痕，又指著有子彈眼的頭骨說，"他們算幸運的，因為痛苦少一些。"最殘忍的是對婦女和兒童的暴行：暴徒們倒拎著孩子的雙腳，將頭對著大樹"砰"的一聲死命砸過去，至今還能看到大樹上嵌著的小孩牙齒。婦女則在遭強暴後蒙上雙眼，一絲不掛地遭重棍擊斃。團裏三位女同胞受不了這樣血腥的場麵都逃了出去，一個男同胞嘔吐著也退了出去，隻剩我們四人堅持著看完。
我踩在萬人坑旁的泥土上，心裏像被一團棉花堵著透不過氣來，我本能地深呼吸一下，突然聞到一種別樣的氣味。仔細琢磨，天啊，分明是腐爛的死屍氣味！雖然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直至今日居然還隱隱散發著陣陣惡臭！
下午，導遊繼續領我們去參觀一所中學改造成的集中營（原杜斯蘭監獄），現在作為金邊唯一的"波特罪惡館"對外開放。團內一半人嚇得不敢再去參觀，被安排去商場，我和其餘三位教師則堅持去參觀。六十三歲的退休王老師是唯一的女性，我問她為什麽堅持要參觀？她告訴我，她父親原是一所市重點中學校長，文革中就是被紅衛兵整死的。她永遠不會忘卻這段浩劫的曆史，所以也更想知道紅色高棉是怎麽樣學習中國文革的。她跟我觀點一樣，認為每個到柬埔寨來的中國遊客，都應該去參觀紅色高棉的罪惡館，因為中國至今還沒有建立"文革博物館"，在這裏可以幫我們了解這段類似的曆史，反思過去。
1979年在這所集中營關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屬，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老師、工程師，包括躺在母親懷裏的嬰兒。當時波特把他們又騙回金邊，關在這所中學裏全部殺光。這裏曾先後處決過近兩萬人，進來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裏麵。洪森領越南人打進來時，生還者僅剩七人。四幢教學樓，間間有冤魂，陰沉沉的。我們站在操場的一塊紀念碑前，講解員告訴我們，你們腳下三米處就是紅色高棉當時殺人的萬人坑。我頓時感覺一股陰氣直逼腳底，渾身直冒寒氣。在集中營裏，我看到三幅印象極深的照片，一幅是當時外交部長鄭璜，被處死的方式是活活捆綁著，把他的內髒挖了出來；另一幅是他漂亮的妻子，被輪奸後用鐵釘活活錘打在乳房上；還有一幅是把他19歲的兒子關在一口棺材大小的鐵籠裏，裏麵放進劇毒的毒蛇、蜘蛛、蜈蚣。紅色高棉的這些法西斯暴徒們還別出心裁地設立了啞巴牢房——目的是為了防止施行酷刑時被害人喊叫，在牢飯裏放藥，使囚徒變啞巴；十平方米硬塞進了二十名囚犯，永遠站立直到死去為止；為了節省子彈，紅色高棉的暴徒們用鐵鐐、刀、棍棒拷打犯人直至死亡；甚至把人吊在烈日下暴曬，再活活剝皮；把嬰兒拋向空中，比誰用刺刀挑得準……
集中營每個教室裏都陳列著無數的人頭照，有的顯然是死後補拍的。照片上的婦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齊耳短發，個個臉上顯出疲憊、哀戚、痛苦、恐懼和絕望的表情，每一張照片的背後都是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與這些曾經是活生生的人麵對麵，站在他們飽經折磨而告別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汗毛根根豎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後來的幾天裏，一閉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揮之不去。
當年杜斯蘭監獄攝影組長後來坦白說，柬共規定對每個受害人要拍照留案底，重要犯人在處決前後，都要拍照片送給波特與宋成過目。殺人犯都是一些十六歲的波特青少年兵，經過紅色高棉的法西斯灌輸，這些未成年人成了殺人工具。紅色高棉搞政治清洗與中國文革如出一轍，除了整肅黨內異己，普通百姓也被以越南蘇聯間諜、美國特務等罪名瘋狂屠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波特仇恨富人、美女、知識分子、僑民，認為他們是剝削階級、不聽話，是革命的敵人。
從殺戮場出來，我仿佛聽到成千上萬的冤魂在煉獄般地嘶吼和哀號。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們竟以千千萬萬同胞的生命為代價，去實現一兩位暴君的所謂偉大理想！悲慘的是，這些冤假錯案如今連平反都失去意義了，因為絕大多數遇難者全家都被斬盡殺絕了。
波爾布特——其人和毛澤東
參觀這二個罪惡館後，我與同團知識分子老師一直在討論。大家認為波爾布特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在柬共上台前，波特就師從中共，1965年，波特在北京與康生首次見麵，兩人惺惺相惜，相見恨晚。康生傳授的鏟除內奸的理論，更激發了波爾布特的階級鬥爭觀念。1965年11月到66年2月他一直在中國學習取經，當時不少中國領導人接見他，為他打氣，暗中援助他。極左理論家陳伯達和張春橋多次教授他"文革"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 "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繼續革命"等極左理論。文革時他又多次到中國秘密取經，還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那時正是毛對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堅信不疑、豪情萬丈的時候。波特像小學生一樣聆聽偶像的一番"諄諄教誨".他親眼目睹了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毛澤東試圖消滅一切階級區別，全國男女老少都穿藍色中山裝和軍裝；知識被視為萬惡根源，學生不讀書，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勞動改造；殘酷打擊各級幹部和一切"牛鬼蛇神"，全國搞"文攻武衛".他感到熱血沸騰，像是被注了一針強心劑，巴望著早日在柬埔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當時毛澤東對紅色高棉的經費資金、武器裝備提供無償援助，就像對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兄弟黨一樣，要什麽給什麽。在中國的援助支持下，原本弱小勢力的紅高棉，在幾年之內迅速成長，並攻占了金邊。
1975年柬共上台後，波特的一號命令與林彪如出一轍，以戰備為借口把城市居民全部遣散出城。"革命"先從肅反入手，凡曾服務過朗諾政權、對新生"紅色高棉"不滿者、地富反壞、不願自動離開金邊者，一概格殺勿論。接著是清理階級隊伍，對有產者、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師、醫生、華僑及其它專業人士大開殺戒，焚書坑儒，連戴眼鏡的人也不放過。然後是種族和宗教迫害，連會說外國話也是死罪。紅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關閉或摧毀所有的教堂和廟宇，佛教徒被迫還俗，回教徒被強迫吃豬肉。
波爾布特還熱衷於搞內部清洗。三年多，就搞了五次大規模的清洗，不僅把越南培養的共產黨員清除掉，而且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法國留學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也清除掉，最後清洗華僑幹部與一切他懷疑的人。三年裏，這個瘋子殺了自己手下十萬幹部與黨員，連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宋成也殺害了。波特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正像毛澤東接見他時讚揚的那樣："我們想做還沒有做的，你們卻在實踐了".在1978年周總理夫人訪問柬埔寨時，還大大稱讚他一番，說："中國人民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向紅色高棉學習。"殺光人後，波特開始搞變態的社會主義，廢除貨幣、搞文化荒漠、不要城市、不準自由、不準自由來往、不準自由戀愛、婚姻由政權分配、不準宗教存在、一切合作化、軍事化。波特首先"禁商從農"，商人被趕離原居地到農村和荒野去安家落戶，沒有商店，政府就在每個市鎮開辦一個合作社以代替。廢除貨幣，人們隻好進行物物交換，因為波特認為如果不使用貨幣，美國特務就無法進行活動，就不能用貨幣收買人心。他還在全國"建立合作社"，農民所有田地、生產工具、牲畜、包括家裏一切鍋盆碗碟都必須交公，再由公家統一使用。使農民真正成了"無產者"、"窮光蛋"，來杜絕他們的私有觀念，讓他們丟掉舊包袱，一心一意輕輕鬆鬆走上社會主義。柬共還規定全國人民，依年齡、性別，分別住在老人區、兒童區、男青年區、女青年區，夫婦每月可以同住一次。柬共認為：愛情是資產階級的東西，男女婚姻就如豬狗配種一樣，由主人指定，為革命服務。分配的婚姻事前保密，舉行革命婚禮時才由政權當場宣布。柬共廢除了傳統家庭生活，建立起"嶄新"的軍營生活，男人穿黑衣服，女人留短發，每天起床、勞動、放工、吃飯、開會、學習、睡覺都依上級規定的時間進行。當時柬埔寨國門被封閉，受害者無路可逃，隻能束手就擒，慘遭殺戮，整個國家沒有商店、廟宇、學校和公共設施。人類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曆史的最低點。
這些故事，對我們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不同的是，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裏，柬埔寨走了一條集中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為一體的腥風血雨之路。
被稱為"殺人魔王"、"暴君"的波爾布特對柬埔寨國內大多數人來說至今仍是個謎。就連波爾布特的那些黨內變節者，至今仍把他比作"聖人"，吃不透他，"莫非他的友善是偽裝的？難道他是一個憤世嫉俗的政治動物，一個真正的信仰者，或兩者兼備？"中學教師出身的波爾布特，外表給人的印象是溫文儒雅、有修養、待人熱情，沒有半點殘暴性格的跡象和背景。波特1925年出生於磅同省波列斯布村一個中農家庭，家裏有一些地，還有牛，生活還過得去，父母生了九個孩子，他是老八。越南入侵時，他的四個兄弟和一個姐姐，還有幾個侄子被越南人殺害了，所以他與越南不僅有國仇，還有家恨。他9歲出家當了小和尚，12歲時還俗，15歲才進金邊中學，1949年畢業於柬當時唯一的一所技術專科學校，同時以優良成績獲得到法國留學的獎學金。留學法國時，波特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50年與英薩利等十幾個留法學生組織了海外第一個"柬埔寨馬克思主義小組".他說過：當時他對資本論還看不懂，但他喜愛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及關於農村包圍城市和階級鬥爭的著作。他是第一個回國參加武裝鬥爭的留法學生，直到後來成為柬埔寨共產主義的超級領導人。據說：波爾布特在臨終前，對自己一生的行徑毫無悔意。他言之鑿鑿地稱他追求的是共產主義理念，而不是殘殺人民，因此"我問心無愧".看來，波爾布特是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在我看來，波爾布特的悲劇根源，客觀方麵是奉行集權主義，形成一黨專政一人專權的結果。主觀方麵是貪權貪位，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奉行教條盲目、脫離實際，思想僵化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他隻關心那個抽象的"人民"，卻早已忘記了人民是由一個個有感情有思想的具體的人組成的。隻有對每一個人的愛，才有可能使社會走向一個更加進步的未來。那些打著"為人民服務"卻在同時大開殺戒的波爾布特之流，不過是用自己的理想在屠殺同胞而已。1972年尼克鬆訪華後，波特認為中國也變修了和蘇聯一樣，但他沒有像阿爾巴尼亞等國那樣大罵中國，因為他需要中國這座靠山，他還需要中國的各種援助，所以才不致於為這件事和中國鬧翻臉。
據說波特在後期曾後悔過，他認為自己的社會主義搞過頭了。他評價自己1979年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之後他決定放棄在柬埔寨搞社會主義。他說：在柬埔寨隻有紅高棉根據地的少數農民支持搞社會主義，而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不支持。而且在國際上支持越南打柬埔寨的國家倒是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他得知聯合國要公審他罪行時，曾表示願意接受審訊。我想他一定會有話要說，從而使人們能清楚地了解這個極左的共產主義是如何形成和決策的，為什麽對國家與民族造成如此災難性、滅絕性的破壞，以便對國際上現存的極端主義起懲戒作用。沒有料到，他突然撒手人間，許多曆史教訓與曆史秘密也隨之一起進入墳墓。
洪森——紅色高棉的倒戈者
紅色高棉的殘暴注定了這個政權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土崩瓦解，卻得益於越南的入侵。對於促成1979年越南的入侵，現任柬埔寨王國政府總理洪森起了關鍵作用。
洪森出身貧寒，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出於對西哈努克的熱愛和對"美帝"的義憤，少年時代的洪森投筆從戎，參加了紅色高棉，因為他的勇敢與才華，所以從排長一步步晉升到師長。但漸漸地，他發現波爾布特倒行逆施，殘酷鎮壓人民，他的信心開始動搖了。後來洪森因拒絕執行屠殺穆斯林的命令，反過來被紅色高棉追殺，遂起倒戈波爾布特的念頭。1977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兩年就聯合越軍殺回金邊，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1985 年，33歲的洪森成為柬總理。他是柬的強人，也是鐵腕人物，洪森說："我的成功在於勤奮，靠的是自學".1990年他完成的首部理論著作《柬埔寨10 年》，獲得好評，並曾靠自學獲得美國南加州大學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對於這一段曆史，文學才子洪森始終有一種"恥辱的隱痛"，由於曆史的原因，柬越兩國有世仇，洪森的政敵以民族尊嚴為由，揭洪森傷疤，奚落他效忠河內、引狼入室；還有人攻擊洪森以紅色高棉的悍將起家，也應為大屠殺承擔部分責任。而洪森強調自己對國家的赤誠可昭日月，去越南是無奈的選擇。他認為越南是有恩於柬埔寨的，因為當時國際社會並不是不知曉紅色高棉的血腥屠殺，蘇美中等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沒有人出麵幹涉，連聯合國也視而不見。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潛入越南，演出了一場類似中國古代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所以日後人們一提起越軍侵略柬埔寨時，洪森總要激動地把"侵略"一詞糾正為"解放".無論"侵略"或是"解放"，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越南出兵，紅色高棉決不會在短短四年不到的時間裏就迅速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災難還會更加深重。
洪森隨後又一手策劃了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的投誠。波特死後半年，1998年12月他的左右手喬森潘及農謝便向當局正式投誠。在記者會上，他們為過去的戰爭和種族屠殺給民族造成的災難，向全體柬埔寨人民謝罪道歉。滿頭白發、神情疲勞的喬森潘，聲音沙啞，不敢正麵回答記者問：誰應當對過去柬埔寨死去的數百萬人負責？他唯一欣慰的是，沒有重複1991年到金邊談判時被憤怒的群眾打得頭破血流的場景。而隱姓埋名多年的警察頭子杜克也洗心革麵，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後，主動向柬埔寨政府自首，願就當年的罪行接受人民的審判。
關於對柬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紅色高棉，洪森在1996年答德國記者問時說了一段值千金的話："沒有任何政黨（包括個人）能用槍杆子長久統治國家的！即使毛澤東再世、斯大林再世、列寧再世、金日成再世，也不能使共產主義在柬埔寨複活！今天柬埔寨的民主多黨製是不能取消的，因為這是付出二百多萬條生命才得來的曆史結論。"
棘手的公審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殺一個人比殺10萬個人要有可能受到審判。
——科菲.安南（前聯合國秘書長）
這是一段悲慘而又令人尷尬的曆史，中、美、法、蘇等國因牽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願翻這筆曆史爛賬。但這段曆史是柬埔寨人民的心魔，審判紅高棉就是除卻心魔。
中國曾是紅色高棉（"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資支持者。當然支持柬共除了意識形態，還有地緣政治的考慮。當時的越南向外擴張勢力範圍，中國擔心它獨霸印度支那，對中國構成威脅。而在"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的三方中，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諾政府總理的宋雙，無一有軍事實力抵抗越軍，唯有紅色高棉具備相對的作戰實力。在紅色高棉後期，中共意識到波爾布特搞的是與文革一樣的"極左"路線，但是，同紅色高棉反目等於否定了毛澤東，何況與波爾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如果抖出去會影響中國的形象。所以明知這是一塊燙手山芋，中共還是不得不繼續捧著它。1979年，洪森帶著越南大兵打回柬埔寨，波特倉皇逃到柬泰邊境時，中國一位重要領導人說："紅高棉的事管到這裏，中國也管夠了。"中國開始疏遠惡名遠揚的紅色高棉，並停止了援助。
至於當時的美國在越戰中連連受挫，無力增援朗諾，眼睜睜地看著紅色高棉勢如破竹地推翻了朗諾政權。自打北越和美國簽訂了在印支停火的協議後，紅色高棉開始與越共分裂。在罵越南"修正主義"的同時，柬共堂而皇之地樹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的旗幟。而美國也不會坐視越共的擴張，盡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國沒想到也不願看到的，但是柬共與越南抗衡，為美國出了一口惡氣。於是美國轉而通過泰國向紅色高棉提供武器裝備，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勢力擴張。有了這一層關係，美國對紅色高棉日後踐踏人權的胡作非為自然隻能是睜隻眼閉隻眼。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勢發生巨變，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共產主義風雨飄搖、沉屙不治。進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國際社會要求懲治波爾布特的呼聲愈來愈高。1998年，氣數已盡的波特在森林的小木屋裏收聽到美國之音播出，聯合國要以滅絕種族罪捕捉、公審、起訴他時，心髒病突發身亡。波特留下的陰影一時在人們心中難以抹去，因為死得蹊蹺，老百姓不見屍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於心髒病也太便宜了他，作為殘暴踐踏人權的首惡，波爾布特應被押到海牙國際戰犯法庭去受審。
洪森反對美國試圖借審判紅色高棉來整人民黨和中國，他也知道中國不支持國際審判，強調這是柬埔寨內政。另外按聯合國波斯尼亞國際法庭的情況看，這個法庭每年開銷達7000萬美元之巨，估計完成紅高棉審判需十年時間，約七億美金，這也不適合貧窮的柬埔寨國情。
柬埔寨不擔心聯合國對紅高棉的審判，隻是"9.11事件"發生後，美國與聯合國已無心再管審判紅色高棉這類事情，所以使審紅遙遙無期，這正巧也迎合了柬埔寨人民自己來審判的願望。
現在，柬埔寨國會已通過了審判紅高棉的法令，並將成立法庭，和民間組織來全力推動。五年來，柬埔寨資料中心在全國各地發現了兩萬個集體屠殺現場，169個紅高棉監獄，初步統計被害人數在200萬左右；中心收集到60多萬頁文字數據和3萬多張圖片，柬埔寨人民將向紅高棉提出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滅絕種族罪）。洪森領導的政府強調：審判紅高棉不能以損害柬埔寨的和平與穩定為代價。洪森的人民黨提出幾個原則：為受害者討回公道；維護柬埔寨主權，維護柬埔寨的和平與穩定局麵。此原則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按照紅高棉中央的地位排列，現活著的被起訴人依次是農謝、英薩利、喬森潘、達莫、蓋博和英蒂麗，還有惡名昭著的杜斯林監獄長杜奇。可問題的關鍵是，以上許多人是直接由洪森策劃投誠過來的，當時並得到他與西哈努克親王的赦免，特別是英薩利等人是直接導致紅高棉垮台的有功人。另外還有一個讓柬埔寨人民頭疼的事是，他們尊敬的親王，被人民稱為"獨立之父"的西哈努克也曾擔任過紅高棉國家的主席。當然，西哈努克馬上撇清關係。他說，1975年4月17日紅高棉攻占金邊後，是毛澤東在北京要他擔任紅高棉的國家主席，但是回金邊就遭軟禁，後來他曾兩次寫信給紅色高棉要求退休，一年後離開政壇。
在我最後校對書稿時，看到2007年9月19日一個國際電訊，曾擔任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的副手，以"二號大哥"著稱，現年80多歲的農謝在柬埔寨西北部農謝的家鄉拜林被拘捕，他被聯合國支持的柬埔寨特別法庭指控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造成將近200萬人死亡直接受到指控。
人禍的創傷——貧窮和地雷隱患
柬沒有天災，隻有人禍，由於連年內戰動蕩，特別是紅色高棉的殺戮，隻有十年和平發展時期的柬埔寨比泰國落後二十年，比台灣落後三十年。柬埔寨計劃部長萊通說："東南亞除了老撾，柬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金邊市內漂亮建築多數是寺院，高樓很少。在金邊市郊一條公路上，右邊是一幢幢獨立型的兩層小樓房，據說起碼十幾萬美金，左邊卻是破舊不堪壞的住房與荒地，原因右邊是政府賣出去的私人領地，左邊是國家未賣出去的土地。由於外國人勾結本地富人搶購土地，這幾年土地價格年年猛漲。柬埔寨的街麵店鋪遠沒有越南繁榮、數量多。柬自製產品太少，許多東西都是進口的，所以物價很貴。在去吳哥的路上，車輛很少，也很少看到電線杆和電網，可見柬埔寨農村大量缺電。農民的住宅都是破舊的長腳屋，一看就知道非常落後貧困。奇怪的是農民養的牛，皮不盡白色，而且骨瘦如柴，打聽原因是熱帶高溫關係。因長期處於戰爭之中，柬埔寨壯年勞動力中有15%是傷殘人士，而且大約有50%是文盲和半文盲，文化低、勞動技能差。柬埔寨的基礎設施幾乎落後東盟國家二十年，特別是交通、道路、電力、電信設施嚴重缺乏，金融體係非常不完善。
聯合國披露：柬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供應國之一，因為執法不嚴和官員貪汙的漏洞，犯罪集團每年出口非法毒品多達 500至1500噸；艾滋病感染率也是亞洲地區最高的國家之一，每55個人中就有1個。在柬埔寨也到處能看到和聽到貪汙腐敗的新聞和故事，聽說貪汙腐敗已成為外商卻步投資柬埔寨和國際援助遲緩的重要原因。柬領導人雖然提出反腐敗的口號，還計劃成立反貪汙局，但無奈不少部門"上梁不正下梁歪"，貪官太多，積重難返。
柬埔寨還是一個被束縛在地雷陣上的國家，多年的內戰，使柬埔寨沒花一分錢就"進口"了眾多的地雷。據統計，全世界各地埋設了大約一億多枚地雷，柬埔寨就有一千萬多枚，和平解放後，平民被地雷炸殘的已約有六萬人。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徹底掃雷，大量的地雷造成土地荒蕪，農民有地不能耕不敢耕，使實際耕種地不足20%.在柬的旅遊景點到處有人乞討，大多是小孩和殘疾人，許多孤兒與殘疾人都是戰爭留下的"傑作".討乞的孩子曬得又黑又瘦，一對可憐的大眼晴緊緊盯著你，一雙瘦骨嶙峋的小手令人心生憐憫。或許與這個民族信佛有關，我們發現乞討的孩子很可愛、懂規矩、不強討，不像中國的討飯人死活糾纏，有些乞討的孩子用當地旅遊紀念品跟我們換錢。導遊勸我們不要憐憫，說："政府不讚成養懶人。許多懶人鑽這方麵空子，把自己子女弄成可憐巴巴的樣子，甚至裝殘廢來博得外國遊人同情。有的孩子從小做乞丐，機靈點的孩子一天能討到十五美金，一個月討到的錢甚至超過我們成年人的工資，這促使窮人孩子都走這條路。這些孩子將來是我們國家的希望，如果從小養成他們靠乞討謀生、懶惰的品性，那麽我們的民族還有什麽希望？" "水上浮村"是一個奇異的部落，二千戶居民都生活在水上，村中有浮動的家園、浮動的小賣部、浮動的豬圈、浮動的學校、浮動的警局，還有水上淡水魚博物館。村民住的簡陋的浮動棚屋，下麵綁著竹子，要固定的時候拋錨就可以了。這裏的水上街童們也學會了乞討，他們將洗臉盆當作小艇，追逐觀光遊船，為了博你一笑，有的孩子將寵物如蛇或老鼠攬上身玩耍。洞裏薩湖望不到邊，乞討的小孩就坐在木桶裏，拚命追趕我們，想靠近我們的動力遊船。他們一隻手使勁劃水，另一隻手用塑料碗不停地往外舀出灌進木桶裏的水，木桶看上去馬上就要沉了，可孩子們還是搖搖晃晃不要命地追。湖裏的浪頭很大，隨時可能掀翻木桶，我們擔心他們掉進湖裏，搖手示意他們回去，可毫無辦法。幾千米下來，看著他們大有討不到錢就葬身湖底的決心，我們隻好叫船主開回去，向靠近的木桶裏拋去我們投降的戰利品—— 錢、食品、飲料，求孩子們不要再追了。這場不要命的追逐乞討以我們的失敗告終，拿到戰利品的孩子們都流露出勝利的微笑，我們也笑著向他們的勇氣揮手致意！導遊則在一旁再次無奈地搖頭、苦笑。
吳哥——悲愴的"高棉微笑"
旅遊業是柬埔寨的經濟支柱，特別在暹粒吳哥，旅遊為當地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光就業機會就十多萬人。到暹粒下車後真嚇一跳，車站旁密密麻麻全是拉客的人。來接我們的導遊叮囑我們看緊行李，指揮我們一行奮勇突圍出車站。我們先在前哨站暹粒安營紮寨，第二天一早上吳哥。吳哥有"鐵三角"之稱，在吳哥遊區你可以發現裏麵活動人群，主要三種角色：僧人、遊人、司機（包括導遊）。年輕的僧人身上的金黃色僧袍在灰黑色建築襯托下顯得十分醒目，他們大多能說流利的英語。他們天天來吳哥，因為這裏外國遊客很多，和他們聊天可以提高英語水平。許多僧人的打算是還俗後買一輛摩托車，做個招攬遊客的"摩的"司機。
在七世紀到十六世紀的九百多年裏，吳哥王朝創造了最燦爛的古高棉文明。舉世聞名的吳哥城（大吳哥）和吳哥寺（小吳哥）就是在這期間建成的。吳哥王朝不僅在柬埔寨的曆史上成就非凡，即使在人類文明史上亦是璀璨耀眼。從吳哥遺址可以看出當時的建築、雕刻、藝術均已達到同時期的極至。1296年元朝使節周達觀出使吳哥王朝，並寫下《真臘風情錄》，成為第一個記錄了當時的吳哥曆史的人。十五世紀，暹羅（泰國）入侵，吳哥王朝遷都到了金邊並改國名為柬埔寨，吳哥王城從此也隨之被濃密的熱帶雨林所淹沒。直到1858 年，法國生物學家享利？穆奧根據周達觀的《真臘風情錄》循跡發現了吳哥古城。參觀吳哥窟是一場艱苦"跋涉".出了暹粒城，進入吳哥的檢票站，遊客都需排隊進房間拍身份證照，我們等待快速印壓成掛牌後方才進得去。隨後沿著林間公路一直向北，進入吳哥窟兩邊都有高大的樹林。駛了一段路就被一個很寬大的護牆河擋著，河長5900米，水很清。未跨橋前遠看河對麵是一堆石頭，走近看，原來是一個個佛像的頭、精致的石雕，還有那鋪天蓋地的石刻：仙女、精靈、魔怪在疲憊的我們麵前悠然地起舞——令人目不暇接，歎為觀止。吳哥寺的建築結構造型鬼斧神工，懾人心魄，其寓意自下而上代表的地獄、人間、天堂、高山也被七重山、七重海一層層地圍繞。
吳哥藝術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的人像、神像、佛像，總帶有一種神秘的而又富於魅力的微笑，即所謂的"高棉的微笑".人麵眼睛微閉，靜觀自在，慈祥而法力無邊，微妙地體現了佛像的教義精神。吳哥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建築，工程的浩大，建造時間之漫長，以致到它竣工時，吳哥已進入佛教時代。其結構、比例、均衡、雕塑上的完美使它成為世界上最完美的古跡之一，令人驚歎不已。難怪聯合國教課文組織評比它為世界十大古跡，並發動美法中印許多國家來幫助窮困的柬埔寨出資修補此古跡。
在吳哥文明隱沒的數百年中，叢林像一把巨傘撐在它的頭頂，大自然的庇護讓它們保持了原貌。而當吳哥古跡被發現後，人的破壞也開始了。大小吳哥古建築群每天至少有幾萬遊客，除了歲月的自然剝蝕與風化，因遊客的手摸腳踏，千年雕琢的花紋開始磨損。小吳哥人為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小雕像不見蹤影，大雕像身首異處，被不法商販賣到世界各地，然後散落到西方博物館中。除了明火執仗的強盜，打著考古、保護文物的幌子的"文明" 的掠奪者也對吳哥進行著搶劫。掠奪行為能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柬埔寨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因受饑餓之苦，無論是在農田裏找到一尊雕像的貧窮農夫，或是在深夜從廟裏拆下雕像的軍人，他們都知道隻要把一尊雕像賣給走私犯，便能養活全家好幾年。另一方麵，吳哥古跡綿延的範圍實在太大了，政府沒有財力和人力保護好每一寸土地，在一些偏遠的寺廟裏，觀光者甚至會和文物偷盜者不期而遇。看到這些，我真為柬埔寨人心痛，吳哥昔日的輝煌早已不複存在，高棉古國的子孫們也沒有足夠資金來維修保護，現在隻知道靠吳哥古跡拚命來賺錢，我想將來他們一定會後悔的。
在吳哥時，由於我腿殘疾不方便，經常放棄走遠路爬山等觀景項目，在休息處總能遇到導遊等華僑工作人員，我抓住這機會不斷與他們交談。我向他們打聽過去在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日子，他們向我了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成果。我得知十個華僑家庭，幾乎一半以上都家破人亡過，他們仇恨紅色高棉，更不理解中國為什麽要支持援助這樣一個邪惡的政權。他們都從父輩那裏得知：波爾布特這套革命都是從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學來的，他們都稱殺人惡魔波特是"毛澤東的兄弟".他們說："三十多歲的柬埔寨人都有這種經曆，太多、太慘了！現在的生活好了，政府希望我們忘掉過去的事情，向前看，要看到未來的光明，不要牢記過去的黑暗。"這種話讓波爾布特的陰魂及其活著的同夥們聽了一定會非常高興。可是讓被害死的二百多萬冤魂及其劫後餘生的家屬們聽了一定非常傷心。
是不是苦難的曆史就應該忘記？不！我認為輝煌的曆史和苦難的曆史都不應該忘記。忘記了輝煌曆史就會失去信心和勇氣，就像埃及人不會忘記金字塔、中國人不會忘記萬裏長城，柬埔寨人也不應該忘記吳哥王朝；而忘記了苦難的曆史隻會使苦難重演、生靈塗炭。誠如猶太人不會忘記失去國土和遭受納粹大屠殺的苦難，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排除萬難發奮建國——以色列。
曆史再慘再苦，我們都可以原諒，但絕不可以忘記。因為一個忘記曆史苦難的民族，是一個麻木的、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不願反思的民族，誰能保證不重蹈覆轍？還好，柬埔寨人有紅色高棉罪惡館，相比之下，他們比我們中國人更勇敢和坦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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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閉塞
國際交流壓到最低限度。國際新聞一律由新華社發通稿，有傾向性新聞選擇新聞解釋（按國內政治需要來任意取舍國際新聞）。再由各報一律轉發，統一口徑，輿論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應。
對國外形勢報憂不報喜。對國內形勢報喜不報憂。
媒體一律公費辦，發行基本公費訂，連讀報也是單位安排（每晚二小時政治學習包括讀報）。
一般讀者無從比對選擇，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為“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歐美百姓生活比我們苦的多。於是產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層可通過各種文件簡報內參資料了解真情。
作用：統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上知下，下不知上；內知外，外不知內。
二、行政控製
社會的行政化控製，達到有史以來最嚴密程度。
古代社會，政權不下鄉，隻到縣一級，文革中，行政權力通過“單位”，一直落實到每個角落每個人頭上。
工農商學兵，全國人人都隸屬於一個單位（農民歸公社管）。單位不僅在經濟上控製了個人（農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資，外加戶糧關係），在行政上也控製了個人（個人諸種自由如長途外出，結婚離婚，搬家遷移，調動工作，上學培訓……等等，要經單位批準）。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製了個人（如政治學習，思想匯報，尤其個人秘密檔案）。
甚至，單位對個人的控製，還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領域。縣團級黨委有權對員工作出政治處理（輕則發動其他員工開你的批鬥會對你進行毆打。中則關進“學習班”“牛棚”－－單位設的變相牢房，剝奪你的人身自由。重則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階級敵人身份”也即使你淪入賊民階層從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權）。
由於全社會高度統一行政化，因此無論你到哪個地方，都有單位管著你，無論你換了多少單位，所有單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後銜接。
天網恢恢，密而不漏。
三、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顧名思義，是階級對階級的鎮壓。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後來全國“鎮反”殺了上百萬，也算階級鬥爭的延伸應用。
此時，“階級敵人”比較單純，僅僅指地主富農資本家，新政權的原政敵（曆屆舊政權的骨幹--警長、排長、保長、支部書記長以上－－稱為曆史反革命分子）。
後來，罪名越來越隨意，“階級敵人”範圍越來越寬：
從批判“清宮秘史”“胡風反動集團”開始，意識形態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員開始成為“反動分子”。
從“高饒事件”開始，黨內政鬥失敗者成為“反黨分子”。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知識分子有各種異議甚或無心說錯話者，成為“右派”。
從五八年“反右傾”開始，黨內對政策有不同見解者，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從六十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提出後，是凡對黨對毛對各級官員不滿的人，是凡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平民百姓，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風等被認為不檢點（如通奸，不遵守紀律）的平民百姓，則成為“壞分子”。
文革中更為混亂，打派仗時各派均稱對方為“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當過地下黨或曾被俘的幹部戰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務”。
文革初期，絕大多數領導幹部被當成“走資派”而被衝擊打倒。
紅衛兵與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壓垮時，其中抓了百萬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時有效轉移了民眾對貧困生活現實的視線（民眾以為，生活貧困是因為“階級敵人”造成的）。
四、群眾運動
階級鬥爭是采用“群眾運動”形式進行。通常分四階段：
1動員階段：
先由掌權者（單位領導或上級派下工作組），進行大會宣講，發放學習文件，群眾學習討論表態擁護，統一思想，形成氛圍（把可能的反對意見先行壓製處理）。
2檢查階段：
每個群眾都必須向上級寫出匯報材料，坦白自己平時錯誤言行，並檢舉同事平時錯誤言行。換言之，人人檢舉他人，人人受他人檢舉，包括動員子女揭發父母、老婆揭發老公。（當時我們私下歸納為“人人過關，領導把關；群眾互咬，領導觀戰；挑起矛盾，領導裁判”）。溫和點的運動裏，這種做法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狠點的運動裏，這種做法叫“階級鬥爭時時有處處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3鬥爭階段：
掌權者根據群眾匯報材料及平時掌握資訊，把群眾分類（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打擊對象）。再組織前者批鬥後者。這樣，本質上是領導者掌控一切，但表麵上是群眾在當鬥爭主力了。因為會上發言批判、出手毆打、執槍關押、破門抄家的，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甚至，這支積極分子隊伍就叫“群眾專政隊”（專業公安機關不出麵，隻作威懾力量）。
4處理階段：
運動最後結果是提拔一批人（鬥爭積極分子們入黨提幹評先），處理一批人（被打擊對象被戴帽、開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術為“挑動群眾鬥群眾”“以群眾製群眾”。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馭下有術。從延安整風發明此術以來，屢用屢靈。
作用：
“群眾運動”妙處一：形成群眾人人自危的氛圍，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窺視，搶先告密，討好領導。織成了一張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的天羅地網。使大家“隻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群眾運動”妙處二：每場運動在產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發泄了內心施虐欲，利益是公報私仇，利益是火線立功入黨提幹（古稱用別人鮮血染紅自己頂子）。況且有專門政策規定：即便事後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脫受害者，但要“保護鬥爭積極分子的積極性”，也不會追究誣告、打人乃至於殺人者的責任。（這樣，“群眾運動”始終有群眾基礎）。
“群眾運動”妙處三：積極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滿足內心施虐欲，並使自已這類走運者物以稀為貴。妙在已倒黴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來－－爭取立功減刑，並使自已這類倒黴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輕壓力。（這樣，巧妙發掘並利用了人性中惡的一麵）。
補充：反右運動時，群眾互咬尚未形成習慣，上級便往各單位硬壓指標，規定被打擊名額，達不到則拿單位領導人充數。由於毛時代“運動”每幾年來一次，到文革時，中國百姓己習慣成自然，運動號令一下，群眾便習慣性地互相撕咬起來。
所以，現在為文革唱讚歌的，許多是當年鬥爭積極並以此為樂，“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人。
客觀地說，領導者玩弄平民於股掌中，有史以來，以此為最成功。
五、賤民階層
運動中的倒黴者成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劃出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這一批人被打入另冊，加上“血統論”政策使其直係親屬也淪入另冊，於是，另冊人口成為社會上倍受歧視的群體，成了賤民階層。
當時習慣上稱為“05%”。其實，若加上“血統論”拖進的直係親屬，該階層占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
賤民階層成員生存狀況極惡劣。不允許入黨當官參軍上大學。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時大家都可以隨意欺侮他們。甚至於打死打傷完全無生命保障。運動一來，有理無理也揪出來批鬥一番，開會時要在會場前跪成一排。（當時有種說法叫“把監獄放在社會上”讓“群眾專政”）。
賤民階層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會安定。通過發動“95%”打壓“05%”，取得如下效果：
1“轉移視線效應”。行政管理上發生的罪責挫折都可以推到“05%”頭上。轉移了“95%”的視線。
2“排泄渠道效應”。使“95%”可以通過施虐於這些賤民，取得心態平衡。
3“殺雞嚇猴效應”。由於“95%”到“05%”之間並無一道鴻溝，縣團級黨委就有權給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從“95%”劃到“05%”中去。於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於觸怒上意而被踢進“05%”。所謂“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表麵是對“0.5%”的公開訓斥，未嚐不是對“95%”的暗示警告。
試想，除最高領導人外，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元帥將軍、省市領導、大學教授、勞動模範們都能從座上客翻為階下囚，那還有什麽人敢說自己就肯定不會掉進賤民階層的深坑裏去了
4“地位比對效應”。從理論上講，一個社會要穩定，社會階層上最好形成兩頭小中間大，即有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設置了“賤民階層”做墊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農民抬升到社會“中層”地位。
設身處地，我是一般工農。那麽，我通過（眼光向下的）比較、形成了優越感滿足感。我通過（對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貧困勞累帶來的鬱悶感。我通過（親身體驗的）批鬥，形成了恐懼感自律感。於是乎，我心態平衡了，我知足了（盡管我貧困勞累）。
補充：另有兩個群體，名義上不是賤民階層，但實際享受的半賤民待遇。
知識分子群體（五七年反右從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鬥從業務上被貶低，稱為“臭老九”，是“被改造對象”），內控人員群體（通常是歸僑。曆屆舊政權的士兵、警察、甲長、公務員。被發現曾過有對社會不滿言論者。刑滿釋放者。曆史不清者。特嫌）。內控人員表麵與大家一樣，但個人檔案內秘密注明“內部控製使用”。他們不被信任而被時刻提防，但他們自己往往並不知道。
六、城鄉二元結構
城市居民有戶口、糧食關係。憑此發放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煙票等高達七八十種票證。在市麵上，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光憑錢是買不到的，必須同時憑票證。定量供應（份量在吃不飽也餓不死之間）。
農民無戶糧關係（也即不發放以上票證）。於是，離開本鄉本土不能生存，進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農民離鄉背井，被稱為“盲流”，輕則遣送回鄉，重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連“暫住證”的機會都沒有）。
城裏人無批準，到處流動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證是由本地本單位發放。離開本地本單位就沒有生活來源了）。死死被捆在單位裏了。（文革中期，企業、學校內實行軍隊化編製－－“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領導一元化”，上麵對下麵的管製更極端化）。
這就有效控製了人口流動。
人口流動凝固化，使社會閉塞，安定（呆滯）。順便也阻絕了口口相傳的信訊流通，支援了第1點。
七、大鍋飯式分配
單就平民的經濟生活而言，消費較平均。但這是“等級平均”。
計劃經濟模式下，社會財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則構建成全國統一的經濟收入金字塔，經濟收入與政治等級嚴格掛勾。官越大者錢越多，官越小者錢越少。中國有史以來，權力與財富的結合從來沒有如此緊密。
同一等級，無論在全國何地，基本上工資收入相同。
但從等級間不平均上講，比改革開放的今天更甚。毛時代，單從工資上講，最高級與最低級相差三十餘倍。況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費變為職務公款消費的比例愈大。工資收入占消費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況，權力越大，調用公款合法為自己及家庭服務的途徑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錢精神”，艱苦樸素。把追求消費醜化成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變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撫作用。
當時有人歸納其規律：“榮華富貴由上麵發出，艱苦樸素從平民抓起”。
八、個人崇拜
動員全部人文領域（新聞、文藝、教育、史學、哲學社科），長期突出兩個主題（神化個人與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勞歸於毛主席，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個人崇拜的形式有許多首創：早請示晚匯報、語錄舞忠字操、學毛著積代會、“雷打不動”每天政治學習、創作歌曲百分之百是個人頌歌、小中大學教材一路頌歌，文藝與新聞充滿頌歌。報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語錄並且要用黑體字。
把毛之語錄稱為“最高指示”，高於憲法黨章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親”，“三忠於四無限”，“毛著，一天不學走下坡、二天不學問題多、三天不學沒法活”。宣傳媒體天天向人民灌輸這種觀念。
公安六條規定，對毛與林提意見，即為犯罪（惡攻罪。死於此罪名者不知凡幾，如被割喉的張誌新與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蓮）。把一切批評扼殺在萌芽狀態，避免影響擴散。
“事實要為政治服務”，曆史與新聞，不講真實性，隻講傾向性。
妖魔化國內黨內不同政見者（如十次路線鬥爭之觀點，“大批判”充斥全部報紙版麵）。
使百姓有一個盼頭：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勢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員沒搞好，要怪就怪國外帝修反的破壞。但上麵有個“大救星”，總會解救我們的。
崇拜類：
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最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讓我們共同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最最最最敬愛的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最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為了向毛主席敬獻忠心，我們可以犧牲一切
一心想著毛主席，一切為了毛主席
生為毛主席而生，死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把對毛主席的忠誠，融化在血液中，銘刻在腦海裏，落實在行動上
（三忠於四無限）
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對毛主席要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語）
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慶施語）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讀問題多，兩天不讀走下坡，三天不讀沒法活（門合語）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跟著毛主席，永遠鬧革命！跟著毛主席，世界一片紅！
主席教導光芒照，革命戰士逞英豪。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歲！萬萬歲！
仇恨類：
誰敢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過人民共誅之（林彪語）
誰敢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
八億人，不鬥行嗎
要鬥私批修！
對人民的要求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最高指示）
要鬥私批修
黨叫幹啥就幹啥，做一個齒輪與羅絲釘
寧可前進一步死，不可後退半步生，
革命戰士是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
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裏需要哪裏去，哪裏艱苦哪安家
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林彪語）
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慶人語）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先治坡後治窩，先生產後生活。
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
工作指導類：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農業學大寨 工業學大慶
抓革命，促生產。
深挖洞 廣積糧 不稱霸
要準備打仗
以鋼為綱，
以糧為綱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組織軍事化，領導一元化。
億萬人民億萬兵，萬裏江山萬裏營！
三麵紅旗：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
用十五年時間趕英超美（大躍進時期）
一天等於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大躍進時期）
二年進入社會主義（大躍進時期）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文革派仗類:
向文藝革命偉大旗手江青同誌學習
向伯達同誌學習，向伯達同誌致敬。
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
向康生同誌學習，向康生同誌致敬。
誓作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文化革命齊造反，革命路上當闖將。
忠於毛主席忠於黨，黨是我們的親爹娘，誰要是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知識越多越反動！
堅決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毛主席呀，毛主席！造反派戰士想念你！
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偷有理，搶無罪，革命的強盜精神萬萬歲！
文攻武衛，針鋒相對
踢開黨委鬧革命
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頭！
打倒彭羅陸揚
打倒劉鄧陶
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逆流
打倒楊餘傅
揪出王關戚小爬蟲
批陳整風
揪出黃吳葉李邱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不是好東西
批臭宋江這個投降派
批林批孔批周公，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火車）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
這個新生的政權機構，叫做革命委員會好！
解放幹部看幹部要看大節（忠不忠），不要糾纏小節（生活問題）（林彪語）
國際類：
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
我們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勞動人民
幸福的中國人民深情惦記著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美國人民
把紅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宮和克裏姆林宮
中阿(阿爾巴尼亞)友誼萬古長青
中朝兩國用鮮血凝成的友誼牢不可破
中國是越南人民最強大的後盾，中國遼闊的國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中國願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犧牲。
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