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上訪、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經堵塞,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就剩下軍事政變和革命。軍事政變在大多數情況下會使局勢更壞,但軍事政變可以造成突變,當一批有理想的軍人掌握政變主導權時,軍事政變就帶有革命的性質。在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無望的情況下,隻有革命才能把一個國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請願運動的失敗和其後清王朝成立“皇族內閣”等一係列事件,使立憲派對清王朝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絕望,紛紛轉向革命。於是,爆發了辛亥革命。
當共產黨自己關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門或搞騙人的假改革時,革命的爆發隻是時間問題了。現在的中國,正在蘊藏著一場大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為了發揚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廢除帝製、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廢除新帝製、走向新共和、建設新資本主義。“舊帝製”的表現形式是“家天下”,“新帝製”的表現形式是“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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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不會發生“二次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距今一百年了,今天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但國內政治狀況又回到為了辛亥革命前夕。人們發現,有悠久曆史的中國老是擺脫不了它的古老傳統——秦、漢、唐、宋、元、明、清,王朝不斷興起,又不斷衰落。現在輪到“中共一黨專政的王朝”了。在中國走向共和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國向何處去”再一次被提了出來,海內外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在思考、在討論,中國會不會發生“二次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國的變化
辛亥革命一百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從“半殖民地”變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消除了軍閥割據、實現了大陸的統一,在對外開放的同時,進行了工業革命和空前規模的城市化,中國已經從一個貧窮落後的“東亞病夫”變成了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然 而,中國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少數人利用手中的權力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在奧運、世界博覽會和燈紅酒綠、歌舞升平的掩蓋下,中國多數人的貧窮狀況,依然如 故。在一百年的巨變中,政治領域中的專製統治在共產黨統治下變本加厲,“黨天下”的“新帝製”代替了封建王朝“家天下”的“舊帝製”。現在的中國,“共和 國”早已名存實亡,而且成了“警察國家”,人民權利更加不受保障。
中國工業、農業、科技和軍事日益現代化,但“政治現代化”完全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社會經濟自由化與政治上專製獨裁的矛盾愈來愈嚴重。專製獨裁造成的社會病態和社會潰敗日趨惡化。
一 百年前,腐朽沒落的大清王朝遲遲不進行政治改革,導致辛亥革命的爆發。辛亥一百年後,專製腐敗的共產黨王朝走上了大清王朝的老路,遲遲不進行政治改革,麵 對每年數以百萬計的維權運動和人民抗議,用盡了各種殘酷的暴力鎮壓,正在中國大地上引發一場新的革命性巨變。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來的時候,愈來愈多 的人感覺到,這場革命性的巨變,有著與“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標——廢除帝製、走向共和,可以稱之為“二次辛亥革命”。
一 場未來的革命,無法精確預測革命爆發的時間。這場將在二十一世紀爆發的革命,既有與“一次辛亥革命”相同的目標,又有不同於“一次辛亥革命”的新特征。這 場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不是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領導的農民戰爭,不是推翻“家天下”的王朝。這場革命,是廢除新帝製、走向新 共和、建設新資本主義的革命。
中國不是共和國
在二十世紀中國曆史上,有兩次造成政權更迭的大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黨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和傳統帝製,建立了中華民國。共產黨革命在中國大陸粉碎了辛亥革命的全部成果,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和新的“帝製”,造成了台海兩岸的數十年的分裂。
辛亥革命的第一個成果是“廢除帝製、建立共和”,共產黨革命卻“重建帝製、廢除共和”。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國不是共和國》(香港《明報》和《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這篇文章中說,對 很多國家來說,專製政體早已成為曆史上的東西了。人們總認為,隻要推翻了皇帝或國王,專製製度也就不再存在。當代中國的曆史表明,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名義上 的皇帝或國王,即使號稱“人民共和國”,專製製度仍可能存在。共和國不容許任何人成為名義上的或實際上的帝王,不容許國家的最高權力終身由一人掌握。蔣介 石帶有“國民黨王朝”帝王的色彩,毛澤東、鄧小平完完全全是“共產黨王朝”的帝王。
辛亥革命的第二個成果是“開放黨禁、設立議院”,共產黨革命卻建立了“一黨專政”、設立了名為“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由共產黨控製的、完全不能表達人民意願的“表決機器”。
辛亥革命的第三個成果是“開放報禁、新聞自由”,共產黨革命卻建立了嚴厲的“新聞管製”,在電腦普及的今天,實行嚴密的網路封鎖。
在 大清王朝末期,人們要求製定憲法、要求設立議院、要求自由組黨、要求廢除帝製。辛亥革命後,廢除了大清王朝的帝製,開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有了選舉,有 了政黨,但辛亥一百年後人們普遍認識到,憲法、國會、選舉、政黨統統喪失了原有意義,舊帝製沒有了,中國卻建立了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新帝製”。
如果說,中國曆史上的“王朝”是“一家的天下”,那麽,今天的“人民共和國”則是“一黨的天下”,是披著“共和”外衣的現代“王朝”和現代“帝製”。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共產黨革命全部吞食了。
拒絕政治改革的後果
中共王朝的改革開放,是大清王朝在十九世紀“洋務運動”的現代版。“洋務運動”因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而破產,引發了光緒帝的政治改革——戊戌變法。與“洋務運動”不同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主動作過兩次政治改革。一是一九八二年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任最多一次;二是一九八七年趙紫陽領導下擬定了《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這一方案得到鄧小平的認可,寫入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大政治報告。趙紫陽政治改革方案因“六四大屠殺”而被塵封。“六四大屠殺”後,中國一步步變成了一個拒絕政治改革、以暴力統治的“警察國家”。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變化的規律是:“大事件、大變革;中事件、中變革;小事件、小變革;沒事件、不變革。”“文化大革命”引發“改革開放”,“六四大屠殺”後,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開始資本主義化。如果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引發了戊戌維新,那麽,可以說,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後實行新政。二十世紀初,慈禧太後派五大臣到歐美日本考察憲政、一九0八年宣布“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即九年後召開國會、推行憲政。清王朝末年,要求政治改革的請願運動風起雲湧。一九一0年,立憲派發動了要求“迅速召開國會”的四次大請願。就像今天的維權運動一樣,清末的請願運動采取了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毫無越軌行為,但清政府把請願人士視為“革黨會匪”,不是押解請願人士回籍,就是加以拘捕流放。
今 日中國,把“穩定”看得高於一切。“穩定”隻是“維護專製統治”的代名詞。愚蠢的中國統治者不知道“穩定”有“動態穩定”和“塔頂穩定”之分。“自由民主 法治和保障人權”造就“動態穩定”,對“上訪人士”的截訪,對維權人士的打壓,與清末押解“請願人士”回籍和對革命黨人的鎮壓,如出一 轍,在造就“塔頂穩定”的同時,引發革命。
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標
一次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廢除帝製、走向共和。二次辛亥革命的目標是廢除新帝製、走向新共和、建設新資本主義。
“舊帝製”的表現形式是“家天下”,“新帝製”的表現形式是“黨天下”。廢除新帝製就是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治。
“舊共和”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不牢固的“共和”,“新共和”是“聯邦共和”。走向新共和,就是要實現台海兩岸統一,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成新的、名副其實的“共和國”,聯邦製是兩岸統一的最好選擇。
“新共和”經濟製度的基礎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而且是“新資本主義”,即有明確“社會目標”的新資本主義。
維權、上訪、政治改革的道路一經堵塞,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就剩下軍事政變和革命。軍事政變在大多數情況下會使局勢更壞,但軍事政變可以造成突變,當一批有理想的軍人掌握政變主導權時,軍事政變就帶有革命的性質。在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無望的情況下,隻有革命才能把一個國家引向光明。在大清王朝末年,請願運動的失敗和其後清王朝成立“皇族內閣”等一係列事件,使立憲派對清王朝從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絕望,紛紛轉向革命。於是,爆發了辛亥革命。
今 日中共主要領導人,既沒有毛澤東、鄧小平氣魄和能力,也沒有胡耀邦、趙紫陽的愛心和智慧,就像清王朝“亡國”的攝政王載灃一樣,意誌力薄弱、智商低下、判 斷力不強、外交和國際金融知識貧乏,與外國首腦在一起時像“機器人”一般。一次次該作為時“不作為”、一件件僵化而愚蠢的決定,正在為中國出現第二次辛亥 革命準備條件。
辛 亥革命後,在袁世凱接替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一年,在中華民國的國會選舉中,當國民黨能以多數黨組織“內閣”時,將要出任“內閣總理”的國民黨 人宋教仁遭到了暗殺。在這時,大規模軍事行動和戰爭都會動搖幼弱的中華民國憲政基礎。當大部分國民黨議員主張“法律倒袁”的時候,孫中山主張“武力解 決”,發起了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動搖了憲政,為袁世凱後的軍閥割據開辟了道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二次革命”,不是孫中山式的“二次革命”,而是繼承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革”中國專製政治的“命”。如果說,第一次辛亥革命“革”掉了大清專製王朝的“命”,那麽,可以說,第二次辛亥革命將“革”掉“一黨專政王朝”的“命”——走向新的、名副其實的共和。
“六 四”一聲槍響,把馬克思主義送出了中國。中國名義仍稱為社會主義,實際上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二次辛亥革命不會去改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方向,而隻有完善資 本主義的目標。中國共產黨把發展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目標,共產黨就有必要“正名”。當共產黨的改革派在革命壓力下主動地改變一黨專政體製時,二次辛亥革命 就可能會成為中國式的“光榮革命”。
建立民主政治
中國從秦始皇以來,在政治製度上存在兩大弊端:一是專製獨裁,二是中央集權。由於這兩大弊端,從秦始皇以來,中國一直有兩大“循環”,一是“王朝循環”,二是“分合循環”。所謂“分合循環”,就是“分裂與統一的循環”。“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北洋軍閥時代”以及今天“台海兩岸兩個政權”都屬於“分合循環”的“分”的狀態。在二十世紀,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後,中國似乎進入了“共和時代”。然而,專製主義的陰魂不散,袁世凱、張勳、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充滿帝王思想。今天的共產黨政權是繼“大清王朝”後的又一個“王朝”。“大清王朝”的政權在“愛新覺羅”一家一姓中更迭,是“家天下”的“王朝”,而蔣介石國民黨王朝和共產黨王朝則是“黨天下”的“王朝”。
與中國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樣,當王朝發生最高權力更迭、中央權力衰落時,中國各種“分離勢力”就會抬頭。從根本上打斷中國兩大循環、並使中國走上長期穩定發展的辦法是:用“民主製”打斷“王朝循環”,用“聯邦製”融化“分離勢力”,最終打斷“分合循環”。
這 裏講的“民主製”是指一種“國家製度”。民主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一個國家的所有問題。對一個政黨、企業或一個社團來說,因組建目的不同,可以實行從獨裁 到民主的各種不同製度。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能靠民主產生,而政府的產生,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所謂“先‘黨內民主’,後‘社會民主’”,是一種糊塗觀 念。在民主政治下,黨政是分離的,“黨”不能在“國家”和政府之上,“執政黨”是取得並掌握政府行政權的黨。對一個國家來說,最高行政權必須集中,這同 “議會民主”可以並存,而“議會民主”,與“一黨專政”、“黨在國上”是絕不相容的。
二 次革命不同於一次革命,一次革命讓清帝退位就算完成。二次革命不是更換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而是要從根本上革掉“黨在國上”的體製,實現組黨自 由,把“一黨專政”變為“兩黨政治”或“多黨政治”。建立兩黨或多黨製的、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最終結束“王朝循環”是二次革命的第一目標。
用聯邦製統一中國
廢 除帝製,就是走向共和。“新共和”的“新”,一是名副其實和堅如磐石,二是“聯邦共和”,就是要在聯邦製基礎上實現中國的統一。中國統一的前提是中國大陸 開始民主化。一個專製的大陸,有可能武力統一中國,但不可能用和平方式與民主的台灣統一。當中國大陸有了言論自由和組黨自由後,這時,才可能召開兩岸、包 括西藏、新疆流亡者代表在內的製憲會議,建立民主共和的“聯邦中國”,使“聯邦憲法”能成為人權的根本保障。
聯邦製是“中央集權”和“分裂割據”的對立物。中國的麵積有960萬平方公裏,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很大。實行聯邦製,將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限,西藏、新疆、內蒙、香港、澳門以及所有其他省區可以在“聯邦中國憲法”允許的條件下製定各自的“憲法”或“基本法”,聯邦中國將進一步促進地區自主地、多樣化的發展,將解除“中央集權”給各民族、各地區的束縛,使各民族、各地區能夠充分發展各自的特點,而經濟上高度融合。民主、法治、富強、文明、統一而保持民族、地區的多樣性就是“聯邦中國”的特點。“聯邦中國”的建立,將最終結束二千年來中國的兩大循環——王朝循環和分裂統一循環。
建設有“社會目標”的“新資本主義”
今 日中國名義上還稱為“社會主義”,實質上是比歐美十九世紀舊式的、落後的資本主義還要落後的、帶有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這可以稱為“專製資本主 義”。這是一種私人財產不受保障的“資本主義”,這種“主義”,少數特權者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憑借政治權力和裙帶關係攫取大量財富,同時“國家” 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憑借政治權力隨意掠奪人們通過勞動得來的財富。“專製資本主義”由於“權力介入市場”,是一種缺乏公平競爭的“權力裙帶資本主 義”。
今日中國產生這種扭曲的資本主義,其根本原因是專製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隻要專製政治不消除,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會扭曲,就隻能是“專製資本主義”。在這種“專製資本主義”下,社會變得愈來愈病態和潰敗,在歌舞升平掩蓋下的是一個個“悲慘世界”。
今 日中國還需要把“正名”提上日程。中國明明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還要說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明明是“專製獨裁”,還要說自己是“社會主 義民主”,中國明明把毛澤東時代的全部政策倒了過來,還要把毛澤東放在中國首都北京的中心,這種“名不副實”、“名實背離”,就是中國不講是非、沒有正 義、“假冒偽劣”、“欺瞞詐騙”泛濫成災的總根源。
民 主不是經濟製度。二次辛亥革命的第三個具體目標涉及社會經濟製度,要全麵改善今日中國舊式的、落後的“資本主義”。中國在革除專製災難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同 時,要避免走上今日西方的“金融寡頭資本主義”道路,需要發展二十一世紀的新資本主義,即有明確“社會目標”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建立在私有製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自由競爭的前提是“市場透明化”,除了少數“金融寡頭”外,現代金融市場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愈來愈不透明了,成了充滿金融迷霧和金融欺詐的“霧市場”。“金融寡頭資本主義”是一種用信息迷霧扭曲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由於中國沒有對外開放資本市場,西方的“金融寡頭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有限,對中國來說,“市場”主要是被“權力”分割,資本主義尚處在原始階段,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首先要解除專製政治對它的束縛。
“舊資本主義”是在盡力滿足“個人偏好”的同時追逐“最大利潤”對主義,“國力增大”是“舊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一般來說,“舊資本主義”並沒有“社會建設的長遠目標”。“福利資本主義”是一種受社會主義影響發展起來的、改良的資本主義,把一些“社會福利計劃”納入了資本主義中去。“社會福利計劃”有好的目標,但降低了人們儲蓄的興趣、導致“超前消費”無限擴大,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成因之一。中國要建立的“新資本主義”不是走“福利資本主義”的老路,而是建立有明確“社會建設目標”又同時盡力滿足“個人偏好”的“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有三項要素:一是保障私有財產權,禁止和杜絕人類史上的“三大掠奪”——戰爭暴力掠奪、憑借國家政治權力的掠奪和金融欺詐掠奪。
二是把“社會目標”——全社會的建設工程、環境保護、社區建設、兒童保護、社會弱勢群體保護、民族團結與盡力滿足“個人偏好”結合起來。
三是“民主的資本主義”,是全球合作的、共同發展的資本主義。
民主大門要用“革命”來打開
世界曆史用大量的事實表明,在專製製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但民主的大門需要用革命來打開。在 英國,沒有克倫威爾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就不能打開英國民主的大門。在法國,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經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 的複辟和幾次革命,法國民主的大門才打開。在專製製度的土地上,革命與複辟、民主與專製總要經過若幹次較量,民主政治才能穩固地建立起來。中國辛亥革命後 一百年的曆史,同樣是革命與複辟、民主與專製反複較量的曆史。
袁世凱、毛澤東和“六四大屠殺”後的“江胡時代”,是辛亥革命後專製主義猖狂的三個時代。
猖狂的高峰一過,迎來的就是衰敗。
中 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權力和財產”的大轉移,共產黨革命剝奪了國民黨權貴在大陸的財富、剝奪了許許多多勤勞致 富的人的財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時代”,少數權貴家族利用政治權力掠奪了億萬財富。中國的高速增長是建築在大量消耗中國資源、破壞環境和榨取廉價勞動 力的基礎上的。官場腐敗、兩極分化、司法黑暗、摧殘人權、環境汙染已愈來愈嚴重。慈禧太後當年還用“預備立憲”來推遲革命,而今日中國,維權運動、示威抗議此起彼伏,遍布中國。專製政權隻能靠軍隊和警察來對付人民,企圖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滿用暴力扼殺在“萌芽狀態”中。中國今日的專製政權已經把人民視為敵人。
革命並不總是與“饑寒交迫的奴隸”連在一起,那是農民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許多革命是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在缺乏“製度化”的情況下發生的。革命不是少數人煽動起來的,革命是一種社會變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說過:“任何地方發生社會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而腐朽的製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強烈地普遍地感覺到,因此還不能立即得到勝利;但是,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製這種要求,那隻能使它愈來愈強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
革 命與改革的區別在於,改革是有當政者從上而下進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廣泛參與,需要從下而上的推動,革命是一場根本變革。激烈的革命將排除當政者,溫和的 革命往往借助於原來當政者的影響和力量,上下結合,實行變革。辛亥革命前的從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殘餘,而革命要求堅決清除這些東 西。在今天,“單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變“黨在國上”、“一黨專政”的體製,而二次革命要徹底革除“黨在國上”、“一黨專政”,要把“政治局淩駕在政府之 上”的體製、要把“黨政不分”、把受操縱控製的選舉、把軍隊警察和公檢法中的黨委統統掃進垃圾箱。
當共產黨自己關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門或搞騙人的假改革時,革命的爆發隻是時間問題了。現在的中國,正在蘊藏著一場大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為了發揚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
在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每到曆史轉折的關頭,“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現在中國又到了曆史轉折的關頭,愈來愈多的人卷入政治、關心政治。中國向 何處去?現在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如何解決中國愈來愈嚴重的官場腐敗和司法腐敗?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中國今天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 義”?中國能部分回到毛澤東時代嗎?民主有東西方之分嗎?實行民主會給中國造成大動亂嗎?“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是什麽關係?是堅持一黨專政,還是實 行兩黨或多黨政治?兩岸統一能在“一國兩製”下實現嗎?未來中國是堅持中央集權,還是實行聯邦製?實行聯邦製會使中國分裂解體嗎?這些爭論、辯論,在大轉 變的關頭,往往會導致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
堅 持一黨專政的人說,民主就是有東西方之分。中國隻能實行社會主義民主,不能實行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當中國愈來愈遠離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兩極分化 愈來愈嚴重的時候,所謂的“社會主義”也愈來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國,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帶有較多公有製殘餘的資本主義”。以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為基 礎的社會主義和自由競爭的私人資本主義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經濟製度。而專製與民主,是兩種對立的國家製度。在資本主義經濟製度下,既可以實行專製統治,也可 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國,就是“專製資本主義”——“典型的專製主義”加上“不典型的、舊式資本主義”。十九世紀法國是資本主義大發展時代,在建立民 主製度前,法國實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專製資本主義”。在希特勒統治下,德國宣稱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實行的是“法西斯專製資本主義”。在專製製 度下,最高權力不受製約,人民的權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國家長期的、動態穩定。
美 國的金融風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亞非拉民主國家的落後現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種“國家製度”,而不是“社會製度”。民主不是田園詩,但沒有民 主,人民就沒有政治權利,動亂政變就會層出不窮,國家就沒有長期的動態穩定。民主製度的具體形式,權力製衡的具體方式,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實 質,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民主需要與法治結合起來才能健康成長,民主使人民權利得到憲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限製,但未來中國的民主製度,將是新型民主,中國可以采取新的權力製衡方式,不容政府權力侵害人民權利,同時保證政府在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和國家發展問題上強而有力。
在中國要不要實行聯邦製問題上,也有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
二次革命的具體目標之一是建立“聯邦製”。反對聯邦製的人會說,中國實行聯邦製,會與蘇聯一樣,導致分裂和解體,聯邦製會使中國大卸八塊。
聯邦製與民主一樣,不是社會製度,而是國家製度。聯邦製是一種國家結構形式,國家結構可以分為“單一製”、“複合製”兩種形式。複合製國家又可以分為“聯邦”和“邦聯”。在“單一製”下,地方政府的權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超過聯邦製下‘州’的種種權力”,但《基本法》第二條明文規定,這些權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國人大”授予的。香港實行“一國兩製”,是“單一製”國家的“一國兩製”。 聯邦製是聯邦整體與組成聯邦的各個部分(邦、省或特別行政區)的一種分權關係。在聯邦製下,組成聯邦的“成員邦”(或稱“州”、“省”、“區”),其權力來自憲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單方麵改變憲法。在聯邦製下,成員邦、州的權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機關的支配。
在當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瑞士的國家結構,是典型的聯邦製。德國、印度雖然也稱“聯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權力,有人稱它為“準聯邦製”。
邦聯不同於聯邦。邦聯是幾個獨立國家為了軍事、經濟等原因組成的國家聯合。一般來說,邦聯沒有最高立法機關,也沒有統一的軍隊、賦稅、預算、國籍等。邦聯不 是國際交往的主體,而組成邦聯的成員則是主權國家。邦聯和聯邦的重要區別在於,邦聯是多國聯合,邦聯政府或機構並不對人民直接行使權力,而聯邦是一個國 家,聯邦中央政府與成員邦政府都直接對人民行使權力。
台海兩岸和平統一的一種可行模式是“邦聯式聯邦”,這是帶有“邦聯”特征的“聯邦製”。在這種聯邦製下,台灣、香港等作為“成員邦”與聯邦的關係將不同於上海、湖北、雲南等省市與聯邦的關係,將有更多的“自主權”。
建立“聯邦中國”的構想,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後,聯邦製思想就傳入中國。孫中山曾提出在中國實行“聯邦製”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大綱》,使最早期的中華民國帶有“聯邦製”的某些特征。北洋軍閥時期的“聯省自治”運動也促進了“聯邦製”思想的傳播。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早期也是聯邦製的擁護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主張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使聯邦製思想在中國重新抬頭。二00八年發表的《0八憲章》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主張,這是“聯邦製”思想在中國再次抬頭的最突出、最明顯的標誌。
蘇聯解體的根源是蘇聯本來就不是一個國家,“蘇維埃”不是“國家”的名稱,蘇維埃聯盟本來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聯盟,蘇聯“一黨專政”的結束,蘇聯的解體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聯邦製的美國、聯邦製的加拿大、聯邦製的印度、聯邦製的瑞士都沒有解體。中國東西部經濟、台海兩岸經濟的融合,將使民主的聯邦的中國成為堅如磐石的統一國家。
“二次辛亥革命”是“和平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與和平革命之分。曆史上許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和當代許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全國經濟的 密切聯係,使太平天國和毛澤東式大規模的農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革命會愈來愈不同於以往的革命。這場革命,不需要地道戰、巷戰,不需要張 貼標語、散發傳單,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連,而需要依靠網路、依靠手機、依靠電視、依靠各種媒體的配合,這是一場廣泛動員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場轉變全國 人心——包括共產黨人、政府官員、軍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一百年前為結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於中國曆史上所有的農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國請願、抗爭後、清王朝統治者自信心日趨低落,一九 一一年“皇族內閣”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這種情況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風中的“沙雕”一樣,迅速被吹散了。這是中國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場革命。中共 王朝外表由於奧運、世博和電視上的節日歡慶,而顯得煦麗燦爛,但官場腐敗和社會潰敗使中共統治者同樣失去了自信心。資本主義周期的規律開始在中國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或者經濟泡沫突然破滅,中共“一黨專政”就會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樣,將迅速融化。為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將是一場和平革命。
清王朝的曆代帝王都是專製獨裁者,也是專製獨裁體製的維護者。光緒皇帝在變法維新時,就成了專製獨裁體製維護者慈禧太後的敵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將滅亡之 際,愛新覺羅·溥儀和袁世凱在革命當頭沒有成為“專製獨裁體製的維護者”。在民國初期,袁世凱複辟帝製,就成了“專製獨裁體製的維護者”。
和平革命隻有一個敵人:專製獨裁體製或一黨專政體製的維護者。
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動的全麵變革。
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團結、包容各種力量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網路革命。
和平革命是傳播普世價值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為結束專製的、有明確目標、依靠網絡聯係起來的公民力量的革命。
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夕。中國的政治氣溫隻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國的革命將會由於經濟形勢的惡化或嚴重的突發事件而突然爆發。電腦、手機、電視、廣播的普及,將使革命立即發生。
為了實現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標,
中國需要公民力量的廣泛動員,需要共產黨改革派與專製派的決裂,與中國人民一起積極參與革除中國專製政體的偉大變革,為中國民主的光明前途奮鬥。
中國需要各民族的大團結,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國內藏族同胞、國內外新疆的維吾爾同胞、在維護中國統一和聯邦製的基礎上,在發展民族團結友好的基礎上,共同地妥善地解決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種問題。
中國需要台灣的民進黨人和國民黨人的合作,與大陸人民一起,為結束大陸的一黨專政、為台灣建設更好的政黨政治、為在聯邦製基礎上實現兩岸統一而共同努力。
中國需要使“維權運動”合法化,把“維權運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推動力量,為維護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集會遊行自由而共同努力。
中國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廣泛動員“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動的全麵變革。
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邉誘摺⑨尫乓蛐叛觥⒂^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
中國的前途充滿光明
中 國對電視、網路和媒體的嚴密控製,使人們難於看到一個完整的中國。當海峽兩岸“兩個中國”正在“邦聯化”時,中國大陸正在分裂為“兩國中國”,一個是經濟 增長和竭盡奢華的中國,另一個是由冤民災民訪民組成的“悲慘世界”的中國。和平革命將把另一個中國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將消除“兩個中國”的對立、並 把它們統一為“新資本主義、新共和、聯邦製的中國”;和平革命是一場大變革,是全民動員、上下結合來共同革除阻礙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專製獨裁的政治體 製的大變革。
為了人類的五分之一、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為了廢除辛亥革命後產生的“新帝製”,為了中國崛起而有利於東亞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國人民聯合起來,為驅除專製、恢複共和、保障人權、建立聯邦、為改善中國今日原始落後的資本主義、建設二十一世紀的新資本主義而共同奮鬥!
中國的前途充滿光明。秦、漢、唐、宋、元、明、清、國、共的“王朝循環”行將結束,“聯邦共和”也將最終結束“分合循環”。經過和平革命建立的聯邦中國,在 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歲月中,將成為民主、自由、富強、文明、充滿地區多樣性和創造力的中國,一個維護東亞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國。到那時,全世界會發現,超越 宗教的儒家文明將成為連接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東正教文明、猶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橋梁。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的 民主化是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和平和發展的最大的貢獻。
(附記:這篇文章在今年1月7日E-mail給一家刊物,因嫌太長,要求壓縮一半。1月28日E-mail給香港《前哨》月刊,3月1日全文發表。由於寫作時間關係,未涉及現在北非伊斯蘭國家的大變革。)